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森林

……他把手凑到火边烤着，惊叫道：“现在我们如果没有柴捆会在哪里？”——瓦尔特-斯各特爵士

(Sir

Walter

Scott)

《肯纳尔沃斯堡》(Kenilworth)同性恋并非一直受到社会的谴责。在其他一些社会里人类的性行为跨度很大。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异性恋与同性恋之间并没有道德区分；在日本，同性恋关系在武士阶层被正式接受；在古代中国，皇帝本人也拥有男性的恋人。危地马拉的土著人中，同性恋并非被视为局外人——“我们的人民，”土著首领瑞格贝塔-门图(Rigoberta

Menchú)说，“并不区分同性恋或异性恋，这种情况只有在走出我们社会时才发生。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好处在于任何事情都被认为是自然的一部分。”在欧洲社会，对同性恋的敌意直到12世纪中叶才得以广为散布。

“变化的原因，”耶鲁大学历史学家詹姆斯-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写道，“无法充分解释，但它们也许与贯穿13和14世纪的教会与世俗机构对少数群体越来越不宽容紧密相关。”尽管有这种敌意存在，在19世纪之前同性恋者并没有被看作是不同的人，也没有被看作是与异性恋者具有不同人格的人，或是不仅因为其反自然的行为而仅仅是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就被压迫的人。

19世纪，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性史》(History

of

Sexuality)中提出，“鸡奸只是被当作暂时的反常；而今天的同性恋被看成一类物种。”随着物种“同性恋”的发明，褊狭创造了自已的猎物。一旦偏见建立，它就把一大群异质的个体一网打尽，而他们唯一的共同名字由偏见本身决定。肤色、个人信仰的差异、性取向的一些特定方面，可以而且的确变成欲望的目标——憎恨的目标。没有什么逻辑指引这些选择：偏见能将一名印尼律师和一名牙买加塔法里诗人凑成一对“有色人种”，对于一位日本商人却例外开恩因其乃是“高贵的白人”；对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和美国犹太哈西德派教徒谩骂，同时尊崇所罗门和大卫为基督教的支柱；责难同性恋少年和可怜的奥斯卡-王尔德，却为埃尔顿-约翰(Elton

John)鼓掌、忽略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和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的同性恋行为。被偏见创造的群体之形成不是因为构成它的个体的选择，而是由于圈外人的反应。无限变化的性欲之形态和暗影并非每个人生活的轴心，然而，同性恋男子发现他们正是被这唯一的特征所定义——他们在身体上为同性的他人所吸引——尽管吸引他们的同性涵盖了男性的整个范围——高的、矮的、瘦的、胖的、严肃的、愚蠢的、粗犷的、秀丽的、聪明的、迟钝的

、有胡子的、没头发的、右撇子、左撇子、年轻的、年老的——除了阴茎以外他们无一处相似。

一旦被这种分类方式限定，猎物便受到奚落，在社会的一些区域被驱逐，丧失某些权力，有时被捕、挨打或被杀。在英国，倡导同性恋是违法的；在阿根廷，同性恋照例被敲榨；在美国和加拿大，是否应把同性恋召入部队一直备受争议；在古巴，同性恋被关押；在沙特阿拉伯，他们被处死；在德国，受到纳粹迫害的同性恋现在也未得到赔偿，理由是他们受到迫害是基于刑事而非政治原因。一个群体、一个种类、一个名字，在历史进程中可以得到形成和改变，但这类直接的经历对于作家用艺术手法——如作诗或写小说——来表现它并非必需。许多涉及同性恋主题的小说出自被迫居住在同性恋居民区的作家之手，但也有很多小说来自从没被责难为同性恋的男性和女性作家。作为虚构性作品，它们并不易相互区分。风景的变化多样性乃快乐之魂。——阿弗拉-贝恩夫人

(Mrs.

Aphra

Behn)

《流浪者》(The

Rover)第二部《奥德赛》的第四部讲到埃及王普罗特尤斯作为“古代的海神”可以预知未来和随意改变外形。根据这个故事的一个版本，他是被众神想象为具有无限可能的第一人。

如同这位古老君王的外表，我们的欲望也不应受到限制。同性恋和异性恋毫无疑问是海神的两种外形，但他们并非互相排斥或难以渗透。如同我们的文学口味，我们的性关系仅需要表白忠贞，在束缚中定义自身。在快乐的当口，我们如同这一时刻本身一样无法定义。也许快乐的慷慨之感会最终获胜。然而，我们的社会机构仍然要求标签和分类，这一切无可避免地造成等级和阶级系统，其中一些事物获得了权力，而另一些则被排除在外。每一个图书馆都有自身的阴影：无数架的图书没有被选取、被阅读，它们被拒绝、被遗忘或被禁止。然而文学上对任何主题的排除，无论是出自读者或作者的安排，都是降低所有人人格的不能允许的审查形式。被偏见放逐的群体可能会、也常常遭到断绝，却绝不是永远被断绝。如我们至今应已了解的，不公平对人们的声音有一种古怪的效用。它带给人们力量与清晰、智慧与创意，这一切对文学创造者而言都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