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和你姐姐照一张！”
“在这里，再给我和你姐姐照一张！”
“我给你和你姐姐照一张！”
杨大远对照相有浓厚的兴趣，每一次照相前，他都要用手当梳子，把稀少的头发梳两下，然后把手背着，腰打直，肚子挺出来，脚站成一个丁字步。
得意尽量配合，站在他身边，把手插在裤兜里，头稍微偏向他，微笑，又一张。
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到处找角度和背景照相，天安门城楼，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统统都照了……得意一边看相机里的照片，一边跟庭庭交流：“是不是比想象中的小？”
“就是！”庭庭说，“小时候，好向往天安门啊，天安门多光辉啊，多不得了啊，那得多大呀……哦！现在一看，就是这样啊！而且，我观察到，大家怎么都喜欢穿深色的衣服呢？你看，黑压压的一大片，80%都是黑色或者棕色。人那么多，聚集在一起，更让人觉得心里压抑得很……”
杨大远环顾了一下四周，同意地点点头。不过他拍了拍自己深灰色的西服，辩解似的说：“其实也没有办法，比如我，为了来北京，去买这一身衣服，在店子里，确实没有什么可选择的。有颜色鲜艳的，穿上去感觉太夸张了，显得为老不尊！买来买去，最后还是选择了这种穿起来比较沉稳的颜色……我观察了这些参加旅行团的，有好多都和我一样，来北京，穿的都是自己最好的衣服，说不定也有现去买的……”
得意问：“你的这衣服是新买的？”
“是啊！我这衣服，鞋子，都是新的。你看这双鞋，是我这一辈子穿得最贵的鞋哦，150块！就是为了来北京才买的。以前，我穿过的鞋子，没有超过50块的……所以，娃儿，你不要恨我这么多年没有管你，没给过你什么，我确实也是困难，这些年，也很不容易……现在稍微好一点儿，你又已经大了……”
杨大远不失时机地对女儿表示忏悔和寻求谅解，他水肿的眼皮下，是一种担心又乞求的眼神，得意一时不知道怎么应对，故意很轻松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哎呀，老杨，都过去了，不说这个了，走！我们上城楼上去。”
她的手，搭在老杨肩膀上，和他并肩行走，表现出洒脱。但是此时此刻，得意的喉咙堵得很难受，因为她想到了好多年前，她给杨大远写过的那一封信，那一封为了保住自己上高中的机会，想要一些钱的信，那封一去就再无消息的信。
一人花15块钱买了张票，再过一次安检，得意、杨大远和庭庭往天安门城楼上爬。几十个台阶，老杨爬得气喘吁吁。
“老杨，你看，当年毛主席就是站在这里宣布新中国成立的，我给你在这里照个相嘛。”得意站在城楼正中对他说。
“就是这里吗？好！好！”他面对得意，丁字步又来了。
“来，稍微往左边侧一点儿，我给你和庭庭照一张。”
庭庭笑嘻嘻地过去，一只手挽住杨大远的胳膊，一只手比了个剪刀。
得意把远处的人民大会堂照在了他们的身后。
城楼上正好有一个历史展览，老杨就去看了一圈，得意、庭庭和小芸靠在外面的栏杆上，随意翻看着数码相机等他。
“哎呀，我好胖啊！”庭庭凑在得意脑袋边说。
“你哪里胖，挺匀称的。”小芸说。
“你看我笑起来，脸这么大！以后我照相不笑了！”
“别啊！想笑就笑，你看你每张照片都那么开心，多好啊！你看这张……”得意手里拿着相机。
翻来翻去，得意的视线突然停留在一张照片上，在相机里看到老杨的一张照片，从身形和走路的姿势，其实很像得意的第三个父亲——那可能是一种大多数胖胖的中年男人都共有的姿态。
得意脱口而出：“哎呀，这张好像我爸爸！”
这时杨大远正好从展览厅里出来，他听见了，从旁边走过来抗议说：“什么好像你爸爸！我就是你爸爸！”
老杨站在天安门城楼，俯视长安街，感叹地说：“唉！真是没想到，有一天，我也到北京来了！”
得意说：“是啊！我到现在，时不时都还有这种感觉！小时候，别说北京了，就是‘大城市’三个字，听起来都是多么遥不可及啊！有一年暑假，我们同院的黄旗去重庆走亲戚回来之后，行头全变了，还带回了一个新词，叫‘哇噻！’他穿了一条喇叭裤，一双几近透明的彩色凉鞋，一只脚蹬在花台上，神气地高唱：‘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然后介绍说，这叫流行歌，叫《潇洒走一回》。他还说了很多让大家又羡慕又吃惊的事情，比如，在大城市，地底下都建得有百货公司，而且，那么大！亮得很！黄旗说的时候，还用手指着院子画了一大圈。他还说，城市里上个茅厕都要给钱的，而且要两角钱！上茅厕都要钱？当时觉得这个事情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那个时候，就特别盼望21世纪的到来。因为21世纪来了，我也长大了，我就能去大城市了。我想象的21世纪，已经实现了四个现代化的祖国，一定像教科书上画的那样，天上四处飞着卫星和火箭，楼和楼之间都架着高速公路，到处跑着汽车，不管是城里人还是农民伯伯，大家都脸上挂着无比富足幸福的微笑，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现在看来，除了满大街跑着汽车，其他都没有实现哦……”得意站在城楼上，指着楼下车来车往的长安街对老杨说。
她领着他们走下天安门城楼，他们要继续从那里穿过几个城楼，走到故宫去。一路上，好多小商贩，在卖望远镜、小国旗、风筝、地图、矿泉水和雪糕。庭庭停下来，买了一面小国旗，拿在手里一摇一摇的。
得意看见国旗，就说：“小学二年级，我戴上了红领巾，当时的心情呀，真是澎湃！因为它是‘国旗的一角’嘛！但是，在心里，又感到有点害怕。”
老杨问：“戴红领巾怕啥子？”
“是啊！因为老师说，红领巾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我那时候以为，打仗的时候，一定有几个人，是专门跟在部队后面负责搜集烈士的鲜血，然后拿回来给孩子们染红领巾的……这种情景，让我毛骨悚然……红领巾还带给我一个苦恼，那就是老和脖子上的钥匙绳绞在一起，很难解开。上体育课跑步的时候，啪啪啪啪，钥匙和红领巾一起拍打胸脯，一个班，响成一片。”
得意问小芸：“你是几年级戴上红领巾的？”
小芸说：“我也是二年级。”
得意问庭庭：“你呢？”
“我？”庭庭疑惑地想想，说，“咦？我咋个都搞忘了呢？一年级？还是三年级？”
得意说：
“戴上红领巾之后，我就非常愿意做好人好事。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全校号召学习赖宁，唱英雄的歌，开英雄事迹报告会，还跳一种‘高高的海子山’开头的集体舞。跳舞的时候，男生女生穿插着站成一个圈，还要牵手。那个时候的女孩子，最不愿意牵异性的手跳舞，我也不例外，就在地上拣了两根冰糕棍，和男生一人攥一头。
学完英雄赖宁之后，我就特别希望我们县也起一次山林大火，我觉得，要是起火了，我肯定也能奋不顾身地参与救火——如果我能牺牲，那就太好了！
有一天，山上真的着火了，站在院子里就能看见山上浓烟四起，大火熊熊，县城的广播响起，号召大家去灭火，大人们拿着盆子和桶都出来了。我听了广播，拔腿就往山上跑……刚跑到十字街，感觉有人拍我的肩膀，回头一看，是我妈。
我妈气喘吁吁的，脸通红，她把我抓回去了！
我后来把‘二话不说就往山上跑去’写进了作文，受到了老师的表扬——我的作文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因为我很擅长用‘一边……一边……’和‘有的……有的……’。老师经常当着全班同学念我的作文，这让我坐在座位上，心里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后来作文本发下来，我发现老师在作文本上，在她觉得写得好的地方，打上了很多波浪线。
我喜欢作文被老师念的那种感觉，那和站在舞台上跳舞，知道有很多人看着自己一样，怪怪的，很美妙。”
“老杨，那就是虚荣感啊！”得意补充说。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被选入了鼓号队当指挥。
进了鼓号队，有时候就可以用正当理由公开逃课。我很喜欢穿鼓号队的服装，像白色的军装，小短裙，歪着戴的小帽子，戴着白白的手套，握着指挥棒，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逢年过节，或者县里有什么活动，鼓号队总会出现，而且总是在队伍的最前面，在街上游行，感觉有无数双眼睛看着我，我浑身上下感觉都很好。”
得意对老杨说：
“我第一次感觉到‘虚荣很受罪’，是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五年级的一个晚上，我们鼓号队在凛冽的寒风中集结，聚在县城的入城口，守道路的两边，依次是领导们，红旗队，鼓号队，还有好多拿着塑料花的学生。
我们在等待一支车队，据说那支车队，拉满了外面城市里的人们为贫困山区捐献的过冬衣物。县长他们已经坐车到山上迎接去了，我们负责在道路两旁搞欢迎仪式。
如果按照正常的时间，车队应该下午六七点钟就能到的，但是前方派去山上迎接的人下来说，山上下雪了，路都结了冰，那些外地司机不敢开了，所以，县里派车拉了几个司机上去接应他们。
‘重庆来的一个司机都吓哭了！’山上下来的人夸张地说，把我们都逗乐了。
那天晚上，我们一直等到凌晨两点，车队还没下来。气温越来越低，好多人都冻感冒了，我们打着喷嚏，咳嗽，歪歪倒倒地坐在自己的鼓旁边，号也放在地上，我的袖子，都快被迎风流淌的鼻涕打湿了。
凌晨3点。
突然，有人跑动起来：‘来了！来了！快起来！快起来！’
大家迅速惊醒，归队，摇旗的摇旗，举花的举花。我抖擞精神，喊了几声‘立正！’‘稍息！’‘立正！’‘原地踏步走！’然后漂亮地打了一个手势，霎时鼓号齐鸣，男生们鼓起腮帮子，吹得整齐又响亮。寒冷中的县城又沸腾了！
举花的同学踏着步子，挥舞着手里的塑料花，整齐地喊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一辆又一辆大货车，拉着红色的条幅，开进县城。
我举着指挥棒，踩着步子，看着装得满满当当的货车一辆又一辆从身边开过，条幅上‘××人民慰问山区人民’的字样让我很感动，心里非常非常温暖：看来城市里的人们，真的没有忘记我们！”
从天安门到故宫的路上，得意一边走着，一边对杨大远零零碎碎讲小时候的故事，杨大远听着，脸上时而惊讶，时而微笑，时而有些难堪。
到了故宫门口。
杨大远提起裤兜，去摸钱。
他没有钱包，掏出对折的几百块钱，数了两张给庭庭，让她去买门票。
“我去买。”得意拦住他说。
又是好一番拉扯。
杨大远拉着得意的袖子说：“孩子，你的童年，我没有给你开过家长会，没有给你用画报包过书皮，也没有给过你一分零花钱，我是个不称职的父亲，现在，就让我来买吧，让我为你付出一点儿，你让我心里好受一些……”
得意放开了手。
庭庭和小芸去排队买票，得意和杨大远坐在城墙根下的阴凉处聊天。
老杨问：“你中学是在哪里读的？”
得意说：“西昌。”
“你是自己考进去的吗？”
“对，1993年，考了个全县第三名，考进了西昌的凉山民族中学。寄宿的。所以12岁开始，我就离家读书去了。
那么小的年纪去读寄宿学校，刚开始连自己的衣服都洗不干净，想家了，只能写信，连电话都没有。那时候，家里一个月给100块钱的生活费，我每个月还能剩一点儿。我们那一届的学生，分两种，一种是成绩特别好，但是家境不一定很好的学生，还有一部分是成绩一般，但都是各个县里官员的孩子。我特别羡慕那些家境好的学生，羡慕他们买得起洗面奶和护发素，每个周末都去逛街买衣服，晚上可以冲豆奶喝，羡慕他们假期回家有小车接送。有时候上着课，会有一个大人提着东西来敲教室门，说，‘老师你好，我来给某某某送一些水果和腊肉’。
某某某和我们住一个宿舍，晚上回去了，她会分一点儿腊肉给我们吃，我们为此很高兴，但是，每当女生闹矛盾闹分裂的时候，她就会在话中暗暗提示当时‘我还给你们吃腊肉了’！这让我们觉得难堪！
后来，我尝试用一种办法，来消解这种羡慕和嫉妒。那就是，努力。
我努力学习普通话，参加演讲比赛，创办校园点歌台，为学校的运动会排练开幕式，编100多人的舞蹈，在各种校园晚会上主持节目，写作文在州里拿奖……做到了这些以后，终于感觉好一些了，因为有老师的表扬，我自信一些了，虚荣心也得到了满足，而且，还有男生给我递纸条了。
努力，确实是可以改变一些什么的。
但是，我后来发现，有一种东西，还是无法改变，那就是自卑。我总觉得这是一种如果小时候有，就会终身相伴的东西，是长在骨头里的东西。努力归努力，我只能暂时忘掉它，它是不会消失的。我必须承认，即便是今天，我不再羡慕曾经羡慕的人，或者不断消除了曾经崇拜过的人的神秘感，我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是，那一份自卑感，它从来没有消失过，它一直在。索性，我就干脆不再去改变什么，和自卑感在一起生活，坦然地接受它了。
读初中的时候，我和所有的女生一样，有一个笔记本，用来抄歌词。我的歌本上，也有一首歌，叫《吻和泪》。
那时候，没有网友，只有笔友。同学们都很热衷写信。写了信，还要在上面画一个‘一箭穿心’，或者将信纸叠成各种形状，再塞进信封里。在深受中学生喜欢的《当代歌坛》杂志上，页面的最下方，都会有交友的信息。有个女同学，寄出了一封信。有一天，她竟然收到了回信，高兴得大喊大叫，见人就给别人看。给她回信的是一个军人，还附上了照片，军人威风凛凛，耳朵很大。
我也交过几个笔友，后来不知道为什么，都失去了联系。
从西昌到金川，有200多公里的路，路面狭窄凶险，冬天凌冻，夏天塌方，开车要走10个小时。那条路，经常有车开着开着就滚下去，掉入万丈深渊，什么也捞不着。我在外念了好几年书，一年两个假期，要在那条路上来来回回。
每一次放假，或者回校，我妈都提心吊胆，坐立不安，祈祷我平安到达。
初二那年的暑假，发生了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
宁静的县城里，突然响起刺耳的救护车警报声，我心一凛，知道又发生车祸了。
那些年，我家已经从卫生局搬到了医院家属区。住在医院，时不时就会听见住院部的大楼里，传来令人心碎的声音，失去亲人的人，拍打着自己的胸脯哭喊，几年下来，就习以为常。但那一次，我听见警报声跑出去看，刚到医院的门口，就看见两个大人抬着一个担架往外走，担架上，是一个11岁的女孩，她已经死了，抬着她的两个人中，有一个人是她闷声前行的父亲。
听旁边的人议论，那个女孩，在外地念中学，搭一个单位的小车出去，途中遇见了塌方，司机下车查看路况，没想到那辆车居然自己慢慢往后滑动，等司机想要挽回，已无可能，车跌入了百米深渊，车上的四个人都死了。那个女孩被救上来的时候还能说话，到了医院就不行了。
他们沉默地抬着她从我身边走过，女孩的身体虽然被白布覆盖，但是她的头发搭了一些在担架外，随着大人的行走，还在晃动。那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到死亡，第一次和一个死去的人如此接近，我整个人都呆住了。
接下来的几天，整个县城不断响起鞭炮声，我知道人们在为几位离世的人送行，但我没有出去看，因为我不忍看见那些抚着胸口跟在棺材后面痛哭的人，我更害怕看见那个黑色的木头匣子，那个叫棺材的东西，它的样子和颜色那么可怕，我从小就怕它。每一次经过唢呐声声，哀乐不断的地方，我都是头皮发麻，大着胆子从旁边经过。我们那里有一种习俗，送葬的时候，会在棺材上绑一只大公鸡。我从小就对那只身不由己的鸡充满了困惑：为什么要绑大公鸡？那只大公鸡会怎么样？会被抬到山上吗？会被人杀死吗？这个疑问，至今也没有答案。
以后再坐车回学校，我都会想到那个在11岁就离世的女孩。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汽车的轮子就贴着路的边缘移动，下面就是万丈深渊……我的手心里全是汗水。身体随着车轮的抖动，我感觉到死神随时都可能出现，可能拐一个弯后，我就会滚落下去，如那些不幸的人们，粉身碎骨，万劫不复。”
得意看了老杨一眼，停顿了一下，说：“我就那样，在那条路上，在十几个来来回回，提心吊胆中，由一个孩子，长成了大人。”
杨大远就坐在地上，听得意说话。
等得意停下来，他说：“我理解你说的那个‘提心吊胆’。我们那个县，跟你说的差不多，要去外面也要翻山越岭坐整整一天的车子。路很烂，夏天塌方滚大石头，冬天结冰，车轮子必须上铁链子。我每一次坐班车，也是心吊起，盯着那个帮班车司机抹方向盘，后来干脆眼睛一闭，爱咋个咋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县城里有那么多人，大多数不都还是在那条路上活下来了……”
“是啊，我们很幸运啊！今天还能在北京相会！”得意笑着点点头，她站起来，伸手去拉他。她看见庭庭和小芸过来了。
庭庭买来了票，他们拍拍身上的灰，站起身，向故宫走去。
进了故宫，呼啦围上来一群无证导游。得意想想，有个导游带着讲一讲也好，就找了个看上去不讨厌的小姑娘，一番讨价还价，以20元成交。
小姑娘带着他们，背着导游词，一路游过去。
故宫同样没有想象中的大，全都是人。
很多地面的石板都被游人踩出坑了。那些只能在门口看一看的宝殿更是没有意思。
从人群的肩膀看过去，皇帝坐过的椅子，落了好多灰。
导游说，整个故宫，开放给游人的，只有一部分。大多数珍贵文物都是锁起来的。他们所看到的故宫，只是给他们提供一个留影的场所。真是索然无味。
杨大远和庭庭似乎也没有多大兴趣，他们挤在人群中，对导游不停地说，“嗯！好，行，走吧！再往前走”。
到了出口，导游指着一个门槛说：“这个大门有个讲究，如果你从右边出去，用你的右脚先跨出去，你就会一生平安，大富大贵！”
得意觉得这个很扯淡！现在的导游，除了会背解说词，就会搞这些歪门邪道。
杨大远倒是不介意，乐呵呵地付给了导游20块钱，然后走到门槛的右边，郑重其事地迈出右脚，跨出去了。
得意注意到了他的皮鞋，鞋跟后面还有个没有撕去的白色不干胶，上面打着一个数字：150。
果然是新买的皮鞋，她想。
从故宫出来，得意接住了一个女人递过来的名片，上面写着“某正规旅行社的长城十三陵一日游”。
她打算给老杨他们报个团去长城。她就不陪他们去了。
从故宫出来，已经下午两点了，该吃饭了。
他们打车到后海的全聚德烤鸭店。
全聚德不好吃，就是图个名气。
在古香古色的大厅坐下来，服务员伫立旁边。得意翻着沉重到举不起来的菜谱，点了半套烤鸭，还有两道有辣味的菜，还要了一道凉菜，蓝莓山药。
庭庭听见服务员重复蓝莓山药，提醒得意说：“爸爸有糖尿病……”
“噢！对对对，对不起，”得意赶紧对服务员说，“这道菜不要了……”
杨大远摆摆手说：“点，点，点，你想吃就点。”
得意说：“不好意思，我是真忘了，主要是我们还不熟……下次就记住了。”
杨大远叹一口气说：“唉，我这个身体，已经不能想吃什么吃什么，糖尿病加‘三高’，一年不如一年了！现在，它已经不听自己的调配，就像汽车快没有油了，或者螺丝松了，警告不断，我看着自己这样，也没有办法……所以想赶在呜呼之前来看看你。小意，不信你问庭庭，我是年年都想来北京啊！”
庭庭在旁边作证说：“是啊！爸爸这几年就是爱念叨去北京！念得多了，我弟杨二娃就说，‘爸爸你不要担心，如果你有一天死了，北京还没有去成，我就抱着你的遗像到天安门广场去，喊一声——爸爸，你来了！嘛’。”
得意说：“哇！你和二娃之间很随和嘛，这种玩笑都开得。”
杨大远笑了：“就是！多年父子成兄弟嘛！我们什么玩笑都开得的！杨二娃以为我想来北京就是为了看天安门！”
庭庭说：“爸爸喊我跟他一起来北京，我刚开始都以为他是想来旅游。但是，在出发的前一天晚上，他推开我的房间门，说想跟我摆谈一下，我们父女俩谈了很久，我才知道我有一个姐姐……”
得意说：“一会儿买单的时候，不要跟我抢啊！我抢也抢不过你们，所以事先说好了，一会儿就别争了。”
老杨说：“不行，不能让你买。”
得意说：“你们是客人，就应该我买。来了北京，总不能不请你吃一顿饭吧？”
老杨说：“我咋是你的客人呢？我是你的亲人啊！”
菜上来了，得意拿起一张饼，教他们如何包烤鸭。她一边包，一边用淡淡的语气问：“老杨，你收到过我给你写的那封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