正当施琅雄心勃勃希望以武力征服台湾时，康熙却下令撤水师召施琅入京任内大臣，不再议武力征台。康熙这样做，主要是迫于形势，而不是对施琅一意罢贬。因为“主抚派”在当时占了上风，而且部分朝臣对施琅不信任，当时对施琅的不利因素比较多。他不仅是降将，而且在公元1664年前后两次率兵征台未果，损失兵丁，而当时清统治集团对明郑降将又多不信任，曾下令把这些降清士兵官员迁往内地各省安插，对施琅当然也不可能例外。这种不信任当然也包括康熙在内。当李光地向他推荐施琅为水师提督时，康熙问李：“汝能保其无他乎？”而清政府当时又要集中力量解决其他国内大事，所以康熙也只好下令撤兵。不过，作为施琅本人既认为平台是闽海第一要务，而且必须以剿逼和，是一个坚决的“主剿派”，他当然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公元1667年，施琅上《边患宜靖疏》，说他经过调查，认为郑氏并无“归诚实意”，再次提出出兵征台。在朝““主抚派”一片雀噪声中，康熙在看到施琅的奏疏之后，以“渡海进剿台湾逆贼，关系重大，不便。定”为名，召施琅“从速来京，面行奏明所见，以使定夺”。施琅到京后，康熙任他为内大臣，并撤福建水师，不再议征台之事。表面上看，停议征台，对施琅是贬，但实际上施琅从福建水师提督调任从一品的内大臣则贬中有褒。
第二，再次起用施琅，表现出康熙的雄才大略。
1681年，清、郑双方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事件。这一年郑经去世，郑克塽继位，郑氏集团内部矛盾激化；而清方在这一年最后平定了“三藩之乱”，能够腾出手来考虑平台的问题。这是施琅复出的契机。康熙深知平台不是一件易事，早在康熙十七年他就要姚启圣等遴选福建水师提督，条件“非才略优长，谙练军事不可。”据此，姚启圣就力荐施琅。但此次重新起用施琅却与施琅的同乡大学士李光地很有关系。据《清史稿》所记，康熙曾先后两次就福建水师提督人选事征求过李光地的意见。第一次李答以施琅“海上路熟，海上事他亦知得详细，海贼甚畏之”。第二次康熙就“命将”问题又一次征求他的意见，他认为“计量起来还是施琅”。理由是施琅是“海上世仇，其心可保。又熟悉海上情形，其人还有谋略，为海上所畏”。
在李光地的力荐下，几乎没有经过太多周折，康熙便谕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他赞扬施琅熟悉彼处地形、海寇情形，要“克期统领舟师进取澎湖、台湾”，并认为如果不派遣施琅去，“台湾所不能定”。施琅离京赴任前，康熙又语重心长地说：“尔至地方当与文武各官同心协力，以靖海疆。海氛一日，则民生一日不宁。尔当相机进取，以付朕委任至意。”
第三，破例同意施琅专征，显现出康熙帝用人不疑的宽广胸怀。
历史上许多战例，不是失在敌强我弱，而是失在将领之间互相掣肘，互相扯皮，而贻误战机。康熙任命施琅为“右都督充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命其前往福建，克期统领舟师，进取澎湖、台湾。不久，康熙任命收复台湾的最高统领集团：宁海将军喇哈达为福建最高军事统帅，姚启圣为福建总督，吴兴祚为福建巡抚，原水师提督万正色为福建陆路提督，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
10月初，施琅到达福建水师衙门海澄，立即进行各种战前准备，尤其重视整训水师。同时，研拟的作战方案是，根据“因剿寓抚”策略，其一，在进攻目标上，首取澎湖，在澎湖消灭郑氏集团的精锐水师。其二，乘南风风轻浪平之利，在五六月间进军。其三，在进军路线上，从铜山出发，穿过台湾海峡，袭击刘国轩侧背。施琅的作战计划应该说是正确的、可行的。
施琅的计划受到总督府的质疑，由于当时清朝上层盛行的“督提之争”，即掌握全权的总督和掌握军权的提督之间，经常难于一致，这也是清廷惯用的分散权力，互相制衡的手段。姚启圣和施琅也是如此，结果施琅的计划被推迟。公元1682年5月5日，施琅按照预定计划移师铜山港，也被姚启圣强令于6月4日退回厦门。
姚启圣和施琅两方虽说友谊很深，但终因权力分散和作战计划的不同，开始了为期不短的争论。
施琅到了厦门后，立即上疏要求专征台湾，即军事指挥由他独自决策。在其意见被否决后，他又执意坚持，再次上书。康熙帝虽然认为人臣不该有这样的“妄奏”，但他还是网开一面，把施琅的意见交大臣讨论。
大学士明珠赞成施琅的意见，认为“若以一人领兵进剿，可得行其志，两人同往则未免彼此掣肘”，主张“着施琅一人进兵似乎可行”。有明珠的附和，康熙帝立即表示同意明珠意见，下令“施琅相机自行进剿”。康熙批准“专征”之后，施琅大受鼓舞。
由于康熙的支持，施琅在攻占澎湖、招抚台湾时，进展便比较顺利。施琅不但军事指挥得当，而且招抚郑氏集团，采取的策略也十分高明，没有掺杂半点报私仇的杂念。当一些部众劝他对郑部“急扑灭之，以雪前仇”时，他说：“吾此行上为国下归民耳，若其衔璧来归，当即赦之，毋苦我父老子弟幸矣！何私之为有？”由此可见，他能顾全大局，以国家利益为重，同时也减少了进军中的许多阻力，尽可能地团结了郑氏集团。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总督和提督之间权力制衡是必要的，但到了一定时候，需要因情况而变，该放手时就放手。
坐山观虎
战国时，楚国大将昭奚恤在北方很有威名，深得军队和地方老百姓的拥戴，消息传到了楚宣王身边，有一天，楚宣王问众大臣道：“我听说北方的人很害怕昭奚恤，果真如此吗？”众人面面相觑，无言以答。
这时，大臣行列中走出一个名叫江乙的人，对楚宣王说：“老虎求百兽而食，结果只抓到了一只狐狸。狐狸对老虎说：‘你不敢吃我，天帝让我为百兽大王。今天你若是吃了我，那是违背天命的。你如果认为我讲的话不可信，那我走在你前面，你随我后，看看哪一种“兽见了我不逃走？’老虎一听就答应了狐狸的要求，跟在狐狸后面去见众“兽去了。谁知众“兽一见到它们，就逃之夭夭。狐狸说：‘你瞧，它们见了我都很害怕，都吓得逃走了，我不是百兽之王又是什么？’老虎不知道百兽们是在害怕自己，而以为是真的害怕狐狸，所以也就把狐狸给放跑了。”江乙停了停又说：“现在，大王您领导下的楚国，方圆五千里，强兵数百万，而你将这些全部委托于昭奚恤，所以，北方人之畏惧昭奚恤，实际上是在害怕国王的军队呀！这就像百兽不是在畏惧狐狸而是畏惧老虎一样。”江乙这番话，也正是后世“狐假虎威”成语的出典处。
楚宣王听了江乙这番精辟的分析以后，心里才踏实了下来，从此，也开始对昭奚恤存有戒心了。
在楚宣王面前，为什么其他大臣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唯独江乙讲了一通“狐假虎威”的话呢？原来，江乙早已对昭奚恤深受楚宣王信任感到不满，就千方百计抓住一切机会在楚宣王面前进行挑拨。
经过几番努力，江乙发现效果不大，楚宣王没有对昭奚恤采取什么不利措施。江乙心里十分着急。江乙忽然觉得光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扳不倒昭奚恤的，就想拉拢一帮人。但又觉得国内不会有多少人跟他干，于是就动起了国外主意。江乙曾在魏国呆过，与一个名叫山阳君的人关系甚笃，江乙就想拉这个人一道干。尽管山阳君对楚国无点滴之功，江乙却硬是在楚宣王面前为他在楚国请封地，楚宣王最后竟然也同意了。
昭奚恤知道这是江乙的主意，就在楚宣王面前竭力表示反对。
他对楚宣王说：“山阳君无功于楚，不当在楚国受封。”楚宣王也就停止了这一行动。山阳君知道自己的好事硬是让昭奚恤给砸了，顿时对昭奚恤产生了无比憎恨。这一来，江乙终于找到了一个与昭奚恤为敌的人。后来，山阳君果然通过各种途径在楚宣王面前讲昭奚恤的坏话，并扬言要杀了昭奚恤。
楚宣王将山阳君揭发昭奚恤不端行为一事也告诉了昭奚恤，想听听昭奚恤本人对这件事的看法。
昭奚恤十分感叹地对楚宣王说：“我一心为国，唯王命是听。现在，一个魏国人也想来挑拨我们君臣之间的关系，我感到形势十分严峻。我并不是害怕魏国人，而是觉得朝廷中有些人在泄露国家的秘密，让外人来插手我国内政，这种人也太可恶了。如果再这样下去，我昭奚恤获罪的日子已不远了。望主君能明察。”楚宣王听了后，也为之动容。他觉得昭奚恤讲得也有道理，就忙安慰他说：“寡人知道就是了，你又何必发愁呢？”以后，江乙又常来在楚王面前说昭奚恤的不是，楚宣王就采取两边都听的统治方法。有时还故意在甲方面前说乙方如何对甲方有看法，在乙方面前有意说甲方对乙方如何有微词，以使他们二人相互你斗我，我斗你。楚宣王则来个坐山观虎斗，好从中更好地利用这两位大臣。
太宗驭下
唐太宗李世民随李（打天下，身边有一帮子文臣武将，这些人为李世民立下汗马功劳，李世民登基后，怎样处理这些有功之臣呢？他有哪些统御之术呢？
这些人自恃有功，会不会胡作非为呢？他用什么办法解决呢？李世民是一个英明的帝王，他巧妙地处理了他与功臣们的关系，不但没有杀他们，反而将他们团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这正是李世民的高明之处。
李世民当皇帝时，他面临着三个政治集团，一个是李（集团，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是太原起兵的策划者、追随者，如裴寂（在李渊朝任右仆射），有的是隋朝的旧臣如萧瑀（在李渊朝任内史令）。
太原起兵的策划者、追随者，自认为对唐王朝有功，资格老，而傲视一切。隋朝的旧臣，在李渊王朝进已做上了高官，并且早已做惯了高官，对官场的一套懂得多。这样一帮子人，等待新皇帝向他们请教，等待着尊崇。如果处理不好与这帮人的关系，他们就会用己有关系网，向李世民施加压力，甚至阻碍新政策的推行。李世民处理与这帮人的关系时，给他们尊重，时刻将他们放在前面。李世民八月登基，十月公布一份功臣名单，这份名单共13人。李世民将李渊的心腹、太原起兵的策划者、李渊集团的首脑人物裴寂列在第一位。这样裴寂因受到尊重，非常高兴。在组织新政府时，李世民任命李渊集团的萧瑀为左仆射，字文士及为中书令，封德彝为右仆射。
像萧瑀这个人很有来头，有一次宫中举行酒宴，唐太宗说：“自认为是席中最尊重的人，先斟酒。”
当时长孙无忌、房玄龄等都互相观望，未说话，这二人为李世民夺权立功很大。萧瑀却伸手取杯。
太宗问道：“你有什么理由说说？”
萧瑀说，“我是梁朝天子儿（后梁明帝之子），隋皇皇后弟（萧姊为隋晋王妃。晋王即帝位，妃为后），尚书左仆射（指太宗时任尚书左仆射），天子亲家翁（太宗李世民之女襄城公主，下嫁萧瑀之子萧锐为妻）。”
李世民听罢拍案大笑。
经过一番安排，李渊集团的人安定下来，心悦诚服地积极支持李世民。
李建成当太子时，在自己周围网络了一帮人，这帮人本希望李建成当皇帝时，借以飞黄腾达，但太子被杀，他们人心惶惶，十分恐惧，有的已逃离京城。“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被立为太子，他立即派人把李建成的心腹魏征找来。
李世民斥责魏征：“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魏征坦然答道，“先太子若早听我的，何至今日受诛？”李世民听后不仅不怒反而为喜，称赞魏征耿直，以礼相待，并推荐他为谏议大夫。
李世民早已看中魏征的才华，但他这一步棋很妙，李建成集团的人物，看到李世民的大仇敌魏征都能被重用，恐惧反抗的心理也就消失了。任命魏征之后，李世民又叫来杜淹，王珪。这二人也是李建成集团的人，任命杜淹为御史大夫，王珪为谏议大夫。这样李世民化敌为友把李建成集团的人才收到自己的部属。这些人感恩戴德，自然愿意死心为李世民效力。
李世民从太原起兵，被封秦王，到夺得王位的过程中，他的手下在李世民征战时已立下战功，在玄武门事变中又为李世民夺皇权再次立功。这些人恃功自傲，难以驾驭，李世民特别注意对他们的使用。李世即皇位后，封他的心腹秦叔宝为左武卫大将军，程知节为右武卫大将军，尉迟敬德为中武收大将军，房玄龄为中书令，杜如晦为兵部尚书，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
李世民组成的政府班子既有李渊集团的，又有李建成集团的和李世民自己原来的部属。这样可以通过李渊集团和李建成集团的人对自己原来的部属加以牵制，防止自己的部属因功而放肆，更可防止其势力过大。这正是李世民的高明之处。
李世民特别注意分散朝臣的权力，扩大政府最高决策层次的人数，以防止少数大臣专权。他改革了宰相制度，除三省（尚书省、设左、右仆射；中书省高中书令；门下省设侍中，三省长官都是宰相）外，唐太宗又设立“参议朝政”、“参与朝政”、“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知政事”等名目。这样做的目的是提拔品位不及宰相，但有才干和政治远见的官员参与朝廷的最高决策。李世民还规定，中书省制定的诏敕，由门下省进行审议，以防止过失和错误。
由于李世民吸收了三个不同政治集团的人组成政府班子，任用贤才出任宰相，约束自己的亲信，使他们团结一致，为自己效劳，同时增加参与最高决策的人数，促进议事的风气，使他的统治十分巩固。在他当皇帝的19年中，没有主要大臣反叛，亦没有出现专权的大奸臣，政治清明，经济发展，被后人所称颂。
传奇宰相刘罗锅、风流才子纪晓岚、乱朝贼子和珅……谁都知道和大人贪赃枉法，为什么总是官场不倒翁？抛开其他因素，这是乾隆皇帝的用人之道。只有做到这点才能达到权力的制衡。
刘罗锅是忠臣不假，冒死进谏；和珅奸佞也不假，乾隆皇帝有脑、有耳，不可能不察。但是，为什么和珅能受如此重用呢？原因是有刘罗锅的地方必须得有和珅，因为刘罗锅为百姓想得多，和珅为皇帝想得多。皇帝和百姓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有的时候是对立的。同样，一个企业内部不能只用同一种性格的人，要拉开差距，不相马，而赛马，海尔的“休克鱼疗法”似乎和这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在竞争中求生存，在生存中求发展，企业管理者不可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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