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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要来这儿？为什么？”

“要替孩子洗礼。”

“我就要看见我的孩子了！”博西尔就象痉挛病人那样跳了起来大声说，“您是说，我待会儿就要看见奥利瓦的儿子了？……”

“待会儿，在这里，但我求求您，请克制点自己，否则，我想，混在这些要饭花子里的克罗斯纳先生的两三个探子就会发现您，并会猜测您和巴士底狱的犯人一直有什么联系。您这样毁了自己不说，还会连累我的主人。”

“啊！”博西尔带着宗教式的尊敬和感激的心情大声说，“我宁可死，也不会说出有损于我的救命恩人的一个字。假如需要，我能把自己憋死。我现在不说什么了。他们还不来！……”

“耐心点嘛！”

博西尔走近这个德国人。

“她在那儿还舒服吗？”他合着手问道。

“舒服极啦。”那人回答说，“啊，一辆出租马车来了。”

“对，对。”

“它停下来了。”

“里面有白衣服，有花边……”

“这是孩子的洗礼布。”

“我的天哪！”

说着，博西尔不得不依傍着一个柱子，使自己站稳。突然，他看见助产士、外科医生和一个狱卒从马车里走出来，他们是在这次会见中作为见证人的。

在这一行三人走过去时，乞丐骚动起来了，发出嗡嗡的乞讨声。

这时，怪事发生了，人们看见教父和教母一面用臂肘推撞着这些穷人，一面走，而另外一个陌生人却一面高兴地淌着眼泪，一面向他们分发着零钱和整个的埃居。

接着，这小小的队伍走进了教堂，博西尔跟着也走了进去，并随着教士和那些紧跟着进来看热闹的人一起到即将行洗礼的圣器室找一个好座位。

助产士和外科医生曾在同样的情况下多次请求教士守成他的圣职，所以神甫认识他们，并向他们微笑着点头致意。

博西尔也随着神甫点头、微笑。

这时，圣器室的门关上了，神甫手上拿着羽笔，开始在他的登记册上写下施行圣事的语句，正式登记入册。

当他问及到孩子的姓名时，外科医生回答说：

“是一个男孩，我知道的就这些。”

等他说完，笑声四起，在博西尔看来，这笑声不是很尊重人的。

“他总得有个名字，哪怕是一个神的名字。”神甫又说。

“是的，小姐想叫他杜山③。”

“这名字代表所有的神祇哪。”神甫接着说，由于自己玩文字游戏，忍不住笑了，并在圣器室里又引起了一阵大笑。

博西尔有点忍耐不住了，但德国人刚才一番理智的话还在他身上起着作用，他终究还是克制着。

“那好吧！”神甫说，“有这样一个名字，有所有的神作庇护人，父亲也可以免了。我们就写，今天，一个男性婴儿来到这里，昨天出生在巴士底狱，是尼科尔·奥利瓦·勒盖的儿子，……没有父亲。”

博西尔愤怒地窜到神甫身旁，使劲地抓住他的手腕，大声说道：

“杜山有一个父亲，正如他有一个母亲一样！他有一个好心的父亲，他决不否认和她的血统关系。我求求您，请您写上：杜山，昨天为尼科尔·奥利瓦·勒盖所生，是让·巴普蒂斯特·杜山·德·博西尔的儿子，他现在就在这儿。”

大家想象一下神甫、教父和教母的惊愕程度吧。羽笔从神甫的手上滑下来，孩子差一点儿从助产士的怀中掉下来。

博西尔把孩子接过来捧着，贪婪地吻着他，在可怜的婴儿的额上留下了第一次洗礼，这是仅次于上帝的、在这个世界上最神圣的洗礼，是父亲的眼泪组成的洗礼。

在场的人虽说已看惯了戏剧性的场面，并抱有在这个时代伏尔泰的信奉者所信仰的怀疑主义，但还是被感动了。只有神甫保持了冷静，对这个自称父亲的人颇具戒心。也可能要他重新改写登记卡，使他感到厌烦吧。

这时，博西尔看出了困难所在，他在圣水缸上搁了三个金路易，路易究竟比他的眼泪值钱，他的父亲的地位确定了，他的诚意得到了赞扬。

神甫致了意，捡起了七十二个利弗尔，把他刚才带着嘲笑在登记簿上写下的两句话删掉了。

“不过，先生，”他说，“由于巴士底狱的外科医生和肖潘夫人的话是正式声明，那么您就自己来写吧，并确认，您是自己宣称是这个孩子的父亲的。”

“我吗？”博西尔高兴极了，大声说，“我真想用我的血来写呢！”

说完，他兴致勃勃地抓起了羽笔。

“请注意，”狱卒居荣轻声对他说，他一直没忘了自己的角色是一个谨慎小心的人，“我想，我亲爱的先生，您的名字在某些地方可不佳，在公开的登记本上写上这个名字和日期怕有危险，因为日期同时表明您来到这儿的事实，并且证明了您和被告人之间的默契关系。”

“谢谢您的关照，朋友。”博西尔自豪地回答说，“我的名字代表一个正直的人，并且值我送给您两个路易；然而，要我不认我的老婆和孩子……”

“她是您的老婆？”外科医生大声问道。

“合法的老婆！”神甫大声说道。

“愿上帝让她自由吧。”博西尔说，高兴地颤栗着，“明天，尼科尔·勒盖就要叫博西尔，象她的儿子以及象我一样。”

“等等，您在冒险，”居荣坚持说，“我想有人在找您。”

“我是不会出卖您的。”外科医生说。

“我也不会。”助产士说。

“我也不会。”神甫说。

“假如有人出卖了我，”博西尔带着勇于牺牲的人激情的口吻继续说，“我宁愿去受车轮刑④，只要能得到认领我的儿子的安慰。”

“假如他上了车轮刑，”居荣先生低声对助产士说，他为自己能对答敏捷而沾沾自喜，“这肯定也不是因为他自称是小杜山的父亲的缘故。”

这句玩笑话把肖番太太逗笑了，其时，认领小博西尔的事已正式登记入册。

博西尔用冠冕堂皇的词藻写上了他的声明，就是略微啰嗦了一些，就象伪造者引以为荣的那些记叙功绩的文体。

他又读了一遍，点上标点，画上押，又叫在场的四个人画上押。

接着，等他读完，又复查过后，他拥抱了正式接受洗礼的儿子，在他的洗礼布下放了十几个路易，并在他的颈脖上挂上了一个戒指，这是给产妇的礼物。然后，他得意得就象赛诺封⑤在他那著名的大撤退时表现的那样，打开了圣器室的门。假如此时在警探中有一些不近人情的人要抓他的话，他决心正视现实，不象小人那样想法溜掉。

一群群乞丐并没有离开教堂。此时，博西尔假如能仔细地看看这一群群人的话，他可能会在他们中间认出那个和他打过交道的讲实惠的人，也就是让他倒霉的罪魁祸首，但是什么事也没发生。博西尔又一次分发钱财，只听到一片此起彼落的“上帝保佑您！”的声声祈祷，接着，这位幸运的父亲表面上就象一个在堂区受到穷人尊敬、疼爱、祝福和抚慰的贵族那样，离开了圣·保罗教堂。

至于那些洗礼的见证人，他们也退了出去，回到了他们的马车上，一个个为这次意外的事件而喜气洋洋。

博西尔在圣·卡特琳文化街的街角上瞅着他们，看着他们登上马车，向他的儿子激情地飞了两三个吻。当马车在他的眼前消失，他感到心满意足之后，他想，他既不应该和上帝，也不应该和警署挑战，于是便回到了只有他本人、卡格里奥斯特罗和克罗斯纳先生晓得的安身之地。

这也就是说，克罗斯纳先生也一样，他对卡格里奥斯特罗言而有信，并没有派人去惊动博西尔。

当孩子到了巴士底狱，肖潘太太把这激动人心的经过告诉了奥利瓦时，她把戒指套在她的最粗的一只手指上，哭了起来，接着，她又抱吻了她的孩子。她想起了别人正在替孩子找一个乳母，便说：

“不，以前，卢梭先生的沉重——吉尔贝先生曾经说过：任何好母亲应该自己给孩子喂奶。我的孩子由我自己来喂，我至少要成为一个好母亲，永远是一个好母亲。”——

①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

②蒂东，迦太基(公元前八世纪非洲北部的奴隶制国家)开国女王，曾与特洛伊英雄埃纳相爱。阿斯加涅是埃纳的儿子。这句话表示蒂东思子心切。

③杜山是法语Toussaint的音译，意为天主教的诸圣瞻礼节。

④当时的一种酷刑，把犯人打断四肢置于车轮上任其死去。

⑤赛诺封(前427—前355)，雅典将军，在一次大撤退中著名——

93被告坐的小凳子

经过了长时间的辩论之后，由总检察长在最高法院作宣判的日子终于来临了。

被告中除了罗昂先生，早已被迁移到离法庭比较远的附属监狱。法庭每天上午七时开庭。

在以首席法官阿里格领导的一排法官面前，被告的态度还是象在预审时那样。

奥利瓦表现得直率而胆怯；卡格里奥斯特罗则是安详、超脱，面部流露着神秘的光彩，并为此而洋洋得意；

维莱特感到羞耻、低下，哭丧着脸；

雅纳还是目空一切，眼睛亮闪闪的，气焰嚣张，凶相毕露；

红衣主教显得很坦然，神色迷惘，痴呆呆的。

雅纳对附属监狱里的一套很快就熟悉了，并用甜言蜜语，小恩小惠，得到了监狱看守员、她的丈夫和她的儿子的好感。

这样，她为自己争取到一种较好的生活待遇，与外办联系也方便多了。猴子总是需要更大的活动空间，正如阴谋家比安分守己的人总是需要更大的活动场所一样。

法庭辩论没给法国带来什么新闻。讲来讲去还是讲被指控的两个人中的一个胆大包天地偷了这串项链，而他们之间也在互相指控对方。

案子的全部内容就在于决定这两个人之间谁是贼。

法国人的这个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并且在审案期间，这种想法发展到了极端的程度，从而又引出案子的另一个实质性的内容。

这就是想知道：王后叫人逮捕红衣主教，并指控他肆无忌惮、粗野无礼是否有根据。

在法国，任何关心政治的人都认为，本案的附属部分倒是诉讼的关键。罗昂先生真的以为他敢于向王后说出他以前向她说过的话，敢于以自己的名义做出他以前做过的事情来吗？他真的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密探，而当事情败露以后，又马上成了她不信任的人了吗？

总而言之，在这件节外生枝的案件里，被告罗昂作为王后的贴心人，是否真的对她的态度表里一致，真心实意呢？

假如他的态度是真心实意的，那么他俩的亲密关系即使是清白纯洁的，王后也负有罪责。她虽然始终否认有这种关系，而拉莫特夫人却隐隐约约透露确实有这么回事。此外，在毫不留情的公众的眼里，不论如何，不得不向自己的丈夫、大臣和她的侍从矢口否认，但实际存在的这种亲密关系是否能算是清白纯洁的，也是一个问号。

这就是案情发展的经过，总检察官将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和既定的目标，来对本案作出初审判决了。

总检察官宣判了。

他是法庭的灵魂，他以王座的尊严受到歪曲，受到侮辱的名义宣判，他以王座不容侵犯这个至高无上的原则进行辩护。

总检察官在主案件中对付的是某些被告，对红衣主教，他就在副案中来向他攻击。他不能同意，在项链一案中，王后负有任何责任，他认为王后一个错误也没有。假如王后没有任何错误，那么所有的罪责就通通落到红衣主教的头上了。

因此，他坚定地作出以下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