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由于文学创意而得到的钱是可笑的，要是一个投机者拿创意做生意，用诸如我的书名《鸟儿不惊的地方》这样一个创意去挣钱，就能挣到一笔我一辈子都挣不到的大钱，可是我觉得，我挣到的钱很特别，是好钱。我为自己设计出了一种非常廉价的旅行方式，我用很少的钱完成了只有百万富翁才有能力进行的探险和狩猎。我各种地方都去过：东西南北，山峦和森林，海洋和荒漠，我到了我童年时试图逃往的亚洲，我在亚洲的卡尔卡拉林斯克山和巴尔喀什湖之间打死了一头很难打到的盘羊，在那里留下一段神话，使自己成了一个像传说中那个黑皮肤的阿拉伯人一样的传奇人物。
我的作品首先在文学上层获得了成功。列米佐夫和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谈到了我，前者是在他那个人数众多的彼得堡文学艺术协会里谈起我的，后者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我结识了彼得堡的整个文学艺术界，这一点对于稿酬的提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一次，好像是在扎米亚京的住宅里，有人对我说，我不善谈生意，比如，《交易所新闻》就本该按一行字半卢布给我付酬才是。我颇感怀疑。这个说话人拿起了电话。
“您现在就去，编辑在等您，但您一定要说半卢布一行字。”
我立马动身，答应半小时后回来。我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对编辑说出口：“半卢布一行。”
“我想付您40戈比一行。”他说。
“不行，”我坚持说，“半卢布一行。”
他只好同意了。
我高兴极了，飞奔进扎米亚京楼下的那套住宅，在过道里就喊了起来：
“乌拉！他们付半卢布一行！”
这件事情我完全忘了，是扎米亚京不久前告诉我的。这样的事情可能还有不少。我的事业蒸蒸日上。《野蔷薇》给我的稿酬，每个印张将近一千卢布，可是突然之间，我的技艺又成了无用的东西，终日所思又集中在一块黑面包上。
对我的生命力的这样一种新体验，并非那种我不愿说出口的个人失败和不幸之场景。这种体验不是个人的，而是共同的，这种体验叙述起来并不困难。革命前不久我犯过一个大错，这个错误将我置于一个艰难的、相当尴尬的境地。我的母亲去世了，兄弟们在她去世后分了家，我得到30亩土地。我决定用积攒起来的稿费为自己建一座房子，地基恰好就选在我童年时偷过佃户苹果的地方。我在开始做这件滑稽事情的时候，对革命已经有所了解，但是我以为，30亩地算不了什么：我不是地主。我错了，因为在农民们眼中，我的土地是整个未被分割的（他们以为未被分割）庄园的一部分。
当然，我可惜的并非自己的损失，我感到遗憾的是，当一切都显示情况不妙时，我还是主动把自己置于这样一个境地。在这样的条件下管理家产，这让人无法胜任，我又没有足够的机智及时地抛弃它。不过，出于对我已故母亲的尊敬，人们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来打扰我。后来开始了搜查，我们也很不体面地把粮食藏了起来。一次，下达了上交猎枪的命令。这是在要我的命：我把我所有的幸福都与拥有一把猎枪联系在了一起。我的枪很棒，当时我也已经是一位很有经验的真正猎人了。我决定不上交自己的猎枪，与其眼见它落入他人之手，还不如把它沉到塘里去。我和妻子一起拿定主意，她在晚上完成了这件忧伤的事情。我们把枪用漆布包好，用绳子捆紧，尽管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妻子扛走了这口“棺材”，一个小时之后，她两手空空地回来了。一切都结束了：我的幸福沉没了。
在这桩十分痛苦的事情过后的第二天，一些外地人来到我们村，他们要求农民们与我划清界限。在这次会议上，一位友人为我辩护，他说道：“我们将来或许要为这个人立一座纪念碑，就像为普希金立碑那样。”那些人回答他说：“这样的话，就应该把他赶走，省得将来立碑。”
他们对我下了驱逐令。
临别时，村里一位喜欢写诗，外号叫“女王”的裁缝给我读了她的几句诗：
村子养育了一个孩子，
把未来的诗人送给了世界，
如今村子以他为骄傲，
向他致以衷心的问候。
在女王之后，又来了许多人。在上交财产的时候我发现，在我们家的樱桃园里做过活的一位很好的老太太，边哭边在拽一张牛皮。她耳朵有点儿背，没有发觉，干牛皮被拽时发出的响声已经出卖了她。她在哭，因为她可怜我们。可她还是在拽那张牛皮，因为其他人反正也是会把它拽走的。
我进了城，有时也会顺着大路到乡下去弄点儿粮食。我的房子现在成了乡执委会，我父母的那间大房子则成了戏院，那儿的一切都由阿尔希普负责，我童年时和这位阿尔希普在乡村学校里一起上过学，他的妻子杜尼娅莎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在我们家里做活。阿尔希普和杜尼娅莎在我母亲的卧室里安了家。他们把这卧室弄得像一间农舍：这里摆着马脖套、铁锹和一袋袋种子。他们觉得住在这里很不方便。杜尼娅莎老是冲着阿尔希普抱怨，咒骂这座房子。对于我，他们则以他们独特的农民方式表示同情，在我来取粮食的时候，他们都会用带有浆果的发酵面饼招待我。每次访问故居的时候我都会发现，旧园子里的树自下而上越来越秃，直到最后变得像棕榈树似的。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我自己也冻得受不了，就用自家苹果树上那些离地较近的枝丫为自己生起了炉火。在如今成了戏院、供人们跳舞的客厅里，垃圾无人清运，一层厚厚的葵花子皮，踩上去软软的。阳台歪向一边，窗户上的玻璃被打碎了。在人们对戏剧和舞蹈的爱好还没有结束之前，这座老房子便拒绝提供服务了。我的那座新房子不知为何被烧毁了。
记得是深秋的一天，我带着两个巨大的圆面包、不到一升的牛奶和一袋土豆走出村子。一个走运的人在远处追赶一只兔子，我一直能听见猎犬的叫声，直到城边，我一路上都觉得，这个可怕的猎人是在追我，就像在追赶一只兔子，从城里追到村子，又从村子追到城里……
马蒙托夫的侵袭使这段可悲的生活告一段落。这位首领让他手下那些歌萨克和吉尔斯人把叶列茨城洗动一空，就像过去那样，叶列茨城不止一次遭到鞑靼人的洗劫。居民们曾对马蒙托夫的到来抱有很多希望，但就在哥萨克入城的那一瞬间，这些希望便迅速地化为了泡影。
这一天，哥萨克大肆屠杀犹太人。与犹太人一起遭到屠杀的，还有许多黑头发的俄罗斯人，我之所以幸免于难，是由于一个让人开心的奇迹，即便是一个懦夫，在道别生活的最后关头，其心灵也能创造出这样的奇迹来。
马蒙托夫的侵袭成了我所谓不幸生活的终结。内心的考验画上了句点，我又重新获得了光明和自由。一天，有人从村子里给我拿来一样用漆布包裹、用绳子捆绑的东西。我简直不敢辨认这漆布和绳子。我用颤抖的手解开包裹，于是，我便与我那把漂亮的猎枪再次相会了。我妻子所保守的那个秘密也就被解开了：她当初并不赞成我作出的把枪扔进水中的决定，没有了这东西，她很难想象我是否还能活下去。她去到一位诚实的农夫那儿，求他藏起猎枪，却回来对我说，枪已经扔进了水里。此时，我孩童时期的亚洲幻想再度被燃烧起来，一个旅行计划酝酿成熟了，要离开这破产的地方前往我妻子的故乡，去斯摩棱斯克省，去那片丰饶的林区。我想，如果能在那里教农家孩子们读书识字，可能也像写作一样有意思。我决定去做一名乡村教师，并开始为这次复杂的旅程做准备，因为这次旅程的目的地是一个受到波兰人威胁的地区。当时的铁路旅行情况，众所周知。我们一度想卖掉我们剩下的一切，以便买辆马车，像茨冈人那样赶路。但这个计划很快就落空了。我们上了一节售货车厢，装上行李，我们相信，售货车厢会使我们免遭匪帮的袭击。在离开的最后时刻，“女王”从故乡的小村赶来道别，并给我带来一条毛巾，上面绣着几行诗：
你向我们走来，我们不相识，
就像月亮在空中徘徊。
别了，米哈伊尔·普里什文，
别了，我们卓越的天才。
虽然我的情况从我得到猎枪的那一刻起开始好转了，但还远远谈不上狩猎。在这次旅行过程中，我的胡须中出现了第一缕白丝。我想出数千种花招，以便保住这把猎枪，但有一次还是遇到了麻烦。
那张证书没能使我平安过关。那个凶狠的队长看上了我的猎枪，拿起枪来就走了，以此表明，他拿了我的枪，也就不再检查我的其他东西了。他的算盘打错了，我大声喊叫起来。我没戴帽子，头发由于在车厢里闷出的汗水而粘在一起，我追着他跑上站台，冲他骂娘，引来很多人。我原本可以不这么骂人，我原本可以把这个恶人狠揍一顿，我这样做也不会有什么事，因为我已经越过灾难的边界，幸福已经开始向我转身。这时，人群中走出一位个子不高、肤色黝黑的人，他衣着整洁，穿一件质地很好的大衣，他严厉、果断地对那位队长说：
“把枪还给这位同志！”
队长慌了神。
“您是谁？”
“我是马戈里夫。”肤色黝黑的人说。
然后开始从口袋里往外掏证件。
我明白了，马戈里夫是个缩略语，表示的是某个重要机构。
那个意识到自己无理的队长，没看对方的证件，就把猎枪还给了我，一句话也没说。
马戈里夫向我点头致意，同我握了手：他曾是一家报社的新闻栏编辑，在报社不止一次见过我。
“不过，”我问道，“您怎么成了马戈里夫呢，这马－戈－里－夫是个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这个年轻人回答，“这是我的姓。”
“那证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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