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2)

　　在此，我拟谈谈今日美国文学的某些动向、危机以及令人鼓舞的展望。我将以出奇的坦率来谈这个问题——完全的坦诚，尽管失之直率，但我不愿用其他方法来侮辱各位——我将不得不得罪其中涉及到的，我所极其钟爱的国土上的某些机构和人们。

　　然则，我得请各位相信，我绝非乐于埋怨。命运对我已厚爱更多，我并无遭受多少折磨挣扎，也不怎么穷困，受惠沐恩倒不少。有时，由于我的书和我个人，多少受过激烈的抨击——加利福尼亚州有一位正直的牧师，读过我的《艾默·坚特利》（Elmer Gantry）后，渴望带头围剿我，好好私刑我一顿；而另外一位缅因州的圣洁人士，怀疑是否没有正当可行的方法好将我打入大牢。此外，比任何愤怒的责难更难忍受的是，有某些新闻杂志记者中的老油条，那种我们美国俚语称谓“我在俱乐部认识他”的一伙人，滥肆批评说，他们认识我个人，我这个人只能是个低级人士之类的，决不会是个作家。但是，尽管我时而遭受如此过分的侮辱，虽然我自己也多方加以辩解，我仍不会傻到去期望有一些公平的批评出现。

　　不，对我自己而言，我并无意做什么不平之鸣；然则对一般美国文学的景况，以及它在这个国家内的地位，我则感到相当不平。在这个工业主义、金融和科学隆盛的国家内，具有活力且受重视的艺术，仅有建筑和电影。

　　我可以用一件事来举例说明，它偶然涉及瑞典学院和我自己，这事发生在几天前，就正在我搭船从纽约来瑞典之前。在美国有一位博学、极受爱戴的老绅士，他曾是牧师、大学教授以及外交官。现在他是美国文学与艺术学会的会员，不少大学曾赠与他荣誉学位。作为一位作家，他主要是以描写钓鱼之乐的轻松愉快的小随笔而闻名。我不认为，依赖鳕鱼或鲱鱼的收获维生的渔夫会觉得那是一个全然有趣的职业，不过，当我年少时，从这些随笔我倒获知，捕鱼这件事上蕴含某些十分重大的、精神上的意义，假使你不是为生活所逼而去捕鱼的话。

　　这位学者公开指陈，把诺贝尔奖颁给一位像我这般多方嘲弄美国社会的人，诺贝尔委员会和瑞典学院已经侮辱了美国。我不晓得，作为一位前外交官，他是否企图从这件事引发国际争端，或是要求美国政府派遣海军陆战队登陆斯德哥尔摩，来保卫美国的文学正义；然则，我希望不是如此。

　　我愿意如此假定，对一位如此博学，拥有神学博士、文学博士，以及其他许多我不清楚的堂皇头衔的人来说，事情似乎会是与众不同的；我愿意如此假定，他曾经这般思索过，“尽管我个人讨厌这家伙的书，不过，瑞典学院颁奖给他，这件事对美国可是一种荣耀，因为他们开始认定美国不再是一个幼稚的蛮荒团体，不如人才会畏惧批评，而今天这个国家成年了，能够冷静且成熟地考虑任何的评析，不管这评析是多么的嘲讽。”

　　我甚至愿意如此假定，一位这般具有国际性声誉的学者会相信，熟娴于史特林堡、易卜生、庞陀彼丹作品的斯堪地纳维亚诸国家，不会因一位作家的言论而感到大惊小怪的；何况，这位作家最无政府主义式的断言，亦不过是说，美国这个国家，以她具备的财富和力量，尚未产生能满足人类最深邃需求的文明。

　　我相信，史特林堡罕唱《国歌》，罕在扶轮社演讲，然则瑞典似是一直尊崇他。

　　我所以如此冗长地讨论这位博学的钓鱼者的批评，并非因为这批评本身有何重要性，而是因为它揭示了一项事实，亦即在美国，我们大部分人——不仅是读者，甚至也包括作家——仍然对任何不是歌颂美国一切事物的文学感到，惶恐，必得歌颂我们的罪咎一如我们的美德。在美国，一位小说家，为了成为作品的最佳推销员，同时也为了能真正受欢迎，他必得如此描述：所有的美国男人都是高大、英俊、富有、正直，此外个个擅打高尔夫球；所有的美国城镇，充斥着这般的邻人，天天无所事事，只是四处转来绕去，彼此亲切地打着招呼；而尽管美国女孩可能野一点，她们终究会变成为完美的妻子和母亲；此外，就地理上来说，美国只由几个部分构成；纽约，全住着一些百万富翁；西部，仍然保持着1870年代所有那种喧嚣的英雄主义；而南方，人人住在永远泻满着月光，散发着木兰香味的农园。

　　20年前，诸位在瑞典读过我们的某类小说家，譬如德莱塞和维拉·凯塞。在当时的美国，这类小说家并不受欢迎且无影响力，今天这种情况并无多大改变。正如我在前面引为例证的那位伟大的钓鱼的学会会员所泄露的，我们仍然最尊崇为大众化杂志写作的那类作家，他们以热烈且带训诲意味的合唱方式，单调地唱着：一亿二千万人口的美国，为保持着纯朴的、田园牧歌式的风味，一如它仅有四千万人口时一般；在一家拥有一万名员工的工厂内，其劳资双方的关系仍保持着和谐、简单，一如1840年的工厂只有五名员工时一般；如今住在二十层大厦公寓，备有三辆汽车，书架上摆着五本书，下周即有离婚危机的家庭，其父子关系、夫妻关系，一如1880年代住在四周绕着蔷薇只有五个房间的木屋一般；而且，最妙的是，美国已经完成革命性的变革，从田园风的殖民地步向今日的世界帝国，而山姆叔叔的牧人式、清教徒式的纯朴则丝毫没有改变。

　　我的确十分感激那位钓鱼的学会会员，他多少令我今天能置于如此的立场。因为，既然他是美国文学与艺术学会的领导人，那么他可以说是已经解放了我，让我有权利坦率地谈及该学会，正如他过去谈及我一般。任何真诚地涉及今日美国理性主义的研究，非考虑该奇妙的机构不可。

　　然则，在我论及该学会之前，请让我描述一种我的想象：几天前，在横渡大西洋汹涌的航程中，在无可避免的懒怠里，我以如此的想象来自娱。我想，诸位一定清楚，到目前为止，诺贝尔奖颁给我这件事，在美国丝毫不受欢迎。无疑的，对诸位而言，这种现象并不新奇。我想，甚至当诸位赠奖予汤玛斯·曼，我认为他的《魔山》（Eauberberg）似乎已涵括整个欧洲的智慧，或者甚至当诸位赠奖予吉卜龄，他的作品极具深邃的社会意义，权威的批评认为他重新创生了大英帝国，或者当诸位赠奖予萧伯纳时，总有人抱怨诸位在同国作家中弄错了人选。

　　此外，我想象，如果我之外的某些美国作家上选的话，会招致何种批评。假定诸位选上狄奥多·德莱塞。

　　现今对我而言，正如对其他美国作家，德莱塞的成就意义远超过任何其他人，他在不得谅解、屡遭憎恨的情况下独自迈进，开创出一条路来，将美国的小说从维多利亚式、豪威尔斯式的怯懦与文饰，转入生命的真诚、勇敢和热情。如果没有他的开拓，除非我们愿意被打入大牢，否则我怀疑我们之中任何人是否能够寻求表现出生命、美和恐怖。

　　我伟大的同行谢伍德·安德森，公开赞扬过德莱塞的此种领导地位。我乐意附和他。德莱塞第一本伟大小说《嘉莉妹妹》（Sister carrie）大胆地出版于30年前，我25年前读过它，它给闭门自守、沉闷的美国宛如带来一阵自由的西风，而且对我们索然无味的家庭生活而言，这是自马克·吐温和惠特曼以来，带给我们的第一丝新鲜空气。

　　然则，诸位若是赠奖给德莱塞先生，你们可会听到从美国发出的怨言；这些怨言抱怨说，他的风格——我不十分确知这神秘的字眼“风格”究竟何指，不过我常在某些二流批评家的文章内发现这个字眼，我因此假想它一定存在确切的本质——诸位会听到如此的批评说，他的风格过分累赘，用词粗糙，他的书全都过分冗长。此外，尊贵的学者当然会这般埋怨：在德莱塞先生的世界里，男男女女常是充满了罪恶、悲剧和绝望，而非永远乐观、充满欢唱和美德，后者才吻合真正的美国人。

　　此外，若是诸位选上尤金·奥尼尔先生，他曾在10年或12年间，彻底改变了美国的戏剧，从一个优雅精巧和阴谋诡计的虚假世界，转入一个光辉、恐惧和伟大的世界；然则会有人提醒诸位说，他的剧作里有些远比嘲弄更坏的东西——他不把人生视作学者研究中所巧妙安排妥当了的，而是视为一种可怕、壮丽，时而十分恐怖的东西，类似飓风、地震、毁灭性的大火。

　　此外，若是诸位赠奖给詹姆士·布朗克·喀拜耳先生，有人就会告诉你们，他的作品太怪诞恶毒了。同样地，有人会告诉诸位，维拉·凯塞小姐尽管在她的小说中表达了内布拉斯加州农夫的质朴的美德，但在她的小说《迷丧的淑女》（The LostLady）中，她不忠实于美国明显的、永存的、可能沉闷乏味的美德，而描写一位放纵无耻的女人，甚至让贞德的人们也感受到她不可思议的魅力，在这一本小说中缺乏任何的道德意味；同样地，亨利·孟肯先生是最差劲的讽嘲家；而谢伍德·安德森先生竟认为性如同钓鱼是生命的一种原动力，在这事上他犯了邪恶荒谬的偏差：再如奥普敦·辛克莱先生，作为一位社会主义者，他的罪恶即是反对美国资本主义式大量生产的完美无疵；而泽瑟菲·赫盖斯海麦先生是非美国人了，因为他把优雅的态度和外表的美视为忍受日常生活不可少的东西；此外，恩耐斯特·海明威先生不仅太年轻了，而且更坏的是，他使用一些绅士不会说出口的语言，他确信饮酒是人们追寻幸福的永恒方法之一，并且断言士兵了解爱比战场上男人彼此惨烈的杀戮更具意义。

　　是的，他们都是邪恶的，这些我的同行们；若是诸位选上他们，那么正如选上我一般，同样会被认为是一种错失；但是作为一位热爱国家的美国人——只不过，我得提醒诸位，是作为1930年代而非1880年代的美国人——我庆幸他们几位是我的同胞，而且我会带着骄傲地谈及他们，正如下列诸人之于欧洲：汤玛斯·曼，H·G·威尔斯，高尔斯华绥，哈谟生，贝涅特，福克特温格，西玛·拉格洛芙·温茜特，海登斯坦，阿努吉欧：罗曼·罗兰。

　　这即是我的命运的写照，往返晃荡在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间，不过这也是任何写作或论及任何事物的美国人的命运——美国在今天世界上可说是一个最矛盾、最郁闷、最动荡的地方。

　　如此，我以一种丝毫不减退的骄傲，一一提及对我而言似乎是今日美国文学界的几位伟大人士，我不得不省略十来个其他人名，如果有时间，我愿意好好地赞扬鼓吹他们：我在此必得言归正传，而且下如是断言：当今的美国文学，真的，除了建筑和电影外，所有美国的艺术——是的，我们在商业和科学上，拥有多么丰富、充满活力的标准典范——除这些外，我们没有什么标准，没有可资改善的协商方案，没有可以追随的英雄，也没有得以谴责的坏人，没有确切的可以遵循的道路，同时也没有什么必得避开的险径。

　　美国的小说家、诗人、戏剧家、雕刻家或画家，必须独立工作，困惑之时，一无帮助，除了他自己的诚笃。

　　这种景况，当然，总是许多艺术家的共同命运。流浪者兼罪犯维龙，决不会有个满意和舒适的避难所，让高雅的淑女们握着他的手，安慰他饥渴的灵魂以及更饥渴的肉体。这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人，命运注定他要比所有的公爵和有权有势的主教在历史上活的更长久，他不屑去触摸他们的长袍，也因此他命定住在贫民窟，嚼干硬的面包渣。

　　美国的艺术家并没有如此贫穷。真的，我们得到的报酬还很不错；只是作家是一个失败者，他无法拥有自己的司膳侍者、汽车和棕榈滩上的别墅，在那儿他就差不多可以和银行业的大老板交际了。然则，他还被一些比贫穷更糟的事物所压抑——感觉到他创造的作品全无关紧要，读者只期望他是一个修饰师或小丑，或者人家好心地接受他，当他是一位嘲讽家，尽管吠得多厉害但不咬人的，他可真是一个好人呢，不管怎么说，在这出产八十层大厦、数以百万计的汽车、亿万上蒲耳小麦的国家内，他当然毫无价值了。而且，他没有机构，没有团体，他不能从其中获得激励，无法得到他愿意领受的批评，而其赞赏对他而言将是弥足珍贵的。

　　我们究竟有怎样的机构？

　　美国文学与艺术学会的组成分子包括，几位优秀的画家、建筑师和政治家，诸如极著名的大学校长巴特勒，勇气令人钦佩的学者克鲁斯，此外，有几位第一流的作家：诗人罗宾逊和佛洛斯特，自由开放的评论家亚当斯，以及小说家伊弟丝·华顿，哈姆林·葛兰，欧文·韦斯特，布朗·惠特洛克和布斯·塔金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