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艾米莉亚母亲的葬礼上，我坐在艾米莉亚的后排，她大伯离她远远地坐着。他住在养老院里，今天特地赶来送她妈妈最后一程。她自己孤零零地坐在前排，那里是专门留给家属的。那个前天还让她搬到柏林的福瑞德再也没提让她去柏林和他一起生活的事了。实际上，跟我说话时，他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在第一次向艾米莉亚求婚时，他就非常确定地知道，她会因为她母亲拒绝他。可现在，她妈妈玛格达去世了，不会再有任何东西让艾米莉亚舍不得离开都柏林的那间书店了，他自然就恐慌万状。肯定像艾米莉亚说的那样在都柏林还有个女的在等着他呢。他坐在我后面几排，我扭过头去，用能想象到的最鄙视的方式瞪了他一眼，权当是替朋友出口恶气。他垂头丧气地坐那儿，不自在地扭来扭去，像个卑鄙的伪君子，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懊悔不已。看他这副模样，我很是满意。说到我自己，谁都知道我是有过自己的男人的，但我选择离开巴瑞，结束了这段婚姻，一点理由都没有——嗯，至少一点别人知道的理由都没有。看起来就像我非得让别人承担自己的痛苦似的。如果他没出轨，没打我或对我不好，好像就没人明白这样一点：只要我不再爱他了，我就可以离开他。我知道自己不完美，可我仍像大多数人一样尽力不犯错误。但是，结错婚这件事不仅让我无比尴尬，而且创巨痛深。这时，我忽然想到巴瑞可能会在这个教堂里，便不再东张西望了。
虽然福瑞德伤害了艾米莉亚，可我在私下里跟巴瑞不也说过福瑞德有可能会这么做吗？我现在怎么好又来责怪他呢？艾米莉亚把她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照顾她妈妈和打理她爸爸留下来的那个书店，诚然，这种行为很高尚，但正因为这样，她也就失去了自由身。这样一来，不管是福瑞德，还是任何其他人，他们得到的也只能是残存的艾米莉亚了。
艾米莉亚低着头，卷卷的红发遮住了她的脸。她转过头来，用那双红肿的绿眼睛疲惫地看着我，鼻头被面巾纸磨得通红，悲伤之情溢于言表。我朝她笑了笑，以示支持，却突然发现，整个教堂静极了，而且牧师正看着我。
“噢。”我这才意识到他们在等我发言。于是，我便起身走向台前。
不管亚当喜不喜欢，我都坚持让他和我的家人一起来参加这场葬礼。虽然他在见到玛丽亚之后，心情大好，但我还是不能让他一个人待着。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有些是靠玛丽亚，有些是靠他自己，但每取得一次进步前，总会倒退几步。我不准他看报纸和新闻，因为他需要保持积极的心态，新闻里播的那些可不是什么积极向上的东西。想要不脱离现实，同时又不被那些经过外人挑选的巨量信息牵着鼻子走，我有的是办法。昨天，我们花了大半天来玩拼图游戏，我边玩边以一种最温和的方式开导他，接着我们又玩大富翁，这回，我不得不将精力完全集中在游戏上，否则就会被他杀得满盘皆输，可这样一来，我哪儿还有精力开导他呢。最后，当我筋疲力尽地躺倒在床上时，感觉糟透了。我知道只跟他玩些游戏根本没法让他脱离现在的困境，但通过这些游戏，我确实能够更多地了解他，而且他也更愿意跟我沟通自己的想法了。还有，这样一来，他既有时间来想想自己遇到的问题，但因为同时还在做其他事情，所以又不至于完全陷入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而无法自拔。今天早上，听着他在洗澡时发出的低声呜咽，我想出了一些计划来帮他解决剩下的问题。我相信只要用心去做，大多数事情都能办成。但我也很现实：这句话只是说“大多数事情”，而不是“所有事情”。真不敢想如果我失败了会发生什么。不行，绝对要成功。
我站了上去，把讲稿放在台上。这个稿子是艾米莉亚给我的，她让我自己斟酌，选些内容来念。把这些内容念出来需要坚强的意志力，因为它们对我来说有着特殊的含义。我以前从没把它们大声念出来过，最多只是心里想想，而且也不像现在这般泪眼蒙眬的，但我想不到还有比现在更好的机会来念它们了。我冲艾米莉亚笑了笑，看了看坐在后排的家人，然后再看了看亚当，颤抖着长长地吸了口气，然后对着亚当说出了下面这段话：
若无明日，我们将置身何处？除了当下，我们别无他物。若如此，我希望今天是最长的一天，因为有你在身边。今天，我会和你一起，做自己喜欢的事。与你促膝长谈，聆听你的声音，与你共欢笑。我会爱你，一直爱你，爱你到永远。每一天，都是爱你的当下，都会与你共度，永不担心明日到来，因为那时，你将不在我身旁。但当这灰暗的明日降临，请一定明白，我不愿与你诀别，也不愿你离我而去。因为只有与你一起，才能演绎生命的精彩。
葬礼结束后，我和亚当找了家咖啡馆坐了下来，各自面前放着一杯奶茶和一盘三明治，他问道：“那些都是你自己写的？”
“不是。”
然后，我们两人沉默了很久，我在等他问我是谁写的，而且已经想好答案了，但出乎我的意料，他并没问我。
“我得去看看我爸了。”他突然蹦出这么一句。
听他这么说，我就心满意足了。
亚当的父亲住在圣文森特私人医院，一个月前，他到这家医院来看肝病，以为很快就会完事，结果一个月之后，他还待在医院里。巴兹尔先生是你能见到的最粗鲁的人，如果他不在了，医生护士们都会好过点儿，但他们还是想方设法保住他的性命。他会咒骂每一个进他病房的人，而且会动手打那些年轻的护士——他把她们称作“熟果子”，所以没人敢进他的病房。对于那些不成熟的护士，他就用其他方法来折磨她们。有一次，他正在打电话时，一个护士打扰到了他，那护士就被他泼了一身的尿。他只准很少的几个女护工照顾他，这几个护工让他觉得凡事都是他自己在做决定。他想让女人来为他工作，认为她们能更出色地完成工作任务，因为他相信女人们具有一心多用的能力，而且天生就有冷酷和现实的特质。除此之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因为总是被认为低男人一等，所以女人们总是希望做得比男人更好，以此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男人总是心神不定，他需要能集中精力做一件事的人，这件事就是照顾他。他想要，或者说需要把病治好。否则，他就得把这间孤零零的屋子当成是巴兹尔糖果公司的总裁办公室，来管理这家价值几十亿元的跨国公司了。
照顾他的女护工推开病房的门，我们跟在她后面走了进去，我瞥见了那个老头，满头卷卷的银丝梳得整整齐齐，卷卷的花白胡子留得很长，可只有下巴那里长胡子，胡子被梳成了尖尖的样子，就像一支指向地狱的箭。在这间他用来治病的房间里，没有任何让人看起来舒心的东西：三台笔记本电脑、一台传真机、一个iPad，床上还放了好几个黑莓和苹果手机，两个穿西服的女人挤在他床边。住在这里的人看起来完全不像行将就木，反而像是充满活力和创造激情，回光返照般地恣意嘲笑着死亡。看起来，住在这间屋里的人在世上还有许多未尽之事，并会不顾一切地完成它们。
“我听说飞机上在发巴塞洛缪冰激凌筒。”他突然对老一点的那个女人说，“虽然只是小筒，但如果每人来上一筒，想想吧。”
“是的，他们和爱尔兰航空公司签了个合作协议。我想应该是合作一年吧。”
“他们怎么不在飞机上卖我们的糖呢？简直太荒唐了。怎么搞成这样？这是谁负责的？是不是你，玛丽？我不是让你盯紧点儿吗，都给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老是在操心那些该死的马，你到底还能不能干好这份工作啊？”
“巴兹尔先生，我当然跟爱尔兰航空公司谈过的，这些年一直在谈，主要是他们觉得巴塞洛缪是奢侈品牌，而我们是大众品牌。我们的产品——”
“不是我们的，是我的。”他打断道。
她平静地继续讲着，丝毫没被他影响：“——在飞机上是有卖的，具体的销售额是……”她边说边翻找着那些文件。
“出去！”他突然用尽全力叫了一声，除了那个镇定自若的玛丽，几乎屋里的每个人都被吓了一跳。“我们在开会，你们来之前该先打个电话。”当时我们是站在一个手推车后面的，而且我几乎就看不到他，所以我完全不明白他是怎么看到我们的。
“走吧。”亚当说完，转身就要走。
“等等。”我拉住他的手，挡在门口，“我们今天必须做这件事。”我低声说。
那个护工把一个托盘放在了巴兹尔先生面前的小桌上。
“这什么哦？看起来像坨屎。”
那个头上戴着发网的女人好像已经对他这种无礼的行径习以为常了，无聊地回答道：“巴兹尔先生，这是牧羊人派。”她带有很重的都柏林口音，然后，她又换上一种高傲的口气挖苦道：“副餐沙拉里配了莴笋和小番茄，还加了片面包和一些黄油。甜食是果冻和冰激凌，最后来点儿灌肠剂——记得找苏珊护士要哦。”说完，闪现了一丝笑容后，脸色又变得阴沉沉的了。
“我看更像‘牧羊人屎’吧，那个沙拉看起来跟草一副德行。麦格思，你是不是觉得我像匹马呀？”
虽然他说得很过分，但这个护工还是应该感到几分满足的，因为在她没戴名牌的情况下他仍然知道她叫什么。除非这个护工叫珍妮佛。
“不，巴兹尔先生，你看起来当然不像匹马。你看起来像一个怒气冲冲的瘦老头，而你需要把这些饭都吃了。现在就把它们统统吃掉吧。”
“昨天的饭看起来像吃的，结果吃起来像坨屎。也许这次这些看起来像屎的东西味道会稍微好点。”
“那就希望今天的灌肠剂能帮你拉出坨屎来。”她边说边收拾起托盘，高昂着头向屋外走去。
我以为巴兹尔先生此时会笑笑，但一丝笑意刚浮上脸庞，便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声音粗哑虚弱，但充满权威感。如果他在将死之时，在病床上都是如此这般，那我可以想象他在办公室里会是一副什么德行，也能想象他是个什么样的父亲。我看了看亚当，他的表情让人捉摸不透。这次拜访非常重要，我想利用这次机会让巴兹尔先生看看，强迫他儿子接手公司这件事对他儿子的健康到底造成了什么伤害。我这算是孤注一掷了，不过看到刚才那一幕，我已经开始担心是不是下错了注。
“算了，回来吧。”那个老头叫道。
麦格思停下了脚步。
“不是你，我是说他们俩。”
经过我身旁时，麦格思同情地拍了拍我的手，轻轻地说：“他就是个混蛋。”
我和亚当走到病床前。这对父子之间什么话都没说，连句问候都没有。
“你今天必须做什么？”巴兹尔先生吼道。
他的话把亚当弄糊涂了。
“我听你在那儿小声说：我们今天一定要做这件事。”他模仿着我小声说话的样子，“这么吃惊干吗，我耳朵又没毛病，出毛病的是肝，况且那也不是让我送命的原因，癌症才是——不过这些吃的肯定会在那之前就让我送命的！”说着，便一把推开盛着食物的盘子。这时，他看到一个巡诊医生走了进来，身后还跟着两个实习医生，便提高声音道：“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干脆让我出院去死。我还有好多事没做完呢。”
“你今天就已经做了很多事了嘛。”那个医生说道，“一间病房里只允许有两名访客。”说完，她便瞪着我们这些在他病房里的人，好像我们就是他身体里癌细胞疯长的罪魁祸首。
“巴兹尔先生，我告诉过你要休息的。”
“我也告诉过你要滚蛋的。”他讥诮道。
接下来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让人非常不舒服，我突然觉得特别想笑。
“一天啥事都没有，就是他妈的等医生来，结果一来就来三个。”他说，“你们到底有何贵干呢？我不是每天给了好几千块钱让你们别来烦我吗？”
“巴兹尔先生，我提醒您说话注意点。如果你现在这么烦躁不安，我们可以给你加点药。”
他轻蔑地挥了挥那只苍白纤弱的手，算是投降了。
“再给你们几分钟，然后就得让巴兹尔先生一个人待着了。”她说的时候语气异常坚决。然后，她转向巴兹尔先生说：“等一下我再过来。”说完，便转身走了出去，她身后的那两个实习医生立即愉快地紧跟她出了病房。
“下周我说不定还得见到她，到时候，她又会过来让我闲待着。你是谁？”他盯着我，以命令式的口气问道。
每个人都转过来看着我。
“我叫克莉丝汀·罗斯。”说着便伸出了手。
巴兹尔先生看了看我的手，然后抬起一只插着管子的手，边软软地握着我的手边对亚当说：“玛丽亚知道她吗？想不到你还会劈腿，我以为你就没这胆子，就是个怕老婆的软蛋。罗斯——这是个什么名字呀？”说着他又把脸转过来对着我。
“应该是从最初的‘罗森堡’变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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