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过去啦，十一月初的街头仍然一片昏暗。出乎杂货铺掌柜的意料，风已经长了爪子，在他弯下身去搬街沿上那两个牛奶箱的时候，抓起他的围裙盖在他的脸上。莫里斯·博伯把沉甸甸的箱子拉到门口，直喘大气。大门过道上放着一大袋面包，那个头发花白、愁眉苦脸的波兰女人早就蜷缩在那只棕黄色口袋旁边等着买一个面包了。
“怎么搞得那么晚？”
“才六点十分，”掌柜说。
“冷死了，”她抱怨道。
他把钥匙在锁孔里一转，让她进去。通常他总是使劲把牛奶拉进来以后就去点煤气取暖炉。可是那个波兰女人等得不耐烦了，莫里斯就把一口袋面包倒进柜台上的铁丝筐里，找出一个不带芝麻的，切成两半，用白净的包装纸裹了起来。她把面包塞进网兜里，就留下三个分币在柜台上。他在那架破旧而声音吵人的现金出纳机上叮的按了一下，记下这笔买卖，再把装面包来的口袋捋捋平收好，然后把牛奶全拉进来一瓶瓶放进冰箱底层。他把店堂里的煤气炉点好，接着就进后间把那儿的炉子也点上。
他用一把发黑的搪瓷壶煮好咖啡，一面喝，一面嚼着面包卷，也不辨那是什么滋味。收拾停当，他等着，等楼上的房客，在邻近汽车修理站工作的年轻技工尼克·福索。每天早上七点光景，尼克照例要来买两毛钱火腿和一个大面包。
大门打开了，可是进来的是个十岁女孩子。她脸容瘦削，眼露紧张的神色。他打心眼里不欢迎她。
“我妈说，”她急匆匆地讲，“你能不能赊给她一磅黄油、一个黑面包和一小瓶果子醋，等明天还？”
他认识她母亲。“不再赊账了。”
小女孩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莫里斯给了她四分之一磅黄油、一个黑面包和醋。他在破旧的柜台上靠近现金出纳机的地方，找到一堆铅笔字迹，就在“醉婆娘”名下记了一笔。这下总数已经有二元零三分——这笔账他从没存过收回的希望。要是艾达发现一个新记的数字，她又要唠叨了。因此他把总数改成一元六毛一分。他只求清静——耳边本来就难得清静——少算四毛二分钱，也是值得的。
他在店堂后间那张木圆桌边的椅子上坐下来，扬着眉，细读那份他早就从头至尾念过的隔夜的犹太报纸。他不时从墙上挖的那块没安窗户的方洞口，心不在焉地朝外张望，说不定有人进铺子来。有几次，他正看着报纸，抬头看到有顾客一声不响地站在柜台边，不禁怔了一下。
这铺子看起来就象一条长长的、黑魃魃的隧道。
掌柜叹息、等待。就这样等着，他觉得自己真没出息。市面不好，日子就难过啊。时光就在等待中消逝，逝去的日子发出阵阵腐臭，一直留在他鼻子里。
一个工人走进来，买了一听一毛五分钱的国王奥斯卡牌挪威沙丁鱼。
莫里斯又回进去等待。二十一年来，这家铺子改变不大。有那么两次他整个儿油漆了一下，一次还加装了货架。店门口的老式两截窗，他请木匠改成一整扇大的。挂在外面的店招，打十年前掉下来以后，再也没挂回原处。有一度，碰巧生意兴隆了一大阵，他就让人把木制冰柜拆了，装上一只新的白色电气冰柜。这货柜和旧柜台并排放在店堂前面，他常常靠在那上面，向窗外盯着看。除此以外，铺子就完全是老样子。多年以前，它是以卖熟食为主的。如今虽然还捎带卖一点儿熟食，可主要是一家可怜的食品杂货铺。
半小时过去了，尼克·福索始终没出现。于是莫里斯站起身来，走到店堂口窗边，伫立在一大幅啤酒招贴后面。那是推销啤酒的人用纸板拼成放在窗上的，要不然，窗上就空荡荡一无所有了。过了一阵，过道的门打开了；尼克穿着一件手工编结的绿色厚毛衣走了出来。他小跑着绕过街角走去，不久就抱了一包食品回来。这时谁都看得见莫里斯就站在窗边。尼克看到他脸上的神色，没敢多看。他奔进屋来，竭力装得象是风在赶着他跑。他随手砰地关上门，关门的声音好大呀！
掌柜盯着街上看。刹那间，他巴望自己能再象孩子时候那样成天待在外面，不必关在屋里，那该有多好。呼呼的风声把他吓住了。他又一次考虑把铺子卖掉，但是谁会买呢？艾达还在希望卖掉，她天天存着这个希望。想到这点，他流露出苦笑，尽管他并不想笑。既然把铺子卖掉是不可一能的事情，他就竭力不去想它。但他还是不免有这样的时候，走进后间就着壶嘴喝一口咖啡，高高兴兴地想到出盘。然而，万一出现奇迹，他脱了手，他上哪儿去？上哪儿呢？他一想到上无片瓦的情景，就心神不安。在那种情况下，各式气候他都得挺着，不论是雨水淋得他浑身湿透，或是雪花凝冻在他的头上。不，很久很久以来，他从没整天待在室外。他小时候一直在村子里坑坑洼洼的泥泞的路上乱跑，或者在田野里来回奔，或者和别的孩子一起到河里洗澡；可是长大成人来到美国以后，他难得看到天空。早先他赶大车的时候，还是看到天的；一开店，就看不到了。在店铺里，你就等于进了坟墓。
送牛奶的开着卡车来到店门前，象头公牛似地冲进来取空瓶。他拉出去一箱子，回进来的时候拿着两罐半品脱的稀奶油。然后，经营熟食批发的奥托·福格尔进来。这是个上唇留着浓胡子的德国人。他用一只油腻的肉篮子送来一大根烟熏肝肠和成串的牛肉红肠。莫里斯付现款买下那根大肝肠，他绝不要欠一个德国人的情。奥托拿起红肠走了。开车送面包的人是新跑这条路线的，他把三个大的陈面包换了新鲜的，一言不发地走出去。送糕点的利奥，朝冰柜顶上的成盒糕点迅速瞟了一眼，大声说；“莫里斯，星期一再会。”
莫里斯没答话。
利奥犹犹豫豫地停住脚。“到处糟透了，莫里斯。”
“这儿可是再糟也没有的了。”
“星期一见。”
近处来的一个年轻主妇买了六毛三分钱的货，另一个进来买了四毛一分。他赚下了这一天的第一块现洋。
兜售电灯泡的布赖特巴特放下他那两大纸箱灯泡，腼腆地走进后间。
“里面坐吧，”莫里斯招呼说。他煮了点茶，倒进一只厚玻璃杯里待客，还加上一片柠檬。那个小贩连呢帽和大衣也不脱，舒坦地坐在椅子上。他大口喝着热茶，喉结上下移动。
“近来情况怎么样？”掌柜问。
“很差劲，”布赖特巴特耸耸肩膀。
莫里斯叹了口气。“你孩子好吗？”
布赖特巴特心不在焉地点点头，然后拿起那份犹太报纸来看。过了十分钟，他站起来，搔搔全身，把两个用晾衣绳扎在一起的大纸板箱搭在瘦削的肩上走了。
莫里斯看着他离去。
人人都在受罪。他痛苦万分。
到了吃午饭的时候，艾达下楼来。整幢房子她都收拾好了。
英里斯正站在那张破烂的长沙发前面，从后窗望出去，望着后院。他一直在想念伊弗雷姆。
他妻子看到他眼泪汪汪。
“好了，别老这样。”她自己的眼睛也湿了。
他走到水槽，两个手掌合成杯形，捧起冷水，把脸伸进去。
“那个意大利人，”他一面擦干，一面说，“今天早晨到马路对面去买东西。”
她恼火了。“给他五间房只收二十九块钱，他竟然还当面给你难堪。”
“房子只供应冷水，”他提醒她。
“你已经给安上煤气取暖炉。”
“谁说他给人难堪？这话我没说。”
“你对他说过什么不客气的话吗？”
“我？”
“那么他为什么要到马路对面去买东西呢？”
“为什么？你去问他，”他怒冲冲地说。
“你到现在做了多少生意？”
“糟透了。”
她转过脸去。
他漫不经心地擦了根火柴，点了支烟。
“别抽了，”她唠叨道。
他很快吸了一口，就用大拇指指甲掐熄，赶快把烟蒂塞进围裙下面的裤子袋里。烟使他呛起来。他咳个不停，脸涨得象番茄那么红。艾达举起手捂住耳朵。最后他咳出一口浓痰，用手帕擦擦嘴，再擦擦眼睛。
“还要抽烟，”她尖刻地说，“你干吗不听那医生的话？”
“不止一个医生讲过，”他说。
随后，他注意到她穿的衣服。“有什么高兴事？”
艾达有点窘，说道，“我想，说不定今天买主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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