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在森林的另一处（3）

女性文学可以产生幻想，如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女仆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或詹妮特-文特森(Jeanette

Winterson)的《激情》(The

Passion)；黑人文学可以创造鬼故事，如托尼-莫瑞森(Toni

Morrison)的《宠儿》(The

Beloved)；除了一两个极好的例外(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画像》［The

Portrait

of

Dorian

Gray］和让-热内(Jean

Genet)的《我们花样的女士》［Our

Lady

of

the

Flower］)，同性恋文学没有充满幻想的故事和想象的世界。然而，它的力量在于潜在的语言的颠覆性。挪用日常用语、破坏普通字词的习惯用法、采用超现实主义的游击战术使平凡带上一丝危险的意味——这些是同性恋文学，如同其他被压迫文学一样，做得最好的。逝世于1985年的法国诗人、剧作家、小说家热内创造了一种文学声音来探索同性恋经验，他比任何语言的任何同性恋作家都要做得好。热内认识到对压迫者绝不能有任何妥协。

在这个责难同性恋却赦免对女性的剥削、逮捕小偷却奖励强盗男爵、吊死谋杀犯却粉饰拷问者的虚伪社会，热内先是扮作男妓和小偷，继而透过一个被驱逐者的视角描绘了这个充满色欲幻觉的世界。他的看法过于令人不安，当让-科克托(Jean

Cocteau)给保罗-瓦雷里(Paul

Valéry)看热内写的《我们花样的女士》手稿时，瓦雷里的回答是“烧掉它”。在英语作家里，奥斯卡-王尔德、乔-奥顿(Joe

Orton)、威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他们都是社会里被迫或自愿的局外人——也利用社会语言反抗权威。或许所有被隔离群体的文学都要经过相似的阶段：道歉、自我描绘和教育、政治与鉴证、偶像破坏与激越。如果情况如此，那下一个阶段我认为可以在阿伦-格加那斯(Alan

Gurganus)或阿伦-霍尔林赫斯特(Alan

Hollinghurst)的一些小说中发现，这些书中的人物碰巧是同性恋，但他们的环境却由性取向之外的其他事物界定，而性取向也再一次被认为是这个复杂多元世界的一部分。给树木作标记也许，此后的年月可以启明一个新世纪，

啊!比我们更幸运，

没有苦难，贤明审慎，

没有轻浮，快乐愉悦。——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写于雄伟的卡尔特寺院的诗章》(Stanzas

from

the

Grande

Chartreuse)除了装点着软毛的纱睡衣外身无一物，卡里-格兰特赤脚蹒跚而行，他对前来打听的玛丽-罗伯森宣称：他之所以这样装扮是因为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同性恋”。随着这一声在1939年电影《育婴奇谭》(Bringing

up

Baby)中出现的宣言，“同性恋”这个字眼，含义是“男子同性之间的爱恋”，公然进入了北美的英语语言。这不是一个好开端。

卡里-格兰特的用法反映了一个定形：“同性恋”意味着身穿女性服装，有变成女性的愿望、因而不自觉地模仿女性。勿庸置疑，有些男同性恋者身着裙装，但并不是所有着异装者都是同性恋，而同性恋者也不尽有异装癖。对卡里-格兰特的大部分观众而言，社会是一个不变的现实，男人和女人履行各自的角色、穿着相应的服装、有不同的举止，对这些角色和风格的质询被认为是反常的——因此，也是错的。今天，其中一些认识已有所改变，但这些改变大多停留在表面上。在卡里-格兰特表面宽容的新观众的举止之下，以往的传统标准仍在继续，人们仍然感到旧日的不安。“同性恋”(gay)这个字眼的历史起源有一些可疑。

“Gai

Savoir”

在13世纪的普罗旺斯语中是“诗歌”的意思，因为一些民谣诗歌明显关乎同性恋，这个词可能渐渐指向他们保留节目的这一特定方面。其他好奇的语源学家把“同性恋”的起源追溯到古英语，那时“gal”的意思之一是“好色的”，如同现代德语中的“geil”。无论起源如何，至20世纪早期“同性恋”(gay)已经作为一个口令或代码普遍使用于英语同性恋亚文化中。如今，在法语、荷兰语、丹麦语、日语、瑞典语和加泰罗尼亚语中，“同性恋”(gay

或gai)已成为“男同性恋”的常用术语。

“同性恋”(gay)一般专指男同性恋。女同性恋有自己的一套词汇和发展历程，但“同性恋”这个词在1971年《牛津英语字典》中仍然遭到忽略。尽管偏见将所有非传统的性取向看作是罪行的一部分，尽管同性恋作为偏见的目标有着共同的政治诉求，男女同性恋在公共形象、词汇以及历史方面都有所差异。例如，女同性恋因为与女性主义的关系获得了力量——男同性恋没有如此的男性团体的支持——而且女同性恋行为在一定的异性恋法律规范里被忽略；英国19世纪有名的反同性恋法仅仅针对男同性恋而设，因为维多利亚女王(基于传统)不相信“妇女会做那种事”。

在大多数国家，女性伴侣通常被认为是“可敬”的，而男性伴侣只能让人联想到恶心的东西，这也许是因为在统治大多数社会的异性恋男性的想象中，两个女人住在一起只是因为她们无力得到男人，这种缺失值得同情，而她们承担起通常属于男性的责任这点也令人敬佩。相似的是，女同性恋形象在异性恋的男性色情文学里是被接受的——事实上，是受到鼓励的——这种幻想意味着女人之间相互的爱慕只是为了等待男人的到来，如此异性恋的男性尊严得到了维护。不遵守这些预设规则的人威胁着社会里坚持这些规则的成员的标准身份。

为了方便地解除这种僭越，最好的办法是歪曲地描述它(如《假凤虚凰》(La

Cage

aux

Folles)这样缺乏价值的电影的成功所证明的)，这样便创造了“好同性恋”的神话。如哈韦-菲尔斯泰(Harvey

Fierstein)的《哀歌三部曲》(Torchsong

Trilogy)里描写的，好同性恋者就是内心希望和妈妈一样：有丈夫、有孩子、在屋子里闲荡，而他往往用讲俏皮话的天性阻止自己这么做。在“好同性恋”神话的外衣下包藏着这样一种认识(美国心理学学会直到1973年还赞成这种认识)——同性恋是发生了错误的异性恋：如果有额外的一个基因、多一点男性荷尔蒙，或者用少量的茶或一点同情，同性恋是可以被治愈继而变得正常的。如果这些治疗达不到效果(因为在一些病例中病人已病入膏肓)，那最好的办法就是病人接受社会在二元设计里规定的另一种较次要的角色：人为的女性角色。我还记得，有个对“特殊友谊”感兴趣的学校顾问在我们这个全部由男生组成的班里搞过一次心理测试。上一个班警告过我们，如果我们画出女性图形，顾问会认为我们的幻想是当女人；如果我们画个男子图形，那我们就会被男人所吸引。两种情况下都有关于可怕的非正常心理的课程等着我们。顾问告诉那个班说，不正常的人最终都会被海员谋杀在码头边。轮到我时，我画了一只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