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忏悔、豪情与浪漫：有关重庆的三种女间谍叙事

　　重庆这个地方似乎特别适合上演间谍故事。它的核心城区夹在中梁山和铜锣山之间，是嘉陵江和长江流经的河谷地带。重庆像一口错落的獒牙，走到哪都是高高低低，不是上坡，就是下坡，一马平川在重庆几乎是不存在的。在重庆行走，仿佛总是有停顿，转折，翻越，它有种欲说还休的气质，给人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迷离感。重庆不是一座男性化的城市，尽管它依山傍水，并且那水还是磅礴的长江和嘉陵江，但那错落有致，甚至可以说曲里拐弯的城市构建，多少消磨了那磅礴，增添了几分女性化的雕琢。更何况，重庆还有雾。一年365天，重庆平均雾日104天，超过伦敦的94天和东京的55天，是名副其实的雾都。重庆的雾，时而浓，时而淡，让人捉摸不透，像女间谍脸上的面纱。因为雾锁重楼，看不真切，重庆还容易让人紧张，使人焦灼。因为对于未知，任谁都会怀着几分胆怯。重庆催生女间谍。文人们写女间谍，也多半会和重庆扯上关系，他们大概以为，在重庆，女间谍们特别能大显身手。

　　忏悔书

　　抗日战争进行三年多了。1940年10月19日，年届四十五岁的茅盾，应周恩来的电召，从延安出发，来到重庆。陪都浓重的雾气给了茅盾很深的印象，而更令茅盾感同身受的是重庆白色恐怖的氛围。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策划“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为保护重庆的进步文化人士，先后安排他们撤离国统区。刚来没几个月的茅盾，也随即避居重庆郊区。1941年2月下旬，茅盾离开重庆，经桂林，转道去了香港。是年3月，茅盾写了《白杨礼赞》这样激励人心的象征性文本，同时也写了《“雾重庆”拾零》等回忆重庆时期见闻的东西。5月，茅盾在《华商报》连续发表《谈所谓“暴露”》和《再谈“暴露”》，并于17日开始在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杂志上连载长篇小说《腐蚀》，一直到9月27日《大众生活》第二十号止。1941年10月，《腐蚀》由华夏书店初版印行，瞬间风靡了解放区、国统区以及沦陷区，一举成为茅盾版本最多的小说。

　　《腐蚀》是一部男人幻想出来的女间谍“忏悔书”。它的调子是灰色的，口气是嘲讽加自嘲，而且几乎从第一句开始，它就开始表达女间谍内心世界的压抑：“近来感觉到最大的痛苦，是没有地方可以说话，我心里的话太多了，可是找不到一个人可以让我痛痛快快对他说一场。”在茅盾的笔下，赵惠明的内心世界是分裂的，好与坏，正义与邪恶在她的内心交战。她原本纯良，后来受过骗，生过孩子，吃过苦，“不小心”走到国民党特务的队伍中去，过着“狐鬼”般的生活。在茅盾的设计下，赵惠明属于个人主义的良心未泯型的间谍，她反抗特务头子的压迫和侮辱，但这种反抗往往一到关键时刻就软下来。赵惠明相当于一人分饰两角，纯良内心和邪恶行径的对抗，产生了极大张力，很吸引人。以至于她所要营救的“小昭”被害后，在读者“强烈”要求下，茅盾“不得不”给赵惠明安排了一条自新之路。她救了另外一个刚入行的女孩子。

　　我更关注的是茅盾为什么忽然在1941年夏天开始写间谍小说？当然1940年代间谍题材的作品广受欢迎是不可不提的大环境。但从1940年10月到1941年2月，茅盾在重庆待了不过四个月，抛去欢迎会，写作，搬家，时间所剩无几。也就是说在重庆，茅盾眼看耳听的素材不过那么点。茅盾提笔写以重庆为背景的间谍故事，势必要从自己擅长的角度切入，把焦点聚集到他所关注的人身上，并以某个人为基点，延伸出去，造就一部小说。茅盾善于写“时代女性”，早前的《蚀》三部曲、《虹》乃至《子夜》里都不乏女性的身影，并且如果真追究下去，我们未尝不能发现这些时代女性的原型。虽然，小说中的人物和原型之间并不是“物与影”的关系，但是隐秘的、若隐若现的联系却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写作者创作作品的心理动因。沈卫威1990年发表于《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的《一位曾给茅盾的生活与创作以很大影响的女性—秦德君对谈录》里，有这样一段对谈：

　　秦德君：你熟悉茅盾的《腐蚀》吗？

　　沈卫威：当然熟悉。

　　秦德君：你能看出这本书与我的关系吗？

　　沈卫威：还没有。

　　秦德君：女作家白薇当时先看了这书，就跑来告诉我，说《腐蚀》是写我的。她说：茅盾怕你报复他，就先下手，把你写成个国民党特务，是以笔杀人。我马上找到《腐蚀》来看，那女特务的生活一点也不是我的。我当时是在从事统战工作，甚至是为共产党搞情报的，但他把女特务赵惠明写成个美丽、善良、能干的女人，是上当受骗，才沦为特务的。后来茅盾又让赵惠明自新，这有他心理上的原因，因为我当时在重庆，的确很出风头，川军、国民党军政界、民主党派、共产党方面，我都有来有往，茅盾可能把我误认为是有特殊身份的女特务。

　　沈卫威：你这么一说，我似乎感悟到什么，让我想一会儿，那么，由于你的提示，我这样看茅盾的《腐蚀》：1940年，茅盾在重庆停留了一个时期，当他得知你出入川军、国民党政府、共产党的八路军办事处之间，混迹于许多达官贵人之中，上通下和，神出鬼没的情况后，就产生了一种神秘感、恐惧感，他怀疑你堕落了——成了交际花，又怀疑你成了国民党的特务。当然他不愿让自己曾爱过、现在仍难以忘怀、甚至仍然爱着的情人落到他所想的可怕的地步，更害怕这可怕的想象是现实，尤其害怕你对他忘情的报复，加上外在的其他政治因素，他便匆匆逃亡到香港，也就在香港，他为你写了《腐蚀》—茅盾害怕你成了他想象中的女特务赵惠明，更惧怕自己成了无辜的牺牲者小昭，他把赵惠明写成一个原本美丽、善良，堕落后又值得同情，人性未完全泯灭，仍有着善良的品行，甚至可以谅解、可爱的女人，直至让她自新、自拔。也就是说茅盾的这部小说实际上是为排遣你在他心里笼罩着的那不可名状的阴影而写，为解开你的神秘之谜而作。我这样分析与白薇和你凭女性的艺术直感所获得的心理感应，也许能吻合上。当然，这并不能否认他的其他创作动机和由此带来的社会轰动效应。

　　秦德君是茅盾当年东渡日本时期的伴侣，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两人分道扬镳，各自过各自的生活。而据秦德君说，1940年到1941年在重庆，她和茅盾确实见过面……以上这段对谈，发生在茅盾去世后，秦德君的言辞是“孤证”，种种“断言”无从甄别。我们不好妄自揣测小说《腐蚀》中忏悔的女主角赵惠明与秦德君的关系。但是，这样的对谈，到底给我们理解《腐蚀》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向，哪怕它有着某种意义上的思维引导。《腐蚀》是部忏悔书，为女间谍忏悔，忏悔那些曾经错误连连的人生。

　　豪情戏

　　1941年夏天《文史杂志》连续三期刊登四幕话剧《野玫瑰》的时候，陈铨恐怕想不到这出戏在第二年会火成那样。写《野玫瑰》时，陈铨还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担任联大学生剧团的名誉团长。团里先后上演了《祖国》和《黄鹤楼》，但他们嫌《黄鹤楼》人物太多，服装布景道具太花钱，就想请陈铨写一个人物比较少、布景比较简单的剧本。当时军事间谍题材的东西大热，陈铨也想弄一个。他从联大图书室找来几本英文间谍故事，写了头稿，有同事说他写得像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这多少给他一些打击，从模仿出发的写作，到底缺少了一些鲜活而有力的东西。一则新闻帮了陈铨的大忙。据当时昆明的小道消息说，日本扶植的伪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遭到女儿的背弃，他女儿因看不惯父亲的所作所为，不仅逃去香港，还特地登报脱离父女关系。陈铨觉得这则父女反目的新闻，充满了戏剧张力。他立刻下笔写了个短篇小说，叫《花瓶》，登在《中央日报》的副刊上，他一直恋恋于这个故事，经过短暂的酝酿，把小说改写成了话剧剧本《野玫瑰》。

　　1942年3月5日，重庆，冬季的浓雾还在弥漫，氤氲连绵，像扯开了的棉絮。重庆的路上上下下，走起来并不舒服，但一切似乎都不能阻拦观剧者的热情。话剧《野玫瑰》的大幕徐徐拉开，只能容纳七八百人的临时剧场被挤得水泄不通，许多人探着脖子，情绪随剧中人物的境遇起伏。这不是《野玫瑰》第一次上演，1941年在昆明，它就已经被搬上昆明大戏院，以“捐款老军”的名义公演，但与重庆的公演比，昆明的那次恐怕仅仅只是激起涟漪的试水。在雾都重庆，《野玫瑰》足足演了16场，观剧人次达10200人。据说，有国民党空军因满座无法进入剧场观剧，“竟然在抗战堂剧场门口架起了机关枪，说什么不给他们进来看戏，便对剧场进行扫射”。听起来十足疯狂。

　　观众对《野玫瑰》的接受程度明显超出了陈铨的预期。他和当时专写历史剧的郭沫若不同。他只是一个大学教授，并非专职剧作家。他写《野玫瑰》最初也只是应学生剧团之邀，没想过要使之“流行”，而且，《野玫瑰》重庆公演之时，陈铨本人还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直到1942年夏天，他才从繁忙的教务中抽身，迤逦北上重庆。早前，《野玫瑰》已经在吴宓和贺麟的推荐下，得了“中央教育部”的学术三等奖，国民党当局把《野玫瑰》树成标牌。而在皖南事件刚刚过去，国共关系紧张的1941年，《野玫瑰》遭到左翼评论界的围攻也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事。铺天盖地的批评恐怕多少让陈铨无所适从。事实上，陈铨并不想站在“哪一边”，在去重庆之前，他只是个安于象牙塔内的教授，他不参与政治，不认识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只是在脑海中编制他所期望的人物—他希望战火中的中华民族中能站出来一些铁腕式的强者，带领大家走出阴霾，走向胜利。可是，到了重庆以后，因为《野玫瑰》的关系，陈铨自然而然地认识了朱家骅、张道藩、潘公展、陈立夫、张治中、戴笠。他被左翼划为“反动”，也不意外。可事实上，就话剧本身来说，《野玫瑰》也只是表达了作为“战国策”派成员的大学教授陈铨的精神理想而已。

　　《野玫瑰》是受王克敏女儿出走事件启发写出来的，最初陈铨写的是短篇小说《花瓶》。小说中还没有“野玫瑰”夏艳华这个人物，有的只是从真实新闻中“拷贝”过来的曼丽和云樵。在小说里曼丽和云樵是两条线索，曼丽“负责”与汉奸爸爸决裂，云樵“负责”从事谍报工作。结果东西写出来，看上去并不是十分出色。不加剪裁地运用现实材料，只会把作品写得很僵化。写《野玫瑰》的时候，陈铨刻意加入了夏艳华这个虚构的人物。也是他心目中的理想的“民族强者”的代言人。舞台一下子被她照亮了。

　　夏艳华是全剧核心，朝外辐射，和其他人物都产生联系，她是北平伪政委会主席王立民的现任妻子，是王立民前妻内侄刘云樵的情人，是王立民女儿王曼丽的后妈，是王安的上级，警察厅长的“梦中情人”。而从她出发，又包含着两个层面的有趣的人物关系，一个是情感方面的纠葛，为了完成任务，她和王立民结婚，他比她大二十二岁，而她的情人刘云樵来到王家后，却得到了王立民女儿王曼丽的爱慕。另一个层面，是间谍故事，是夏艳华、刘云樵、王安和王立民以及警察局长之间的周旋、对决。

　　夏艳华喜欢喝铁观音。因为它没有西湖龙井那样醇，没有北平香片那样腻，没有云南普洱那样粗，没有印度红茶那样腻，它简单，有力量。夏艳华也想做一个简单而有力量的人，用一己之力，为民族解放作贡献。可她的简单绝不是白纸样的简单，白纸样的简单是单纯，甚至幼稚，容易没着没落，夏艳华的简单是螺旋上升型的，是对过去人生的否定之否定，她的简单是目标明确，集中精力，厚积薄发，一针见血式的。夏艳华的简单里蕴含着超人的克制力。为了达成锄奸目标，夏艳华牺牲了很多。感情的牺牲，肉体的牺牲，心痛的成全。

　　夏艳华和刘云樵在王家重逢。首次见面，他叫她一声“姑母”，意味着她和他的关系已然告别过去，必须面对残酷的现实—她已经嫁给了汉奸王立民。一场出嫁埋葬了旧日感情，更糟糕的是，他还误解她贪图“富贵”。艳华当然是伤心的，可她抑制住了，转而变成玩世不恭，云樵在她面前像是个经验不足的新手。像方达生面对陈白露。不同的是，夏艳华要坚强得多。因为内心有了更高的追求，所以她能抵挡住烦闷的官太太生活，为了消磨掉失却真情带给自己的痛苦，她也未尝没有自我欺骗，她半冷漠半自嘲地说，“女人结婚不过是想取得一张长期的饭票，饭票到手了，心也就安了。其余的事情，都是逢场作戏。”她对刘云樵当然还有爱，年轻时的彷徨的恋爱游戏使得她对爱一直存有疑虑，但那只是个人的小爱，为了对国家的大爱，她宁愿舍弃小爱。与此同时，她又利用警察局长，放走了云樵和曼丽，成全了情人的美好未来。而她却留下自我的肉身，亲手解决强悍的王立民。

　　《野玫瑰》是个火花四溅的梦，夏艳华是生龙活虎的梦中人。那梦活在陈铨的脑海里，有点武侠剧的意思，参演人物都是那么强势，充满了力量，陈铨把他们想成是强心针、还魂丹，在古旧中华遭遇外来者侵袭的时候，给她打上一针，从而返老还童。夏艳华，响当当的“天字十五号”女间谍，全身上下都洋溢着活力，充满着沧桑烽火中凸显出的正义的豪情，她对她的汉奸丈夫说，“立民，你最厉害的敌手，就是中国四万万五千万的民族意识。他像一股怒潮排山倒海地冲来，无论任何力量，任何机智，都不能抵抗他。立民，你失败了！”虽然夏艳华只是陈铨的美丽想象，但在故事中，她到底是有着强悍、粗糙的灵魂。她为了民族牺牲一切，心酸苦痛都不掉泪，她生在碎石遍布的荒原上，一脸疲惫，迎霜傲雪。

　　浪漫语

　　徐是个浪漫派，据钱歌川说，他很潇洒，有诗人气质，高高的鼻子上架着方框眼镜，头发总往后梳，年轻时应该还会打些发蜡。但我总觉得他还会有些害羞，是老派的人，爱玩纸上的浪漫。评论界称，徐的作品是“书斋的雅静与马路的繁闹融合的艺术”。“书斋的雅静”指他强烈的文人化倾向，这种倾向具体表现出来，就在于他作品的理想主义色彩，他追求真善美，而“马路的喧闹”是指他猎奇式的题材选择和人物、场景设置，看书名就知道，他的作品《鬼恋》、《吉普赛的诱惑》、《荒谬的英吉利海峡》、《精神病患者的悲歌》都充满了富有刺激性的偏正短语的开头，他在作品中增添神秘色彩，异国色彩，他与无名氏一起，双峰并峙，打造出继沈从文、废名乡土式浪漫主义之后的都市浪漫小说。

　　1942年，徐从上海出发抵达重庆。他身后是一连串逝去生活的不如意。1940年代初，徐和妻子赵琏住在上海的辣斐德路，据说他们的邻居里，有后来蜚声“孤岛”的女作家苏青。徐比赵琏大六岁，而且执迷于写作，上过大学出过国，却丝毫没有要出去赚大钱的意思。苏青那时候大概刚开始学习写作，经常去徐家借书看，一来二去，同赵琏聊些家常也属正常。两个女人，两个已婚女人，凑到一起，谈起彼此丈夫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而且，往往主题是抱怨。抱怨丈夫不够体贴，不去赚大钱之类。苏青后来写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竟也不忘从现实中撷取材料。故事中的余白，似乎隐隐对应着徐，余白的妻子胡丽英从赵琏处化身，崇贤则是自己的丈夫李钦后。

　　苏青这样描述余白：“他的才思是敏捷的，本来天天写文章换钱，现在不得不搁笔了。就是已经出版的书，他也不愿再印，卖完为止。他的朋友多是艺人之类，平日本是乐于声色犬马的，现在更加日夜追欢起来，丽英同他吵过几场，他便拿茶杯摔过去，还用脚把她乱踢成伤，丽英气苦地哭回母家去了，口口声声要离婚。余白冷笑道：‘离婚是再好也没有的事，家中钱不够，落得省一个人吃用；只怕你离了婚从此就找不到第二个丈夫。’丽英说：‘就是没有丈夫也胜如天天愁米愁煤还吃人打骂。’说着便到我家来告诉我同贤，贤凝视她半晌取笑道：‘像你这样的太太还怕没有人要吗，又美丽，又贤慧。’她听着立刻把脸晕红起来，仿佛减轻了十年芳龄……”余白的“鲁莽”和崇贤的“温柔”，再加上我的“无辜”和丽英的“决绝”，勾勒出一个微妙的四角关系，丽英在苏青笔下是“爱的侵略者”。不过，小说毕竟只是小说，即使有点捕风捉影，但也不能算是坐实的材料。但可以肯定的是，1942年，徐同赵琏离了婚。苏青则在产子过后，因肺结核吐了血。她和李钦后的婚姻也并没有维持下去。

　　离婚过后，徐离开上海。去另一座城市开始新生活。他似乎急需编织一些浪漫来缓解心伤，激励自己走下去。虽然《风萧萧》写的还是发生在上海的故事，但毫无疑问，它的诞生地，却是重庆。不晓得是否是重庆迷离的气质激发了徐的想象力，还是婚恋的失败让徐更加崇敬理想化的恋爱，抑或是1940年代初浓厚的间谍题材潮流有意无意地引导了徐，但不可否认的是，重庆给了徐走红千载难逢的“天时地利人和”。1943年3月起，《风萧萧》开始在重庆《扫荡报》副刊连载，随即引起巨大轰动，居当年“畅销书之首”。1943年甚至被称为“徐年”。

　　与其他作品比，《风萧萧》名字算平朴，但人物设置上却劲道十足，充满了上海的洋派风范，三个女人，三个类型，分别为三方效力。间谍白苹日常的工作是做“舞女”，虽然置身杀戮的战场，却总是保留底线，尽力不伤害无辜，或者伤害也会“手下留情”，她像一道白光，刺眼，但却有仁慈之心；梅瀛子，著名交际花，实际也是间谍。她爽利得多，身为间谍，她目标明确，执行力强，她从不“多愁善感”，拖泥带水，不会为了“人情”而牺牲自己的原则，作为女间谍，她显然是最合格的，她像一道红光，具有极大的穿透力和杀伤力。海伦，美国女孩，明显的理想化的人物，徐几乎把女性所有的美丽都赋予她，海伦像是天使出现时头顶上放出的金光，圣洁，一尘不染，她对人世的爱是一种宗教性的爱，超越了狭隘的个人甚至民族，而对全人类施予爱的关怀与温暖。

　　徐说：“这本书的故事是虚构的，人物更是想象的；历史的事件与地理的事实的吻合只是每部小说上普通的要求。如果有人把他所知道的事或认识的人，附会于这故事里的故事与人物，那完全是神经过敏。书中所表现的其实只是你我一样的灵魂在不同环境里挣扎奋斗—为理想，为梦，为信仰，为爱，以及大我与小我的自由与生存而已。”他总是在孜孜地追求明亮的东西，即使生活已经给他怆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