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相约去偷欢(2)

　　温斯顿又懒懒地躺在床上。渐渐地屋子里黑了下来。

　　他转身把玻璃镇纸对着光线，懒洋洋地看着。引起他兴趣的并不是那块珊瑚，而是那块玻璃本身。它的内部深得就像空气一样透明。

　　玻璃的弧形表面仿佛就是苍穹，里面隐匿着一个小小的世界，甚至连大气层都很齐全。他似乎可以走进这个世界中去，事实上他已经在里面了，还有屋里的一切，那红木大床、折叠桌、座钟、蚀刻版画，还有那镇纸本身。那镇纸就是他所在的这间屋子，珊瑚就是秋莉亚和他自己的生命，已经永恒地嵌在这个水晶球的中心。

　　赛麦消失了。有一天早上，他没来上班，几个没头脑的人议论起了他的旷工。第二天就再没人提到他了。第三天，温斯顿在记录司前厅的布告板上看到了这样一张布告，上面开列着像棋子一样的委员会委员的名单。赛麦过去是委员。这张名单看上去几乎同以前一模一样，上面也没有划掉谁的名字，但唯一少了赛麦的名字，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赛麦已经消失了，他从来就没存在过。

　　天气酷热难当。在这样一个迷宫般的部里连窗户也没有，装有空气调节设备的房间还能维持着正常的温度，但是走在外面，人行道热得烫脚；上下班时间，地铁里的臭气熏人。仇恨周的准备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各部工作人员都在加班加点。游行、集会、军事检阅、演讲报告、蜡像陈列、电影放映、电幕节目都得组织起来，口号起草出来，模拟人像赶制出来，歌曲编写出来，照片伪造出来，谣言

　　传播出去。秋莉亚所在的那个小说司已不再制造小说，而在赶制许多暴行小册子。

　　温斯顿除了每天正常的工作以外，还要花很多时间检查《泰晤士报》过期的旧报存档，把要在演讲和报告中引用的新闻篡改修饰。深夜里那些无产者在喧闹的街头闲逛，整个城市都很奇怪，有一种莫名的狂热气氛。火箭弹比以前更频繁地掉下来，有时候远处有大爆炸，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但谣言的版本却很多。

　　仇恨周主题歌（叫做“仇恨歌”）的新曲已经谱出来了，而且还没完没了地在电幕上播着。歌曲的旋律可以称得上是野兽的号叫，很难与音乐联系到一起，而更像是击鼓。配着进军的步伐，由几百个男人大声合唱，听起来怪吓人的。但却很受无产者的欢迎，在半夜的街头，同仍旧流行的《这不过是没有希望的单恋》竞相比美。帕森斯家的孩子用一个蜂窝和一张大便纸，白天黑夜没完没了地吹奏着，让人头疼。

　　温斯顿晚上越来越忙。帕森斯组织的志愿人员在这条街道为仇恨周作着准备，缝旗子、画招贴画、在屋顶上竖旗杆、在街上架着准备用来挂横幅的铁丝。帕森斯吹嘘说，单单胜利大厦挂出的旗加起来就有四百公尺。他这些天兴高采烈。天气热，再加上干体力活，他便有理由在晚上也穿着短裤和敞领衬衫。他同时出现在几个地方，忙碌不堪，又是推又是拉，又是缝又是敲的，出主意想办法，用同志间劝告的口吻鼓动每个人，似乎身上每一个地方都散发出无穷无尽的恶心的汗臭味。

　　伦敦的大街小巷上突然出现了一幅新的招贴画，没有文字说明，画的只是一个欧亚国士兵庞大的身躯，有三四公尺高，蒙古种的脸上看不到一丝表情，穿着大军靴向前迈步行进，腰上挎着一挺轻机枪。

　　无论是站在哪个位置看那招贴画，机枪的枪口总是对准你的，由于透视的原理，枪口很大很大。这张招贴画贴满了整个街道的墙上，甚至超过了老大哥画像的数目。一般来说，无产者是不关心战争的，但这时，他们却被激发出了一时的爱国热情。就像是为了配合现在的情绪，被火箭弹炸死的人越来越多了。有一枚落在了斯坦普奈一家满座的电

　　影院里，好几百人就这样被埋在了废墟中。附近的居民都出来送殡，队伍长得好几个小时就没断过，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种抗议示威。还有一枚火箭炸弹落在了一个被当做游戏场的闲置空地上，有好几十个在那玩儿的孩子，当场被炸得血肉横飞。于是又举行了愤怒的示威，把果尔德施坦因的模拟像当众焚毁，把好几百张欧亚国士兵的招贴画撕了下来一并烧掉，一些店铺也在混乱之中遭到了洗劫。接着又有谣言说，火箭弹掉落的地点是间谍用无线电指挥的，有一对老年夫妇只是因为被怀疑有外国的血统，房子就被纵火焚毁，两位老人也被活活烧死在里面。

　　秋莉亚和温斯顿只要有机会就会去他们租下来的小屋，为了图个凉快，就光溜溜地并排躺在窗户底下的床上。再也没有发现老鼠，但是这炎热的夏天，臭虫却越来越多。但这些并没有任何影响，脏和干净都不会改变一个事情，那就是这间如天堂一样的屋子。每次一到那儿，他们就会到处撒上黑市上买来的胡椒，脱光衣服，汗流浃背地做爱，完了就睡一觉，醒来时臭虫也开始聚集力量进行反攻。

　　在六月份里，他们一共约会了六七次。温斯顿也已经不再一天到晚喝杜松子酒了，似乎已经不再需要了。他长胖了，静脉曲张留下的疤痕也消退了，只是在脚踝上方的皮肤上留下一块棕斑，他早上也不再咳嗽了。他也不去在乎生活上那些难以忍受的琐事了，那种想冲着电幕做鬼脸表示厌恶，或者想放声大骂的冲动，仿佛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现在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约会地点，就像是他们两个人的家似的。因此即使只能偶尔约会，时间也才只一两个小时，但这都无所谓了。重要的是居然有旧货铺楼上那一间屋子。知道有它安然存在，也就和到了里面没什么区别了。这间屋子本身就是独立的，是过去世界的一块废地，现已绝迹的动物可以在其中迈步。温斯顿觉得，查林顿先生也是一个现已绝迹的动物，他有时候会在上楼时和他聊会儿天。很少见到那个老头儿外出，也许他根本就不外出，此外，他几乎也没有什么顾客。他只生活在自己黑暗的小店堂和后厨房里，就好像幽灵一样。厨房里放着一台很旧的唱机，上面还有一个大喇叭。他

　　每天都自己做饭，能有机会与人说话，他似乎很高兴。有时看到他戴着厚眼镜，穿着平绒上衣，摆弄着他那些一文不值的旧货时，那种神情更像是一个收藏家，而不是一个旧货商。有时他会很热情地请温斯顿欣赏一些东西，但从来不会要求他买，像一些瓷器做的瓶塞、破鼻烟壶的釉漆盖、镀金胸针盒，里面装着几根早已夭折的婴孩头发之类的东西。听他说话就像听一架老掉牙的八音盒一样。温斯顿从他的记忆中又挖掘出来一些早已被人遗忘的歌谣片断。有一首歌唱的是二十四只乌鸦，还有唱折了角的母牛的，另外一首歌是关于柯克罗宾惨死的。“我觉得你应该对此会有兴趣。”他每次想起一个片断，就会有点小得意地笑道。但不管是哪首歌谣，他记得都不全。

　　温斯顿和秋莉亚都知道，或者说他们两个人都有这个念头，像现在这样的情况是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的。有时死亡来得就是那么快，而且还很现实，他们的选择就是紧紧搂在一起，去享受那似乎绝望的肉欲，就像是一个将死之人，临终享受的那一点快感。有些时候，他们也会觉得安全和长久，但那只是幻觉。他们两个人都认为，只要他们在那间屋子里，就不会有灾难降临。但是要到那间屋子去，倒是又困难又危险，不过那间屋子的确是个避难所。当温斯顿凝视着那镇纸中央的时候，他觉得，是没有办法到那水晶世界里面的，一旦到了里面，时间就能静止了。他们总是沉溺于逃避现实的白日梦里。他们会永远好运的，他们可以在这里藏一辈子也不会被发现。或者凯瑟琳会死掉，温斯顿就可以想到一个好方法和秋莉亚结婚。或者他们一起自杀，或者他们改头换面，学会无产者说话的腔调，去工厂里做工，躲在一条后街的小巷子里过一辈子，也不会被人发现。他们两人都知道，这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实际生活中是没有出路的。也许其中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自杀，但他们是绝不会这么做的。就这样，一天过一天，虽然谈不上什么前途，却也还是尽量拖长现在的时间，这似乎是一种无法压制的本能，就像只要有空气，人就要呼吸一样。

　　有时候他们也会计划着用实际行动来反党，但却不知道该怎么进行第一步。即使真的存在传说中的兄弟会，要参加进去还是有困难。

　　他告诉她，他和奥勃良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亲切感。他有时就有冲动想到奥勃良的面前说自己就是党的敌人，请求他的帮助。而且，他也并不觉得这样做很冒失。秋莉亚善于从相貌上看人，而温斯顿则是根据眼光就认为奥勃良是个可靠的人。她似乎也觉得是很自然的事。此外，她也想当然地认为，人人对党几乎都是仇恨的，只要万无一失，一定会打破规矩的。但是像兄弟会那样有组织的反对派，她认为是不存在的，或者是有可能存在。她说，关于果尔德施坦因及其地下军的传说，只不过是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所捏造出来的东西，而你也只能假装相信。她也曾无数次在党的集会和自发的示威中，高喊着要将那些连她自己都不相信有罪行的人处以死刑。在公审大会上，她参加青年团的队伍，从早到晚地在法庭外面高喊“打倒卖国贼”。在两分钟仇恨中，她还总是抢在别人前面去咒骂果尔德施坦因。但是果尔德施坦因是谁，他又有什么主张，她对此都一无所知。她成长在革命以后，年纪还太小，对于五六十年代思想战线上的斗争都一无所知。她是无法理解像独立政治运动这样的事的。而且，说到底，党是不可战胜的。

　　它将永远像现在这样存在，你也只能是在暗中反抗，还不能表现得太明显，或者最多就是孤立的暴力行为，例如杀掉某个人或者炸掉某个地方。

　　在某些方面她比温斯顿还精明，对于党的宣传，并不那么容易轻信。有一次谈到同欧亚国打仗时，让他吃惊的是，她认为根本没有在打仗。她说，每天落在伦敦的火箭弹可能是大洋国政府自己搞出来的，“目的就是要吓唬人民”。他怎么就从来没这么想过？这让他感到很不服气。她甚至还说，在那两分钟的仇恨中，她尽量做到不大声笑出来。

　　但是她所怀疑的党的教导，都是些干涉到她生活的。她基本上是容易相信官方的无稽之谈的，那只是因为在她看来真假之间的区别并没有多大的关系。例如，她上小学的时候，就相信飞机是党发明的。温斯顿记得，在他上小学的时候，已经是50年代后期，党自称由它发明的还只是直升机；十多年以后，秋莉亚上小学时，就变成飞机了；再隔一代，也许就又多出了一个蒸汽机。他告诉她，早在革命之前，飞

　　机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她对这件事，似乎一点都不感兴趣。说到底，到底是谁发明了飞机又有什么关系呢？但是有一次他们的谈话，却真的使他感到吃惊，那次谈话，他发现秋莉亚根本不记得四年之前大洋国在同东亚国打仗，同欧亚国和平相处。的确，在她看来整个战争都是假的；但显然她连敌人的名字换了都没有注意到。她甚至含糊地说：

　　“我还一直以为我们是在同欧亚国打仗。”飞机的发明是在她出生以前很久的事，而战争对象发生变化却只有四年，而且还是发生在她早已长大成人以后。这场辩论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最后他终于使她记起来说，她隐约记得有一阵子敌人是东亚国而不是欧亚国。但是敌人是谁对她来说没有区别。她不耐烦地说：

　　“管它呢？总是不断地打仗，也不知道是和谁，反正你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

　　有时他同她说到记录司和他在那里干的大胆作假的工作。但她却对这样的事情一点都不感到震惊。想到谎言就这样变成了真理，她也并不觉得天塌地陷。他跟她讲了琼斯、阿朗逊和鲁瑟福，还对她说了那张要紧的纸片曾经就捏在他的手指间。她对这些都没有反应，其实，一开始她就根本没想明白这件事的重要性。

　　“他们是你朋友？”她问。

　　“不是，我都不认识他们。他们是核心党。而且，他们比我大好多。他们属于旧社会，是革命前的人。我只是见过他们。”

　　“那你操什么心？不是总有人被杀吗？”

　　他努力地使她能明白这件事。

　　“这个事件很重要。还不是说，有谁叫他们杀死啦。你难道不知道，就从昨天开始往回说，过去全都已经不存在了？过去，要是还能存在，只能在几件真实的东西里，还没有文字说明，像那块玻璃一样。关于革命的一切，我们几乎是一无所知啦。他们篡改了所有的记录，销毁了所有的证据，重写了所有的书，重画了所有的画，重做了所有的雕像，街道大楼全都改了名，日期也全都改了样。每天每天都重复着这样的工作。历史早停止了下来。除去没头没尾的现在，宣称党一贯正确的现在，已经不存在别的什么了。

　　当然啦，我知道过去被他们篡改，可是我没法证明，即便我着手篡改

　　的时候也做不到。事情做完了，一点证据也不留。唯一的证据在我心里，时间长了，我的记忆也会模糊，别人又不能替我记忆。我这一辈子，只那么一次，在事情发生之后，过了好多年，我竟有了件实实在在的真凭实据，换了现在的我，一定会保留下来的。”

　　“我可不会，”秋莉亚说，“我敢冒险，但只为值得的事冒险，绝不会为几张旧报纸冒险。即使你留了下来，你又能拿它怎么样？”

　　“也许用不上，但这毕竟是证据。如果我敢拿去给别人看，就可能会在某个地方撒下了一些怀疑的种子，我觉得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现状是不可能被改变了。但是可以想象，有时在某个地方会出现反抗的小集团，人们慢慢聚集在一起，然后力量就越来越大，甚至还可以给下一代人留下一些痕迹，让他们接着干下去。”

　　“我对下一代没有兴趣，亲爱的。我只为我们自己活着。”

　　“你只是一个腰部以下的叛逆者。”他对她说。

　　她对这句话倒感觉十分有趣，高兴得张开胳膊搂住他。

　　至于党的理论和细枝末节，她都毫无兴趣。他一开始谈到英社的原则、双重思想、过去的沉默和现实的抹杀，或者开始对她说着新话的词儿的时候，她就感到厌倦，说她从来都没关心过这种事情。大家都知道这些是废话，想它又有什么用？她只要知道为什么事高兴，什么不高兴，这样就足够了。通常他一直跟她说着这些事的时候，她都已经睡着了，这也真叫他没办法。她就是那种不管在哪儿都会睡着的人。他发现在和她说话的时候，即使不知道正经是什么，也可以假装正经一下。可以这么说，对于那些没有理解能力的人，党可以成功地把世界观灌输给他们。即使是很明显的违反现实规律的东西，他们都会相信，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想过，那是件多么可笑的事情。对于社会上发生的大事，他们不感兴趣，也从不注意。正是由于缺乏理解，他们没有发疯。他们把什么都一口吞下，吞下的东西对他们并无害处，因为没有残渣遗留，就像是一只鸟吞掉一颗玉米粒，根本就没有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