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则，它没有容纳狄奥多·德莱塞，亨利·孟肯，我们最活跃的批评家乔治·金·纳珍，她虽还年轻，却俨然是我们戏剧批评界的领导人，尤金·奥尼尔，我们无可匹敌的最优秀的剧作家，以及真正具有原创力的诗人，潘胜特·米蕾、卡尔·桑德堡、罗宾逊·杰佛斯、马歇尔·林得榭和李·马斯特斯，他们的《愚人之流诗选集》（spoon River Anthology）River Anthology）全然不同于任何曾经出版过的诗，是如此的鲜活、威严，从摸索和胆怯中解放出来，像是一则启示降临了，且开创一个美国本土的新诗派。它也没有容纳下列的小说家和短篇作家，如维拉·凯塞、泽瑟菲·赫盖斯海安、谢伍德·安德森、林·拉得诺、恩耐斯特·海明威、路易士·布朗菲尔、丹尼尔·史蒂尔、范妮·赫斯特、玛丽·奥斯丁、詹姆士·布朗克·喀拜耳、艾得那·费勃，甚至也没有容纳奥普敦·辛克莱，就他而言，你必得说，不管你是欣赏或憎恶他那积极的社会主义，他比任何一位美国艺术家都拥有更佳的国际性声誉，无论是小说家、诗人、画家、雕刻家、音乐家或建筑师。
我并不期望任何学会能够幸运到拥有全部这些作家，然则一个不容纳其中任何一位的学会，即是远远自外于美国文学中生动、活力以及具有原创力的一面，它与我们生活没有什么关系，起不了激励作用。它并不能代表今日的美国文学界——它只代表了亨利·华滋华斯·朗费罗而已。
也许有人会如此回答，毕竟，学会只有有五十名限额；那么，自然无法容纳每一位有价值的人。不过，事实上，虽然我们的少数几位天才大都被拒入会，学会却有名额来容纳三位写得极坏的诗人，二位写通俗闹剧极其无聊的剧作家，二位绅士只得知他俩是大学校长，一位30年前以机灵幽默闻名的绘图师，此外另有几位绅士——抱歉，恕我无知——我从未听过他们是何许人也。
请让我再度强调——因为这是一个事实——我并非在攻击该美国学会。它是一个宽大、高贵以及具有无可置疑的威严的机构。再说，它不容纳我们文学界的许多有价值的人物，这也不全是该学会本身的过错。有时是那些作家本身的错。我无法想象，灰熊般的狄奥多·德莱塞参加学会那种雅典式皇家风味的晚宴会感到舒适自在，而如果他们邀请孟肯，他可会用他那令人不好受的揶揄来激怒他们。不，我无意攻击——我虽不情愿，但现在勉强来讨论该学会，是因为它是十全十美的实例，显示出美国的知性生活与真正重要和真实的标准，二者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
我们的大学和学院，或是高等学校，大部分存在着同样不幸的脱节。我可以举出四家学校，佛罗里达州的罗林斯学院，佛蒙特州的密德贝利学院，密西根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芝大的名单上，出现过像罗伯特·赫里克那样优秀的小说家，像罗伯特·洛维德那样勇气十足的批评家——它们对当代具有创意的文学显出真正的兴趣。全部之中仅此四家。然则，在美国，大学、学院、音乐学店，和教授神学、修理水管、广告招牌绘术的学校，却多如过街之车。不管何时你看见一幢公共建筑，印第安混凝土坚固的墙上有着哥德式窗，那么你可以确定那又是一家大学了，有着从二百到二万名不等的学生，同样热衷于避开追求高深学问所带来的不利，只热心于获得学士文凭来赢取社会上的声望。
喔，在社会上，我们的大学跟民众的关系可紧密呢，特别在运动竞赛方面。一场伟大的橄榄球赛，有八万名热情的观众到现场观看，每张门票五元，汽车从十哩到千哩外各地方涌来，出神地注视着二十二个男人在划有奇怪线条的场地上，蹦上蹦下来回追逐。在橄榄球季中，一位能干的球员几乎和我们最伟大、最值得钦佩的英雄列于同等高位——甚至与亨利·福特，胡佛总统，以及林白上校并驾齐驱。
此外，对学问的其一领域科学，主宰我们的商业巨子们却愿意去尊崇那些献身学术的人。不管这些商业贵族们对诗或一位画家的观点极感不耐，他却会亲切地去对待一位像米里坎、迈克尔生、班亨、西尔包特·史密斯这般人。
然则，充满矛盾的是，在艺术方面，我们的大学却隐遁起来，远离真实和鲜活的创造，不似它们在社会、运动和科学方面那般亲近我们。对一位美国大学忠诚保守的文学教授而言，文学不是活在今天的一般人痛苦地坐下来即能产生的东西。不：它是某些僵化死亡的东西；它是由某些超人不可思议地创生的东西，即使定要将这些人全视为艺术家也好，他们至少已经死去一百年了，在打字机横扫一切的发明之前。对于任何一位真正上流社会绅士而言，一想到文学能由任何普通人创生，能看见这些人也踽行在大街小巷，穿着十分普通的裤子和外衣，看起来跟一位司机或农夫没有两样，这想法难免令他讨厌了。我们的美国教授们喜欢他们的文学是清晰明确、冷漠、纯净，以及全然僵死的。
我并不以为惟独美国大学方有如此情况。我知道，对那些牛津和剑桥大学的绅士而言，将威尔斯、贝涅特、高斯华绥和乔治·摩尔等人，跟任何一位像山姆耳·约翰生那般漂亮稳妥毫无生气的作家相比，似乎是颇不礼貌的，而他们让这种不公正继续存在下去。我想，在瑞典、法国和德国的大学内，也有许多着重分析而不去理解的教授。然则，在美国，这块新辟建的、充满活力以及实验性的国土上，人们会期望文学教师们少一些禁讳，更人性一些，从古老欧洲传统的阴影中走出来。
而他们并非如此。
最近，在美国从大学内肇兴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团体，叫“新人文主义”。当然，现在“人文主义”这名称意涵许多事物，却也什么都不是。它意指任何事物，从相信希腊文和拉丁文比当代农夫的俚语更令人感动，到相信任何一位活生生的农夫比一个僵死的希腊人更为有趣。不过，这个暧昧的名词被选择用来标志这个暧昧的时尚，倒是十分巧妙恰当了。
就某种程度内，我可以理解他们——因为，就自然的一面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兴奋及充满希望的世界，生命因由着复杂的事物而多彩多姿：齐柏林飞船、中国革命、布尔什维克的农业工业化、船舰、大峡谷、幼童、大饥荒以及科学家对上帝的孤独的追索；在如此氛围下，没有一位具创造力的作家会有闲情来追随所有那些新人文主义者冷漠的狂热——这个最新兴的宗派重申人性二元论。它将文学局限在人神之间的挣扎，或灵魂与魔鬼之间的斗争。
然则，古怪的是，神和魔鬼都不许穿上现代的服饰，而必须披上希腊人的衣袍。伊迪帕斯对新人文主义者来说是悲剧的象征；人，处在这充满强迫推销术的世界里，在一群带头的人的思想胁迫下，尝试把自己塑成为上帝的影像；然则人并非如此。而他们所能提供的可怜安慰是说，生活的目标便是发展自我训练，自制自律——不管人是否曾从这自制自律中达成什么。这整个思想趋向，导致一个一点也不新鲜的理论，即认为艺术和人生二者必得是顺服且消极否定的。这是一种最阴郁的反动性的理论，竟被引介入此激奋的革命性的世界。
够奇怪的是，这种僵死的理论，这种避开人生的繁复和危险，而匿于修道院般安稳单调的理论，竟会受到此国家内教授们的广泛欢迎；而在此国土上，人期望的是勇敢无畏和智性上的冒险；更糟的是它已令创造性的作家无法引起任何有益的影响，可以料到这些影响全由大学把持了。
可惜，情况总是如此。美国从未有过一位布朗德斯、泰恩、歌德或克罗齐。
美国拥有创造性的人才，而我们的批评界却一直都是冷漠的、无意义的活动，被一些嫉妒的老处女、退职棒球记者和尖刻的教授们纠缠不清。我们的伊拉斯莫斯一直是乡村女教师。在这种无人有开创的能力的情况下，我们如何期望有任何的标准？
十九世纪中叶，伟大的剑桥一康科特圈——爱默生、朗费罗、罗厄尔、赫姆兹、奥尔科特等等——是欧洲的感伤的影像，并无留下宗派、影响。惠特曼、梭罗和爱伦·坡，以及在某些程度上霍桑也算得上，都是一些被摒弃、孤独的人，被他们当代的新人文主义者所轻视、谩骂。直到威廉·丹·豪威尔斯出现，我们才开始有了像是标准的东西，而这却是一种非常糟的标准。
豪威尔斯先生是一位最温和、亲切和诚实的人，不过他持着似虔敬的老处女般的道德观，最大的喜悦即是在教区牧师家宅喝午茶。他不仅憎恶亵渎和淫秽，也憎恶所有那种H·G·威尔斯所称的“欢乐粗俗的人生”。在他幻想的人生美景中，也可能存在着农夫、水手和工厂劳工，不过，农夫必是治不得一丁点粪肥，水手决不会哼唱淫秽的水手歌，工厂劳工必定对他那好心肠的雇主充满感激，而且他们全都渴望有机会一游佛罗伦斯，对乞丐的古怪有趣报以亲切的微笑；这番美景，豪威尔斯先生竟无知地信以为真。
豪威尔斯如此强烈地相信这种有闲阶级的、这种新人文主义者的哲学，他带给他同时代的人们巨大的影响，甚至，及至1914年，以及世界大战的骚动期间。
实际上，他能驯服马克·吐温，这位可说是我们最伟大的作家，让这位烈性的蛮老头穿戴上理智的礼袍和高顶礼帽。他的影响至今仍未全部消失。哈姆林·葛兰仍然崇拜他，这位作家在各方面都比豪威尔斯杰出，不过在豪威尔斯的影响下，从一位刺耳但高尚的写实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殷勤的、无多大意义的训诲家。葛兰先生，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拥有的一位，今日美国文学界的领袖，而作为一位领袖，他却惊讶于所有年轻作家的缺乏品味，他们以为男女并不总是遵循祈祷书中所写的方式谈恋爱，而且一般人有时也使用大街的妇女文学俱乐部所避讳的语辞。然则，同是这位哈姆林·葛兰，在他年轻时，在他赴波士顿变得有教养且豪威尔斯化之前，他写过二本十分勇敢、充满启示性的写实主义作品：《旅人大路》（Main-Traveled Roads）和《荷兰苦力之花》。
少年时代，我在明尼苏达州一个大草原中的乡镇里，读过这些作品——正就是葛兰先生在小说中所描写的背景环境。这些作品令我感到极大的兴奋。我曾在读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作品时，体认到把法国和英国的平民描写得让人如同亲眼目睹他们一般是可能。但，我从未料想到，有人能舍弃俚俗淫秽的细节，而描写出明尼苏达州苏克中心镇的人们，让人真正感受到他们一般。我们的小说传统写法，诸位了解的，是把所有生活在中西部乡镇的人们描写成全是高贵、幸福的；我们之中，无一人肯把生活在乡镇大街中亲睦的、极大的幸福，交换纽约、巴黎和斯德哥尔摩那种不道德、俗丽的生活。然则，在葛兰先生的《旅人大路》里，我发现，有这么一个人他相信中西部的农夫有时是困惑、饥饿而卑鄙的——以及英雄主义式的。而，理解了这个观点，我由之获得解放了；我始能够描写人生，一如生动的人生。
恐怕，这会令葛兰先生不仅不悦，而且十分懊恼了，要是他晓得，是他启发了我如实地写下我所观察到的美国，而非按照威廉·丹·豪威尔斯先生那般明朗讨喜的观察。再者，这是他的悲剧，也是一个充满启示性的美国的悲剧，在我们自由的国土上，像葛兰这样的人士，早年鼓吹自由之路，后来他们自身却变成最最反动的。
然则，即在此时，豪威尔斯这般人士，正殷殷于寻求将美国引导成为一个英国教堂镇那般惨淡的样版时，仍有不少坚定、可靠的人们——惠特曼、梅尔·维尔，之后是德莱塞、詹姆士·汉尼克、孟肯——他们力言，在我们的国土上具有比茶几边的优雅更多的东西。
而且如此，即使没有典范标准，我们也奋斗生存过来了。对于坚毅强劲的年轻人来说，没有标准典范可循也许更好。就我而言，在经过长期对我自己极心爱的国土似乎是悲观的描写后，我愿意结束这阙挽歌，代之以一首十分动人的乐观主义之歌。
我对美国文学的前途，抱着最大的希望和最热切的信心。我相信，我们正从安全、稳健和难以置信的愚昧的地方主义的琐琐屑屑中走出来。今天，有许多美国青年正从事着如此热情而可信靠的工作，我惭愧我自己略显老了无法加入他们。
诸如：恩耐斯特·海明威，一位锐利的青年，以最剧烈的经验来教育自己，自定极高的标准来训练自己，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生命本身即是他的庇护所：汤玛斯·吴尔夫，我相信只是一位三十岁或更年轻一点的男孩，他惟一的一本小说《望乡吧，天使》（Look Homeward，Angel），可以媲美我们最杰出的文学作品，是一位极酷爱生命的拥有巨大潜力的作家；桑顿·怀尔德，他生活在写实主义的时代，独梦想过去的时光，动人地抒写了永恒的传奇；约翰·道·派索斯，他憎恶巴比特（Babbitt）式安全稳健的标准，获致革命性的卓越成就；史蒂芬·贝内，以他对老约翰·布朗的辉煌的回忆，在美国的单调简陋中重建了史诗的规模：米歇尔·葛特，他揭露了纽约曼哈坦东区新开发的犹太区，以及威廉·福克纳，他解放了南方的古老传统；此外，还有十来位年轻的诗人和小说家，其中多人目前居留巴黎，他们多少置身于詹姆斯·乔埃斯癫狂疯迷的传统之下，然则不管他们多么癫迷，他们拒绝成为有闲阶级的、古老传统的以及索然无味的作家。
我向这些人表示敬意，我很高兴我尚未十分远离他们的抱负，决心带给美国，这有着连绵的高山、一望无际的草原、大都会、偏僻的小木屋、亿万的财富以及无数的忠诚的国土，一个如俄罗斯那般神奇，如中国那般繁复的美国，一个值得上她的宏伟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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