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史诗之：奥德赛》 作者：荷马
荷马史诗的几个版本和一些阅读感想
大卫
国人的荷马史诗译者有杨宪益、罗念生、王焕生、陈中梅、傅东华、曹鸿昭（台湾）等人，其中陈中梅是第一个完全依据希腊文底本，对荷马史诗全集（《伊利亚特》、《奥德赛》）进行诗体翻译的译者，为此，杨百翰大学（陈中梅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的学校）把他比作欧洲中世纪第一次把《伊里亚特》翻译成拉丁文的玻利比阿斯，可见陈中梅先生贡献之巨。
其实，早在20世纪初期，荷马史诗就以选译、史评结合等方式出于茅盾、戈宝权、郑振铎、王希和、高歌、谢六逸、徐迟等人之手，但是他们的选译或评注都是以英文版本进行译介的，与希腊文诗体结构相差甚远。
20世纪80年代，我国著名古希腊文专家罗念生先生，在其80岁高龄之时依据the loeb blassical library希腊文的诗体本，着手对荷马史诗进行全面翻译，1989年10月，相继译出《伊利亚特》1-9卷和第24卷，第10卷译到第475行的时候，由于病痛原因无法进行下去，1990年4月与世长辞，其后的译文工作由王焕生来完成。王焕生在完成了《伊利亚特》译本的未竟工作后，继续发力，翻译出了《奥德赛》，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因而，我们目前看到的罗念生《伊利亚特》译本，通常都带有王焕生的名字，标志着两位学人的共同努力。
傅东华是译界著名学人，他中文功力深厚，译作跨度也广，其译作有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英国弥尔顿的《失乐园》，美国德莱赛的《珍妮姑娘》、玛格丽特·米歇尔的《飘》、凯瑟·温莎的《琥珀》和古希腊的《伊利亚特》等。傅东华的《伊利亚特》是以英文为底本的散文译本，由于是二次译介，所以与希腊底本存在着一些差异亦在所难免，1995年，陈中梅先生在《读书》(12 volumn)上撰文《一部成功的劳作》，文章比较了罗念生、王焕生和傅东华的《伊利亚特》译本，由于两种译本分别是诗体和散文形式，底本分别是希腊文和英文，因而可比较的地方很多，其见出差别之地亦多，例如以散体形式少了诗歌叙说的那种跌宕性、诗体和散体译文的雅白等。我阅读过傅东华的译本后，觉得傅东华的译本更具现代战争气息，如司令员、军士、歼灭、内哄、决裂、舰队等等术语，都具备现代战争的味道，似乎与古希腊战事有点遥远。傅东华译本将阿喀琉斯称为君主，而陈中梅的译文称阿伽门农为民众的王者，军队的统帅，称阿喀琉斯为宙斯钟爱的壮勇，似乎更适合希腊盟军的构成。因为君主的概念毕竟带有浓郁的封建气息，而特洛伊战争的发生时期，与封建时代相去甚远，因而两种译文相比，陈中梅的版本更胜一筹。
出生于1915年的杨宪益先生同样是译界名人，他除了将《奥德修纪》、《古罗马喜剧三种》、《阿里斯多芬喜剧二种》、《地心游记》等外国作品译介入中国之外，更多的是将中国名著、名作译介到国外，比如《儒林外传》、《红楼梦》、《故事新编》、《汉魏六朝诗文选》、《彷徨》、《呐喊》、《长生殿》、《离骚》等中国作品翻译成英文，弥补了西方对中国文学了解的空白。杨宪益先生的《奥德修纪》译本出版于1979年，首印七万三千册，印刷量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算巨大。据杨先生1964年4月写的译文序中，该版本是以洛埃伯丛书的希腊原文翻译的。杨宪益以散文形式翻译出来，理由是“原文的音乐性和节奏性在中文译文中反正是无法表达出来的，用散文翻译也许还可以使人欣赏古代艺人见故事的本领。”杨宪益先生译本只有卷一的前10行保留了原文形式，其他都用散文进行表现。从严复提倡的译事“信、雅、达”原则来考量二者，陈中梅译本通篇都采用诗体结构，同样可以展现史诗的故事性和情节的跌宕起伏。不过，杨宪益译本确实更加活泼、丰富，其译本的神使们似乎更具有人性，比如第五卷中：“美貌的女神卡吕浦索笑着用手拍拍他说：‘你真是个坏家伙，主意可不少，居然想出这种话’”。陈中梅的译本是这样的：
“他言罢，卡鲁普索，女神中的佼杰，
咧嘴微笑，抚摸着他的手，出声呼唤，说道：
‘嘿，你这个无赖，诡计多端，
竟存这般心思，说出这番话来。”
我一直认为，史诗应该是严肃和崇高的，人类文学最初的表现是以诗歌形式来呈现的，对于描述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类命运，史诗就应该有史诗的样子，就应该有史诗的形式，形式应该和内容相呼应。虽然后史诗文学同样可以用小说或者散文形式来表现人类的命运和悲剧，但是作为史诗的原始结构，是不是更应该遵循其模本的初衷呢？
曹鸿昭的译本国内鲜见，据说是以英文为底本进行译介的，憾未能见，所以无从谈起。
荷马史诗，我用几年的时间断断续续看了几个版本，阅读也从荷马史诗的《伊利亚特》、《奥德赛》延伸到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但丁《神曲》、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萨特的《荒原》等等，即便那些号称最为决绝的要和古典诗学划清界限的先锋诗学，他们的骨子里其实都流淌着两希文明的血液，我总感觉西方文学有一条无形的线在贯穿这西方学人几千年来的脉动。陈中梅先生在《神圣的荷马：荷马史诗研究》中称之为“网”，认为荷马史诗的深层中那些古老的命题如同一张潜网般地铺展在股市和程式化语言的深层。
阅读文学就如希利斯·米勒在《文学死了吗》中所说的，每部文学作品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我们要敞开全副身心去投入到这个世界中，在那里发现自己。
奥德赛荷马史诗之：伊利亚特伊利亚特荷马史诗之：奥德赛国人的荷马史诗译者有杨宪益、罗念生、王焕生、陈中梅、傅东华、曹鸿昭（台湾）等人，其中陈中梅是第一个完全依据希腊文底本，对荷马史诗全集（《伊利亚特》、《奥德赛》）进行诗体翻译的译者，为此，杨百翰大学（陈中梅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的学校）把他比作欧洲中世纪第一次把《伊里亚特》翻译成拉丁文的玻利比阿斯，可见陈中梅先生贡献之巨。
其实，早在20世纪初期，荷马史诗就以选译、史评结合等方式出于茅盾、戈宝权、郑振铎、王希和、高歌、谢六逸、徐迟等人之手，但是他们的选译或评注都是以英文版本进行译介的，与希腊文诗体结构相差甚远。
20世纪80年代，我国著名古希腊文专家罗念生先生，在其80岁高龄之时依据the loeb blassical library希腊文的诗体本，着手对荷马史诗进行全面翻译，1989年10月，相继译出《伊利亚特》1-9卷和第24卷，第10卷译到第475行的时候，由于病痛原因无法进行下去，1990年4月与世长辞，其后的译文工作由王焕生来完成。王焕生在完成了《伊利亚特》译本的未竟工作后，继续发力，翻译出了《奥德赛》，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因而，我们目前看到的罗念生《伊利亚特》译本，通常都带有王焕生的名字，标志着两位学人的共同努力。
傅东华是译界著名学人，他中文功力深厚，译作跨度也广，其译作有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英国弥尔顿的《失乐园》，美国德莱赛的《珍妮姑娘》、玛格丽特·米歇尔的《飘》、凯瑟·温莎的《琥珀》和古希腊的《伊利亚特》等。傅东华的《伊利亚特》是以英文为底本的散文译本，由于是二次译介，所以与希腊底本存在着一些差异亦在所难免，1995年，陈中梅先生在《读书》(12 volumn)上撰文《一部成功的劳作》，文章比较了罗念生、王焕生和傅东华的《伊利亚特》译本，由于两种译本分别是诗体和散文形式，底本分别是希腊文和英文，因而可比较的地方很多，其见出差别之地亦多，例如以散体形式少了诗歌叙说的那种跌宕性、诗体和散体译文的雅白等。我阅读过傅东华的译本后，觉得傅东华的译本更具现代战争气息，如司令员、军士、歼灭、内哄、决裂、舰队等等术语，都具备现代战争的味道，似乎与古希腊战事有点遥远。傅东华译本将阿喀琉斯称为君主，而陈中梅的译文称阿伽门农为民众的王者，军队的统帅，称阿喀琉斯为宙斯钟爱的壮勇，似乎更适合希腊盟军的构成。因为君主的概念毕竟带有浓郁的封建气息，而特洛伊战争的发生时期，与封建时代相去甚远，因而两种译文相比，陈中梅的版本更胜一筹。
出生于1915年的杨宪益先生同样是译界名人，他除了将《奥德修纪》、《古罗马喜剧三种》、《阿里斯多芬喜剧二种》、《地心游记》等外国作品译介入中国之外，更多的是将中国名著、名作译介到国外，比如《儒林外传》、《红楼梦》、《故事新编》、《汉魏六朝诗文选》、《彷徨》、《呐喊》、《长生殿》、《离骚》等中国作品翻译成英文，弥补了西方对中国文学了解的空白。杨宪益先生的《奥德修纪》译本出版于1979年，首印七万三千册，印刷量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算巨大。据杨先生1964年4月写的译文序中，该版本是以洛埃伯丛书的希腊原文翻译的。杨宪益以散文形式翻译出来，理由是“原文的音乐性和节奏性在中文译文中反正是无法表达出来的，用散文翻译也许还可以使人欣赏古代艺人见故事的本领。”杨宪益先生译本只有卷一的前10行保留了原文形式，其他都用散文进行表现。从严复提倡的译事“信、雅、达”原则来考量二者，陈中梅译本通篇都采用诗体结构，同样可以展现史诗的故事性和情节的跌宕起伏。不过，杨宪益译本确实更加活泼、丰富，其译本的神使们似乎更具有人性，比如第五卷中：“美貌的女神卡吕浦索笑着用手拍拍他说：‘你真是个坏家伙，主意可不少，居然想出这种话’”。陈中梅的译本是这样的：
“他言罢，卡鲁普索，女神中的佼杰，
咧嘴微笑，抚摸着他的手，出声呼唤，说道：
‘嘿，你这个无赖，诡计多端，
竟存这般心思，说出这番话来。”
我一直认为，史诗应该是严肃和崇高的，人类文学最初的表现是以诗歌形式来呈现的，对于描述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类命运，史诗就应该有史诗的样子，就应该有史诗的形式，形式应该和内容相呼应。虽然后史诗文学同样可以用小说或者散文形式来表现人类的命运和悲剧，但是作为史诗的原始结构，是不是更应该遵循其模本的初衷呢？
曹鸿昭的译本国内鲜见，据说是以英文为底本进行译介的，憾未能见，所以无从谈起。
荷马史诗，我用几年的时间断断续续看了几个版本，阅读也从荷马史诗的《伊利亚特》、《奥德赛》延伸到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但丁《神曲》、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萨特的《荒原》等等，即便那些号称最为决绝的要和古典诗学划清界限的先锋诗学，他们的骨子里其实都流淌着两希文明的血液，我总感觉西方文学有一条无形的线在贯穿这西方学人几千年来的脉动。陈中梅先生在《神圣的荷马：荷马史诗研究》中称之为“网”，认为荷马史诗的深层中那些古老的命题如同一张潜网般地铺展在股市和程式化语言的深层。
阅读文学就如希利斯·米勒在《文学死了吗》中所说的，每部文学作品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我们要敞开全副身心去投入到这个世界中，在那里发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