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典侦探小说金榜》 作者：佚名
奇妙的被害者〔日〕松本清张
1
看起来，这个案件实在很单纯。在一次秋天的晚上，有一位经营高利贷的六十二岁的老人，竟在一个二十八岁男人家里遭受惨杀。犯人又将老人的手提箱夺走。在犯人逃亡的途中，他从二十二张借款收据中拿走五张，然后才将这个手提箱丢在田野里。
住宅的地点在东京西郊，这里有大部分尚未耕作的田野。
原岛直已是一位年轻律师，当他被政府指定为被告的辩护人时，他内心也不在乎，他想草草下决断了事。因为他还有其他三件私人委托的案件要办，所以他的工作相当忙碌。虽然，他本可以藉故推辞，但是，律师公会的理事长私下对他说，因为本案的担任律师生病，倘若没有辩护人出庭，法院也会很苦恼，所以才私下拜托原岛要帮忙承担。何况案件本身又很单纯，只要他做得适当就行了。
因为政府规定刑事诉讼，如果被告因贫困或其他理由而无法聘请辩护人时，法院必须替他找辩护人，一切费用可由政府负担。
这种辩护费用很低，使得繁忙的律师都不想接受。所以，法院只好请律师公会协助，依顺序成立责任辩护，但是，他们仍有拒绝的理由。不过，这是有关被告者的利益，它具有人道的公共性。同时，宪法上亦有规定，律师不能明言拒绝。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人只好将案子推到年轻的或者不太忙的律师身上。
律师与被告双方对公定的辩护人都没有好评，这是因为辩护费太低之故。这样一来，辩护技术也很粗暴，使得被告不断责难公定律师不够亲切，只会千篇一律做些义务性的辩论。
幸好，最近听说公定辩护人要恢复名誉，所以才比较改善一些。
如果事件本身很有趣，或者含有社会性质，那么，即使费用低廉或很费手脚，也会有人凭一股热情承担下来，这是为了功名心所使然。反之，若是平凡事件，他们在意识上就会不大起劲。
不能提高，所以，使许多积存已久的弊病改不过来。
当杀害老人的嫌疑犯植木寅夫要求公定辩护人时，律师公会的事务长认为案件很单纯，故吩咐原岛直已说，只要处理适当即可，这也表示习惯性的意思。
原岛律师首先阅读与本案起诉有关的书类和调查记录。结果，他获悉如下的内容。
被害者山岸甚兵卫本来拥有农地，后来售给土地公司，他将一部分钱在某地方建一栋两层式的住宅，其余的钱借给别人，这是距今十年前的事。死者没有子女、妻子也在三年前逝世、现在孤独一个人生活着。
自宅的二楼租给一对年轻的小学教师夫妇，有人说死者平时待人很苛，而他居然肯以便宜的价钱将二楼租给对方，主要系由于那位年轻教师具有柔道二段的工夫，所以说老人是别有用心的。
单身老人的怪癖不仅如此，他经常从事高利贷，凡向他借款的人都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对方都是些新辟地区的小商店，旁边固然有铁路经过，可惜人口不多，所以，生意不大理想。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只好忍痛接受山岸甚兵卫的高利贷，其间也有人支持不住倒闭，甚至有人用退休金开了一间小店，结果土地契约也被甚兵卫拿去做担保了。于是，甚兵卫又获得许多附近的土地。
因为甚兵卫知道有盗贼想趁机偷他的东西，以及明白许多人在恨他，他在警惕之余，就毅然把二楼很便宜地租给柔道高手的小学教师。
十月十五日，教师夫妇接到故乡母亲来信说病重，故于当天返回乡下去，此地的凶案就发生在十八日。
甚兵卫的尸体在十九日清晨被附近的人发现，因为房门开着，有一个人因事走进他的房子时，突然发现甚兵卫匍卧在八叠塌塌米大小的床铺上。他拼命叫也没有回答，于是他就迅速通知管辖派出所。
根据尸体解剖的结果，获悉死者的头部后面受到强打而引起脑震荡与脑内出血。头部后面有手掌大小的坑洞 （扁平化状态 ）。
因为甚兵卫身体向前倒，故成匍卧状，对方从后面突然击袭，死者在倒下去后，手与膝部都稍为转动，这是从姿态上判断的。
如从他胃里的消化状况来看，大概在饭后三个小时左右被人击杀。因为甚兵卫是自炊的，他的晚餐时间大约在六时，据推测案件发生时间在九—十时。这一点也跟解剖医生推定的经过时间相同。
至于屋内状况，室内几乎没有不零乱的，死者的皮箱柜子被人打开，黑色金属制的手提箱不见了，箱子里放有借款收据与保证书等。
其他坐垫放着很整齐，枕边的布有些皱纹，可见死者上床后又走到客厅来。甚兵卫常常有九时就寝的习惯，（二楼的小学教师夫妇的证言）。
当甚兵卫在睡觉的时候，到底什么人去吵醒他呢？门槛上虽然有坚硬的木棒在挡着，除了甚兵卫以外，决不会有人在里面把门打开来。
那么，到底什么人会来拜访他呢？按理说，对方是认识的人，也必须是甚兵卫的熟悉人物无疑。因为用心甚深的甚兵卫，既然进入房间内，则为何在九时左右又会招呼客人走进房间去？
据说山岸甚兵卫本人没有什么风流韵事。这一则系由于年纪大的关系，另则由于他的性格所使然。他很吝啬，从年轻时代起就没有兴趣找女人玩，由此可见，晚上九时的访问者也必然是男人。
据附近人说，九时左右不曾听人敲打甚兵卫的家门，也不曾听人在外面喊叫。何况甚兵卫坐在椅垫上睡着，如要从外面喊醒他，则一定得大声喊叫。然而，附近的人却没有听见喊叫声音，那可能是电话声吵醒他了，因为电话放在死者卧室的墙角上。
也许犯人先用电话跟死者交谈，然后得到访问的许可。甚兵卫把门槛上的木棒放在一边，可是访客必是相当熟悉的。
如要推测犯人的线索，那只有从手提箱的遗失去调查。因为里面有高利贷的借款，和利息收据及契约文件。犯人必然明白手提箱的内容，同时也知道放置的位置，换句话说，对方主要目的在于强夺皮箱内的借款与契约证件。此外，警察又从佛坛下找出十五万现金，但是，犯人倒没有寻找现金的企图迹象。
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就得先找出犯人，警察在案件发生后第二天即逮捕一个名叫植木寅夫的青年。因为这位调查员曾听人说，当晚九时五分左右，有一个男人在距离死者家不远的马路上走，这时有一位名叫中村的邻居从厕所的窗门看出去，这个男人的影子颇似车站前开小面店的老板。
植木寅夫在车站前经营一家小面店。他早在三年前就在此地开店，一年前就买下旁边的土地，后来又扩充店面，他的生意虽然不是很顺利，因为附近还有同业，所以竞争相当激烈。他希望把店面扩大，待粉刷清洁之后，客人可以接踵而来。不料，事与愿违，客人反而日渐减少，远不如小店时候的客人多。可惜，这笔钱系向死者借来的。
由于生意不理想，负担的利息又高，植木寅夫看起来脸色苍白。虽然隔一段时间后，店里就热闹起来，因为车站的客人很多。车站前面的地点到底是不错的。他本想这样忍耐下去，无奈高利贷太惊人，使他只好将面店转售给一位出版商人。
自从两年前跟死者接触以来，植木寅夫一直很痛苦，因为甚兵卫的交易太苛刻了，他一点儿也不通人情。植木忘了到底跟死者交换过多少次借款证明，因为利息已经高过本金的四倍以上，目前的借款高达七百五十万元。甚兵卫曾向植木寅夫说，如果超过这个数额而没有偿还能力时，则需用所有土地与店铺偿还。双方虽然谈过好几次，植木非常痛恨山岸甚兵卫，所以才狠心杀死他，这是一般人的传说。
2
其实，好像植木寅夫这样憎恨甚兵卫的人太多了。如果凭这一点来看，则怀有杀害动机的人可以说不算少。不过，要构成嫌疑犯的对象之前，必须要具备以下的条件。
当晚九时至十时之间不在家里的人，与死者认识的人，知道二楼的房客不在家者，熟悉死者的室内情况者，有相当臂力者（从死者的伤口推测）。
从现场里找不出犯人的指纹。除了死者的指纹外，虽仍有许多其他指纹，但都不太清楚。最清楚者，就是楼上那对教师夫妇的指纹了。据可靠消息称，他们夫妇确曾于当天返回九州去。由于金钱关系来访的客人很多，故使指纹弄不清楚，而且也都是很旧的指纹。
犯人不曾遗留下任何凶器或其他东西，甚至也没有鞋迹，因为走廊是水泥地板，故使迹象不易留存。如果说凶器是关门的木棒，但是这根木棒又太细，跟扁平化的伤口不一致。而且，在这根木棒上也只有甚兵卫的指纹而已。
死者的伤口没有出血，死者是秃头的人，所以，警员判断凶器上不会有血迹与毛发。
走廊下放有烧柴用的积木，因为此地没有天然瓦斯，所以，每一家庭都沿用农业时代的习惯，死者平时用柴做燃料，木柴系三角形，每边宽度有四公分，如用此积木猛击人头的话，头部可能下陷扁平的形状。
调查员从此地的三十根积木中检查最上层的十根，但很难从木肌上采取指纹。当然，上面也没有血迹和毛发。
警察将上述的尸体状况与现场情形看过之后，又检查一下植木寅夫的自述。自述书上写着：我自二年前向山岸甚兵卫高利贷款以来，一直痛苦不堪，最近，他说要将我担保的土地与房子出售。这些土地与房子是我用多年储蓄买下来经营面店的，其间曾向甚兵卫借款扩张店面，结果生意不理想，再加上甚兵卫屡次催讨债款，所以，我就自暴自弃起来。我曾一度想除自杀之外，真是无路可走，但在死前想要杀掉可恨的甚兵卫。我想借此帮其他贫困者的忙。
十月十八日晚上，我从七时开始就跟朋友中田与前田到西川车站附近的“万牌庄” 玩麻将，因为这个时候的生意比较冷淡，所以，我就叫妻子招呼客人。其实我平常从黄昏开始就会去玩麻将。当时有一位柴田君来玩，我就告诉他说：“我家里有事，我想回去看一下，你能不能代理我坐这儿玩呢？”柴田很高兴地答应。我走出“万牌庄”的时候是九点多了。事实上，我并没有回家，我只在车站前的公共电话亭里打电话给甚兵卫，一会儿，甚兵卫的声音出现了：“我现正在椅子上坐着小睡，你明天来好了。”但是，我说事情紧急，需要赶快见面，于是他又说：“那么请你快些来，我在家等你。 ”
从车站到甚兵卫的住家将近一公里，我在半路上必须经由田野和菜园以及两个池塘，一路上十分寂寞，一个人影儿也没有碰见。因为他住家距离车站也隔几条街道，所以，我不曾注意到有人会从厕所的窗户上看到我的影子，中村这个人经常到我的店里来吃面。
果然如电话中所说的情形，甚兵卫打开房门，坐在家里等我。我知道住在二楼的小学教师在三、四天前回九州去了。因为这位先生常来店里吃面，所以，我曾听说他要回乡下去了。
我首先在甚兵卫的家门前打转，看见走廊下堆满木柴，我就顺手取了一根木棒仰望二楼。结果发现房门紧闭，灯光亦不外泄，我始知他们确实回乡下去。
我回到门口后就走进院子里，当我说“晚安”的时候，甚兵卫就从里面走出来了。我仍然右手握着木柴棒，隐身在暗处等着他。一会儿，客厅的灯光亮了。
甚兵卫站在里面看着我的脸，嘴里说：“动作太慢了”，但是，当我说钱带来时，他马上笑眯眯地说：“请上来坐吧”。我仍然站在门槛上说：“把你从睡觉中吵醒，实在非常抱歉，因为我刚好有二百万元现款，所以特地带着来，放在家里会担心小偷。”
他就从房间递出二片坐垫。因为我的右手握着木棒，所以觉得很麻烦。结果我就把木棒藏在背后走上来，当我坐在垫子上时，又迅速地把木棒藏在背后。我想木棒被他看到就不妙，故想赶快把话终断。“因为把钱带来了，请你给我写下收据，”接着我从口袋中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报纸包裹，甚兵卫马上说：“既然如此，我就去拿张纸来写好了，”于是，他就转身过去。我立刻趁机用木棒朝他的秃头猛击，甚兵卫发出一声惨叫，就向前倒下。我接着又用木棒朝他的头部猛殴三次，甚兵卫依然倒地不动。因为我估计自己不是客人，而是属于强盗，所以将两片垫子挂回墙壁上。
接着，我走进他的卧室去寻找手提箱。当我一想到那张折磨自己好几年的借据必然放在皮箱里时，我就想敲开皮箱，可惜不知道如何打开皮箱，所以只好拿着逃跑出来。当我一走出门外时，就仍将木棒放回原处，因为那时很暗，我看不清楚木棒放在哪一边，我想前后只费时三十分钟左右。
我拿着手提箱，走到路旁的草堆里想打开来看，可惜不懂开箱的暗号，只好用旁边的大石头猛敲，结果把盖子敲破了，我就拼命寻找写着：“植木寅夫”字样的借据，结果在微弱的光线下被我发现了，我立刻就撕毁它，我为了协助其余的人，也就顺便将五、六张抓起来放在口袋里，同时，我又将破坏的盖子盖好丢在右边的池塘。我把口袋里的借款收据用火柴燃毁。
后来，手提箱在池塘的泥沼里被人发现，警官从湿透的借款收据中发现尚有我的证件，我大吃一惊。由警察的话里，我想甚兵卫的账簿中有猪木重夫这个人的借款，也许我在黑暗之间把“猪木重夫” 跟“植木寅夫” 弄错了，因为当时我很兴奋。
当我把一切事情处理完毕后，就返回“万牌庄”，当时四个朋友玩麻将还没有结束，我看了十分钟就发现中田获胜。接着柴田退出，由我参加进来，当时谁也不知道我已经杀过人了，我自己也很镇静的，因为杀死甚兵卫，我也没有任何罪恶感。
当晚睡得很好，因为借款收据烧毁了，甚兵卫再也看不到了，负债也自然消灭了，我的心情顿然轻松起来。
次日，因为经营高利贷的山岸甚兵卫被人杀害，在附近引起很大的骚动。但是，谁也不会同情他，反而令人拍手称快，异口同声说他是因果报应。
两天之后，当我正在店里看电视时，有两位刑警走进来说，他们是调查部派来询问若干参考资料，我若无其事地回答，但是，我也立刻意识到事情恐怕会麻烦。当然杀害甚兵卫是一件坏事，但若一想到他生平的恶绩昭彰，我就毫不隐瞒地回答警察的任何问题了……
从上述经过看来，这诚然是很单纯的犯罪。不论是公定或私下聘请的辩护人，恐怕无不认为这是无聊的案件，原岛认为充其量是酌情减刑。
但是，当原岛阅读被告的供述文时，则又发现被告把最先的叙述全部推翻，而坚持自己跟杀害甚兵卫完全无关，以前的自首系受到警察的诱导询问与精神压榨的结果，这真使原岛大吃一惊。
诸如此类前后矛盾的供案也时有所闻，尤其如杀人案件之类的重刑，就会常常使用这种手段的。
原岛读过警察的资料后，知道植木寅夫的确有问题，这些供词并没有不对，同时，警察做好的现场勘察亦与自供的内容符合，所以，原岛不以为被告是在警察的强制下产生的自白。
但是，植木寅夫在推事前面却又有一种新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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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十月十八日晚上七时左右，就在“万牌庄” 跟中田、前田和西川四个人玩麻将，到九点多钟时就与柴田轮调，情况如前述。我从车站前的公众电话亭里拨电话给山岸甚兵卫，现在因为担保处分的问题要去跟他商量，甚兵卫说起床在家等我，我从公众电话亭走出来到甚兵卫的家里是事实的，但是，这跟上述在警察面前的自白不同。
我在电话中倒没向对方说身上有二百万元，无奈警察硬说：“如果你在电话中向他说没带钱去，山岸不可能从睡觉中爬起来的，即使要来，也得等到明天才行。如果你带钱去，山岸可能会开门见你。”的确如此，从山岸的性格来看，没有钱怎么会等我去呢？果然如警官所言的情形。
我在公众电话亭里向甚兵卫说：“我在等待担保的处理了，不过，土地与店铺被拿走的话，我一家生活立刻会陷于绝境，所以，请你为我想想看，关于这一点，我有解决的办法，我想现在去谈谈好吗？”甚兵卫回答：“我也没有意思想要处理你的担保物，但若你不可能还钱的话，那只好迫不得已了，如你有更好的办法，我倒想听一听，我开门等你来。 ”
我虽然走到甚兵卫的家宅附近，其实，我并非有什么妙策，我只担忧土地、店铺与房子被拿走，目的只想稍为延后而已，因为我在电话里透露过了，如无具体计策，只会使他愤怒而已，所以，我到了他的家门外走来走去，终于又走回来了。
当我走回来时，麻将尚未终结，我此时的心情倒不在乎别人的胜负，只是一面在生命保险公司的栏杆附近徘徊，一面思考出路，由于乡下的路上无人行走，所以，我没有碰到任何人。
这样前后费了一小时，我又返回“万牌庄”。四人玩麻将刚好告了一段落，柴田退出后，由我参加进来，因为我没有杀人的情况，四人人都能保证我的态度很镇静，我的妻子也说我当晚睡得很好，因为内心没有烦恼，在疲倦之余就熟睡了。
以上都是真实情况，至于我谎报犯罪的理由是这样的。
在警察局里，我最先倒没说自己犯罪，但有一位警察把我叫到调查室说：“你老实说吧，不管你说什么谎，证据都被找到了，我们在一个池塘里找到被你拿走的皮箱，开锁处被你打破了，因为盖子打开来，水就浸进去，我们取出二十二张收据，其中有一张是你的七百七十万元的收据，但是跟死者的账册一核对，却发现不足五张，其中有一张是‘猪木重夫’的，这是在皮箱里找出来的，你在开箱取出收据的时候，因为光线不足，故才将‘植木寅夫’与‘猪木重夫’的名字弄错，因为两人的名字很类似。”
接着，刑警问我：“你认识附近的中村这个人吗？”我说：“他是我店里的客人，而且他常来店里吃面。”“那么，他当然也认识你的脸貌了？”“认识得很。”我回答说，刑警则很得意地说：“中村当晚九时五分左右，从家里厕所的窗子里看见你曾在甚兵卫的家附近匆匆地走着，但是，你却不曾注意到哩，因为中村曾很清楚地看过你的脸形，这就是一项证言，你逃不了，你还是快说出经过吧。同时我又有手提箱的物证，警察也已经调查过你杀害甚兵卫的动机了。我们十分同情你，你还是招认吧，这样我们可在推事前面请求释放你，你就可以得到不起诉处分，当然你也能早日离开这里回到太太身边去，早日经营你的生意。 ”
因为我只是在甚兵卫的家前张望，但不管我如何向警察辩论，他们也听不进去。警察跟我约好，只要我提出假的自白状，就可以不起诉处分，我倒认为很恰当，于是我说：“我杀的。 ”
刑警们非常高兴，一方面让我抽烟，一方面给我吃点心。接着，我就根据他们的指示供述内容，同时在刑警的暗示下写出甚兵卫家庭内的状况。
因为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凶器才好？正在烦恼之际，刑警就说：“用燃烧的东西可以啦，”我说：“我用煤炭杀死甚兵卫，”刑警说：“傻瓜，这种东西怎么能杀人呢？要用长条的东西，从山上捡来的，要像这样长的，”他们又用手表示式样，我终于想起砍断的松木棒：“用木柴吗？”“对了，你用木柴敲山岸的头，把他敲死了，这些木柴放在那儿呢？”刑警问我。
因为我不知道木柴放在何处？就说：“放在厨房” ，刑警生气地说：“根本没放在那里，放在淋雨的地方，”我说：“放在庭院里的”，刑警说：“答对了”，不过，在自述书上倒没有这样记录起来，他们似乎只写：我知道甚兵卫的庭院堆有燃烧的木柴，我就走到那边用右手拿一根木棒，因为走到房门口时，门刚好打开来，我说：“晚安”后就走进去。感受完全不同，但是，最后的结果大体意思相似，写完自白状之后，他们说：“我们将上述的话速记起来了，你用拇指捺上表示签名。 ”
关于凶器的问题，刑警曾经带我到甚兵卫的庭院去看堆积的木柴，他一面问我：“使用那一根呢？”因为我实际上没有犯刑，所以，我一时也回答不出来，刑警又说：“不是这一根吗？好好想一想看，”接着就拿一根木棒叫我仔细瞧瞧，从大小方面说，刑警似乎早就注目这根木棒了，“我想就是这一根木棒！”于是，这根木棒就成为正式凶器。当我向刑警说，木棒上没有血迹和毛发时，刑警就说：“死者的伤处没有出血，他的头部光秃秃像花瓶一样，当然没有毛发，这样最好不过了，倘若外出血的话，那么，这根木棒上恐怕就必须涂上相同血型的血液！”当我说：“这根木棒上没有我的指纹啊！”刑警就说：“木棒这样杂乱的树皮上很难留下指纹的。”于是，他就用布把这根木棒包起来当做证据。
然后，他问：“你跟甚兵卫坐在怎么的位置上呢？你怎样杀他呢？”我迫不得已地说：“右手握着木棒，甚兵卫听我说要偿付二百万元时，就走了出来，接着他一转身的时候，我就脱鞋向他后面走去用木棒敲他的头颅。 ”
刑警就说：“没有这回事。他走出来迎客，又拿出坐垫让你坐，因为你说要付出二百万元，他准备要拿纸出来包，你就站起来从后面敲打他，这样才不会错的。因为客人来了，他一定会拿出坐垫来。虽然现场没有放置坐垫，那恐怕是你在行凶之后，为了不让人知道有客人来，所以把坐垫挂到墙上吧？”我也只好说果然如此。刑警说：“那么，你就把刚才的情况依照顺序说出来吧！”当然，我也照说一遍。
其次，刑警问我：“敲打几次呢？”我回答说一次，他说：“不可能只有一次的，哪会一次就能把人打死的呢？到底你打了几次呢？ ” 我说：“ 我记不大清楚了，大概有五、六次吧。”刑警很奇怪地说：“打六、七次太多了，如果这样打一定会出血的，大概打三次吧？你既然记不大清楚，那就说打三次好了，”他好像教小孩子那样地告诉我。接着，他好像自言自语地说：“用木棒敲打三次，就可以完成解剖报告书那种伤了。 ”
最后，我也根据刑警的指示说：我夺去手提箱之后，在路上用石头敲开，从中拿走借款收据，至于：“植木寅夫”与“猪木重夫”的错误，也是刑警教我怎么说的。
最后，我说往车站方向走，同时把手提箱丢在左边的池塘里去。他说：“不是这样，你再仔细想想看，”因为池塘只有两个，他改正说：“那是右边的池塘。 ”
如果手提箱拈有真犯人的指纹时，那就可以帮我的忙了。但是，调查员说池塘发现的手提箱沾满泥水，故无法确认指纹，这实在可惜。根据刑警指导下叙述出来的自招，说我很有计划地把手提箱沾上泥水。
总之，刑警当初对我说：“如果你能自己招认，就会让你赶快回家，并且会向推事要求以下起诉处分，因为我们很同情你的动机，准备尽可能帮你忙，”因为我一心一意想早些回去，所以，我就落入刑警的圈套了。
虽然我很快地离开警察局，而后被送到拘留所去，但是，刑警却以恐怖的脸对我说：“你在推事面前也得将刚才的话说一遍，如果说错时，那就得被起诉了，同时，你又会被带回到警察局，”
接着，他又威胁说：“如果你在法院里翻供，我就要设法向你用刑了，你可要记住啦。”
在推事的调查里，我很害怕地供出在警察局那种不自由下的招供，目的是为了想早些回家，以及获得不起诉处分，结果事与愿违，所以才决心供出真状。
原岛阅读植木寅夫的新供述以后，暗忖在遭受刑警威胁下的供词里，虽然有些过分的表现，或者也有这种情形的。当他阅读最初那篇供词时，虽也觉得经过很自然，但当他看到新供词时，也觉得不会不对的，因为在刑警界里诚然还有这种坏习俗。虽然不知真象究竟如何，但站在辩护人的立场说，也不能忽视新的供词。
然而，在推事的起诉状里，则不承认新供词，而采用警察局的自供为真实凭据。
日本宪法明文规定，凡在强制、拷问或威胁的情况下造成的自供，以及在不当的长期拘留或拘禁之中的自供不能当做证据。
利用欺骗而得的讯问，或用利益诱导而得到的自供都缺乏信任性，故不容许将它当做惟一的证据来判定犯罪的事实。
所以，法庭也有许多理由可以主张被告无罪，但在警察局里却有彼威迫的自白，于是，物证或第三者的证言就成为重要的旁证了。如将其性格加以分析的话，则有直接与间接的证据，间接证据也叫情况证据。
植木寅夫的犯罪情况是：他曾向甚兵卫高利贷借款，后来不但偿还困难，而且当对方要拿他的土地与建筑当担保品时，植木就怀有杀意，这就成为情况证据了。此外，在行凶时间方面也能吻合。他九点多钟离开万牌庄，十点多钟回来，当时玩麻将的中田、前田、西川和柴田，以及“万牌庄”的老板等也可以做证，这也是情况证据与间接证据。
植木离开“万牌庄”不久，中村是也就从厕所的窗户里看见他的形影，这也是证言。不过，中村倒没有目睹植木走进甚兵卫的家行凶的现场，只是看见植木走向死者的家的形影，这种证言并非直接证据，而系一种间接证据。
物证就是木棒与池塘里找到的手提箱，这只手提箱是甚兵卫家里遗失的东西，它系被调查员在附近池塘里找到的。不过，木棒与手提箱上都没有找到植木的指纹。诚如前述，从手提箱上找不到任何指纹了，至于木柴的问题，根据警察的调查记录说：问：“你用木棒猛击甚兵卫的头部吗？”
答：“那根木棒也是当柴燃的。”
问：“其长度如何？”
答：“大约三十公分左右。”
问：“那是放在哪里呢？”
答：“它放在甚兵卫家的庭院！我很早以来就想用它来杀他的。”
问：“那么，你从前就知道那个地方有木棒了？”
答：“是的。”
问：“行凶之后，那根木棒怎么样呢？”
答：“我把它放在原处。”
问：“那么，如果你回到放木棒的地方，你能认出行凶的那根木棒吗？”
答：“如果没有人把它烧掉或移动它，我想可以认得出来的。”
问：“次晨发现尸体后，立刻通知警察来，所以现场才能被保持。但你能认出现场吗？”
答：“如果到现场去，我想认得出来的。”
结果警察带着嫌疑犯到现场去查证：
嫌疑犯到了甚兵卫的庭院里，当他看见那一堆烧柴用的木棒时，就用手指着上面第二根说：“我就是用这根木棒的。”
调查员就戴上手套把那根被嫌疑犯指出的木棒拿出来，然后把它交给嫌疑犯的右手，叫他试握看看，接着要他连挥五、六次，他说：“就是这根木棒不会错的，刑警先生，自己用过的东西拿在手上时，就能感觉得出来的。”
接着，他又指着木棒上的皮块说：“我曾经看过这个皮块，我一拿到手上时就看见了。”
然后，他又说：“刑警先生，这根木棒上留下我的指纹，请你检查看看，那时我用力握得很紧，而且握的时间很长，我想一定有留下我的右手指纹。”
总之，他的态度非常合作。植木寅夫在调查的时候表现积极的合作，看起来有点像对刑警表示谄谀的态度。
原岛在繁忙之中到警察局去拜访调查课的股长，要求查看尚未读过的调查记录。这个调查系自中村是也在厕所窗户里看见植木的形态之后，警察局就只逮捕植木寅夫一个人，而且，植木被逮捕之后，就立刻自己招认一切，刑警在轻松之下立刻送往法院去。
“原岛先生，被告似乎在翻供，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因为股长总以为原岛只是植木的公定辩护人，所以，他毫不客气地表示对被告的不满：
“警察局方面绝对没有做出为难对方的调查方式，当然，警察更不会向他说一大堆傻话，例如自首以后可以早些回去，拜托推事给你不起诉，或者威胁他说如果翻供时会受刑等……因为植木被捉到这里来的时候，他就简单地将杀害甚兵卫的状况，如何进入死者家里谈话，如何杀死对方的经过侃侃而谈，关于使用凶器的情形，也诚如调查书上记载的状况，他本人一面说这根木棒，一面握在手上挥打五、六次，以上的情况不会错的。何况，他又说上面可能具有指纹，不妨也要刑警调查看看，他滔滔不绝地说出来……”。
本来，在嫌疑犯人中也不是没有人为了要求警察合理的待遇，早些被送往拘留所，于是乃迎合调查员的意思，接着又在法庭上翻供，认为是受到警察的威胁而招供的，这是嫌疑犯人有计划的叙述。植木寅夫也是这种情况。
同时，如果植木真有迎合的态度时——事实上，从他的样子上看来就有这种情形——他第二次招认的内容，想要早些回家，以及不起诉处分，于是就对刑警那一套诱导的话相信不疑了。为了使刑警的推断顺利起见，自己毫无保留地招认出来。
因为判刑的日子快来了，原岛就暂时抛开其他的辩护案件，而特地前往拘留所看植木寅夫。
原来，植木寅夫身材细弱，高高的个子，柔细如女人，脸色苍白，眼睛下陷，嘴唇很薄，前额很狭，他迎接这位公设辩护人（因为被告贫寒，负担不起辩护费）同时，他很亲切地表示对原岛律师的尊敬与感激之情。
原岛很注意眼前这位斯文的男人为何会有杀人的罪行呢？他也认为对方的脸上是否也不表露出自己的残忍与狡猾呢？虽然，原岛也曾看过好几百个被告的脸形，然而，他也始终判断不出对方是否老实？
“自从我担认你的辩护律师以来，因为你一直不曾要我为你说些公正的话，我觉得很苦恼，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不能有公正的辩论了。”
在会客室里，原岛律师不断对植木强调说：“你后来的供述表示最先在刑警面前招认的事实都是假的，关于这件事，没有错吧？”
“不会错的，那是刑警欺负我的。”站得笔直的植木寅夫语气坚强地回答。
“你受到刑警诱惑的情形，就如你后来所说的？ ”
“是的，就是如我所说的情形。”植木说。
“但是，刑警却说你非常积极帮忙调查员在寻找物证——烧柴的木棒呢！”
“不对，在调查的时候，刑警教我这么说的。 ”
“在法院里也这么说吗？”原岛问。
“当然这么说的。”
“那么，我就根据这一点来考虑辩护的方法了。”
“原岛先生，”植木欲言又止的样子，“我想告诉你，我在刑警强迫之下所招认的证据。”
“什么证据？”
“让我说好了。”
5
植木寅夫果然脸上挂着微笑说了：
“我昨夜睡觉的时候想起来了，因此，这件事我尚未向推事说明。因为我想原岛先生很诚恳地做我的辩护人，这样才使我很镇静地想起来了。”
“到底怎么回事呢？说给我听听看。”
“那就是关于我用木棒打死甚兵卫的情形。我听说甚兵卫在客厅上面对隔壁房间，匍卧在地上死去，我只是想像自己从后面偷偷地打死他，但是，刑警说没有这回事，他硬说我坐在甚兵卫拿出来的坐垫上面，行凶之后就把坐垫拿回壁上挂着，意既表示强盗进来的样子，于是，我只好听从刑警的指示说出来，事实上，甚兵卫从来不会拿出坐垫递给向他借钱的人，因为我有过好几次这种经验，我想别人也是如此，请原岛先生不妨向别人打听一下。”
“那么，放在房间的坐垫到底要给什么客人坐？”
“那只是放着好看。如果来个有面子的客人，他就会拿出来的。甚兵卫对于向他借钱的人一定不会给他坐垫子的。因为向他借钱的人，谈话时间很短，谈妥自己的条件之后就会离开，因此，他拿出坐垫并非给借钱的客人，因为刑警不知道甚兵卫的脾气。”
“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事吗？”
“还有手提箱的事。我虽然不知道它从哪里跑出来，但是，刑警说从水里掏出来的，当我说是左边的池塘时，刑警就骂我傻瓜，那是右边的池塘。关于这件事，我后来虽然向推事提过了，手提箱里留下我的借款证明，岂非表示我没有犯罪吗？刑警却说由于猪木重夫与植木寅夫的名字很类似，所以说我在黑暗中弄错了，既然杀人而又特地取回证件的人，为什么会无法确认自己的姓名呢？刑警硬说太暗的关系，何况，手提箱上面又没有留下我的指纹呢？”
“还有其他的事吗？”原岛又问。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关于木棒的问题其大小跟甚兵卫头部后面的伤迹不一致呢？”
“怎么说呢？”原岛问。
“我读过鉴定书的内容了，头部伤痕如手掌大小的扁平状，这是很奇怪的事，我根据刑警的指示说，木棒系三角形，一边宽度约四公分左右。我如用这根木棒敲击死者的头部，这样就不可能出现手掌大小的扁平迹象了。如用四公分的宽度猛打三次，我想伤口会很惨重的，那岂非用大件的东西猛打一次的吗？这也许是我外行人的想法也说不定，可否请你研究看看呢？”植木寅夫很诚恳地说出来。
原岛走出拘留所后，就搭上了计程车，他在车上反复思考植木的话。他正在沉思的时候，他忽然发现植木的话含有重要的意义，内心忍不住高兴起来了。
当他回到事务所的时候，他又重读诉讼记录。这样一来，他始知自己的眼光异于昔日的了，因为观点不同，使得自己的印象也改变了。
的确，刑警一开始就把植木寅夫确定为凶手，于是，他们几乎不再去搜查其他嫌疑人物，当植木被逮捕的时候，因为立刻就自己招认出来，刑警就非常安心，同时开始捏造证据，刑警在高兴之余，就着手初次调查的作业了。
原岛律师果然向十几位曾经向甚兵卫借钱的人打听过，结果没有一个人坐过甚兵卫拿出来的坐垫。听甚兵卫楼上的房客说，死者对付生意人，他会拿坐垫给访客，并且招待客人，同时，甚兵卫也会跟客人谈得很愉快。因此，原岛果然认为植木言之有理。
在这种情况之下，诚如植木所说，刑警只从常识判断死者拿出坐垫给那些借款或还债的人坐，而且，凶手为了要令别人认为强盗偷窃，故将坐垫加以收拾，他们根据这二种资料判断之后，就叫嫌疑者照这样的经过招认出来。
原岛拿着医生的鉴定书向认识的法医学者请教。他们说，手掌大小的扁平伤痕，至少系用八公分宽度的凶器一次猛击的结果，但是，刑警为什么对于这一点如此大意呢？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尤其，刑警不重视法医的鉴定，而只尊重自己的感觉和经验的推测，科学的鉴定也只提供参考而已，虽然学者很轻视第一线的刑警们，但也只有苦笑而已。
调查的刑警因为看见死者庭院的木棒，但又找不到其他更恰当的凶器，所以就满口允诺这就是凶器，他们不是太轻易选择四公分宽的木棒吗？自从植木寅夫自首以后，调查员的心情也立刻松懈下来，有些重大案件的调查，因为犯人的遗留品太多而使调查员兴高采烈，初次调查未免太马虎了，这样反使案件迷糊起来。由于刑警太有自信，总喜欢依赖经验的感觉，所以才错误百出。
在这种情况下，原岛律师有了主意，在法庭上，他要求法医做证人，这是一种“鉴定的鉴定” ，接着又逐一要求甚兵卫的交际关系人做新证人。
原岛在法庭上也要那四位调查植木的刑警当证人，他们都做证明植木的招认系处在自由的心情下成立的。原岛问：——你曾向嫌疑犯说过：“因为警察早已获悉你杀害甚兵卫，你抵赖也没有用了，如果你坦白招认时，就可以快些放你回家去，也可以要求推事以不起诉处分？ ”
a证人——没有说过这种事。
——为了催促嫌疑犯自首，你们让他在调查室里随意吸烟，自白之后又叫三次点心给他吃吗？
b证人——在调查室里递一、二只香烟给他是很平常的事，而不是让他随意吸，只吃一次点心。
——你们暗示或指示过嫌疑犯把对话时的坐垫收拾起来吗？
c证人——这是嫌疑犯的自动招供。
——你们暗示他把木棒当凶器，并且带他到死者的庭院里去，选择其中一根木棒，而后引诱他说用此根木棒敲击死者的头部吗？
d证人——绝无此事。以上均是嫌疑犯自己招供出来的。木棒也是他自己选择的，他一面说：“就是这一根了”，一面握在手上连挥几次说：“这根没有错的，”他非常积极地向我们承认。
植木寅夫跟这四位刑警对簿公堂时，真是怒气冲天，他以居高临下的姿势说：
“你们当时真没有这样说吗？做刑警的人能够如此没有廉耻地随便说谎吗？为了陷人于罪，而意使自己置身度外，就可以随便说谎吗？这不是昧着良心说话吗？”
反之，那四位担任调查的刑警除了否认之外，只有目瞪口呆的样子。
判决是开庭以后的三个月公布的，由于证据不充分而被判无罪，判决理由的主要部分如下：
（1）根据测量木棒的结果，获悉其宽度的最宽处约有四公分，如根据证人g君所写的鉴定书及证言，获悉死者头部的伤痕为扁平状，其宽度至少有手掌那么大，也就是约有八至九公分，因此，上述的物证并非本案件中使用的凶器。
（2）上述的木棒与池塘中发现的手提箱，都没有留下被告的指纹。
（3）根据被告自白书上说，手提箱里虽存有廿二张借款收据，被告从中取出五张之后就把箱子丢到池塘里；但是，后来从该手提箱又找到具有“植木寅夫”之名的借款收据，被拿走五张的借书证里所以留有“猪木重夫”的名义，乃系从甚兵卫的账簿上推测来的，反之，检察官与从事调查的司法警察人员却主张被告在暗淡的月光下，误将“植木寅夫”与“猪木重夫”的名字混淆。
这个主张有待检讨的余地，诚如辩护人的主张，如果被告系本案的真犯，强夺自己的借款收据是一个主要目的，那么，上述的检查官等人的见解就不得不令人怀疑了。
（4）当我们看到司法警察等人所写的调查报告与反驳文件时，虽然其间没有表示自供内容系在司法警察的威迫下，及被强迫长期拘留等状态下的形，但却使人感到它系在欺骗与利益诱导的情况下讯问出来的。关于被告在案件发生时离开“万牌庄”约有一小时，其行动证明亦缺乏客观性，而且中村是也的证言也不无可疑之处。
（5）但若综合以上的观点，本院裁判上述物证似乎不能与犯行有关，此外，除了被告的自白之外，亦无证据可以断定他就是犯人，自白书的若干疑问也得不到解释，总之，关于被告就是犯人这个事实，在尚未消除合理的疑念之前，则无法证明被告即为凶犯。这就是说本案的犯罪证明不够充分，故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三六条规定，被告判为无罪也……。
6
接着，大概又过了一年。
原岛曾在空余时阅读一本有关法律方面的书。他曾看见一篇英国法院的一位海顿推事写的《无罪判决的案例研究》，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九二一年秋天，英国曼彻斯特市里住有一位名叫卡曼特的帆布制造公司的职员，他杀害一位名叫阿马夏夫人，接着放火把她的家也烧毁了，当然他就被逮捕起诉了。当时，因为卡曼特为金钱所困，为了抢夺金钱而计划杀害阿马夏夫人。因为她是一位颇有储蓄的寡妇。
卡曼特在当晚七时左右，就到阿马夏夫人的家去，他携带一只长约五十公分的铁具，在死者脸上猛打数次，接着又将自己的裤带缚绑着她的头，并从房中偷走一百五十磅的现金与一颗钻石逃走。
此外，他为了隐藏自己的罪行，而准备放火烧掉阿马夏夫人的家屋，九时左右又回到这间房子来，他用油灯将室内衣橱上放的书本、纸张和衣服等搜集一块儿，而后想引火烧掉房子。一小时之后，由于房屋后面那条路上来了一辆货车，因为震动太大，使衣橱上的油灯好像要掉下来的样子，他事先知道这间房屋的地基会摇动，货车通过之际，房屋一定会动摇。总之，三小时以后，这间房子果然由于火灾而被烧得光光。虽然消防车急着赶来，但终不能制止火势。
当然，卡曼特很快地被逮捕了，而且也招供了经过。不过，法庭却认为犯罪的证据不足而判他无罪。
问题在于上述的强盗，杀人与放火的犯人，到底是否为卡曼特的呢？因存在这个案件上面，被告卡曼特并没有留下与犯罪事实有关的指纹，及其他客观证据。同时，从状况这一点来看，也不大能确认卡曼特就是犯人。案件发生之后的卡曼特，在逮捕之前，也不曾表现任何异常的态度或言语，这是从他的朋友及许多其他证言里获悉的。不但如此，案件发生的次日，他还曾到伦敦去玩，如果他从伦敦回到曼彻斯特的话，他不但了解形将接受刑警的调查，并且也很希望确认赴曼彻斯特的事实，勿宁说，他甚至也想到对被告有利的状况。
卡曼特在警察局自供，后来又将（供述）推翻。关于自白的部分，乃系受到刑警的强迫而伪造的，他缺乏信任性，但是，根据法院的调查所获得的证据，则不承认以上的主张，而却认定他最初以自白为一种极具证据能力的条件。
另一方面，如将上述的自白内容跟其他证据加以对照与检讨时，至少可以发现以下的重大疑问。卡曼特在警察局的自白中说，用铁材打死阿马夏夫人这一部分是：“夫人把入口的门稍为打开来。那么，自己就忽然用铁材猛打她露出来的脸，”两天以后，他又改变供词说：“在夫人的允许之下，自己走进房间内，并坐在椅子上跟她交谈，此时，我就趁她不注意时打她。 ”
在杀人案件方面，在入口处猛击她露出的脸部、或者进入房间，坐在椅子上一面谈话，一面猛击呢？这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至于犯行的细节部分，由于记忆错误而难免不充分，关于上述各点，不管是否想法错误，同时，卡曼特在这方面也缺乏合理的理由来做虚伪的供述，如将被告的自白当做一种真实情况，站在这个前提之下就不易说明供述的变更了。
关于打击她脸部的次数问题，在最初的调查里，卡曼特说只打一次，两天后又说打两次，一星期后则说：“用力打她，连打四、五次在她低下头的部分，”不过，根据法医鉴定的结果说，脸部的断骨状态可能只被敲打一次。
关于上述的殴打次数的问题，被告的自白与事实有不一致之处，故而产生疑问了。因记忆不确实，才会有错误的供述，另一方面，如果卡曼特是真犯的话，则不可能供述对自己不利的殴打次数，这在自白的真实性方面也是一个疑问的。
关于使用的凶器，当他被捕之后，刑警问他：“你记得这件铁具吗？”卡曼特则说：“这个铁具上留下我的指纹吧？虽然很像它，但它在哪里呃？当我拿着它前去时，因为附近也有许多类似的铁具，所以，我记不大清楚了，似乎看过的样子，”卡曼特自己也曾用右手将铁具夹在右腋下，借此测量长度，接着就对刑警说：“就是这根铁具，没有错的。 ”
不过，当鉴定人看到死者脸上的伤痕时，竟说伤痕宽度比卡曼特所说的铁具宽度大三倍以上。当他测量法院中保存的凶器时，也显然地跟上述结果一致。由此可见，卡曼特所说的铁具，跟行凶的铁具不同。不但如此，同时，卡曼特还向刑警表示，这就是行凶使用的工具，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卡曼特是真凶，他对行凶使用的器具记忆不正确，以致使识别错误了吗？但是，如果上述的真正凶器有物证的铁具宽三倍的话，那么，卡曼特特地将它挟在腋下，几乎断言的供述未免不自然。勿宁说，这就产生许多疑问了，从全部供述的印象来说，关于铁具方面没有确实的记忆吗？或者他知道铁具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呢？尤其为了迎合调查者的需要而做出这种供述吗？
如果事实如此，则为什么犯人有必要对凶器提出这种迎合性的供述呢？
此外，卡曼特也述及放火的方法问题，根据刑警现场验证的结果说，却不曾在衣橱下发现掉下来的油灯，在现场检查的时候，即使在发火地点没有油灯，如果在旁边的衣橱下面有油灯的话，也逃不过检查官的眼睛，勿宁说，根本就不曾有油灯的存在。这是可以判断得出来的。这对于卡曼特供词的真实性也是一大疑问。
不但有以上的许多疑问，而且又因证据不充实，所以，法院判他无罪了。
原岛阅读至此，不禁精神百倍起来，这也许是偶然的收获，但内容太相似了。
难道植木寅夫曾经读过这本书吗：原岛一直这样想，这是他的直感。
植木以前做过书店的店员，他从十八岁开始做到二十五岁，结婚之后就来此新社区开设中华料理的小面馆。
原岛又把植木的诉讼记录研究一下，同时，原岛也查到以前那家书店名称，他就打电话问以前在书店一起工作的朋友，始知该书店卖许多法律书籍。
而且，书店里还放置海顿那本 《无罪判决的事例研究》，这是战前翻译的书，植木寅夫当年果然读过此书无疑。
犯人在警察的追踪之下不易隐藏，如想隐藏犯迹，那么，愈掩饰就会愈从不注意的错误中露出马脚，以前的杀人犯无不以巧妙的伪装方式企图逃脱死刑或长期的惩罚，纵然被他逃亡走掉，无奈在此逃亡期间所忍受的不安与痛苦，反而比在监牢中服刑更严重。
在这种情况之下，最理想者莫过于被警察捉到后获得无罪的机会。当植木寅夫决心杀害折磨自己的甚兵卫时，恐怕早就想到这一点了。此时，植木头脑中是否浮现当年在书店工作时读过的那本书呢？真是谁也不知道。
在曼彻斯特发生的卡曼特案件中，卡曼特为了要说明不同宽度的铁具凶器，使警察在恍惚之中，根据他的招供，竟将另外的铁具当做证据。植木的情况，也是如此的。逮捕之后，卡曼特向刑警展示铁具，“好像这件东西，”自己又把铁具挟在右腋下测量其长度，而后又说：“就是这一件，一定不会错的，上面可能有我的指纹吧。”植木向调查员指出木棒时，亦曾将它握在手上挥了三、四次，同时，他也说：“我想是这根木棒，一定不会错的，上面恐怕没有我的指纹。不过，也应该有才对。”这种说法跟英国的例子完全相同。
植木模仿英国的犯人，故意表白不利于自己的事，然后给人一种印象说，他的招供系在刑警强迫之下，被诱导出来的结果。
他的指纹不曾遗留在木棒与手提箱上面，这恐怕是他一开始就戴上手套的缘故。
调查植木的刑警，因为一开始就得到植木的合作，所以心情很轻松，而忽视有用的证据。卡曼特用铁具击打阿马夏夫人的次数，也从一次、说到二次，甚至四、五次，同样地，植木首先说六、七次，后来又说三次，两个人事实上都只打一次而已。
关于坐垫的问题，恐怕植木自己说：“虽然甚兵卫拿出来，但凶杀之后，自己就将它收拾起来 ”。因为他知道甚兵卫没有把坐垫递给借款者的习惯，所以，他才利用这一点。至于在手提箱上留下自己的借款收据，其目的就是要获得法院判决说：犯人这样做是不自然的。甚兵卫是单独一人，没有兄弟或甥侄之辈，他死亡后，债权会自然消灭的。
原岛暗忖：倘若这种推测的真相让刑警知道的话，他们会有什么感想呢？而且在法庭上，刑警除了遭受植木猛烈指责：“强迫自首”或“利益诱导”之外，真会哑口无言。不过，当原岛在法庭上看见植木那种勇敢的态度时，原岛的确相信植木最初的自首是无辜的。
原岛内心里镇静不下来，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在书房里走来走去。为了要使心情安定起见，他就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漫然地掀开一页：
“被告的自首是否根据强迫而来的呢？这不单是从对被告犯行的供述动摇一事来决定，或者对法庭做证的刑警以及被告表现那种勇敢的态度来决定，而系由自供内容的真实性是否适当，被告的性格如何？被告在什么动机下自首等具体状况的观察来决定的。然而，原审并不曾努力检讨调查来的各种证据，与被告自供的真实性，同时无视于被告的特异性格，以及充满卑屈的人格，结果否定自供书的任性，这是不恰当的” 。——植木寅夫目前到哪里去呢？谁也不知道他被判无罪之后，就将土地高价卖给某家土地公司，而后搬到别处去了。他也不曾来向原岛律师致谢，但他在电话里说：
“承蒙你帮忙，十分感谢，你真是优秀的律师，我不曾付一分钱给你当辩护费，实在非常抱歉！ ”
如果植木寅夫因车祸死亡时，那才是天理昭昭，或是劝善惩恶的结果——事实上恐怕不会有这种状况。
诗词格律与古代文化常识乾隆下江南惊魂六计之笔仙定鼎奇闻乐记铜人针灸经永庆升平前传史记讲读增广贤文诗经注译诗经貂蝉艳史演义呼家将玩偶的幽灵——外国奇情故事集武王伐纣平话牛虻和他的父亲、情人和她的情人宫女卷春又春黄庭内景经中国PC游戏产业风雨20年回顾看起来，这个案件实在很单纯。在一次秋天的晚上，有一位经营高利贷的六十二岁的老人，竟在一个二十八岁男人家里遭受惨杀。犯人又将老人的手提箱夺走。在犯人逃亡的途中，他从二十二张借款收据中拿走五张，然后才将这个手提箱丢在田野里。
住宅的地点在东京西郊，这里有大部分尚未耕作的田野。
原岛直已是一位年轻律师，当他被政府指定为被告的辩护人时，他内心也不在乎，他想草草下决断了事。因为他还有其他三件私人委托的案件要办，所以他的工作相当忙碌。虽然，他本可以藉故推辞，但是，律师公会的理事长私下对他说，因为本案的担任律师生病，倘若没有辩护人出庭，法院也会很苦恼，所以才私下拜托原岛要帮忙承担。何况案件本身又很单纯，只要他做得适当就行了。
因为政府规定刑事诉讼，如果被告因贫困或其他理由而无法聘请辩护人时，法院必须替他找辩护人，一切费用可由政府负担。
这种辩护费用很低，使得繁忙的律师都不想接受。所以，法院只好请律师公会协助，依顺序成立责任辩护，但是，他们仍有拒绝的理由。不过，这是有关被告者的利益，它具有人道的公共性。同时，宪法上亦有规定，律师不能明言拒绝。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人只好将案子推到年轻的或者不太忙的律师身上。
律师与被告双方对公定的辩护人都没有好评，这是因为辩护费太低之故。这样一来，辩护技术也很粗暴，使得被告不断责难公定律师不够亲切，只会千篇一律做些义务性的辩论。
幸好，最近听说公定辩护人要恢复名誉，所以才比较改善一些。
如果事件本身很有趣，或者含有社会性质，那么，即使费用低廉或很费手脚，也会有人凭一股热情承担下来，这是为了功名心所使然。反之，若是平凡事件，他们在意识上就会不大起劲。
不能提高，所以，使许多积存已久的弊病改不过来。
当杀害老人的嫌疑犯植木寅夫要求公定辩护人时，律师公会的事务长认为案件很单纯，故吩咐原岛直已说，只要处理适当即可，这也表示习惯性的意思。
原岛律师首先阅读与本案起诉有关的书类和调查记录。结果，他获悉如下的内容。
被害者山岸甚兵卫本来拥有农地，后来售给土地公司，他将一部分钱在某地方建一栋两层式的住宅，其余的钱借给别人，这是距今十年前的事。死者没有子女、妻子也在三年前逝世、现在孤独一个人生活着。
自宅的二楼租给一对年轻的小学教师夫妇，有人说死者平时待人很苛，而他居然肯以便宜的价钱将二楼租给对方，主要系由于那位年轻教师具有柔道二段的工夫，所以说老人是别有用心的。
单身老人的怪癖不仅如此，他经常从事高利贷，凡向他借款的人都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对方都是些新辟地区的小商店，旁边固然有铁路经过，可惜人口不多，所以，生意不大理想。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只好忍痛接受山岸甚兵卫的高利贷，其间也有人支持不住倒闭，甚至有人用退休金开了一间小店，结果土地契约也被甚兵卫拿去做担保了。于是，甚兵卫又获得许多附近的土地。
因为甚兵卫知道有盗贼想趁机偷他的东西，以及明白许多人在恨他，他在警惕之余，就毅然把二楼很便宜地租给柔道高手的小学教师。
十月十五日，教师夫妇接到故乡母亲来信说病重，故于当天返回乡下去，此地的凶案就发生在十八日。
甚兵卫的尸体在十九日清晨被附近的人发现，因为房门开着，有一个人因事走进他的房子时，突然发现甚兵卫匍卧在八叠塌塌米大小的床铺上。他拼命叫也没有回答，于是他就迅速通知管辖派出所。
根据尸体解剖的结果，获悉死者的头部后面受到强打而引起脑震荡与脑内出血。头部后面有手掌大小的坑洞 （扁平化状态 ）。
因为甚兵卫身体向前倒，故成匍卧状，对方从后面突然击袭，死者在倒下去后，手与膝部都稍为转动，这是从姿态上判断的。
如从他胃里的消化状况来看，大概在饭后三个小时左右被人击杀。因为甚兵卫是自炊的，他的晚餐时间大约在六时，据推测案件发生时间在九—十时。这一点也跟解剖医生推定的经过时间相同。
至于屋内状况，室内几乎没有不零乱的，死者的皮箱柜子被人打开，黑色金属制的手提箱不见了，箱子里放有借款收据与保证书等。
其他坐垫放着很整齐，枕边的布有些皱纹，可见死者上床后又走到客厅来。甚兵卫常常有九时就寝的习惯，（二楼的小学教师夫妇的证言）。
当甚兵卫在睡觉的时候，到底什么人去吵醒他呢？门槛上虽然有坚硬的木棒在挡着，除了甚兵卫以外，决不会有人在里面把门打开来。
那么，到底什么人会来拜访他呢？按理说，对方是认识的人，也必须是甚兵卫的熟悉人物无疑。因为用心甚深的甚兵卫，既然进入房间内，则为何在九时左右又会招呼客人走进房间去？
据说山岸甚兵卫本人没有什么风流韵事。这一则系由于年纪大的关系，另则由于他的性格所使然。他很吝啬，从年轻时代起就没有兴趣找女人玩，由此可见，晚上九时的访问者也必然是男人。
据附近人说，九时左右不曾听人敲打甚兵卫的家门，也不曾听人在外面喊叫。何况甚兵卫坐在椅垫上睡着，如要从外面喊醒他，则一定得大声喊叫。然而，附近的人却没有听见喊叫声音，那可能是电话声吵醒他了，因为电话放在死者卧室的墙角上。
也许犯人先用电话跟死者交谈，然后得到访问的许可。甚兵卫把门槛上的木棒放在一边，可是访客必是相当熟悉的。
如要推测犯人的线索，那只有从手提箱的遗失去调查。因为里面有高利贷的借款，和利息收据及契约文件。犯人必然明白手提箱的内容，同时也知道放置的位置，换句话说，对方主要目的在于强夺皮箱内的借款与契约证件。此外，警察又从佛坛下找出十五万现金，但是，犯人倒没有寻找现金的企图迹象。
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就得先找出犯人，警察在案件发生后第二天即逮捕一个名叫植木寅夫的青年。因为这位调查员曾听人说，当晚九时五分左右，有一个男人在距离死者家不远的马路上走，这时有一位名叫中村的邻居从厕所的窗门看出去，这个男人的影子颇似车站前开小面店的老板。
植木寅夫在车站前经营一家小面店。他早在三年前就在此地开店，一年前就买下旁边的土地，后来又扩充店面，他的生意虽然不是很顺利，因为附近还有同业，所以竞争相当激烈。他希望把店面扩大，待粉刷清洁之后，客人可以接踵而来。不料，事与愿违，客人反而日渐减少，远不如小店时候的客人多。可惜，这笔钱系向死者借来的。
由于生意不理想，负担的利息又高，植木寅夫看起来脸色苍白。虽然隔一段时间后，店里就热闹起来，因为车站的客人很多。车站前面的地点到底是不错的。他本想这样忍耐下去，无奈高利贷太惊人，使他只好将面店转售给一位出版商人。
自从两年前跟死者接触以来，植木寅夫一直很痛苦，因为甚兵卫的交易太苛刻了，他一点儿也不通人情。植木忘了到底跟死者交换过多少次借款证明，因为利息已经高过本金的四倍以上，目前的借款高达七百五十万元。甚兵卫曾向植木寅夫说，如果超过这个数额而没有偿还能力时，则需用所有土地与店铺偿还。双方虽然谈过好几次，植木非常痛恨山岸甚兵卫，所以才狠心杀死他，这是一般人的传说。
2
其实，好像植木寅夫这样憎恨甚兵卫的人太多了。如果凭这一点来看，则怀有杀害动机的人可以说不算少。不过，要构成嫌疑犯的对象之前，必须要具备以下的条件。
当晚九时至十时之间不在家里的人，与死者认识的人，知道二楼的房客不在家者，熟悉死者的室内情况者，有相当臂力者（从死者的伤口推测）。
从现场里找不出犯人的指纹。除了死者的指纹外，虽仍有许多其他指纹，但都不太清楚。最清楚者，就是楼上那对教师夫妇的指纹了。据可靠消息称，他们夫妇确曾于当天返回九州去。由于金钱关系来访的客人很多，故使指纹弄不清楚，而且也都是很旧的指纹。
犯人不曾遗留下任何凶器或其他东西，甚至也没有鞋迹，因为走廊是水泥地板，故使迹象不易留存。如果说凶器是关门的木棒，但是这根木棒又太细，跟扁平化的伤口不一致。而且，在这根木棒上也只有甚兵卫的指纹而已。
死者的伤口没有出血，死者是秃头的人，所以，警员判断凶器上不会有血迹与毛发。
走廊下放有烧柴用的积木，因为此地没有天然瓦斯，所以，每一家庭都沿用农业时代的习惯，死者平时用柴做燃料，木柴系三角形，每边宽度有四公分，如用此积木猛击人头的话，头部可能下陷扁平的形状。
调查员从此地的三十根积木中检查最上层的十根，但很难从木肌上采取指纹。当然，上面也没有血迹和毛发。
警察将上述的尸体状况与现场情形看过之后，又检查一下植木寅夫的自述。自述书上写着：我自二年前向山岸甚兵卫高利贷款以来，一直痛苦不堪，最近，他说要将我担保的土地与房子出售。这些土地与房子是我用多年储蓄买下来经营面店的，其间曾向甚兵卫借款扩张店面，结果生意不理想，再加上甚兵卫屡次催讨债款，所以，我就自暴自弃起来。我曾一度想除自杀之外，真是无路可走，但在死前想要杀掉可恨的甚兵卫。我想借此帮其他贫困者的忙。
十月十八日晚上，我从七时开始就跟朋友中田与前田到西川车站附近的“万牌庄” 玩麻将，因为这个时候的生意比较冷淡，所以，我就叫妻子招呼客人。其实我平常从黄昏开始就会去玩麻将。当时有一位柴田君来玩，我就告诉他说：“我家里有事，我想回去看一下，你能不能代理我坐这儿玩呢？”柴田很高兴地答应。我走出“万牌庄”的时候是九点多了。事实上，我并没有回家，我只在车站前的公共电话亭里打电话给甚兵卫，一会儿，甚兵卫的声音出现了：“我现正在椅子上坐着小睡，你明天来好了。”但是，我说事情紧急，需要赶快见面，于是他又说：“那么请你快些来，我在家等你。 ”
从车站到甚兵卫的住家将近一公里，我在半路上必须经由田野和菜园以及两个池塘，一路上十分寂寞，一个人影儿也没有碰见。因为他住家距离车站也隔几条街道，所以，我不曾注意到有人会从厕所的窗户上看到我的影子，中村这个人经常到我的店里来吃面。
果然如电话中所说的情形，甚兵卫打开房门，坐在家里等我。我知道住在二楼的小学教师在三、四天前回九州去了。因为这位先生常来店里吃面，所以，我曾听说他要回乡下去了。
我首先在甚兵卫的家门前打转，看见走廊下堆满木柴，我就顺手取了一根木棒仰望二楼。结果发现房门紧闭，灯光亦不外泄，我始知他们确实回乡下去。
我回到门口后就走进院子里，当我说“晚安”的时候，甚兵卫就从里面走出来了。我仍然右手握着木柴棒，隐身在暗处等着他。一会儿，客厅的灯光亮了。
甚兵卫站在里面看着我的脸，嘴里说：“动作太慢了”，但是，当我说钱带来时，他马上笑眯眯地说：“请上来坐吧”。我仍然站在门槛上说：“把你从睡觉中吵醒，实在非常抱歉，因为我刚好有二百万元现款，所以特地带着来，放在家里会担心小偷。”
他就从房间递出二片坐垫。因为我的右手握着木棒，所以觉得很麻烦。结果我就把木棒藏在背后走上来，当我坐在垫子上时，又迅速地把木棒藏在背后。我想木棒被他看到就不妙，故想赶快把话终断。“因为把钱带来了，请你给我写下收据，”接着我从口袋中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报纸包裹，甚兵卫马上说：“既然如此，我就去拿张纸来写好了，”于是，他就转身过去。我立刻趁机用木棒朝他的秃头猛击，甚兵卫发出一声惨叫，就向前倒下。我接着又用木棒朝他的头部猛殴三次，甚兵卫依然倒地不动。因为我估计自己不是客人，而是属于强盗，所以将两片垫子挂回墙壁上。
接着，我走进他的卧室去寻找手提箱。当我一想到那张折磨自己好几年的借据必然放在皮箱里时，我就想敲开皮箱，可惜不知道如何打开皮箱，所以只好拿着逃跑出来。当我一走出门外时，就仍将木棒放回原处，因为那时很暗，我看不清楚木棒放在哪一边，我想前后只费时三十分钟左右。
我拿着手提箱，走到路旁的草堆里想打开来看，可惜不懂开箱的暗号，只好用旁边的大石头猛敲，结果把盖子敲破了，我就拼命寻找写着：“植木寅夫”字样的借据，结果在微弱的光线下被我发现了，我立刻就撕毁它，我为了协助其余的人，也就顺便将五、六张抓起来放在口袋里，同时，我又将破坏的盖子盖好丢在右边的池塘。我把口袋里的借款收据用火柴燃毁。
后来，手提箱在池塘的泥沼里被人发现，警官从湿透的借款收据中发现尚有我的证件，我大吃一惊。由警察的话里，我想甚兵卫的账簿中有猪木重夫这个人的借款，也许我在黑暗之间把“猪木重夫” 跟“植木寅夫” 弄错了，因为当时我很兴奋。
当我把一切事情处理完毕后，就返回“万牌庄”，当时四个朋友玩麻将还没有结束，我看了十分钟就发现中田获胜。接着柴田退出，由我参加进来，当时谁也不知道我已经杀过人了，我自己也很镇静的，因为杀死甚兵卫，我也没有任何罪恶感。
当晚睡得很好，因为借款收据烧毁了，甚兵卫再也看不到了，负债也自然消灭了，我的心情顿然轻松起来。
次日，因为经营高利贷的山岸甚兵卫被人杀害，在附近引起很大的骚动。但是，谁也不会同情他，反而令人拍手称快，异口同声说他是因果报应。
两天之后，当我正在店里看电视时，有两位刑警走进来说，他们是调查部派来询问若干参考资料，我若无其事地回答，但是，我也立刻意识到事情恐怕会麻烦。当然杀害甚兵卫是一件坏事，但若一想到他生平的恶绩昭彰，我就毫不隐瞒地回答警察的任何问题了……
从上述经过看来，这诚然是很单纯的犯罪。不论是公定或私下聘请的辩护人，恐怕无不认为这是无聊的案件，原岛认为充其量是酌情减刑。
但是，当原岛阅读被告的供述文时，则又发现被告把最先的叙述全部推翻，而坚持自己跟杀害甚兵卫完全无关，以前的自首系受到警察的诱导询问与精神压榨的结果，这真使原岛大吃一惊。
诸如此类前后矛盾的供案也时有所闻，尤其如杀人案件之类的重刑，就会常常使用这种手段的。
原岛读过警察的资料后，知道植木寅夫的确有问题，这些供词并没有不对，同时，警察做好的现场勘察亦与自供的内容符合，所以，原岛不以为被告是在警察的强制下产生的自白。
但是，植木寅夫在推事前面却又有一种新供述。
3
我从十月十八日晚上七时左右，就在“万牌庄” 跟中田、前田和西川四个人玩麻将，到九点多钟时就与柴田轮调，情况如前述。我从车站前的公众电话亭里拨电话给山岸甚兵卫，现在因为担保处分的问题要去跟他商量，甚兵卫说起床在家等我，我从公众电话亭走出来到甚兵卫的家里是事实的，但是，这跟上述在警察面前的自白不同。
我在电话中倒没向对方说身上有二百万元，无奈警察硬说：“如果你在电话中向他说没带钱去，山岸不可能从睡觉中爬起来的，即使要来，也得等到明天才行。如果你带钱去，山岸可能会开门见你。”的确如此，从山岸的性格来看，没有钱怎么会等我去呢？果然如警官所言的情形。
我在公众电话亭里向甚兵卫说：“我在等待担保的处理了，不过，土地与店铺被拿走的话，我一家生活立刻会陷于绝境，所以，请你为我想想看，关于这一点，我有解决的办法，我想现在去谈谈好吗？”甚兵卫回答：“我也没有意思想要处理你的担保物，但若你不可能还钱的话，那只好迫不得已了，如你有更好的办法，我倒想听一听，我开门等你来。 ”
我虽然走到甚兵卫的家宅附近，其实，我并非有什么妙策，我只担忧土地、店铺与房子被拿走，目的只想稍为延后而已，因为我在电话里透露过了，如无具体计策，只会使他愤怒而已，所以，我到了他的家门外走来走去，终于又走回来了。
当我走回来时，麻将尚未终结，我此时的心情倒不在乎别人的胜负，只是一面在生命保险公司的栏杆附近徘徊，一面思考出路，由于乡下的路上无人行走，所以，我没有碰到任何人。
这样前后费了一小时，我又返回“万牌庄”。四人玩麻将刚好告了一段落，柴田退出后，由我参加进来，因为我没有杀人的情况，四人人都能保证我的态度很镇静，我的妻子也说我当晚睡得很好，因为内心没有烦恼，在疲倦之余就熟睡了。
以上都是真实情况，至于我谎报犯罪的理由是这样的。
在警察局里，我最先倒没说自己犯罪，但有一位警察把我叫到调查室说：“你老实说吧，不管你说什么谎，证据都被找到了，我们在一个池塘里找到被你拿走的皮箱，开锁处被你打破了，因为盖子打开来，水就浸进去，我们取出二十二张收据，其中有一张是你的七百七十万元的收据，但是跟死者的账册一核对，却发现不足五张，其中有一张是‘猪木重夫’的，这是在皮箱里找出来的，你在开箱取出收据的时候，因为光线不足，故才将‘植木寅夫’与‘猪木重夫’的名字弄错，因为两人的名字很类似。”
接着，刑警问我：“你认识附近的中村这个人吗？”我说：“他是我店里的客人，而且他常来店里吃面。”“那么，他当然也认识你的脸貌了？”“认识得很。”我回答说，刑警则很得意地说：“中村当晚九时五分左右，从家里厕所的窗子里看见你曾在甚兵卫的家附近匆匆地走着，但是，你却不曾注意到哩，因为中村曾很清楚地看过你的脸形，这就是一项证言，你逃不了，你还是快说出经过吧。同时我又有手提箱的物证，警察也已经调查过你杀害甚兵卫的动机了。我们十分同情你，你还是招认吧，这样我们可在推事前面请求释放你，你就可以得到不起诉处分，当然你也能早日离开这里回到太太身边去，早日经营你的生意。 ”
因为我只是在甚兵卫的家前张望，但不管我如何向警察辩论，他们也听不进去。警察跟我约好，只要我提出假的自白状，就可以不起诉处分，我倒认为很恰当，于是我说：“我杀的。 ”
刑警们非常高兴，一方面让我抽烟，一方面给我吃点心。接着，我就根据他们的指示供述内容，同时在刑警的暗示下写出甚兵卫家庭内的状况。
因为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凶器才好？正在烦恼之际，刑警就说：“用燃烧的东西可以啦，”我说：“我用煤炭杀死甚兵卫，”刑警说：“傻瓜，这种东西怎么能杀人呢？要用长条的东西，从山上捡来的，要像这样长的，”他们又用手表示式样，我终于想起砍断的松木棒：“用木柴吗？”“对了，你用木柴敲山岸的头，把他敲死了，这些木柴放在那儿呢？”刑警问我。
因为我不知道木柴放在何处？就说：“放在厨房” ，刑警生气地说：“根本没放在那里，放在淋雨的地方，”我说：“放在庭院里的”，刑警说：“答对了”，不过，在自述书上倒没有这样记录起来，他们似乎只写：我知道甚兵卫的庭院堆有燃烧的木柴，我就走到那边用右手拿一根木棒，因为走到房门口时，门刚好打开来，我说：“晚安”后就走进去。感受完全不同，但是，最后的结果大体意思相似，写完自白状之后，他们说：“我们将上述的话速记起来了，你用拇指捺上表示签名。 ”
关于凶器的问题，刑警曾经带我到甚兵卫的庭院去看堆积的木柴，他一面问我：“使用那一根呢？”因为我实际上没有犯刑，所以，我一时也回答不出来，刑警又说：“不是这一根吗？好好想一想看，”接着就拿一根木棒叫我仔细瞧瞧，从大小方面说，刑警似乎早就注目这根木棒了，“我想就是这一根木棒！”于是，这根木棒就成为正式凶器。当我向刑警说，木棒上没有血迹和毛发时，刑警就说：“死者的伤处没有出血，他的头部光秃秃像花瓶一样，当然没有毛发，这样最好不过了，倘若外出血的话，那么，这根木棒上恐怕就必须涂上相同血型的血液！”当我说：“这根木棒上没有我的指纹啊！”刑警就说：“木棒这样杂乱的树皮上很难留下指纹的。”于是，他就用布把这根木棒包起来当做证据。
然后，他问：“你跟甚兵卫坐在怎么的位置上呢？你怎样杀他呢？”我迫不得已地说：“右手握着木棒，甚兵卫听我说要偿付二百万元时，就走了出来，接着他一转身的时候，我就脱鞋向他后面走去用木棒敲他的头颅。 ”
刑警就说：“没有这回事。他走出来迎客，又拿出坐垫让你坐，因为你说要付出二百万元，他准备要拿纸出来包，你就站起来从后面敲打他，这样才不会错的。因为客人来了，他一定会拿出坐垫来。虽然现场没有放置坐垫，那恐怕是你在行凶之后，为了不让人知道有客人来，所以把坐垫挂到墙上吧？”我也只好说果然如此。刑警说：“那么，你就把刚才的情况依照顺序说出来吧！”当然，我也照说一遍。
其次，刑警问我：“敲打几次呢？”我回答说一次，他说：“不可能只有一次的，哪会一次就能把人打死的呢？到底你打了几次呢？ ” 我说：“ 我记不大清楚了，大概有五、六次吧。”刑警很奇怪地说：“打六、七次太多了，如果这样打一定会出血的，大概打三次吧？你既然记不大清楚，那就说打三次好了，”他好像教小孩子那样地告诉我。接着，他好像自言自语地说：“用木棒敲打三次，就可以完成解剖报告书那种伤了。 ”
最后，我也根据刑警的指示说：我夺去手提箱之后，在路上用石头敲开，从中拿走借款收据，至于：“植木寅夫”与“猪木重夫”的错误，也是刑警教我怎么说的。
最后，我说往车站方向走，同时把手提箱丢在左边的池塘里去。他说：“不是这样，你再仔细想想看，”因为池塘只有两个，他改正说：“那是右边的池塘。 ”
如果手提箱拈有真犯人的指纹时，那就可以帮我的忙了。但是，调查员说池塘发现的手提箱沾满泥水，故无法确认指纹，这实在可惜。根据刑警指导下叙述出来的自招，说我很有计划地把手提箱沾上泥水。
总之，刑警当初对我说：“如果你能自己招认，就会让你赶快回家，并且会向推事要求以下起诉处分，因为我们很同情你的动机，准备尽可能帮你忙，”因为我一心一意想早些回去，所以，我就落入刑警的圈套了。
虽然我很快地离开警察局，而后被送到拘留所去，但是，刑警却以恐怖的脸对我说：“你在推事面前也得将刚才的话说一遍，如果说错时，那就得被起诉了，同时，你又会被带回到警察局，”
接着，他又威胁说：“如果你在法院里翻供，我就要设法向你用刑了，你可要记住啦。”
在推事的调查里，我很害怕地供出在警察局那种不自由下的招供，目的是为了想早些回家，以及获得不起诉处分，结果事与愿违，所以才决心供出真状。
原岛阅读植木寅夫的新供述以后，暗忖在遭受刑警威胁下的供词里，虽然有些过分的表现，或者也有这种情形的。当他阅读最初那篇供词时，虽也觉得经过很自然，但当他看到新供词时，也觉得不会不对的，因为在刑警界里诚然还有这种坏习俗。虽然不知真象究竟如何，但站在辩护人的立场说，也不能忽视新的供词。
然而，在推事的起诉状里，则不承认新供词，而采用警察局的自供为真实凭据。
日本宪法明文规定，凡在强制、拷问或威胁的情况下造成的自供，以及在不当的长期拘留或拘禁之中的自供不能当做证据。
利用欺骗而得的讯问，或用利益诱导而得到的自供都缺乏信任性，故不容许将它当做惟一的证据来判定犯罪的事实。
所以，法庭也有许多理由可以主张被告无罪，但在警察局里却有彼威迫的自白，于是，物证或第三者的证言就成为重要的旁证了。如将其性格加以分析的话，则有直接与间接的证据，间接证据也叫情况证据。
植木寅夫的犯罪情况是：他曾向甚兵卫高利贷借款，后来不但偿还困难，而且当对方要拿他的土地与建筑当担保品时，植木就怀有杀意，这就成为情况证据了。此外，在行凶时间方面也能吻合。他九点多钟离开万牌庄，十点多钟回来，当时玩麻将的中田、前田、西川和柴田，以及“万牌庄”的老板等也可以做证，这也是情况证据与间接证据。
植木离开“万牌庄”不久，中村是也就从厕所的窗户里看见他的形影，这也是证言。不过，中村倒没有目睹植木走进甚兵卫的家行凶的现场，只是看见植木走向死者的家的形影，这种证言并非直接证据，而系一种间接证据。
物证就是木棒与池塘里找到的手提箱，这只手提箱是甚兵卫家里遗失的东西，它系被调查员在附近池塘里找到的。不过，木棒与手提箱上都没有找到植木的指纹。诚如前述，从手提箱上找不到任何指纹了，至于木柴的问题，根据警察的调查记录说：问：“你用木棒猛击甚兵卫的头部吗？”
答：“那根木棒也是当柴燃的。”
问：“其长度如何？”
答：“大约三十公分左右。”
问：“那是放在哪里呢？”
答：“它放在甚兵卫家的庭院！我很早以来就想用它来杀他的。”
问：“那么，你从前就知道那个地方有木棒了？”
答：“是的。”
问：“行凶之后，那根木棒怎么样呢？”
答：“我把它放在原处。”
问：“那么，如果你回到放木棒的地方，你能认出行凶的那根木棒吗？”
答：“如果没有人把它烧掉或移动它，我想可以认得出来的。”
问：“次晨发现尸体后，立刻通知警察来，所以现场才能被保持。但你能认出现场吗？”
答：“如果到现场去，我想认得出来的。”
结果警察带着嫌疑犯到现场去查证：
嫌疑犯到了甚兵卫的庭院里，当他看见那一堆烧柴用的木棒时，就用手指着上面第二根说：“我就是用这根木棒的。”
调查员就戴上手套把那根被嫌疑犯指出的木棒拿出来，然后把它交给嫌疑犯的右手，叫他试握看看，接着要他连挥五、六次，他说：“就是这根木棒不会错的，刑警先生，自己用过的东西拿在手上时，就能感觉得出来的。”
接着，他又指着木棒上的皮块说：“我曾经看过这个皮块，我一拿到手上时就看见了。”
然后，他又说：“刑警先生，这根木棒上留下我的指纹，请你检查看看，那时我用力握得很紧，而且握的时间很长，我想一定有留下我的右手指纹。”
总之，他的态度非常合作。植木寅夫在调查的时候表现积极的合作，看起来有点像对刑警表示谄谀的态度。
原岛在繁忙之中到警察局去拜访调查课的股长，要求查看尚未读过的调查记录。这个调查系自中村是也在厕所窗户里看见植木的形态之后，警察局就只逮捕植木寅夫一个人，而且，植木被逮捕之后，就立刻自己招认一切，刑警在轻松之下立刻送往法院去。
“原岛先生，被告似乎在翻供，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因为股长总以为原岛只是植木的公定辩护人，所以，他毫不客气地表示对被告的不满：
“警察局方面绝对没有做出为难对方的调查方式，当然，警察更不会向他说一大堆傻话，例如自首以后可以早些回去，拜托推事给你不起诉，或者威胁他说如果翻供时会受刑等……因为植木被捉到这里来的时候，他就简单地将杀害甚兵卫的状况，如何进入死者家里谈话，如何杀死对方的经过侃侃而谈，关于使用凶器的情形，也诚如调查书上记载的状况，他本人一面说这根木棒，一面握在手上挥打五、六次，以上的情况不会错的。何况，他又说上面可能具有指纹，不妨也要刑警调查看看，他滔滔不绝地说出来……”。
本来，在嫌疑犯人中也不是没有人为了要求警察合理的待遇，早些被送往拘留所，于是乃迎合调查员的意思，接着又在法庭上翻供，认为是受到警察的威胁而招供的，这是嫌疑犯人有计划的叙述。植木寅夫也是这种情况。
同时，如果植木真有迎合的态度时——事实上，从他的样子上看来就有这种情形——他第二次招认的内容，想要早些回家，以及不起诉处分，于是就对刑警那一套诱导的话相信不疑了。为了使刑警的推断顺利起见，自己毫无保留地招认出来。
因为判刑的日子快来了，原岛就暂时抛开其他的辩护案件，而特地前往拘留所看植木寅夫。
原来，植木寅夫身材细弱，高高的个子，柔细如女人，脸色苍白，眼睛下陷，嘴唇很薄，前额很狭，他迎接这位公设辩护人（因为被告贫寒，负担不起辩护费）同时，他很亲切地表示对原岛律师的尊敬与感激之情。
原岛很注意眼前这位斯文的男人为何会有杀人的罪行呢？他也认为对方的脸上是否也不表露出自己的残忍与狡猾呢？虽然，原岛也曾看过好几百个被告的脸形，然而，他也始终判断不出对方是否老实？
“自从我担认你的辩护律师以来，因为你一直不曾要我为你说些公正的话，我觉得很苦恼，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不能有公正的辩论了。”
在会客室里，原岛律师不断对植木强调说：“你后来的供述表示最先在刑警面前招认的事实都是假的，关于这件事，没有错吧？”
“不会错的，那是刑警欺负我的。”站得笔直的植木寅夫语气坚强地回答。
“你受到刑警诱惑的情形，就如你后来所说的？ ”
“是的，就是如我所说的情形。”植木说。
“但是，刑警却说你非常积极帮忙调查员在寻找物证——烧柴的木棒呢！”
“不对，在调查的时候，刑警教我这么说的。 ”
“在法院里也这么说吗？”原岛问。
“当然这么说的。”
“那么，我就根据这一点来考虑辩护的方法了。”
“原岛先生，”植木欲言又止的样子，“我想告诉你，我在刑警强迫之下所招认的证据。”
“什么证据？”
“让我说好了。”
5
植木寅夫果然脸上挂着微笑说了：
“我昨夜睡觉的时候想起来了，因此，这件事我尚未向推事说明。因为我想原岛先生很诚恳地做我的辩护人，这样才使我很镇静地想起来了。”
“到底怎么回事呢？说给我听听看。”
“那就是关于我用木棒打死甚兵卫的情形。我听说甚兵卫在客厅上面对隔壁房间，匍卧在地上死去，我只是想像自己从后面偷偷地打死他，但是，刑警说没有这回事，他硬说我坐在甚兵卫拿出来的坐垫上面，行凶之后就把坐垫拿回壁上挂着，意既表示强盗进来的样子，于是，我只好听从刑警的指示说出来，事实上，甚兵卫从来不会拿出坐垫递给向他借钱的人，因为我有过好几次这种经验，我想别人也是如此，请原岛先生不妨向别人打听一下。”
“那么，放在房间的坐垫到底要给什么客人坐？”
“那只是放着好看。如果来个有面子的客人，他就会拿出来的。甚兵卫对于向他借钱的人一定不会给他坐垫子的。因为向他借钱的人，谈话时间很短，谈妥自己的条件之后就会离开，因此，他拿出坐垫并非给借钱的客人，因为刑警不知道甚兵卫的脾气。”
“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事吗？”
“还有手提箱的事。我虽然不知道它从哪里跑出来，但是，刑警说从水里掏出来的，当我说是左边的池塘时，刑警就骂我傻瓜，那是右边的池塘。关于这件事，我后来虽然向推事提过了，手提箱里留下我的借款证明，岂非表示我没有犯罪吗？刑警却说由于猪木重夫与植木寅夫的名字很类似，所以说我在黑暗中弄错了，既然杀人而又特地取回证件的人，为什么会无法确认自己的姓名呢？刑警硬说太暗的关系，何况，手提箱上面又没有留下我的指纹呢？”
“还有其他的事吗？”原岛又问。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关于木棒的问题其大小跟甚兵卫头部后面的伤迹不一致呢？”
“怎么说呢？”原岛问。
“我读过鉴定书的内容了，头部伤痕如手掌大小的扁平状，这是很奇怪的事，我根据刑警的指示说，木棒系三角形，一边宽度约四公分左右。我如用这根木棒敲击死者的头部，这样就不可能出现手掌大小的扁平迹象了。如用四公分的宽度猛打三次，我想伤口会很惨重的，那岂非用大件的东西猛打一次的吗？这也许是我外行人的想法也说不定，可否请你研究看看呢？”植木寅夫很诚恳地说出来。
原岛走出拘留所后，就搭上了计程车，他在车上反复思考植木的话。他正在沉思的时候，他忽然发现植木的话含有重要的意义，内心忍不住高兴起来了。
当他回到事务所的时候，他又重读诉讼记录。这样一来，他始知自己的眼光异于昔日的了，因为观点不同，使得自己的印象也改变了。
的确，刑警一开始就把植木寅夫确定为凶手，于是，他们几乎不再去搜查其他嫌疑人物，当植木被逮捕的时候，因为立刻就自己招认出来，刑警就非常安心，同时开始捏造证据，刑警在高兴之余，就着手初次调查的作业了。
原岛律师果然向十几位曾经向甚兵卫借钱的人打听过，结果没有一个人坐过甚兵卫拿出来的坐垫。听甚兵卫楼上的房客说，死者对付生意人，他会拿坐垫给访客，并且招待客人，同时，甚兵卫也会跟客人谈得很愉快。因此，原岛果然认为植木言之有理。
在这种情况之下，诚如植木所说，刑警只从常识判断死者拿出坐垫给那些借款或还债的人坐，而且，凶手为了要令别人认为强盗偷窃，故将坐垫加以收拾，他们根据这二种资料判断之后，就叫嫌疑者照这样的经过招认出来。
原岛拿着医生的鉴定书向认识的法医学者请教。他们说，手掌大小的扁平伤痕，至少系用八公分宽度的凶器一次猛击的结果，但是，刑警为什么对于这一点如此大意呢？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尤其，刑警不重视法医的鉴定，而只尊重自己的感觉和经验的推测，科学的鉴定也只提供参考而已，虽然学者很轻视第一线的刑警们，但也只有苦笑而已。
调查的刑警因为看见死者庭院的木棒，但又找不到其他更恰当的凶器，所以就满口允诺这就是凶器，他们不是太轻易选择四公分宽的木棒吗？自从植木寅夫自首以后，调查员的心情也立刻松懈下来，有些重大案件的调查，因为犯人的遗留品太多而使调查员兴高采烈，初次调查未免太马虎了，这样反使案件迷糊起来。由于刑警太有自信，总喜欢依赖经验的感觉，所以才错误百出。
在这种情况下，原岛律师有了主意，在法庭上，他要求法医做证人，这是一种“鉴定的鉴定” ，接着又逐一要求甚兵卫的交际关系人做新证人。
原岛在法庭上也要那四位调查植木的刑警当证人，他们都做证明植木的招认系处在自由的心情下成立的。原岛问：——你曾向嫌疑犯说过：“因为警察早已获悉你杀害甚兵卫，你抵赖也没有用了，如果你坦白招认时，就可以快些放你回家去，也可以要求推事以不起诉处分？ ”
a证人——没有说过这种事。
——为了催促嫌疑犯自首，你们让他在调查室里随意吸烟，自白之后又叫三次点心给他吃吗？
b证人——在调查室里递一、二只香烟给他是很平常的事，而不是让他随意吸，只吃一次点心。
——你们暗示或指示过嫌疑犯把对话时的坐垫收拾起来吗？
c证人——这是嫌疑犯的自动招供。
——你们暗示他把木棒当凶器，并且带他到死者的庭院里去，选择其中一根木棒，而后引诱他说用此根木棒敲击死者的头部吗？
d证人——绝无此事。以上均是嫌疑犯自己招供出来的。木棒也是他自己选择的，他一面说：“就是这一根了”，一面握在手上连挥几次说：“这根没有错的，”他非常积极地向我们承认。
植木寅夫跟这四位刑警对簿公堂时，真是怒气冲天，他以居高临下的姿势说：
“你们当时真没有这样说吗？做刑警的人能够如此没有廉耻地随便说谎吗？为了陷人于罪，而意使自己置身度外，就可以随便说谎吗？这不是昧着良心说话吗？”
反之，那四位担任调查的刑警除了否认之外，只有目瞪口呆的样子。
判决是开庭以后的三个月公布的，由于证据不充分而被判无罪，判决理由的主要部分如下：
（1）根据测量木棒的结果，获悉其宽度的最宽处约有四公分，如根据证人g君所写的鉴定书及证言，获悉死者头部的伤痕为扁平状，其宽度至少有手掌那么大，也就是约有八至九公分，因此，上述的物证并非本案件中使用的凶器。
（2）上述的木棒与池塘中发现的手提箱，都没有留下被告的指纹。
（3）根据被告自白书上说，手提箱里虽存有廿二张借款收据，被告从中取出五张之后就把箱子丢到池塘里；但是，后来从该手提箱又找到具有“植木寅夫”之名的借款收据，被拿走五张的借书证里所以留有“猪木重夫”的名义，乃系从甚兵卫的账簿上推测来的，反之，检察官与从事调查的司法警察人员却主张被告在暗淡的月光下，误将“植木寅夫”与“猪木重夫”的名字混淆。
这个主张有待检讨的余地，诚如辩护人的主张，如果被告系本案的真犯，强夺自己的借款收据是一个主要目的，那么，上述的检查官等人的见解就不得不令人怀疑了。
（4）当我们看到司法警察等人所写的调查报告与反驳文件时，虽然其间没有表示自供内容系在司法警察的威迫下，及被强迫长期拘留等状态下的形，但却使人感到它系在欺骗与利益诱导的情况下讯问出来的。关于被告在案件发生时离开“万牌庄”约有一小时，其行动证明亦缺乏客观性，而且中村是也的证言也不无可疑之处。
（5）但若综合以上的观点，本院裁判上述物证似乎不能与犯行有关，此外，除了被告的自白之外，亦无证据可以断定他就是犯人，自白书的若干疑问也得不到解释，总之，关于被告就是犯人这个事实，在尚未消除合理的疑念之前，则无法证明被告即为凶犯。这就是说本案的犯罪证明不够充分，故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三六条规定，被告判为无罪也……。
6
接着，大概又过了一年。
原岛曾在空余时阅读一本有关法律方面的书。他曾看见一篇英国法院的一位海顿推事写的《无罪判决的案例研究》，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九二一年秋天，英国曼彻斯特市里住有一位名叫卡曼特的帆布制造公司的职员，他杀害一位名叫阿马夏夫人，接着放火把她的家也烧毁了，当然他就被逮捕起诉了。当时，因为卡曼特为金钱所困，为了抢夺金钱而计划杀害阿马夏夫人。因为她是一位颇有储蓄的寡妇。
卡曼特在当晚七时左右，就到阿马夏夫人的家去，他携带一只长约五十公分的铁具，在死者脸上猛打数次，接着又将自己的裤带缚绑着她的头，并从房中偷走一百五十磅的现金与一颗钻石逃走。
此外，他为了隐藏自己的罪行，而准备放火烧掉阿马夏夫人的家屋，九时左右又回到这间房子来，他用油灯将室内衣橱上放的书本、纸张和衣服等搜集一块儿，而后想引火烧掉房子。一小时之后，由于房屋后面那条路上来了一辆货车，因为震动太大，使衣橱上的油灯好像要掉下来的样子，他事先知道这间房屋的地基会摇动，货车通过之际，房屋一定会动摇。总之，三小时以后，这间房子果然由于火灾而被烧得光光。虽然消防车急着赶来，但终不能制止火势。
当然，卡曼特很快地被逮捕了，而且也招供了经过。不过，法庭却认为犯罪的证据不足而判他无罪。
问题在于上述的强盗，杀人与放火的犯人，到底是否为卡曼特的呢？因存在这个案件上面，被告卡曼特并没有留下与犯罪事实有关的指纹，及其他客观证据。同时，从状况这一点来看，也不大能确认卡曼特就是犯人。案件发生之后的卡曼特，在逮捕之前，也不曾表现任何异常的态度或言语，这是从他的朋友及许多其他证言里获悉的。不但如此，案件发生的次日，他还曾到伦敦去玩，如果他从伦敦回到曼彻斯特的话，他不但了解形将接受刑警的调查，并且也很希望确认赴曼彻斯特的事实，勿宁说，他甚至也想到对被告有利的状况。
卡曼特在警察局自供，后来又将（供述）推翻。关于自白的部分，乃系受到刑警的强迫而伪造的，他缺乏信任性，但是，根据法院的调查所获得的证据，则不承认以上的主张，而却认定他最初以自白为一种极具证据能力的条件。
另一方面，如将上述的自白内容跟其他证据加以对照与检讨时，至少可以发现以下的重大疑问。卡曼特在警察局的自白中说，用铁材打死阿马夏夫人这一部分是：“夫人把入口的门稍为打开来。那么，自己就忽然用铁材猛打她露出来的脸，”两天以后，他又改变供词说：“在夫人的允许之下，自己走进房间内，并坐在椅子上跟她交谈，此时，我就趁她不注意时打她。 ”
在杀人案件方面，在入口处猛击她露出的脸部、或者进入房间，坐在椅子上一面谈话，一面猛击呢？这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至于犯行的细节部分，由于记忆错误而难免不充分，关于上述各点，不管是否想法错误，同时，卡曼特在这方面也缺乏合理的理由来做虚伪的供述，如将被告的自白当做一种真实情况，站在这个前提之下就不易说明供述的变更了。
关于打击她脸部的次数问题，在最初的调查里，卡曼特说只打一次，两天后又说打两次，一星期后则说：“用力打她，连打四、五次在她低下头的部分，”不过，根据法医鉴定的结果说，脸部的断骨状态可能只被敲打一次。
关于上述的殴打次数的问题，被告的自白与事实有不一致之处，故而产生疑问了。因记忆不确实，才会有错误的供述，另一方面，如果卡曼特是真犯的话，则不可能供述对自己不利的殴打次数，这在自白的真实性方面也是一个疑问的。
关于使用的凶器，当他被捕之后，刑警问他：“你记得这件铁具吗？”卡曼特则说：“这个铁具上留下我的指纹吧？虽然很像它，但它在哪里呃？当我拿着它前去时，因为附近也有许多类似的铁具，所以，我记不大清楚了，似乎看过的样子，”卡曼特自己也曾用右手将铁具夹在右腋下，借此测量长度，接着就对刑警说：“就是这根铁具，没有错的。 ”
不过，当鉴定人看到死者脸上的伤痕时，竟说伤痕宽度比卡曼特所说的铁具宽度大三倍以上。当他测量法院中保存的凶器时，也显然地跟上述结果一致。由此可见，卡曼特所说的铁具，跟行凶的铁具不同。不但如此，同时，卡曼特还向刑警表示，这就是行凶使用的工具，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卡曼特是真凶，他对行凶使用的器具记忆不正确，以致使识别错误了吗？但是，如果上述的真正凶器有物证的铁具宽三倍的话，那么，卡曼特特地将它挟在腋下，几乎断言的供述未免不自然。勿宁说，这就产生许多疑问了，从全部供述的印象来说，关于铁具方面没有确实的记忆吗？或者他知道铁具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呢？尤其为了迎合调查者的需要而做出这种供述吗？
如果事实如此，则为什么犯人有必要对凶器提出这种迎合性的供述呢？
此外，卡曼特也述及放火的方法问题，根据刑警现场验证的结果说，却不曾在衣橱下发现掉下来的油灯，在现场检查的时候，即使在发火地点没有油灯，如果在旁边的衣橱下面有油灯的话，也逃不过检查官的眼睛，勿宁说，根本就不曾有油灯的存在。这是可以判断得出来的。这对于卡曼特供词的真实性也是一大疑问。
不但有以上的许多疑问，而且又因证据不充实，所以，法院判他无罪了。
原岛阅读至此，不禁精神百倍起来，这也许是偶然的收获，但内容太相似了。
难道植木寅夫曾经读过这本书吗：原岛一直这样想，这是他的直感。
植木以前做过书店的店员，他从十八岁开始做到二十五岁，结婚之后就来此新社区开设中华料理的小面馆。
原岛又把植木的诉讼记录研究一下，同时，原岛也查到以前那家书店名称，他就打电话问以前在书店一起工作的朋友，始知该书店卖许多法律书籍。
而且，书店里还放置海顿那本 《无罪判决的事例研究》，这是战前翻译的书，植木寅夫当年果然读过此书无疑。
犯人在警察的追踪之下不易隐藏，如想隐藏犯迹，那么，愈掩饰就会愈从不注意的错误中露出马脚，以前的杀人犯无不以巧妙的伪装方式企图逃脱死刑或长期的惩罚，纵然被他逃亡走掉，无奈在此逃亡期间所忍受的不安与痛苦，反而比在监牢中服刑更严重。
在这种情况之下，最理想者莫过于被警察捉到后获得无罪的机会。当植木寅夫决心杀害折磨自己的甚兵卫时，恐怕早就想到这一点了。此时，植木头脑中是否浮现当年在书店工作时读过的那本书呢？真是谁也不知道。
在曼彻斯特发生的卡曼特案件中，卡曼特为了要说明不同宽度的铁具凶器，使警察在恍惚之中，根据他的招供，竟将另外的铁具当做证据。植木的情况，也是如此的。逮捕之后，卡曼特向刑警展示铁具，“好像这件东西，”自己又把铁具挟在右腋下测量其长度，而后又说：“就是这一件，一定不会错的，上面可能有我的指纹吧。”植木向调查员指出木棒时，亦曾将它握在手上挥了三、四次，同时，他也说：“我想是这根木棒，一定不会错的，上面恐怕没有我的指纹。不过，也应该有才对。”这种说法跟英国的例子完全相同。
植木模仿英国的犯人，故意表白不利于自己的事，然后给人一种印象说，他的招供系在刑警强迫之下，被诱导出来的结果。
他的指纹不曾遗留在木棒与手提箱上面，这恐怕是他一开始就戴上手套的缘故。
调查植木的刑警，因为一开始就得到植木的合作，所以心情很轻松，而忽视有用的证据。卡曼特用铁具击打阿马夏夫人的次数，也从一次、说到二次，甚至四、五次，同样地，植木首先说六、七次，后来又说三次，两个人事实上都只打一次而已。
关于坐垫的问题，恐怕植木自己说：“虽然甚兵卫拿出来，但凶杀之后，自己就将它收拾起来 ”。因为他知道甚兵卫没有把坐垫递给借款者的习惯，所以，他才利用这一点。至于在手提箱上留下自己的借款收据，其目的就是要获得法院判决说：犯人这样做是不自然的。甚兵卫是单独一人，没有兄弟或甥侄之辈，他死亡后，债权会自然消灭的。
原岛暗忖：倘若这种推测的真相让刑警知道的话，他们会有什么感想呢？而且在法庭上，刑警除了遭受植木猛烈指责：“强迫自首”或“利益诱导”之外，真会哑口无言。不过，当原岛在法庭上看见植木那种勇敢的态度时，原岛的确相信植木最初的自首是无辜的。
原岛内心里镇静不下来，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在书房里走来走去。为了要使心情安定起见，他就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漫然地掀开一页：
“被告的自首是否根据强迫而来的呢？这不单是从对被告犯行的供述动摇一事来决定，或者对法庭做证的刑警以及被告表现那种勇敢的态度来决定，而系由自供内容的真实性是否适当，被告的性格如何？被告在什么动机下自首等具体状况的观察来决定的。然而，原审并不曾努力检讨调查来的各种证据，与被告自供的真实性，同时无视于被告的特异性格，以及充满卑屈的人格，结果否定自供书的任性，这是不恰当的” 。——植木寅夫目前到哪里去呢？谁也不知道他被判无罪之后，就将土地高价卖给某家土地公司，而后搬到别处去了。他也不曾来向原岛律师致谢，但他在电话里说：
“承蒙你帮忙，十分感谢，你真是优秀的律师，我不曾付一分钱给你当辩护费，实在非常抱歉！ ”
如果植木寅夫因车祸死亡时，那才是天理昭昭，或是劝善惩恶的结果——事实上恐怕不会有这种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