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阴沉，更为心怀敌意，更暴躁易怒。一年以后，如果财产不变的话，他将可能乘船去美洲，或者用手枪将自己的脑袋打开花。最后，他对一切都感到愤慨，变成了一个彻底的激进主义者，以至于弗雷德利克禁不住要对他说：
“你活像塞内卡尔！”
提起塞内卡尔，戴洛里耶告诉他说，他已经从圣特·佩拉吉监狱出来了，可能是因为预审提不出足够的证据来给他判刑。
得知塞内卡尔被释放的消息，杜萨迪耶非常高兴，他要请大家“喝潘趣酒”，并请弗雷德利克也来“喝一杯”，同时通知他，他无论如何要跟余索奈见个面，因为后者对塞内卡尔颇为同情。
实际上，《夸夸其谈》杂志最近同一家业务公司合作，宣传广告上写着：“葡萄经销商行——广告公司——债务征收咨询办公室。”然而，这位浪子担心他的实业有损他的文学事业的发展，因而请数学教员来给他管理账务。虽然这个职位无足轻重，但是如果没有它，塞内卡尔也许会饿死。弗雷德利克为了不使杜萨迪耶这位诚实的伙计难过，他接受了邀请。
杜萨迪耶三天以前亲自将他的鸽子楼的红地板打上蜡，拍打干净靠背椅，去掉壁炉的灰尘，在一只球形玻璃罩下，人们可以看见壁炉上有一个白玉挂钟，摆放在一块钟乳石和一个椰子之间。由于他的两个烛台和蜡烛盘不够用，他又向看门人借了两只蜡烛，这五道烛光在五屉柜上闪烁，上面覆盖着三条毛巾，以便把杏仁饼、饼干、奶油球形蛋糕和十二瓶啤酒摆得好看一些。在对面，靠着用黄纸裱糊的墙壁，是一个桃花心木的小书架，上面摆放着《拉尚波笛寓言》《拉尚波笛寓言》是法国诗人拉尚波笛写的一部寓言作品。、《巴黎的秘密》、诺尔万的《拿破仑》《拿破仑》是其部下诺尔万写的一本传记作品。，在床头凹处的中央，镜框里镶嵌着贝朗瑞贝朗瑞(1780—1857)，著名的法国民歌作家。的肖像，脸上洋溢着微笑。
来宾中(除了戴洛里耶和塞内卡尔以外)有一位新来的药剂师，但他没有所需的资金开业；一位同舍的年轻人，一位卖酒的推销员，一位建筑师，一位保险公司的职员。勒冉巴尔不能来，大家感到很遗憾。
客人们对弗雷德利克的到来表示了极大的热情，因为，通过杜萨迪耶的介绍，大家知道他在党布罗斯先生家里去疏通关系时能仗义执言。塞内卡尔只是同他握了握手，表情十分庄严。
他靠壁炉站着，其他的人都坐着，嘴里叼着烟斗，听他谈论全国普选，通过普选，人民应当争取获得民主的权利和《福音》原则的实施。此外，时候也快到了，改革派的宴会改革派的宴会是反对党利用宴会形式谋求团结合作的一种手段。在外省不断增加；皮埃蒙特皮埃蒙特是意大利西北部大区。，那不勒斯那不勒斯是意大利中南部地区、港市。，托斯卡纳托斯卡纳是意大利中部大区，首府佛罗伦萨。……
戴洛里耶突然打断他的话说：
“这是真的，但不会持续很久！”
他开始描绘当前的形势。
我们牺牲荷兰是为了获得英国对路易·菲力普的承认，这种著名的英国联盟，由于西班牙的婚姻而放弃了。在瑞士问题上，基佐先生步奥地利人的后尘，支持一八一五年的条约。普鲁士政府和其制订的“关卡联合”贸易政策在给我们制造麻烦。近东问题还悬而未决。
“但这不是一个理由，因为君士坦丁大公爵给奥马尔君士坦丁大公爵(1827—1892)，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次子，晚年时思想较开明，因而遭父亲厌恶。
奥马尔(1822—1897)，路易·菲力普的第四子，曾发动侵阿战争。先生送礼物，表示相信俄国。至于内政方面，人们从来没有看到哪个政府办事如此的荒唐、如此糊涂。他们甚至连自己的多数也保持不住！总而言之，到处都能听得到这样一句话：一无所有！一无所有！一无所有！”律师将拳头顶住腰部，继续讲道：
“可是，在如此巨大的失败和耻辱面前，他们竟然还宣称自己感到满意！”
这种影射一次著名选举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喝彩声。杜萨迪耶打开一瓶啤酒，泡沫溅到了窗帘上，他没有小心；他给客人装好烟斗，切好奶油球形面包，分发给大家，还几次到楼下去，看潘趣酒送来没有；大家不一会儿就兴奋起来了，对当局有着共同的愤恨。这种愤恨的情绪很强烈，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痛恨不公道；他们将合法的不满同最蠢的指责混淆在一起。
药剂师哀叹我们舰队可悲的现状。保险公司的经纪人不能宽容苏尔特苏尔特元帅(1769—1851)，在路易·菲力普时代曾任国防部长等要职。元帅的两个哨兵。戴洛里耶揭露最近公然来里尔里尔是法国北部的工业城市，离巴黎220公里。定居的耶稣会教士。塞内卡尔特别憎恨库赞先生，因为折衷主义教给人们从理性中获得确实的东西，助长利己主义的发展，破坏了团结；销售酒的业务员对这些事情不太了解，就一个劲地大叫说，他还有了许多可耻的事没有提到：
“北线的王室专列要耗费八万法郎北线是指巴黎到里尔的铁路线，政府本来对铁路不太过问，但对王室专列很重视，不惜耗费大量资金，从而引起人民不满。！谁来付这笔钱？”
那位商务雇员接着怒气冲冲地说，似乎有人要从他的口袋里掏走这笔钱一样：
“对，谁来付这笔钱呀？”
随后，大家一齐痛骂交易所里的那些贪婪的金融资本家和腐败的官吏。依照塞内卡尔的看法，首先应该起诉那些王公贵族，是他们这帮人复活了摄政时代的风气。
“不久以前，蒙庞西耶公爵蒙庞西耶公爵(1824—1890)是路易·菲力普的第五子。的一帮朋友从樊尚樊尚是巴黎东郊城镇。回来，可能是喝醉了酒，大声地唱着歌，到圣·安东尼郊区的工人居住地惹是生非，你们难道没有看见吗？”
药剂师说：
“大家甚至高喊：‘打倒强盗！’我当时也在那里，我也喊了。”
“好极了！自从泰斯特——古毕埃尔泰斯特(1780—1852)在任公共事业部期间接受贿赂十万法郎，1847年案发，被判监禁三年，罚金九万四千法郎。古毕埃尔(1786—1853)时任参议员，曾两度担任陆军部长，泰斯特案发后，他受牵连，被罚一万法郎，削籍为民。案件以来，全国人民终于觉醒了。”
杜萨迪耶说：
“我呀，这个案子让我很难过，因为它损坏了一个老兵的名誉因为案件中的古毕埃尔是一位将军。！”
塞内卡尔继续说：
“你们知道有人在普拉斯兰公爵普拉斯兰公爵(1805—1847)是当时的参议员，1824年，他娶一位元帅之女为妻，十七年后又爱上了家里的保姆，公爵夫人以离婚威胁，保姆被赶走，公爵于1847年8月17日夜将夫人杀死，后服毒自尽。夫人的家里发现了……”
余索奈一脚将门踹开，走了进来。
他一边坐在床上，一边打招呼道：
“诸位先生，敬礼！”
没有任何人提及到他写的那篇文章，他自己也很抱歉，此外，女元帅也狠狠地骂了他一顿。
他刚刚在仲马剧院看完了《红屋骑士》《红屋骑士》是大仲马的一部历史小说，后同马凯合作改为戏剧上演，描写红屋骑士营救路易十六王后的故事。，觉得这出戏令人讨厌。
如此的一种评判让民主党人感到吃惊，这部戏剧以其鲜明的倾向性，特别是布景，激发了民主党人的热情。他们提出了抗议。塞内卡尔为了结束这场辩论，就问这出戏是否有利于民主政治。
“当然……也许可能吧，不过，它的风格……”
“行了，戏还是不错的，至于风格嘛，那算得了什么呢？主要是思想内容！”
而不等弗雷德利克开口，他就说：
“所以，我可以进一步推断，在普拉斯兰案件中……”
余索奈打断他的话说：
“啊！这又是一堆陈词滥调，我听得烦死了！”
戴洛里耶反驳说：
“你不想听，还有其他的人呢！由于这件事，查封了五家报纸！听我念一份记录。”
说完，他拿出一本记事本，念道：
“‘自从这个最好的共和国建立以来，我们经受了一千二百二十九起新闻出版案件，有关的作家因此而坐了三千一百四十一年的监狱，并处以七百一十一万零五百法郎的轻微罚款。’——这够漂亮吧，嗯！”
大家都苦笑着。弗雷德利克同其他的人一样激动，他接着说：“《和平民主报》的副刊上登载了一部长篇小说，题为《妇女的权益》，结果招致了一场官司。”
余索奈说：
“大家瞧瞧！多好呀！竟然有人不许我们提倡女权！”
戴洛里耶大声说：
“但是，什么东西又没有被禁止呢？在卢森堡公园吸烟被禁止，给教皇庇护九世庇护九世(1792—1878)于1846年继教皇位，起初思想开明，赞成改革，拥护立宪，但1848年革命后，他的立场发生变化，反对变革。唱赞美诗也被禁止。”
此时一个语调沉重的声音有力地说：
“还有印刷工人的宴会也被禁止！”
这是那位建筑师的声音，凹室的半边墙影把他遮住了，先前一直坐在那儿没有吭声。他接着说，上星期，有一个名叫卢瑞的人被判了刑，其罪名是侮辱国王。
余索奈说：
“卢瑞已经下油锅了卢瑞在法文里又是一种鱼的名字，所以余索奈的话是一语双关，意即卢瑞已经被整死了。。”
塞内卡尔觉得这句玩笑话讲得极不恰当，他责备他袒护了“市政府里的那个变把戏的人”，即杜穆里耶杜穆里耶(1739—1823)，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曾率军大败普奥联军，占领比利时。1793年，路易·菲力普曾在他的军中服役，“市政府里那个变把戏的人”即是指他。这个卖国贼的朋友。
“我吗？正好相反！”
他觉得路易·菲力普是一个平淡无奇的人，典型的国民警卫军，彻头彻尾的食品杂货商，戴一顶软绵绵的睡帽。这位浪子把手放在胸口，讲了几句施行圣事一样使用的句子：“永远带着一种新的乐趣……但愿波兰民族不会消亡……我们伟大的工作将继续下去……给点钱让我赡养我的小家庭……”在场的人听了这些类似祈祷的语言，个个哈哈大笑，都说他是一个风趣幽默的淘气鬼，脑子灵活的调皮佬；看到冷饮店老板送来了一碗潘趣酒，大家更是高兴得不得了。
酒精的火焰和蜡烛的火焰很快烘暖了整个房间；阁楼的灯光穿过院子，照亮了对面一个屋顶的边沿，屋檐上有一个烟囱管子，黑乎乎地直立在夜空里。他们同时一齐高声讲话，一起脱掉外面的礼服，一起撞击着家具，碰击着酒杯。
余索奈大声叫喊：
“去弄几个贵妇人上来，让这儿更具有内斯尔塔的气氛，具有地方色彩和荷兰画家伦勃朗画中的味儿，真是他妈的！”
而那位药剂师则不停地晃动着手中的潘趣酒，放开嗓子大声歌唱：
我家里的牛棚里呀，有两头高大的牛哟，全是两头大白牛哩……
塞内卡尔用手堵在他的嘴巴上，不让他唱，他不喜欢屋子里乱糟糟的；邻居们听见杜萨迪耶的屋子里传来异乎寻常的吵闹声，感到十分惊讶，都纷纷将头探出玻璃窗外观看。
这位正直的小伙子非常高兴，他说这使他想起了从前在拿破仑码头的小型聚会，不过，今天有好几位没有来，比如白勒兰……
弗雷德利克回话说：
“他不来也好。”
戴洛里耶在打听马蒂龙的情况：
“他现在在做什么，这位有趣的先生？”
弗雷德利克一听到提起他，立即表示出对他的厌恶，攻击他的才智，贬谪他的性格，揭露他那虚伪的风雅，对他从头到脚地进行抨击。说他是一个典型的乡下暴发户！一个新型贵族，一个资产阶级，还不如以前的旧贵族。弗雷德利克坚持自己的看法，其他的民主党人也赞同这些观点，——似乎他早已是其中的一员，而经常同前者保持着联系。人们都很欣赏他，药剂师甚至把他同阿尔通·谢阿尔通·谢(1810—1874)在路易·菲力普时代曾任参议员，站在保守党的立场，但1847年后，转而支持左翼。先生进行比较，尽管这一位是法国参议员，但他却维护人民的利益。
散会的时间早已到了，大家分手时都热烈地握手告别；杜萨迪耶出于友谊，送弗雷德利克和戴洛里耶回家。当他们一到街上时，律师好像是在考虑什么问题，沉默了片刻后说：
“你还很怨恨白勒兰吗？”
弗雷德利克并不掩饰他的怨恨心理。
然而画家早就从陈列商品的橱窗里取回了那幅著名的油画。大家不应该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而伤了和气！何必要结一个仇人呢？
“他只是凭着一时的性子行事，对于一个穷光蛋来说，这是可以原谅的，你是不会理解这个的，你！”
戴洛里耶回家了，杜萨迪耶毫不放松弗雷德利克，他甚至极力怂恿他买下那张肖像画。事实上，白勒兰眼看用吓唬他的办法没有多大希望，就转而采取欺骗的手段，通过他们说服弗雷德利克能买下那幅画。
戴洛里耶重新提起肖像画的事，坚持要他买下来。他说画家的要价是合理的。
“我可以肯定，也许只花五百法郎就够了……”
弗雷德利克回答：
“啊！请你把钱付给他吧！这，钱给你。”
当天晚上，画就送来了，他觉得这幅画比第一次看的时候还要难看。由于改动的地方过多，中间色同阴影部分呈现出青灰色，同光线充足的地方相比较，就显得很阴暗，而明亮的地方则是东一块、西一块地闪闪发光，使整个画面显得很不协调。
弗雷德利克花钱买了这么一幅无赖的画，就冷嘲热讽地将其贬斥一番，借以出口心中的怨气。戴洛里耶相信他的话，赞扬他的行为，因为他总是试图建立一个秘密社团，以便自己日后来做首领；因为有某些人总是喜欢让他们的朋友去做一些使他们感觉不愉快的事情。
然而，弗雷德利克并没有到党布罗斯先生家里去。他缺少资金，如果向银行家解释，那是一言难尽的，因而他总是下不了这个决心。也许他有道理吧？现在做生意的买卖没有一宗是十拿九稳的，煤矿的生意和别的生意完全一样，应该抛弃如此的一种社会。最后，戴洛里耶要他放弃投资办企业的打算。由于恨他，他反而变得有道德了。再说，他巴不得弗雷德利克碌碌无为，如此浑浑噩噩地混日子。这样一来，他就和他平等了，彼此之间的关系就会更亲密。
罗克小姐委托他做的事情，弗雷德利克也没有办好。她的父亲写信给他，还附上了最精确的说明，信末写了这样一句诙谐的话：“惟恐给你添加黑人带来的麻烦因为罗克先前曾委托他买两个黑人瓷像带回家。。”
弗雷德利克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重新到阿尔努的工艺店去一趟。他走进店子里，但一个人也没见到。店子快要垮了，职工都学着他们东家的样子，做事马马虎虎的。
他沿着长长的陈列架走过去，上面摆满了瓷器，陈列架从屋子的这一头到另一头，占据着中间的主要位置；接着，他来到房子的最后面，在柜台前，他加重了脚步，有意让里面的人听见。
门帘掀开了，阿尔努太太出来了。
“怎么，你在这儿！你！”
“是，”她有点尴尬，结结巴巴地回答说，“我在寻找……”
他发现她的那方手绢放在书桌旁边，猜想她是刚才到丈夫的办公室去查询账目，可能是为了消除他的焦虑。
她问：
“可是……你可能是来买什么东西吧？”
“是的，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东西。”
“店里的职工真是可气，总是不在店里。”
不要责备他们，相反，他自己还在庆幸有这么一个难得的单独会面的场合。
她讥讽地看了他一眼问道：
“喂，那门婚事怎么样了？”
“什么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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