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摄影师（1）

“问题是，”爱丽丝说，“你能

让一个字表达那么多不同的意思吗？”

“问题是，”矮梯胖梯说，

“归根结底，要看是谁在当家作主。”

——《爱丽丝镜中奇遇记》第六章

“你想别的事，就能不哭吗？”她问。“这就是了，”王后斩钉截铁地回答，“你知道，没有人能同时干两件事。”——《爱丽丝镜中奇遇记》第五章1963年9月，巴塞罗纳的塞伊思—巴洛尔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薄薄的小说《英雄岁月》(The

Time

of

the

Hero)，作者是一位年轻无名的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拿到这本书是在学期末之前。我的西班牙高中老师私下说它是本杰作，而他又公开宣称它不应当教给一班气喘如牛的青年：太多反抗的暴力，太多性的黑暗，太多对官方的诘问。西班牙小说里从没有出现过这种作品。它对秘鲁军方系统进行了强烈的控诉，对以利马最具声望的军事委员会(作者曾参加过)为代表的现有权威表达了炽热的愤怒，它还历时性地记录了青年成长为发号司令的家长的过程。这本书大大激怒了官方，按照城里先辈的传统，他们安排了一场火刑，在委员会的院子里焚烧了几十本小说。在聪明的文化广告商欢呼的拉美文学“繁荣”之始，《英雄岁月》很快就被认为是一本现代经典，它以高明的文笔表达了具有传染性的反抗之音，同时通过人物声音的变化以及作者对讨巧的恐怖小说形式的抗拒，在风格和结构方面又英明地保持了含糊性。直到那时，所谓拉美“抗议小说”一直视左拉为楷模。在《大地》(La

Terre)和《萌芽》(Germinal)作者的巨大影响之下，厄瓜多尔的荷西-伊卡萨(Jorge

Icaza)写出了《瓦西邦哥族》(Huasipungo)，秘鲁的西罗-阿莱格里亚(Ciro

Alegría)创作了《广漠的世界》(El

mundo

es

ancho

y

ajeno)——这些小说讲述了受剥削的印第安人的苦难，可惜在技巧上不能与它们毋庸置疑的人文关怀相提并论。还有其他更成功的小说家：墨西哥的胡安-鲁尔福、秘鲁的何塞-马丽亚-阿尔吉达斯(José

María

Arguedas)，通过他们，我们了解了西方文化教我们否认的人民的生存状况，这些人的历史被局限在充满杀戮的游牧部落故事、野蛮的习俗以及在胜利的征服者铁蹄下蒙尘的失落的文明里。刻在我们每天在大街上使用的铜币上的那些脸，我们离开首都越远就越容易看到，他们一直为人忽视，直到一页页的文学作品提醒我们他们的存在。略萨没有遵从左拉及其门徒的血与火，而是选择了福楼拜(Flaubert)作为自己的导师。略萨认为，福楼拜开启了现代小说的先河，他采用的是一个“客观”、无形的叙事者，由于叙事者没有说教，故事因而显得非常真实。对略萨而言，左拉的小说不幸与新闻相近。福楼拜却提倡在小说里创造一个虚构的现实，每位读者都能经历这些事实，也能通过它了解真理。略萨在多年后的1989年问到： 小说与报刊文章或历史书的区别在哪里？它们不是都以文字写成的吗？它们不都在虚构的时间内包含了大量真实的激流吗？我的答案是对于接近现实而言它们是相对立的系统。小说反抗和僭越生活，而其他文类只可能是生活的奴隶。《英雄岁月》首次发行时，我们除了作者创造的流利、控诉的叙事者以外对作者一无所知。如福楼拜倡导的，作者始终是看不见的；我们完全相信他讲述的是真相，他的小说完全客观。我们热切地盼望着他后来的小说——《绿房子》(The

Green

House)

、《酒吧长谈》(Conversation

in

“The

Cathedral”)，而这个略萨到底是谁，这一直让我们狐疑。后来80年代，我逐渐意识到了他的政治角色。我开始读他有关拉美苦难的政治声明，其中他提出解释和修复社会弊病的建议，这些声明也引导他于1990年竞选过秘鲁总统。我为他在小说中和新闻里表达出来的相左意见十分震动——这就仿佛他像一个盲人摄像师一样，对他曾有力抓拍过的人类现实视而不见。我的结论是有两个略萨。第一个是伟大的小说家、作家，他对他者的情况备加关注，并且能在他者的经验里再创造出许多故事，把现实通过共同(或共同想象)的经验转化为小说。“创造就是进行一场对话，写作就是头脑里始终有波德莱尔所说的‘虚伪的读者，我的同胞，我的兄弟’。亚当和鲁宾逊-克鲁索不可能成为诗人或叙事者。”第一个略萨如此写道。但是第二个略萨却无力进行对话，因为他就像克鲁索一样对他者盲目，仅仅把他们想象成自己不愿成为的漫画式人物。他抵制女性主义者和本国化者的观点，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正确”，这就像拒绝“你不会杀人”和“你不会偷窃”，因为他们是犹太基督徒。如同狄更斯笔下的泼德斯奈普先生，这第二个略萨希望清除世上所有“令人不快的人”，这些人只要“挥挥手或虎虎脸”就会被一扫而空。泼德斯奈普先生所谓的“非英国人!”可以在这第二个略萨身上翻译成“非白人!非西方人!非现代人!”小说家略萨将自己和同事定义为“职业不满者、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社会干扰者、有理想的叛逆者、我们世上无可救药的革命者”。政治家略萨宣称自己是一位反革命者、撒切尔主义的倡导者、梅内姆总统可耻地大赦阿根廷军事独裁中造成上千平民失踪的负责人的辩护者、以“牺牲印第安文化”为前提的秘鲁现代化的信仰者。罗兰-怀特（Roland

Wright）回应略萨发表在《芭沙》杂志上的文章时曾评论过这一点，他说：“这当然是许多白种秘鲁人渴望施行的，这种愿望在他们跟随皮萨罗(Pizarro)跳上岸那一刻就开始了。”这种分裂的行为导致了一个仿佛无法回答(也许甚至无法提出)的问题：这涉及作家作为艺术家和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