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三

热水从头顶灌下，水流把一日的风尘洗净，如果记忆也能被清洗该有多好，如此我们便可以不必为失去而痛苦，抓住眼前的每一分钟快乐，你甚至可以不用去思考未来，反正今天的顾虑到了明天就不再被记得。

我没有使用浴室里的免费沐浴液，它们的味道像是过期了，任何事物都有期限——食品、药品、爱情……没有人喜欢过期的东西，我不想自己闻起来就像是一个过期的女人——十六岁到三十岁，这十四年就是青春的保质期。

我走到镜子前，用手掌抹了抹，脸慢慢地浮出来。恍恍惚惚的轮廓里承载着古怪的五官，眼睛畸形地大——加倍了这张面容上的惊恐。我急促地拿起衣服，神经质地抹干所有的水珠。镜子发出刺耳的嘎嘎声——像是魔鬼的冷笑。

走出浴室，电视依旧开着，室友已经躺在床上打起了鼾。我搜索着四川本地的新闻台，没有任何特别的新闻报道。打开一直关着机的手机，没有短信，也没有遗漏电话的提示。我给母亲发了一条短信：妈，我和朋友去旅游几天，有事打电话。很快，回复来了，只有一个简短的字：好。看不出喜怒哀乐，也琢磨不出关切。最近我一次比一次更强烈地抗议她对我生活的控制，在青春期我从未叛逆过，其实现在爆发出来的力量是从那个时候累积下来的。此刻她的纵容不是妥协，而是报复。她故意一并收回那些我不想失去的东西——为了让我后悔。心理学家说母女之间的感情其实是最复杂的感情：相生、相克、相需、相斥……

我走到窗前，推开窗户，深吸气。楼下，一辆白色的警车停在旅馆门口。冷汗从背上嗖嗖地钻出来。

“笃笃笃笃……”外面传来急促的敲门声。我推开卫生间的窗户。它很小，需要很吃力才能把身体塞过去。骑在窗框上，我开始头晕目眩——虽然只有五层楼，跳下去非死即残。

“开门！开门！”有人高喊了。

“找谁？”我咬咬牙，硬着头皮问。

“开门！警察！”没有退路了。

我整理了一下衣服，打开门——不管怎样，也要维持最后的尊严。

门外站着一个年轻警察。他瞪着我：“为什么这么半天都不开门？”

他没有大叫：席菲，你被捕了！

他的眼神说明他并不认识我。

“我，我在洗澡，没，没穿衣服。”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头发正滴滴答答地滴着水，我身上的衣服已经湿了一大片。

老太太醒了，坐起来看了一眼门口吹胡子瞪眼的警察，捂着胸口呻吟了一声，倒了下去。“喂！”年轻警察跑过去，“有紧急情况！”

年轻警察手忙脚乱地摸着后者的鼻息，大声朝外喊着：“这里需要急救！她快没呼吸了！”又有两个警察冲进来。

年轻警察举起拳头就要砸向老太太的胸口。

“不能做打击式复苏！她是老年人，骨头太脆，会砸断她的肋骨的！我是医生！”我说，然后补充，“我以前是医生！”

老太太的脸色发绀，心跳停止了，但颈动脉还有搏动。顾不得多想，我将她的枕头移动到颈下，抬高下颌——脑细胞对缺血缺氧最为敏感，超过四分钟就会发生不可逆的损害，我开始进行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这是最让我厌恶的事，被救者被动呼出的气体总是臭不可闻。幸好我已经不是医生了，所以不必为厌恶而感到内疚。

两分钟后，她醒过来。我满头大汗地跌坐到地上，老女人恍惚地转头看着年轻警察，她发着抖：“你，你要干啥？”

“对，对不起，老人家。”年轻警察松了口气，接着又涨红了脸，“我，我们在抓罪犯……”

隔壁房间传出嘈杂声。“走！老实点儿！”两个衣衫不整的女人和一个光着上身的男人被手铐铐着，低着头从房门前走过去。一个队长模样的中年警察走了进来。“这边没事吧？人怎么样了？”

“没事了。幸好有个医生。”年轻警察指着我。

“以前做过医生，”我镇定地解释，“现在改行了。”

“哦！”中年警察把视线集中到伏在枕头上正喘气的老太太身上，“不好意思，让你们受惊了。老人家有没有事？要不要叫辆救护车？”

“不要！不要救护车！”老太太大声反对，“我不去医院。”她的声音如此有力，很难想象它们的主人在几分钟以前正处于死亡的边缘。

“你需要正规治疗。”我说，“你现在的情况必须去医院……”

她的脸色越发难看了：“我，我没钱！”

“给你家人打个电话吧。”我建议道。

她沉默了半分钟，然后摇头。警察们也没有坚持，他们带着战利品离开了。屋子里又只剩下我和老太太两个人。

我也不打算再劝她。她的顾虑是对的，没有人替她支付住院费，去了医院也没用——那里不是慈善机构，没有钱就没有床位也没有药品……

我是不会为她垫付这笔钱的——别说我现在已经自顾不暇，就算是身家百万，也不愿意。过去的我曾经这样做过，在满怀激情穿着白大褂觉得自己是天使的时候，也曾经借钱给那些需要紧急手术又无法马上拿出钱来的病人，但是结果呢？那些人脱离了危险，却在某个深夜偷偷地逃走。

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回来还钱，也没有一个人对我说过一声谢谢或是对不起。

是的，也许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偿还债务，“穷”实在是一个充足的理由，人们以此为理由做了很多事，因为穷而拖欠债务只是其中最常见最普通的一种，因为穷用肉体去做交易，因为穷而兄弟反目，因为穷而拒绝赡养老母，因为穷把自己的救命恩人诬陷为肇事者，因为穷而坐享四面八方的善心捐款，因为穷而抢劫杀人……道德之箭射过来，却因为见了这个大大的“穷”字，便惊得调转了方向。

被穷苦囚禁着的大众们集体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他们站在一条战线上，谴责这个物质化的社会，谴责万恶的金钱，自以为找到了主要矛盾，可是人们似乎忘记了，一栋大厦是被一大群白蚁所摧毁的。

而组成这一大群的，是每一只。

我无法入睡。对面那张床上的女人同样辗转反侧。我放纵着好奇心：她的家人呢？他们为什么会让一个身患重病的老人独自出门？她是一个离家出走的老人吗？忽然间我有种罪恶感——尽管我和母亲的关系恶劣，尽管她有着一套二室一厅的房子外加丰厚的退休金，尽管她比我更善于照顾自己……但那些本应该由我自己去承担的麻烦，它们很快就会找上她……

她曾经恨恨地骂：总有一天你会气死我。将会一语成谶吗？我心惊肉跳。人们说母亲常把女儿作为自己的替身，她们那样努力地去控制这个新生命，就是希望通过这些带着她们遗传基因的、还保有战斗力和机会的生物来完成她们未能完成的梦想，如果不能，她们将竭尽全力去惩罚——就像惩罚她们自己。

眼前这个老女人的心里或许也有无数希望，有多少希望便有多少怨恨，疾病让她无力去实现，孤独扩大了她的失败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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