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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类疑问之一就是今天要讨论的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显著差异。这两个用语,古已有之,但其意义却朦胧难明,因而产生了严重的误解。然而,只因为怠惰,我们还是勉强使用这种流行语辞,即使不太妥当,这两个用语的背后,仍掩盖不住明确分辨人性的大差异,这差异跟我们面对整个现实的态度和支配我们生活的工作有关。换言之,即与下面的疑问有关:人是不是受自然左右?人在本质上到底能不能超越自然?人与密切不可分的自然之间,有极紧密的关联,这是大家都同意的。但是,人的整体存在、行动与痛苦是不是受这种关系左右?或者人是不是还有另一种导引人类进入新现实领域的人生?这问题过去曾一再讨论,现在依然在激烈论战中。前者表现了自然主义的立场,后者则表现了理想主义的立场。这两种主义在各自的目的与追求目的的方法上根本不同。因为,如果人有另一种人生,只是想像中的事,那就必须从我们的意见与制度中去除其痕迹。而且,我们似乎应该以人与自然的紧密结合为目标,努力使人生所具有的自然特征纯粹化。这样,人生才能恢复与不应分离的真正起源结合。可是,如果承认人的内部有超越自然的新因素,我们的课题大概就是尽可能强有力地支持这因素,让它和自然形成明显对比。在这情况下,人生在新因素中居中心位置,并从这观点注视自然。对自然之态度所显现的这种差异,已经极明确地展现于精神在这两种主义体系中所居的位置。当然,自然也与精神生活有关,而且在许多方面对人生都有深密影响。可是形成精神底层的自然性人生是外在的,不能超越自然的物质领域。其目的乃在于维持肉体的生命。人所具有的比较高等的心理作用、聪明以及应变的才能,可以弥补人类所无的能力,如动物所具有的优秀本能,——强壮、动作迅速、感觉敏锐等。然而,就是在这极端方面,生命也没有目的和内容,只是分散点的集合而已,这种生命既不会与生命内部的共同体合一,也不能构成特有的内在世界。这种生命所含的动作决不会指向内在目的,只朝向维持生命的功利目的。依其目标而言,自然主义只要人的生命合于自然的形式。另一方面,理想主义则想让人内部存在的本质面显露于外。依理想主义来看,没有共同性的生命现象,会在涵盖一切的内在世界中联合起来。理想主义同时也要求人的生命(或生活)受其特有的价值、目标以及真善美支配。从这观点而言,把所有希望都推向实用性这个目标,对人是一种难以容忍的侮辱,同时也是对人的伟大与尊严的一种叛离行为。这种思考方向不同,又互不相容的态度,看来似乎无法找到共同点,但是我们已经被迫做两者择一的选择。

  由于对生命机构的观点发生变化,选择的问题也随着呈现出新面貌,因此目前就这选择来说已表现明显的分裂现象。几世纪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于观看眼睛看不见的世界,并且以看得见的世界与看不见世界的相关程度来定其价值。依照中世纪的看法,人的落足点是先验世界。此世中人,只是到彼世的旅人而已。我们无法看透那世界,那世界也不允许我们有活动的自由,去完成我们的目的。在基本上,那世界也不支持我们。这样看来,自然属于人类冒险也要与之交往的较高层次的领域。培特拉尔加登上梵杜山,为阿尔卑斯之美欣喜异常,却对被造物发出了这样真诚的怀疑:这种欢喜对造物主并不公平,荣耀只能归于造物主,不该从造物主夺取这种荣耀吧?于是,他在宗教的气氛中求取心灵的平安,而寄身于圣奥古斯丁,得其庇护。

  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发生变化,我们重视直接经验的世界,四周的许多事物也有助于把这个世界完全变成我们的家。科学在这动向中扮演了主导性的角色,也使人和自然的关系更加密切,结果不仅丰富了我们人生的某一层面,也形成许多可以深刻影响整个人生的新刺激。前一时代主观思辩的思想不能阐明感觉,也不能迫近事物的本质。自然的数学法则是喀卜勒这个天才最先加以公式化的,从发现这法则以后,还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认识自然中有一无可置疑的法则。而且,意欲看出自然本相的尝试最后还是失败,虽然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所具的力量,助益于福祉的提升,毕竟还是失败。盛行的技术开发与其说是基于优越的洞察,不如说是偶然的结果。笼统地说,人类对自然仍处于毫无防备的状态。差不多在一个世纪前,人类对此依然毫无所能,显得软弱无力。在那大诗人和大思想家辈出的时代,要克服自然的障碍,一定费了极多的时间。旅行一定很不方便,邮政也相当麻烦。想到这一切,由过去的历史来看,现代简直变化得难以想像。从十七世纪以后,科学与科学知识的累积变成了十九世纪丰硕的成果。由于阐明司掌自然过程的每一因素,追求萌生此一过程的基本原因,再把这一切产生的作用演化成简单的公式,并且为了结合分离的事物,导进进化思想,科学的探求才让我们把自然拉得更近、更能直接去经验。同时,进化论也显示人依存于自然。人因为在自然中把握自己,自己的本质才更明晰。

  概念的变化系伴随人生的现实变化而生,技术吸收科学的成果,使人和环境的关系进入划时代的新境。在前一时代,人在此世所居的位置,在本质上是确定不变的,因而必须依照蒙昧无知的命运或神意甘心承受一切。人即使能够或希望符应自己的要求减少受害,也无法跟祸害进行公平的竞争;既没有根除祸害的希望,也无法使生活更丰富、快乐。可是,现在,我们相信,只要略为努力,就能提高生活水准,也相信理性逐渐趋于支配地位,荒谬权力导致的专制会失去其立足点,同时基于这种信念而付诸行动。人又感觉到胜利和创造的意欲。即使人类的力量仅限于瞬间,这瞬间也是绵长锁链之一环。前一时代不可能的事情在我们的时代已见其实现。我们现在已经亲眼看到非常艰难的事都被巧妙突破,进化看来似乎没有极限,生活丰富得难以测度,这对人是一种魅力,也是一项挑战。

  社会不仅要少数秀异分子,也要整个人类得享技术发展的果实。基于这种社会要求,技术发展愈发明显。这要求是一全新的问题;换言之,由于需要庞大的能源,发生新的纠纷与显著的差异,今后才会产生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热情,并丰富其意义的问题。改变环境,会成为人类的生活目的。因此,人生似乎只有与事物发生关系时才实在。人类已经不需要追求高尚的目的,并为实现这目的逃往看不见的世界。

  这种事实很明显。围绕我们四周的物质环境和我们跟它的关系,表面看来已出乎意外地重要。任何哲学或源于哲学的行为方式都必须把这事实考虑在内。可是,自然主义超越了这事实,因为自然主义认为,人类因为与世界互相关联才完全被限定,而成为自然过程的一小部分。这论点跟以前必须小心斟酌的论点并不相同。因为历史告诉我们,事物原初的均衡因革命性的变化而崩溃以后,我们的判断很快就发生动摇,迷失了方向。由于有人无法自己处理错误和激情,事件或意见遂有了争端。同时,把事实和事实的解释分离,也成为一件很要紧的事。自然主义把某事实编入原则时,需要严密的调查。但这主义认为,人类生活整体因与自然关系极其密切,才受自然支配,从而也要与此相应来调查所有的价值。

  人生极限的主要议论并非主观思考的产物,乃由分析现代动向本身而来。这动向的出现与经过表现了一种智力。换言之,即使凭智慧与技术支配自然,也只显示人仅为自然的存在而已;这样解释,已表现出一种智力,证明某种生命状况无法解释,因为人越与自然关系密切,越显示自己优于自然。如果把人看成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生存大概会成为不相统属的孤立现象。而且,所有的人生都由外在世界而生,依存于和外在世界的接触,并且找不到由整体人生或美好的统一性支配的活动余地,也找不到人生内在的一贯性的正当理由,甚至会丧失一切价值与目标,实有性势必归于现实性。可是想到人类的行为,其中又含有完全不同的面貌。

  现代科学并不是知觉能力逐渐增加的结果,而是与一切蕴积的知识逐渐分离的结果。一般认为这种分离是必然的。因为要从科学上把握自然,就须以自然完全独立于人的认识为前提,而古老的概念太过神人同形了。然而,除非思考不受感觉印象束缚,我们的概念一定无法清楚叙述自然的独立性,也无法经由分析与新的统合获得对自然的新观点。这种重建乃起因于欲如实观看探求真理之心与事物,以谋扩大生命的内蕴。如果思考不能从感觉独立,发挥作用,自然何以能排除偶然因素和个人观点所造成的必然歪曲呢?逻辑思考为了对宇宙有一贯的看法,乃将可直接知觉的事物加以变形。换言之,这见解已替被知觉的实有奠下观念世界的基础。人类伟大的智力意图在整体性中将自然概念化,并证明有一种现实与人类对自然的优越完全不同。由此可说强调自然的自然主义已被现代科学强有力地驳倒了,因为现代科学使自然变质为知识概念作用的产物。我们越认识现代科学的知识能力和内在结构,就越远离自然主义。

  人对自然的优越亦由现代的科技加以证明,因为科学技术是在追求想像的预知、拟定计划、探知新可能性、正确的预测和大胆的冒险,以证明其正确性。单纯的自然焉能完成这类工作?

  人类的社会行动也显示,人是有信心的存有物,不受已知条件全面限制,能知觉并判断所处的状况,并用自己的力量从本质上改变这种状况。我们重视物质,但所以承认其价值,并非源于它的感觉特性,而是因为物质有助于提高生活,完全支配世界。我们并不希求感觉性喜悦的扩大,任何一个人,甚或所有的人都希望能充分发挥自己本有的能力,甚至谈到社会观念,也视之为超越个人利己主义的共同利害关系。而且,如果这观念不算是义务或特权,就不能成为现在所具有的强大力量。这观念所内含的伦理因素才使它赢得人心,吸引狂热的信仰者,克服怠惰心理。可是,单纯的自然领域就完全没有这种伦理因素存在的余地。只要有这种社会动态存在,自然主义就足以被驳倒了。

  这样看来,自然主义决不能成为现代生活适切的表现方法。反之,现代生活脱离了它的起源,显示了自然主义无法认知的精神独立性。生命本身也与自然主义的解释相矛盾。环境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但单凭这件事实也不能说我们只是环境的一部分。自然主义犯了一项错误,那就是把人的精神在自然中所产生的变易归之于自然本身。这错误发生的原因乃是只注意结果,而无视于产生结果的力量。

  事实显示,精神需要环境,并把它作为发挥作用的对象。在这范围内,精神依存于环境。可是,从这种关系来看,人生岂非经常遇到难以忍受的矛盾?改变环境,亦即解放知识的能源,知识的能源会加强生命意愿获得幸福与满足的要求。如果人只须与外在世界沟通,而不能回归自己,不能为自己的安宁使用努力的成果,生命难道不会狭隘得难以忍受?如果人类的生活对象仍旧寄托于外,而不能进入内心,生活本身就会显得狭隘,受到限制。对外在对象的科学探究决不能通往真正、完整而深奥的知识。只要我们把人看成低一阶的存在,就不可能有作为互爱基础的内在共同性。不受中枢神经控制,不回归中枢神经的精力决不会成为生命的本质。在我们兴奋时,精力往往会使我们觉得空虚,这是现代共同的悲痛经验。这种感觉上的空虚岂非证明:我们追求满足的内部存在着更深的深渊。由此我们面临了下列疑问:生命难道不想超越那已经抵达的遥远地点吗?生命难道不能从占有外在对象物回到占有生命本身、经验并自我形成吗?只有生命本身的动态才能回答这问题。是否正确,值得深思。

  我想,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确是如此。在本质上我们的内在大都存有伟大动向,可以实现新的生活方式。要认识这点,只需把个别现象当做整体思考,正确认识这整体的重要性就够了。在这之前,我们的论点是把生命看成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能源与物体之间的某种东西。然而,事物只能从外部接触,因而内部是不可知的。可是,现在,知性活动已变成将对象纳入生命过程的作用,也深入人的灵魂,以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唤醒我们,使我们活动。例如,歌德这类艺术家的创造活动即是著例。我们把这类创造活动称之为“客观的”,但不能说外在世界已被写进未加入精神作用的感觉存在,倒不如说外部对象已成为精神的一部分。能源与物体有丰盈的关系。这些互相结合、彼此互相提升,而产生出崭新鲜活的完整实体。在这种生命中,不是精神注入物体,就是物体所含的精神发挥了作用。能源因对物体发挥作用,才丧失原初的不确定性,使这物体的性质显化。诗人有如魔术师,把语言赐予事物,事物乃能宣称自己的存在。可是,事物只有在诗人精神中,亦即在内在世界里,才会显得栩栩如生。与这艺术过程类似的事象常出现在日常生活——即法律与道德中,同样也常发生于人际关系间。起先看来有如陌路的他人,一旦与自己重叠,便进入自己的生命领域。把疏远的人化为自己的过程,在两个个体最高层次的关系——爱中表现得最为显著,因为爱把自己和他人之间的鸿沟完全泯灭。未知的存在变成了自己生命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我们在别人之中看不到自己的生命与存在,大概就不能爱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国家,或整个人类。另一方面,探求真理跟我们内在生命的扩大有关联,因为如果客体不存在于我们生命中,如果认知客体所付出的努力不能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存在,我们怎么会那样强烈地希望去认知客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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