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特别喜欢太阳底下的深圳，喜欢大鹏湾美丽的海景，椰林、沙滩、鸥鸟、蔚蓝色的大海。
1995年夏天，我髙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在小镇上又没工作，惟一的事情就是跟母亲学做家务。长吁短叹之后，心想与其这样还不如自己风风火火地闯荡一番。终于说服我的家人，怀揣一千块钱直奔举目无亲的深圳。这之前，我对深圳的了解不过是鸡毛蒜皮。记得那天下了火车，天已经黑了，深圳的夜对于我这个农村来的女孩子简直就是人间天堂，那么多五彩缤纷的灯一齐亮着，流光溢彩，特别的醒目妖娆。彩色的灯像是空气一样，塞满了角角落落，过惯了乡间凄黑漫长的夜，一下子置身于繁华中，看得我眼花缭乱，无所适从。
深圳比想象的要美丽。我一下子就爱上了她。爱她的繁华，爱她的时尚，更爱她的风情万种，并下决心在那里落地生根，更渴望成为深圳的白领一族，让我的长裙短发飘扬出丽人的时尚。
看着擦肩而过匆匆远去的人流，看着立体的摩天大楼，以及大楼里温暖的灯光，让我顿时生出一丝想家的感觉，孤独紧紧揪住了我的心。背着简单的行囊，顺着大街漫无目的的往前走，又乏又累。走过一段距离，也不知道自己要住哪家旅馆。这时，我看见一幢又高又气派的大楼顶部写有“东方饭店”四个大字，是用灯做的，不停地闪烁着蓝光、粉光、紫色的光，很是壮观。我被那彩色的灯吸引过去。站在玻璃门前，门自动就开了，我走进去，问站在自动门边站着的小姐是不是可以住下来？她微笑着告诉我，可以，每天晚上四人间最低标准100块钱。100块？我吓了一跳，她是不是记错了？我从来没听说过住一夜店要100块钱的。在我们小镇上，最好的一夜才10块钱，要是普通的也就5块钱。人多了还可以讲价。我问她是不是记错了？她再次微笑着告诉我，是100块钱。
我有点无地自容。看了一眼小姐，转身走了。在深圳陌生的街头，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后来，我在一家三层小楼前找到了一家30元一夜的旅馆。算是最便宜的了。老板娘是个热情而风骚的女人，她对我说不信你去找好啦，你要最后找到比我这儿更便宜的我也不为难你。”
我没走，咬牙住了进去。因为我已经找了很多家。我当然是心疼那30块钱的。四脚朝天躺在床上，又累又饿。那时，躺在床上，想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吃饭、睡觉，而是哭。特别想哭，想伏在一张坚实的肩膀上对他诉说青春的茫然和渴望。环顾四周，谁也没有。我独自躺在异乡的夜里，想着该去哪里找工作。
没去深圳之前，我把深圳过于理想化。把深圳想象成天堂小姐的笑脸。真的走进深圳，第一眼感觉她的繁华，第二眼是冷漠，第三眼还是冷漠。
那天晚上，住在我对面屋的自称是推销员的一个东北人坐到我屋里。他对我样样好奇，问我是不是来深圳打工的？我老老实实地回答是。他说好多城市人都没工作，好活能轮到你们乡下人干？前几天，一个安徽来的小姐被店主逼迫去接客，小姐不干，就把她的腿给打折了。
我的心一阵紧缩，我说我长得不好看，不去酒店当小姐！
推销员说：那你来干什么？女孩子年纪轻轻的不干那种活多没意思？没见北方来的女孩子都去酒店干那种活吗？
我恨恨地看着他，做出送客走人的架势。他走后，我想起高中时的一位同学在厦门打工，她长得太一般了，个子不高，胖胖的，皮肤也不怎么白，但是，她却嫁给了一位台湾商人，离开了农村，成为台湾的城市人。同学们都很羡慕她，当然也包括我在内。我不可能有她一样的命运。深圳让我喜欢让我忧郁。如果我在深圳找不到工作，再过两年，按照我老家的规矩，就得嫁给一位自己从没见过面的男人，为他生儿育女、喂猪养鸡、种地、侍候老人。重复着老辈女人一成不变的日子。我不愿意过那种日子。我不想让命运把自己的一生这样禁锢了。
一夜没睡，推销员的话梗在心口，外面是海的涛声。
1995年的深圳，已经是人才过剩时期了，天南海北的人才大都是精品包装，硕士、博士。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高中生。与他们相比，我简直就是一个现代文盲。不能生存就是毁灭。我不能选择后者，我要给我的20岁寻一片城市的天空，我要让我的长裙短发飘扬出丽人的时尚。那些日子，我没有工作，也没有住处，更没有面包和洗面奶；我有的是满面灰尘，有的是一肚子的委屈和抱怨。不是我嫌人家是皮包公司就是人家嫌我没文凭，我记得在一个街角的很不显眼处，有一家信息公司，贴满了各种招聘信息。我像是溺水的人遇到救星一样，立即奔上楼去。这家信息公司就招聘文员，条件很适合我，年龄在22岁以下，髙中以上文化，普通话流利。我兴冲冲叩开总经理办公室的门。总经理是位年轻人，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但是，他听了我的回答以后，当即如实地告诉我，公司不能录用我。因为我不是深圳人。然后他的秘书，也是一个漂亮的小姐把我送出了他的办公室。
看着兜里的钱一点点地在少，而我要找的工作还一点也看不到希望。我对深圳真的有些意冷心灰。我对她一面是恨，恨她对我是如此地冷漠；对她一面是爱，爱她风情万种的姿态，爱她的无以伦比的时尚。
半个月以后，我在蛇口，遇到了我生命中的第一个好人：林先生——他是一家私营服装公司的老板；他一口西北话，乡音很浓，人长得高大，打扮也很时髦，说话干脆。那天，我从另一家公司里应聘出来，因为一天没喝一口水，天又热，心里又火，嘴上都起了泡。我就是这样走到他的公司的。如果他再不收留我，我可能就要流浪大街了。他听了我的情况以后，没说二话，就叫他的秘书把我安排到车间里去了。
我在公司里学的是裁剪、缝、烫等工艺。尽管与我想象的工作有差距，但是我还是很珍惜，这是我在深圳的第一份工作，是我能够留在深圳的惟一依赖。我要靠这份工作，一点一点地认识深圳、了解深圳、征服深圳。不出一个月，我跟我的师傅学会了全部的工艺。林老板经常下车间检査生产情况，走到我跟前时，对我总是关心有加，问我吃食堂习不习惯？宿舍怎么样？还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的？
每到这时，我只有感激。困难是有的，但我从不说。有时，他也问其他女工。人家没说，我也就不好说出口了。
两个月以后，办公室主任通知我调到办公室做秘书。我一愣，安妮不是做得很好吗？他说安妮嫌薪水少，去了一家台湾人开的公司。以前，我是多么想到一家公司的办公室里做秘书呀，但是，就是那家小小的信息公司都不要我，我也就怀疑起自己的能力。
我接到通知以后，一个人走进了林老板的办公室，他正在看一份文件。我一直等他看完才走近他，拘束地叫了一声“林总”。他没吱声，也没抬头看我，但是，他知道我就站在他眼前。他的傲慢让我生出一股无名之火。但是，我不能发，因为他是给我吃喝的老板，端着我活命的饭碗。我小心地说了声：“林总我能做什么呢？”想不到他这样生硬地对我说：“你做什么你自己都不知道我怎么能知道？”然后不再理我。我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只好走出了他的办公室。回到隔壁我的小屋里，心想，老板都是喜怒无常的人。因为是第一次接触秘书工作，我干得相当小心，看着老板的脸色说每一句话，或者是尽量少说。我给自己定下的规矩是少说话多做事，饭碗是别人给的，既然人家能慷慨地给你，也会慷慨地解雇你。我们工厂里，每天都有新来的员工，每天都有流着眼泪离开的人。
从心里说，我既感激我的老板，也对他心存不满。我发现他并不像我想象中的那样好，什么事如果做得不合他的意他就会大发脾气，不管你做得是对是错，他不会给你辩解的余地，只有绝对地服从。
记得有一天，一个海南来的老客户在吃饭唱歌时对我动手动脚，而林总在一边和别的小姐玩得高兴，视而不见，我感觉到，这是他故意的安排，他还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一定要刘总尽兴啊。我把刘总交给你了，小张，就看你的了。”他走后，刘总就很大胆。我不是第一次与男人在一起应酬，也不是很传统的女孩子，但是，总不至于在一个第一次见面的男人面前，他把手放在我的大腿上而我则无动于衷吧。我早就看出刘总的眼神了。我的老板又说了那样的一番话，刘总也就更加为所欲为了。刘总往我跟前凑，我就往一边挪，我不想做得太过分，又不想把刘总得罪。这是我的工作。如果他的合同签不下来，林总十有八九是要怪罪我的。我明白，他每次应酬带我出来的目的。这种做法在商界很流行。男人也愿意这样，一边做生意，一边有小姐陪着，何乐而不为呢？但是我有我做人的准则。
时间一长，我当然知道很多老板为了能稳住大客户，不惜献出年轻女秘书的肉体。想到这里，我突然觉得我的老板很卑鄙，他是在利用我，表面上是重用我。事实上，他是在逼我一步一步就范。比如，他许诺给我大额提成，给我轿车。我把刘总放在我大腿上的手再次拿开的时候，刘总的脸色开始冷了下来。我对他的做法很反感。他看了出来，就开始说我们的产品如何不好。我知道他这是在试探我，如果我“心回意转”他就会说我们的产品如何如何好，就会说他要签多少合同。偏偏我那一刻一点并没有“心回意转”，而是对刘总说：太晚了，我们明天再来这里好吗？刘总一听大为不悦，如果我不说这句话，他就要对我做进一步的行动了。我不想那样。我跟他签的是产品的合同，而不是我的脸蛋和青春。他马上对我说，他不准备签合同，什么时候产品达到他的要求他再来。我说，这恐怕永远也达不到你的要求了。是吗？不过你说这句话可不要为你的轻率后悔的。刘总皮笑肉不笑地说。
我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没什么大不了的，卷起铺盖走人就是了。我不相信偌大的深圳，就没我落脚的地方。我连夜写了辞呈，准备明天上班交给林总。
8点钟在林总的办公室见到他，他看着我肩上的全部家当——衣服、生活用具，就笑了，问我准备到哪儿去流浪？
我没笑，我笑不出来。我对他说，你教我识破一个寓言的真假：天上根本就没有掉下来的馅饼，如果有，也是一个陷阱。这是辞呈，请如数付我两个月的薪水，正好是1600元。他见我没有商量的余地，止住了笑说给你工资没问题，前提是你必需把那80万的合同给我挽救回来，否则，一分钱也没有，你也休想走掉。
算我倒霉，我不要了。我哭着离开他的公司，走到了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不知道下一站要去哪儿？
临近黄昏，我仍在大街上徘徊。心灰意冷，低着头，看着没有光泽的皮鞋，这是我在地摊上花20块钱买的处理品，鞋尖已经破损。想到那白白丢掉的1600元钱，心里说不出的疼痛，眼泪也像破了袋子的大米一样哗哗往外掉。这时一辆黑色轿车在我的面前停下来，吓了我一跳。抬起头，又呆在那里，原来开车的人是林总。他已经把车窗摇下，正微笑地看着我。对我说：找到单位了？我的倔劲儿又上来了。我说我们已经两清了。他说没有，你还欠我80万。我再次冷冷地对他说：请你不要来打扰我，你是有钱有品位的人，不要和我这种乡下女孩子一般见识。我转身要走，他的车横了过来，依旧用那种温和的目光看着我。他说深圳这么大，我不收留你，今晚你就没有落脚的地方。也许是他说到了我的痛处，我拼命忍着，还是流了一脸的泪。
坐进了他的车里，我又回到他的公司。那天晚上，他问我最想去哪？我说我最想去看海景，来深圳这么长时间，我一次也没看过海的模样。我们去了大鹏湾——我最想去的地方。我们聊了一个晚上，我这才知道他也是深圳的打工仔。他是兰州人，原来是兰州一家服装厂的技术厂长。他曾经在深圳的大街上露宿一个星期。
我还是他的秘书，还是跟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我们一起为公司的生意做着各种各样的应酬。只是他对我越来越好。半年后，因为他太太的原因，我不得不离开公司。他不允许我离开，我必须离开。我不想处在他太太和他之间，也害怕他对我说那句话。怕在他眼中读出一个男人的孤独。这个我一度恨过的男人，我不知不觉地爱上了他。然而，我却选择了离开。我不想做一个男人的金丝鸟。离开深圳。他的坏，他的好，他温存的笑脸和温暖的注视，成了我流浪异乡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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