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生活故事
有些猎人是职业化的，对于他们来说狩猎是一种生存手段，有些猎人是偷猎者，有些猎人是运动员，有些猎人是喜欢在闲暇时间背着猎枪四处溜达的人，即所谓的心灵诗人，与大自然的这种交往方式还有许多种。深受这种激情感染，到死都为这种情感所控制的那些猎人，往往是一些很特殊的人，他们应该天生如此，一定从小就献身于这一事业了。或许会有一些例外，但未必很多，我本人就没有见过这样的例外。每一位有经验的猎人、艺术家、自然主义者和普尔热瓦利斯基型的旅行家，其嗜好都是在童年养成的，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些学者和艺术家所从事的事业，就是他们通过嗜好而获得的童年体验。
我很早就开始孜孜不倦地研究我通过自身经验而获得的素材，渐渐地，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些模糊的暗示，想到了留存在一个文明人心灵中的这种野蛮人本能。有一点我是清楚的，即狩猎的嗜好是与童年联系在一起的，一位上了年纪的猎人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至死都保存着孩童时期与自然初次相逢时所感受到的魅力。我还记得，小不点儿大的我，手里拿着弓箭，一连数小时躲在灌木丛中，守候那最小的鸟儿鹪鹩。我射死它们，毫不怜惜，而当我看到一只被其他人伤害的鸟儿，或是一只遭到老鹰袭击的寒鸦幼雏，我却一定会把它捡起来，照看它。如今，我常常会思考这样一种两面性，我有时想，我们的某些崇高情感也是由鲜血滋养出来的。
弓箭之后，我有了一把弩，后来又有了橡皮弹弓，我用弹弓打麻雀，几乎百发百中。当然，我的第一件火器还是我自己用一把普通的锡制手枪改装而成的。直到我成为叶列茨中学一年级学生时，我才亲手握过一把真正的猎枪。给我弄来这把猎枪的，是我的三位同学中的一位，我和这三位同学一起，曾试图乘船沿着索斯纳河逃向我当时并不十分清楚的一个名叫亚洲的地方。我认为，这次出走与其说是由捷里亚诺夫中学的制度所导致的，不如说是出于我对旅行的特殊爱好，我青年时期的生活如果更正常一些，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旅行家。
我们漫游了几天，放了许多枪。抓住我们的人，是当时在叶列茨大名鼎鼎的盗马贼克星、县警察分局局长克鲁普金，他似乎是个大好人。碰见我们之后，局长请我们喝伏特加，还亲自和我们一起打猎，夸奖我们的枪法，他顺便向我们证明，我们必须回去，因为我们在冬季到来之前反正是到不了亚洲的。人们用嘲笑迎接我们：“他们想去亚洲，结果却来到了一所中学。”早在童年时期，童话与生活的关系就以这样一种尖锐的方式摆到了我的面前。这后来又转化为一种叛逆精神，它将我从一所学校抛向另一所学校，从一个国家抛向另一个国家。这正是那些浪漫主义源头的研究者们应该关注的地方，即童年的大自然，而非那一扇扇哥特式窗户。
最后，我到了德国。由于种种叛逆行为，我实际上始终是一个修养不足的人，在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之后，我便在德国贪婪地钻研起各门学问。但是，这样一种试图借助学问成长为一个好人的渴望，自身却偏离了正事，使我注定要去无休止地寻求。心灵的躁动使我成不了一位学者，可我毕竟弄明白了，学者的本领就在于小心翼翼地与事实打交道，等我领会了这一点，我修养不足的缺陷便不再让我痛苦了，我也就成了一个“有高度修养的人”，甚至还以不错的分数拿到了相应的证书。
回到俄罗斯之后，我碰上了禁止迁入首都的禁令，便在地方自治局谋得一个农艺师的差事。当时，有学问的农艺师在地方自治局里很难施展才能，能做的事情就是组织信用合作社，宣讲牧草栽培技术，以及负责地方自治局仓库里各种农具和种子的买卖。这样的工作我总共只干了一年，有一次，我偶然遇见普里亚尼什尼科夫教授，就开始准备到农业研究所去，接受他的指导，在实验站做研究工作。这时，我开始为各种农学杂志写文章，甚至开始编书，其中的《土豆》一书作为最完备的土豆栽培指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认为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我的农艺学活动持续了20年左右。我从普里亚尼什尼科夫的实验室转到实验站，在那里工作了不到一年，当时我彻底确信，实用科学永远也不会使我满足了。
在实验站工作期间，我对倾听民间话语产生出一种珍贵的激情，民间话语的表现力让我感到惊讶。在这一时期的文学界，第一拨颓废派已经被粉碎，一种在神秘论中寻觅支撑的特殊的美学民粹派开始出现。但是，无论旧民粹派还是新斯拉夫派，无论美学神秘论还是“神秘无政府主义”，都不是我的文学活动之基础。我开始研究语言，这仅仅是因为，研究农艺让人感到难以忍受的枯燥，这是其一；其二则为，作为一个典型的、玄妙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我最终都将在生活中被具体化。在某个年龄上，将自己的个性具体化，这样一个问题会被十分尖锐地提出来，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无法继续生活下去。
我在这里略去了自己四处流浪、屡遭不幸的大量隐秘事实，因为我暂时还不敢充分暴露自己，我要以濒临死亡的动物为例，它们患病之后，就会走进难以通行的密林，在那里隐藏自己的遗骸。人生的不幸是一个过渡性时刻，其结果要么是死亡，要么就是这样一种作用，即测量生活深度的一把标尺，创造幸福的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我没有谋生手段，当时我已成家。辞去公职之后，我并未另寻工作。我试图以翻译或农艺学著作的写作为生，我落户彼得堡郊区，在小奥赫塔河对岸，基诺维伊斯基大街的尽头，这里生长着许多白桦树，四周是一些卷心菜园子。我试着写作一些中篇小说，可它们都被编辑部退了回来。我是俄罗斯众多初学写作者中的一个，这些人都觉得自己立马就能写出好作品来。但是，我却不是那样的文学家，他们意识不到自己的无能，或不以这样的无能为短，他们不停地写呀，写呀，然后出人头地。我有着病态的自尊，我一次也不敢亲手把自己的作品送往编辑部。认为自己能写出一部复杂心理小说的希望已经破灭，我就想试着对那些多少有趣的事实进行一番描述，我想，通过这样的工作，我粗制滥造的写作欲望将显得合理，学会了这一招的我，将越陷越深。于是，我为自己选择了一条通向文学的缓慢的、有些陈旧的民族学之路，在一位杰出的天才看来，这样的道路是可笑的。我没有成为一位笔头很快的文学家，其原因最有可能就是科学工作者们那种巨大、谦逊、不引人注目的劳作给我留下的印象，我在德国大学的实验室里虔敬地目睹过这样的劳作。
我幸运的是，就是在基诺维伊斯基大街旁的那些卷心菜园里，过去的外省医士、如今的著名民族学家尼·叶·翁楚科夫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听我讲了我童年时期那些关于亚洲之类的幻想，他便开始说服我，称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省的维格湖完全符合我的幻想，我一定得去那里走一趟。翁楚科夫把我介绍给了沙赫马托夫院士，后者教会我一些东西，并从科学院给我弄来一张通行证，于是，从那个时刻起，民族学家的称号便终生伴随着我，虽然我并未研究过这门学问，甚至并不确信这是一门科学。
我动身去了北方，仿效翁楚科夫的做法去记录史事歌，当时丝毫没有想到打猎的事情。但是，在波韦涅茨地方自治局机关，经别人劝说我买了一杆别丹式步枪，因为在彼得罗夫哨所，我很难从农民那里弄到肉，而野生动物却很多，我可以轻而易举地用猎枪为自己随意猎取。
如今，这杆曾经是我幸福之源泉的猎枪究竟在哪儿呢？在开第一枪的时候，我的眼前突然浮现出那些真正幸福的岁月，在我试图逃往亚洲的时候，我曾体验到这样的幸福。我这第一枪打中了一只从林中灌木丛中飞起来的松鸡，在这个时刻，我的眼中只有林中的一片绿色闪光。我打中了松鸡，于是，我永远成了一个自由人，突然之间明白了什么。
此时，我，一个驯养过不止一条猎狗的猎人，会带着深深的鄙视打量这么一位猎人，他手持一杆别丹式猎枪，胡乱装填弹药，凭着自己的双脚去轰撵野物，还认为自己是在打猎。但是，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的森林中却没有人看我，野物又如此之多，甚至在20步开外用霰弹射击，我都总能弄到当午餐的野味。我一边打猎，一边在白天和明亮的夜晚展开工作。我经常只身一人到口碑不佳的林中居民那里去，让我感到惊奇的是，一切都很顺利。有一次，我与一位魔法师比赛，看谁酒量大，在他喝倒之后，我从他的靴子里掏出一个咒语，抄录下来，然后与他并排躺在白桦树叶上，在北方，这些桦树叶子是储存起来喂牲口的，就像是其他地方的干草。在卡累利阿语称之为“拉姆比恩”的明亮的林中湖泊旁，我有时能在灌木丛中看到一窝天鹅，它们如此美丽，使我不忍心向它们开枪，后来，我把这个经历写进一则童话，童话中的那只天鹅请求猎人不要向它开枪，就这样，我通过自身的体验领悟到了童话的隐秘意义。
如今我认为，每一位艺术家都肯定是一个天真的现实主义者，他相信，世界就像他所理解的那样。但是，毕竟仍有这些卡累利阿的石头，毕竟仍有人们闻所未闻的这些吟诵夜莺的斯拉夫歌曲，还有我自己这唯一的、不可重复的短暂生命：要知道，正是我鲜活生命的闪光，映亮了这芬兰的峭壁和斯拉夫的史事歌！
有多少卷帙浩繁的旅行著作，其中的99页写的是事实，只有一页写的是作者对于这些事实的态度；如今，这99页全都过时了，无法卒读，而作者的那一页却留存了下来，一百年之后，我们还会把它收入文选读本。
还有多少本旅行图书如今已无任何价值，这仅仅是因为，其作者因为现实而出卖了自己的童话，因此，他们便以其自身贬低了生活，又用生活贬低了他们自己。
早在我童年时走向幻想中的亚洲的那次旅行中，这一关于现实和神话的问题就已经摆在了我的面前，结果，亚洲变成了中学，生活强迫我承认中学，但我却在内心深处珍藏着自己的亚洲，或许正因为如此，我才四处流浪，为了最终证明自己那个亚洲的真实性。
在寻常的生活事实的基础上认识自我，事实本身也会因此而变得更为突出，运用这种方式，我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写出了我北方之旅的第二本书《小圆面包》，但是一开头，我完全无法把握自己的笔，只有我第一本书的书名，保存下了我在多年按部就班的生活之后与大自然蓦然相逢时的真实感受。我把第一本书称为《鸟儿不惊的地方》。
回到奥赫塔之后，我向熟人们询问，谁的民族学随笔写得最好。人们告诉我，是马尔科夫。我看了看他的开头，也就这样写了起来，然后就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写了下去，大约一个月之内，我就写出了一本约二十个印张的书。
是的，任何时候都用不着害怕模仿榜样。如果自己有东西，它就一定会占上风，如果自己一无所有，那么，通过勤勉的模仿，也能从优秀的榜样那里学到现成的优秀东西。然而，有一种偏见却让许多新手感到不安，即害怕模仿别人的东西。
通过此书的写作，我明白了自己最初几次文学尝试均不成功的原因。那些尝试不成功，是因为我没能成为我自己。如今我理解了自己，知道我就天性而言并非一位文学家，而是一位画家，因为我很少虚构，而只是写实，如果一棵树长在右边，而我写它是在左边，那么我的这幅画通常是不会成功的。但是，我用画家的眼光看待一切，并未学过绘画的我，是在用词语和句子，而非色彩和线条作画。就这样，作为一位天生的画家，更确切地说是音乐家，我开始运用另一门艺术的力量来表现自我，为什么我至今还走在一条陈旧的道路上，这便是其中的第二个原因。有什么办法呢？只要勤勉，就会有好的结果。或许，所有艺术家在利用本行艺术之力量的同时，也都在运用其他门类艺术的技巧？或许，艺术本身就是为了取代那种丧失了的亲缘关系而兴起的？
出版人问我：
“您的本行是绘画吗？”
也许，他这样提问的依据，就是我拍摄的大量生动的照片，不过后来，也有其他许多人写道，我的书是建立在视觉印象的基础之上的。出版人杰夫里恩非常喜欢我拍的照片，或许，也以他的方式喜爱我对大自然的描写，我描写的是他没到过的地方，那地方距彼得堡如此之近，其神秘却不亚于遥远的新几内亚岛和中部非洲。这个瑞士人还问我：
“能不能在那儿的什么地方买一幢别墅呢？”
“蚊子非常多。”我回答。
他的面容忧伤起来。我觉得，他由于这一点也会对我的书感到失望。我赶忙用那个地区的未来前景来安慰老人，说等沼泽被排干，蚊子就会被消灭掉。
“地皮现在就可以买，”我说道，“别墅就等沼泽排干后再盖。”
他又高兴起来，我鼓起勇气请他听我朗读我书中的一章。他走进另一个房间，领来几个孩子，可能是他的孙儿孙女，他让孩子们坐下来听我朗读。在我读完一章之后，老人带头鼓掌，并让孩子们也跟着鼓掌。这位出版人非常喜欢此书，他在我们第一次谈话时就马上付给我六百卢布稿费，并为此书出了豪华版。
我没有任何关系，在彼得堡连一位文学家，甚至一个记者都不认识，可是我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因为此书，地理学会授予我一枚奖章，我也开始经常为《俄罗斯新闻》撰稿。我抓住了自己的幸福，如同一枪命中一只飞鸟。但是，我不仅抓住了幸福，我觉得我还立即腌渍了自己的幸福，使它不至于腐烂，而这种情况在许多起步顺利的文学家身上是司空见惯的。
当然我也明白，决定此书之意义的，并非搜集民族学事实的工作，而是隐藏在此书中的活跃创意。或许，在先前的生活中，我被迫从事一种与我的天性不符的工作，并因此获得这样一个认识，即要想使这种工作获得回报，就必须具有驴一般的忍耐精神，就是带着这种耐力，我写出了那本关于土豆的书。当出版人因为我纯粹的游戏之作而突然付给我六百卢布（我记得那些钞票全是金色的）的时候，我便将之视为我闻所未闻的最大幸福：这就是说，我可以一边游戏一边生活了，我之后的工作就将是游戏了。只需要大胆、更大胆地游戏，扫除身后所有的汗迹和泪痕。
www.xiaoshuotxt.nett,x\t,小,说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