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信仰的深度：从《美人计》到《色·戒》

　　浪漫的“美人计”

　　1946年，四十六岁的希区柯克拍出了他艺术生涯的转折之作《美人计》。传记作家唐纳德·斯波托说：“《美人计》是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一次尝试—在四十六岁—他用自己的才华创作了一个严肃的爱情故事，故事里两个男人同时爱上英格丽·褒曼，这故事只有在他生命的这一阶段才可能被拍出来。”

　　事实上，此时的希区柯克正在遭遇中年危机：母亲和兄长相继去世，他与妻子的关系趋于冷漠；他们之间长期保持性压抑状态；随着年龄的增长，希区柯克本人也日渐肥胖，被岁月逼迫着去经历“接受衰老”的心理调试。这个空档拍《美人计》，与其说是他想要拍一部好莱坞式的爱情电影，不如说是用这部暖色调的间谍电影来温暖自己的内心，重建内心深处因生活折磨而支离破碎的艺术殿堂。他要从美丽的爱情中汲取勇气和力量，好继续走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人计》更像是希区柯克的的一次自我心理治疗，疏导了他生命中的“未了情，未了事”：对爱情的观照，对母子关系的理解。

　　在《美人计》里，至少有两个镜头名垂史册：希区柯克以宽广的视角切入，从二楼阳台俯瞰一幢宏伟的大厦，镜头慢慢追踪并锁定英格丽·褒曼，最终定格在她手中的钥匙上。希区柯克用这种有趣的镜头语言来展现剧中重要的道具钥匙。其次，在男女演员亲密接触（譬如接吻）不能超过三秒的年头，希区柯克则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戴着镣铐跳舞，在那个著名桥段里，他让男女主人公面贴面摩挲着，喃喃细语，不过他们每隔三秒钟，便会分开一次，然后亲吻继续。这个两点五秒的“精确之吻”，被后人津津乐道。

　　在希区柯克团队的精心打造下，《美人计》在情节方面充满了张力，当年他们整整闭关三周弄出来的故事线索，到底没有白费功夫。电影中，加里·格兰特扮演美国情报人员戴夫林，奉命去劝说褒曼扮演的纳粹间谍之女阿莉西娅帮助他们做间谍工作。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等待任务下达时，戴夫林和阿莉西娅相爱了。戴夫林对待这份爱的感情是复杂的，因为他了解阿莉西娅狂野的过去，她酗酒，懂得利用自己的女性魅力吸引男人，她放浪形骸。任务的下达让戴夫林陷入两难。组织要求阿莉西娅去勾引她父亲的老朋友，某纳粹小集团成员塞巴斯蒂安，并从他的朋友圈子里获得情报。戴夫林试图说服阿莉西娅她不适合这份工作，但却没有成功，阿莉西娅认为戴夫林不信任她，而且他对她的爱，也只是为了工作，并非真爱。

　　任务进入正轨。阿莉西娅很容易就抓住了她过去的仰慕者塞巴斯蒂安的心，他邀请她做客，把她介绍给他的朋友，并闪电般向她求婚。阿莉西亚把求婚之事告诉了组织和戴夫林，她期待戴夫林能最终爆发，选择和她在一起。可惜戴夫林选择了沉默，组织则告诉她，让她做自己想做的事。伤心的阿莉西亚忍痛嫁给塞巴斯蒂安。一半因为爱国，一半由于负气。她不能接受自己深爱的男人竟然会放弃自己。偶然的机会，阿莉西娅发觉丈夫的酒窖有问题，便偷了钥匙，交给戴夫林。在盛大的酒会上，戴夫林潜入酒窖，找到了藏在酒瓶里的含有铀元素的矿物质。不久，塞巴斯蒂安发现了酒窖有人来过，觉察到自己娶回家的心上人原来是美国的情报员。在母亲的撺掇下，他们在阿莉西娅的咖啡里下毒，好让她慢慢死去。话分两头。另一方面，戴夫林一直不能忘怀阿莉西娅，痛苦万分的他想用空间冲淡感情创伤，他申请去西班牙工作。临行前，他准备见阿莉西娅最后一面。夜探之后，戴夫林发现了身中剧毒的阿莉西娅，他不顾一切把她救出。有情人终于成了眷属。

　　1946年7月22日，《美人计》在美国纽约广播城音乐厅首映，希区柯克、褒曼和格兰特联袂出席。格兰特和褒曼的浪漫配对，如电影中法西斯势力走私的可以引爆原子弹的铀元素般，确保了票房的“爆炸”式效果。依靠美国本土480万美元的票房，《美人计》是那一年最热门的影片之一。纽约的评论界热情地拥抱了这部影片。“海克特先生（本片编剧）写了、希区柯克先生执导了一部杰出的浪漫情节剧，它的到来令人兴奋不已，它有着天鹅绒般平稳的戏剧情节，尖锐而又笃定的人物性格，强烈而又温暖的情感基调。”“精湛浪漫的悬念电影，希区柯克最好的作品之一。”《美人计》成了希区柯克电影生涯里“意外的”最美丽的收获。时隔多年，赞誉仍旧纷至沓来，电影评论家把它列入“最伟大电影”名单，希区柯克的女儿也说，她最爱父亲的《美人计》，它是“多么美妙的电影”，让人越看越爱看。

　　让信仰做主

　　“信仰”或者说“忠诚”是《美人计》里分量最重的主题。绯红色的爱情故事，也一直在围绕着这一主题转。不同的选择造成的不同结果，彰显了不同时代价值观导向的转变。信仰什么？忠诚于什么？这是情节发展的需要，也是每个导演必须回答的时代主题，在二战战火还没完全熄灭的1946年，无论希区柯克是有心还是无意，他都用《美人计》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作为讲故事的大师，希区柯克把传统心理剧的冲突引进了《美人计》。他对特吕弗说：“《美人计》有着老式的爱与责任的冲突，加里·格兰特的工作和极具讽刺意味的局势，把英格丽·褒曼推向了克劳德·雷恩斯的床。几乎没人会责备他在故事中略显苦楚的形象。而克劳德·雷恩斯又是一个相当有吸引力的人物，不仅因为他（对爱情的信任）最终被（褒曼）出卖了，而且因为他对英格丽·褒曼的爱可能比加里·格兰特更深。这样，心理剧的元素便被编制在间谍故事里。”

　　《美人计》的故事好看，俊男美女的三角恋爱，充分满足了习惯浪漫情节剧的观众的审美趣味，可实际上，《美人计》却是一部非常主旋律的间谍电影。虽然在故事中，美国情报机关人员被描述成一些心安理得地利用女性身体达到目的的一群，而且有些官员在道德上是那样的黑暗阴沉，可身负三重“忠诚考验”的褒曼，却用完美的女性形象，冲淡了这一切，成功地将观众导向爱国主题。除了曾经酗酒，阿莉西娅几乎是个女神。三重忠诚，三重信仰，像追光灯般聚焦在她身上，阿莉西娅无愧列席二战后最令人尊敬的女性行列。

　　身为人女，阿莉西娅必须对父亲忠诚，她当然爱她父亲，可父亲的纳粹间谍的身份，又给她带来了无限烦扰。这是个老派的冲突：忠孝不能两全。在戴夫林的黑胶盘录音中，阿莉西娅和父亲大吵的段落，其实已经表明了阿莉西娅的立场，她选择忠于自己的国家。虽然她醉酒、放浪、穿梭于各类男人中间，是个普通白人男性眼中的“非淑女”（经典台词是“骗子永远是骗子，妓女永远是妓女”），但生活作风的混乱丝毫不能动摇或污染她的爱国心。那么，问题的关键在于，阿莉西娅怎样摆脱爱国和爱父的矛盾呢？要成为“女神”，导演不会让她有“未了之情”，于是，阿莉西娅的父亲被安排“死去”，他吸毒自杀，留下遗憾，但对女主人公来说却是一种温柔而伤感的解脱。

　　得到父亲死讯时，阿莉西娅正坐在飞抵里约热内卢上空的飞机上，她坐在窗边，表情凝固，眼神慌张而婉转，她说：“没想到我会这么难过，前几年，他跟我说他是什么人时，对于给我带来的影响，我毫不在意，现在想起，他人还不错，我们俩过得挺好的，好极了，我有一种很怪异的感觉，就好像出事的不是他，是我。现在我再也不用恨他了，或者……恨我自己了。”阿莉西娅说完这段，男主人公戴夫林说：“我们到里约了。”激昂的音乐响起。不难看出，阿莉西亚的这段自白，与其说是心情的抒发，不如说是一种告别仪式。跟过去的自己告别，与纠缠在忠与孝的泥潭中那个分裂的自我告别。父亲的死，实际上等于让阿莉西娅在“孝”这件事上得到了解脱，对于亲情，她不再有某种未了的“情结”。她做到了对父亲“忠诚”。

　　告别迈阿密，抵达里约热内卢，阿莉西娅开始接受“为国忠诚”的考验。就是所谓的执行任务。电影的片名如果直译，叫《臭名昭著》，现在我们习惯把它意译为《美人计》。阿莉西娅为了得到情报，不惜深入险境，利用色相勾引父亲的朋友，也是她矢志不渝的追慕者—塞巴斯蒂安。以肉体换情报，阿莉西娅用“献祭”的方式，证明了自己对于美利坚合众国的忠诚。

　　这部电影的厉害之处就在于英格丽·褒曼的加入。褒曼棱角分明一脸正气的面容，一下子压住了人们心目中女间谍惯有的媚气，反而有种凛凛然的义正辞严。在出演《美人计》之前，褒曼就已经在著名的《卡萨布兰卡》里扮演了“准女特工”伊尔莎，虽然先后跟两位男士陷入爱河，但仍然纯洁无瑕。

　　不过，编剧显然不会这么容易就让阿莉西娅通过考验，面对塞巴斯蒂安的求婚，如果戴夫林不同意，阿莉西娅一定会选择对“爱情忠诚”，跟戴夫林走。但戴夫林的迟疑和软弱成全了阿莉西娅，她最终嫁给了塞巴斯蒂安，并且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彻底地保证了对国家的忠诚。

　　而她对于爱情的忠诚，则由戴夫林的软弱来成全。在爱情线索里，自始至终，阿莉西娅都表现得比戴夫林强势：接受任务时，她问戴夫林想不想让她加入，戴夫林迟疑；面对塞巴斯蒂安的求婚，她问戴夫林有什么想法，戴夫林迟疑，几个迟疑的直接结果就是，阿莉西娅是一个为爱不顾一切的人。而戴夫林则成了在感情问题上畏首畏尾，不能忠于自我内心的人。有了“三重信仰”，阿莉西娅的形象空前高大。

　　相比之下，另外两位男主人公，或多或少都在“忠诚、信仰”的问题上栽了跟头。戴夫林坚持了对国家的信仰，却迷失了对爱情的信仰，他说他有时候有点怕女人；纳粹分子塞巴斯蒂安守住了对爱情的信仰，多年来他一直对阿莉西娅痴痴不忘，可他却抛弃了对国家的信仰。

　　当然，坚持信仰的过程交织着痛苦与欢乐，那么，这些情感因素如何外化？导演为女主人公设置的情节是：喝。《美人计》中的“喝”颇有象征意义。父亲叛国，她以酗酒麻痹精神。爱情出现，她喝香槟。最后中毒，则是因为她喝了塞巴斯蒂安母子端给她的黑咖啡。

　　“王佳芝”的信仰缺失

　　《美人计》中情报机关的领导因阿莉西娅的身份（交际花、间谍之女）质疑她对爱国事业的忠诚，“我们对她的品行不抱幻想”，男主人公戴夫林当即反驳：“休伯曼小姐当然不是一个高贵的女人，她可以冒生命危险，可一说到高贵，她当然比不上你妻子，可以坐在华盛顿，跟那班高贵的女人打桥牌。”三十年后，这句台词神奇般地幻化成电影《色·戒》的开场戏：女间谍王佳芝坐在灯光下牌桌旁，陪一班“高贵”的女人打麻将牌—打牌是她间谍工作的一部分，易先生走过来，用眼神调走了佳芝。

　　《色·戒》讲的也是一个反法西斯二战间谍故事。故事发生在1940年代的香港和上海。岭南大学女大学生王佳芝在一帮热血青年同学的鼓动下，没仔细思考就加入到刺杀汉奸的行动中去。可革命不是演话剧，它的残酷性很快让这群初出茅庐的学生们尝到了苦头，没有钱，没有经验，学生们只能越陷越深。为了尽快结束刺杀，学生们推举王佳芝扮演小开之妻麦太太，去色诱汉奸，几番来回，易先生颇有上钩的意思。

　　为了让王佳芝获得性经验以保证色诱工作顺利进行，刺杀小分队决定让队里唯一有过性经验的梁润生（他曾经去嫖过妓）与佳芝发生关系。实际上，佳芝喜欢的却是刺杀行动的带头人—在感情上偏懦弱的学生领袖邝裕民。就在刺杀行动准备继续的时候，佳芝忽然接到易太太电话，她说她和易先生要回上海去了。刺杀对象的离开让学生们的锄奸行动变得徒然而荒诞。佳芝白牺牲了。

　　迷惘又失望的佳芝回到了上海，被父亲遗弃的她在舅妈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没想到的是，三年之后，邝裕民又找到了她。他们成为了真正的革命党。邝裕民在组织的授意下，劝说佳芝重新加入到刺杀汉奸头子老易的行动中来。佳芝不甘心当年的失败，想干一票大的。于是，三年前的“美人计”在上海滩续上前缘，王佳芝扮演麦太太，重新走进易家，与易太太打麻将，同时成了易先生的秘密情妇。意假情真，在一次次的肉体接触中，佳芝和易先生逐渐产生了感情，她努力抗拒着，坚持着，等待行动结束的一天。

　　打牌时各位太太的手上都有钻戒，唯独佳芝没有，易先生也想买一个给佳芝。佳芝和战友们就势在珠宝店布置好埋伏，只等易先生来后下手。在印度人的珠宝店阁楼里，一枚由碎钻烘托着的六克拉紫钻被亮了出来。佳芝见到这么美的钻石，心里不由地震颤，她戴上试了试，问，这钻石怎么样？易先生答：我对钻石不感兴趣，我只想看见它戴在你手上。佳芝想把戒指拔下来，易先生却温柔地说，戴着。一瞬间，佳芝被感动了。她想了又想，终于艰难地吐出两个字：快走。易先生当即领会话中深意，像箭一样弹出了珠宝店。行动失败了。王佳芝、邝裕民等参加暗杀的六人悉数被捕，当晚，他们被枪杀在南郊采矿场。

　　不难发现，《色·戒》的王佳芝与《美人计》里的阿莉西娅是如此相似。都是美女，都做间谍，都与汉奸亲密接触，都有个爱着自己的同伴……可是，李安却用王佳芝演绎了一出和阿莉西娅完全不同的故事。因为随着情节的推进，女间谍王佳芝身上体现的，不是信仰的巩固，而是信仰的剥离。王佳芝是“三重失去”，她恰恰走到了阿莉西娅的反面。

　　首先是失去对家庭、亲情的信仰。故事中，王佳芝的父亲是华侨，战争爆发就去了英国，佳芝被撇了下来。后来，她爸爸在英国再婚，组成新家庭。佳芝更成情感的流放者。第一次行动失败以后，她跑回上海，写信给父亲，父亲让她在上海跟舅妈一起住。这也就是说，在成为间谍之前，王佳芝已然是“无父”状态，在家庭情感方面，她无孝可尽。她不存在对家庭“忠诚”的问题。其次是失去了对团队和友情的信仰。香港时期的刺杀行动中，无谓的失贞，让佳芝对邝裕民他们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感，所以她选择消失，她逃到了上海，默默地过了三年。第三她失去了对爱情的信仰。学生时代的王佳芝，对邝裕民是有着好感的，可是在执行任务前，大家选择与佳芝发生性关系的人选时，邝裕民退缩了—他躲到阳台上抽烟。取而代之的是嫖过妓的梁润生。佳芝的第一次性爱可以说是颇有污秽感的，同她与易先生的“肉搏”不能同日而语。三年后，在上海的阁楼上，邝裕民要吻王佳芝。她躲开了，紧跟着她说：三年前你可以的，为什么不？王佳芝对爱情的信仰彻底破灭。

　　信仰“三重失去”的直接结果就是—迷失。王佳芝到最后什么都不信任了，或者说她对什么都不确定了，家庭抛弃了她，爱情背叛了她，组织也不体谅她的难处，到最后，肉体的接触让她迷惑了，一颗钻石让她迷惑了。在珠宝店里她觉得，也许易先生才是真爱她的，因为他还肯为她付出，那一瞬间，他对她柔情万千，虽然他的柔情是那么不堪一击。她对他网开一面，他还是杀了她。

　　有人称《色·戒》是一部讲述女人弱点的电影。或许不仅仅如此。个人主义的张爱玲把她惯用的对恋爱题材的书写，套进间谍故事里，一层一层剥掉形而上的精神力量，剥掉信仰，只剩下形而下的东西，“饮食” “男女”（在易先生的世界里，易太太代表“饮食”，王佳芝负责“男女”）。易先生与王佳芝“肉搏”，并从这“肉搏”中产生出一点爱，实打实的性爱，他用与佳芝的性爱来驱赶内心的不安和恐惧。而张爱玲则用男女的肉体之爱，质疑了家国信仰的合理性。时隔三十年，李安延续了这种质疑。

　　其实，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张爱玲，原本不应该如此狭隘，在民族解放的历程中，抱着坚定信仰前仆后继的革命志士，何尝没有？当年放下一切闹革命、去延安的富家子不在少数。只能说，战争年代先进的革命者信仰的深度和强度，超出了张爱玲的想象。

　　能够相信是幸福的

　　人们对《色·戒》的接受是个有趣的话题。片子刚出来的时候，打了这么一句媚俗的宣传语：今年中秋，真爱无罪。那个秋天，《色·戒》以它对灵光一现的爱的解读和男女主角激烈的肉搏战勾起了广大观众的窥探欲。有人为了看“未删节版”，不惜抛金组团赴港观影，并由此引发了内地电影应不应该分级的讨论。更何况，《色·戒》改编自张爱玲的同名小说。张爱玲是个喜欢反高潮的作家，在短篇小说《五四遗事》中，她用“罗四宝三美团圆”关起门来就是一桌麻将的结局，讽刺了五四时代的自由恋爱，而在《色·戒》中，她则用王佳芝因爱而生的信念动摇，质疑了信仰的深度。作为一个国家主义观念淡薄的作家，张爱玲用她的方式讲述了一个间谍故事，而这个故事几十年后被李安搬上大银幕，这多少有点触目。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民族大义始终都是不能有任何动摇的信念，即便动摇它的是，所谓真爱。

　　电影《色·戒》在大陆上映本身，已经成了2007年的年度文化事件。它多少显示了我们原本壁垒森严的文化链条的松动，而且从技术层面上看，李安的手段也属高超。第一，这部电影是改编的，作家才是第一责任人。第二，片中为数不少的情色镜头，成功地吸引了大众的注意力，“有没有，有多少，真的假的”等一系列追问成了电影《色·戒》早期接受史的中心。在公映了一段时间后，才有人反应过来，站起来反对它，四处做演讲，指出它存在的多方面的严重“问题”：我们究竟该怎样看待汉奸？在《色·戒》中，汉奸究竟有没有被美化？然后，才是《色·戒》下映。官方对《色·戒》并没有多少好感。事实上，《色·戒》杀伤力最大的地方，不在于它有多少令人血脉喷张的情色镜头，而在于它的价值观导向，触碰到了不该触碰的底线。

　　从某种意义上说，《色·戒》确是接过了西方间谍电影和中国反特片的枪，开了近几年谍战片的先河，但是，它与后来谍战片又是那样不同。同样是谍战，《美人计》是主旋律，《色·戒》则是擦边球。英格丽·褒曼凭《美人计》更加永垂不朽，而初出茅庐的汤唯，在出演《色·戒》之后，却经历了成名、封杀、入港、回归—华丽而艰难的人生旅程，《色·戒》成全了她，也差点埋葬她。

　　从《美人计》到《色·戒》的过程，是从“信仰”牢不可破到支离破碎的过程。希区柯克用《美人计》唱了一首凯歌，浪漫的凯歌，李安用《色·戒》谈了一曲反调，不合时宜的反调。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亟需的，不正是阿莉西娅那种坚定不移的信仰吗？有了信仰，才有了继续走下去的勇气。因为，怀疑是痛苦的，能够相信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