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迅速为查理冠上了“死亡天使”的名号，我们也永远不知道查理到底杀了多少个病人。这个案子中绝大多数证据都不能直接证明查尔斯·库伦就是凶手，因此很多证据都来自库伦的自述。库伦起初承认他杀害了大约40个人，重数之后，他漏掉了几个名字，跳过了那几年和那些医院，并且也没有去猜测那些他并不笃定杀死的人是否真的死了。比如在雷海山谷医院的时候，库伦想起有四五个受害者，但到目前为止，仅有两个人证实确实被杀害了。尽管库伦开始说在亨特顿医疗中心的时候，他并没有杀太多的人，但最终还是在这里发现了5名受害者。对这个案子了如指掌的专家们称，这个案子的受害者可能将近400人。查理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虽然嗤之以鼻，但也没有否认，这个数字如果准确的话，他就成了美国历史上杀人最多、最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
确切统计出库伦杀人的数量，困难在于证据。当萨默赛特郡警察局得到通知去调查的时候，很多医疗记录都已经遗失或者不完整。很多死者已经火化，做尸检已经变得不现实了，而将库伦自述的杀害人数从医院的死亡人数记录中分离出来是相当困难的。库伦所在的第一家医院的记录已经全部被销毁，想获得准确的统计数据几乎是不可能的。
圣巴拿巴医疗护理中心的烧伤科是库伦的第一份工作，他做了5年之久，但在他的正式供词中却只出现了一个人名—约翰法官。供词记录他在1988年11月6日被杀害，但是在库伦先前重新统计的杀人记录中，他杀害的第一个人是1987年圣巴拿巴的一个年轻的艾滋病患者。关于那时候唯一残存的记录也只是侦探找回的不完整的档案，还有后来在桌子抽屉中找到的几页手写的纸，记录了巴瑞和阿诺德的调查细节，关于用过的胰岛素的袋子和重症监护病房里多次过量使用的胰岛素细节。此后，库伦承认，在圣巴拿巴医院时，他曾一周三四次随机注射胰岛素杀死患者。在这所医院工作的5年里，截至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库伦只有一起谋杀或谋杀未遂被记录在案。在此后超过11年的时间里，他又为其他8家医院工作过，也许可以将这组数字和受害者数量对比一下，而这些名单也是探员通过完整的电脑药物表单和数据整理出来的，他们在萨默赛特也是这么做的。
2004年4月，查尔斯·库伦在新泽西法庭自首，承认了13起谋杀和2起谋杀未遂，以及其他罪行。在录供词期间，他曾告诉艾米和萨默赛特郡的探员们其实他想要被判处死刑，但他却从未跟他的法庭指定律师—高级公设辩护律师强尼·马斯克—谈起过，随后他的几次“自杀企图”甚至都不是真的想死，其实是想活着。库伦和马斯克和新泽西的检察官达成了一个协议，只要他积极配合，那么便可以考虑不判处他死刑。
监狱成年累月有规律的生活让查尔斯·库伦习惯自己已经不是一个自由人。他有自己的牢房，读间谍小说，闲暇时间锻炼、冲澡，见见天主教执事或是牧师，跟着他们学习圣人的生活。监狱长常陪同他穿过草坪来到检察官的办公室，和丹尼或是提姆坐在一起，帮成千上万的病人从各种心律不齐、濒死边缘和血检中渡过难关，没什么比这个更适合他了。
接下来是2005年的8月，萨默赛特监狱收到一封信。事到如今，库伦已经习惯了接到一些要求采访的邮件和恐吓信，甚至还有古怪的“粉丝”来信。但是这一封却不同寻常，是一张薄薄的《长岛社区报》的剪报，其中有几段提到了一个名叫厄尼·匹克曼的人，在报纸边缘的空白处还有一行很秀气的字，写着：能帮帮我吗？
库伦知道匹克曼这个人，一个跟库伦年龄相仿的男人，家里有妻子和四个孩子，在弗雷明德尔做金属附属品生意，比如窗框压条和旋转门框之类的。他是凯瑟琳的哥哥。凯瑟琳是查理早已疏于联系的前女友，也是他最小孩子的妈妈，但他们这辈子老死也不会往来了。可能他和厄尼曾在几年前的一个婚礼上打过招呼，可查理已经记不清了，但他们不是朋友，他们甚至都不熟，至少肯定没有熟悉到做器官交易。
医生们不知道确切的时间和经过，但可以确定的是2003年的某个时候，那时厄尼感染了链球菌病毒，可能只是因为小的抓伤，然后感染了。本来就是嗓子红肿发炎的小毛病，吃点抗生素一周就会好了，但是厄尼却没在意，结果感染扩散了。不断生长的病毒侵袭了他的免疫系统，在他的肾小管上发现了复杂的蛋白质结。正常情况下，这些结点会随着血液透析和排尿排出体外，现在他们却像头发堵住了下水管道一样堵在厄尼体内。厄尼的身体由于积满毒素而开始浮肿，手和脸都肿了起来，尿液也变成了深褐色。当他来看医生的时候，已经肾衰竭了。
查理从来没在肾病科当过护士，但是他知道肾脏一旦衰竭就不能再被治愈。透析是最普遍的疗法，患者通过一个机器将全身血液过滤一遍。厄尼每三周要在斯通尼·布鲁克做两个小时的透析，这成了他的另一项主要“工作”，但是病情却不断恶化。他的静脉不断堵塞，于是医生在他的脖子上拉开了一个主静脉供每次透析用，就像是永不愈合的伤口，这也让他增加了新的感染风险。如果他真的想活命，透析并不是长久之计，他真正需要的是一颗全新的肾脏。
那时候，整个国家的器官移植名单上大概有6万人在等待肾脏移植。绝大多数肾脏来源于死者。（早春的捐赠率是最高的，冬天的湿滑路面还没彻底消融，一些新的机车手就上路了。）但是相对于活体捐赠，死者肾脏的寿命大约只有6年，而即使这样，要想等到一颗肾脏也大概要5至7年。对于身体不断恶化的厄尼来说，这样的等待无疑就像是被判了死刑。
最好的匹配方式是通过受捐者的亲属捐赠，但是厄尼家族中却没有能跟他匹配的捐赠者。现在，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寻找一个适合的陌生捐赠者，但一个陌生捐赠者的器官完美适合受捐者机体的概率是非常小的。这对于厄尼来说无异于五雷轰顶。厄尼的妈妈，派特·匹克曼已经抵押了房子来帮助他支付医疗所需的费用，并且联系了当地的一家报纸专门为他的捐赠配型开通了一个热线，以此来期待一个奇迹的出现，但是奇迹却一直都没出现。派特为了救儿子想尽了一切办法，为此她愿意尝试任何的可能性。又或许，一张邮票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呢？所以她剪下报纸上的文章，放进信封里寄到了萨默赛特监狱，然后等待着奇迹的出现。关于奇迹这件事，你不能预料它会带来什么，或者你要承受什么。可能是任何人，甚至是一个搞大了她女儿肚子的连环杀手。
库伦在监狱里请求成为一名器官捐赠者这件事还是引起了轰动，尤其是一些受害者家属。一个杀害了众多患者的护士现在想要救死扶伤了？无论如何这都是很讽刺的。他是否有什么企图？理论上，查尔斯·库伦在坐牢期间是处于中立状态的，但是突然间，他不再是中立状态，而是开始登上报纸头条，操纵着法庭的审理，在另一个人的生命中扮演着上帝的角色，用自己的器官作他最后的筹码。他是不是想趁机用同情和病躯有所企图？又或者是不是为了他的孩子，或者上帝，甚至他自己赎罪？不过现在都不得而知了，答案只有查尔斯·库伦自己清楚，但是他又不肯说。
“当人们看到查尔斯所做的一切时，他们看到了一头野兽。”凯特琳·罗尼解释道，“查尔斯性格中的另一面在萨默赛特监狱里展现出来。你会比之前更能理解他为什么杀人，而这对于受害者的家庭是很重要的，但是他仅仅是个杀人野兽，而不是什么‘死亡天使’，他远比这个称谓复杂得多。”
查尔斯·库伦坐在牢房的床上，反复读着派特的字条“你能帮帮我吗”，但是他不确定。库伦知道厄尼的病意味着什么，他可能很快就会死，而活体捐赠的肾脏可能会比死者捐赠的肾脏延长6年的寿命。他是“死亡天使”，虽然他不这么认为，但这就是这个社会对他的认识，媒体也是这么说的。他知道，只要他捐出一颗肾，就可以带来一些新闻报道，他也就摆脱了一部分“死亡天使”的恶名，同时媒体也会带来各种正面报道，这对他或是他的家庭来说都是一种弥补。在监狱时，库伦因为发生在他家人身上的恐吓而感到懊恼，那些跟踪他前女友的记者威胁她，让她爆料库伦的事情，否则就把她的地址公之于众，还有人在马路上威胁他11岁的女儿。
在我们的一次会面中，库伦告诉我：“我知道，我会害怕我死之后会发生的事儿，但我更害怕目睹那一切，看着我的孩子因为我的原因而苦苦挣扎。”库伦不希望他的孩子背负着“连环杀人狂的孩子”的恶名长大，他也不希望厄尼的孩子因为厄尼接受了他的肾而承受那些压力，所以他开始犹豫他是不是真的能帮忙。
查尔斯总是乐意帮助别人，特别是医疗上的帮助。他一直是个热心肠的捐赠者，比如常常献12加仑的血，注册成为骨髓捐助者，倒不是说他知道有人需要他的骨髓，而仅仅是觉得万一有人需要呢。库伦年轻力壮，至少在生理上捐出一个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陌生人之间的移植风险还是很大的，最好的结果是6项抗原指标全部匹配，这基本上就算是奇迹了。而且他告诉我，既然有人向他要求了他能给的东西，那就值得一试。
在萨默赛特那段时间，他每周都去天主教执事那里义务劳动，而且无意间问过他一个问题，纯粹是出于好奇才问的—他有没有可能给别人捐肾。汤姆·斯科拉执事想坐下来想想这件事，因为他从没在教义里教导过他类似的事情。在关押探望后，他回到他的办公室，锁上门，拨通了监督员凯特琳牧师的电话。
凯特琳·罗尼手上戴着精选的生日石戒指，牧师袍领子上别着凯尔特护身符，说话时眼珠儿就像玻璃球一样熠熠发光。当年的手术和病魔让她消瘦了200磅，但现在毕竟年老发福，看起来还是很胖，她牛角号般的声音和雷厉风行的做派让她一来到萨默赛特监狱就得了个“霸气教士”的名号。我和罗尼是在杂志架后面的一个小木桌子上碰面的，杂志架上面放着布里奇沃特、新泽西、伯纳斯和诺贝尔等地的杂志。罗尼是共济会会员、爱尔兰精神领袖、德鲁伊神秘主义者。而查尔斯则喜欢间谍小说和侦探小说，但是不包括谋杀。她说：“你知道要找到一部没有谋杀情节的悬疑小说是多难的一件事吗？”
凯特琳从2003年查尔斯来到萨默赛特监狱开始就一直做他的牧师，而且最近又开始教他“沙漠之父”圣安东尼的冥想理论，她觉得禁欲主义对于一个后半生都要在监狱里度过的人来说早晚都会派上用场的。将近3年的课程结束后，罗尼开始慢慢了解查尔斯，但是也并不意味着她真的理解他。事实上她并不理解他，比如查尔斯为什么杀了那么多人，她也不明白为什么恰恰是现在，他又想捐肾脏。“所以那天夜里我去了监狱盘问他，我需要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以确保我没有被利用。”
“我问他：‘是不是有人会给你钱？还是你为了名誉想这么做？你有没有想过这是在和上帝讨价还价？你救了这个人，就能弥补你杀掉那些人犯下的罪过吗？’”
这个问题似乎伤害了他的感情，“但是那没关系。”她对我说，“如果我卷入到这件事中来，那我就需要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所以罗尼还问了他另外一个问题：这是不是他在尝试被动自杀，他有没有想过他可能会死在手术台上。
他告诉她，他没这么想过。
所以她第三次问他：“查尔斯，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是现在？10年前你会这么做吗？17年前呢？在一切杀戮开始前你会这么做吗？”
“是的。”他说，“至于为什么，因为我能给，有些人需要的东西我可以给他。至于为什么是现在，因为现在那个人需要，而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儿。”
“我相信他说的。”罗尼说，她把大杯的冰茶推到一边，然后用涂着指甲油的手指抓住我的手说，“查尔斯有着很悲惨的童年，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他从没责怪过任何人，也没为他所做的一切找任何理由，这个杀人狂就是可以做出这个救人决定的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医疗箱里装了一大堆贴有五颜六色标签的抽血管，用来给库伦抽血化验。之后斯通尼·布鲁克医院会检测他的血液抗原和厄尼的匹配程度，最基本的标准就是看库伦的肾脏适不适合移植给厄尼。“我就是这么变成采血狂人的。”罗尼笑道。
罗尼回想起得知查尔斯的抗原与厄尼身体里6个抗原全部匹配的时候，她哭了，哭到睫毛膏都洇开了，这就像是赢了赛马比赛大奖一样激动。她用一张星巴克餐巾纸擦掉眼泪：“说实话，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奇迹，这是上帝的旨意。”
“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仅仅是个开始。”她回忆道，“但是我告诉强尼的时候，他只是不停地摇头，他知道这一切会越来越糟。”
新泽西的公共辩护办公室就像一个四层的巧克力砖，有残疾人专区和灌木丛景观，一个穿着卡通T恤的300磅的女人在玻璃门后面抽着烟。在楼上办公区，人们在黄色的水银灯下紧张地等待着。树脂玻璃上有一个孔，你可以对着那讲话。强尼·马斯克的办公室在另一面，是这个楼里少数几个既有窗户又有门的办公室，他有着阿拉伯式的胡须和狮子般的面容，说起话来有着浑厚的男中音：“有些人想要搅黄了这次器官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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