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最后的故事(1)

　　一生的三次激动

　　钱学森的一生之中，有过三次激动。

　　1991年10月16日，钱学森在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的仪式上，是这么说的：“我这一辈子已经有了三次非常激动的时刻。”

　　“第一次是在1955年，我被允许可以回国了。手里拿着一本在美国刚刚出版的我写的《工程控制论》，还有一本我讲的物理力学的讲义，我把这两本东西送到冯·卡门老师手里，他翻了翻很有感慨地跟我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这个时候他已经74岁了。我一听他这句话，激动极了，心想，我20年奋斗的目标，现在终于实现了，我钱学森在学术上超过了这么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气，我激动极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激动。”

　　“在建国十周年的时候，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这个时候，我心情是非常激动的，我钱学森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我简直激动得睡不着觉。这是我第二次的心情激动。”“第三次的心情激动，就在今年。今年我看了王任重同志写的《史来贺传》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共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个人作为解放四十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看见这句话，我心里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

　　在钱学森荣获“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之后，国防科工委系统掀起了学习钱学森的高潮。钱学森看报纸，那些天都在说他的好话，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他问秘书，有没有听到不同意见，秘书如实相告，有的年轻人说怎么党的知识分子的政策都落实到钱学森一个人身上了？当时，钱学森说：“这个情况很重要，说明这件事涉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如果它完全是我钱学森个人的问题，那我没什么可顾虑的，他们爱怎么宣传都行。问题是在今天，钱学森这个名字已经不完全属于我自已，所以我得十分谨慎。科技界有比我年长的，有和我同辈的，更多的则是比我年轻的，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的科技事业做出了贡献，不要因为宣传钱学森过了头，影响别人的积极性，那就不是我钱学森个人的问题了，那就涉及全面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所以要适可而止，我看现在应该画个句号了，到此为止吧。”他请秘书转告有关部门，把种种宣传都停下来。

　　戴汝为记得，当时他接到钱学森秘书的通知，把他在《神州学人》杂志上即将发表的关于钱学森的文章撤下来。戴汝为觉得，那篇文章已经排上《神州学人》版面，临时撤稿不大好。钱学森秘书给戴汝为写了一张条子，转告钱学森的意见，意思是类似回忆性文章都是在一个人死了以后才发表的。戴汝为一看钱学森这样说，再三向《神州学人》编辑部说明情况，撤回了那篇文章。

　　钱学森的一生之中，有三次激动，也有过三次喜悦。

　　头一回是在1955年10月8日，他经过五年的坚持与斗争，终于从美国回到祖国母亲温暖的怀抱，过度的喜悦使他热泪盈眶。

　　第二次是在1970年4月24日，在他的运筹帷幄之下，只用了五年时间，就成功地把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太空。中国从此敲开了太空的大门。

　　第三次是在2003年10月15日9时，长征二号F火箭运载的神舟五号飞船进入太空，中国第一位宇航员杨利伟圆了中国人的飞天梦。钱学森企盼了多少年，这一闪光的时刻，终于在他有生之年到来。

　　2003年10月16日，92岁的钱学森，用他那只颤抖的手工整地写道热烈祝贺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向新一代航天人致敬！”

　　当杨利伟随着载人航天工程的负责人一起去看望钱学森时，钱学森一眼就认出了杨利伟，亲切地对他说：“你们现在干成功的事情比我干的要复杂，所以说，你们已经超过我了！祝贺你们。”

　　杨利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说，“在我们心中，钱老早已是中国航天的科学泰斗和精神象征。”

　　剪报的故事

　　我有幸亲眼见到了钱学森保存的629袋剪报，总共24500多份，整整装满了五个大书柜。

　　剪报，是钱学森的资料库、信息库。他的剪报按照不同的内容，装进一个个牛皮纸袋，袋上写明剪报的主题。也有些主题的剪报很多，他就一、二、三……这样编列下去。

　　钱学森有好几位秘书。我原本以为，这些剪报大约是钱学森在报纸上画个圈，他的秘书帮助他剪下来。令我惊讶的是，钱永刚告诉我，这些剪报全是钱学森自己动手剪的！工工整整剪好之后，钱学森把剪报端端正正贴在白纸上，再注明报刊名、年月曰，便于日后引用时注明文章的出处。

　　30年前，我到过钱学森家。30年后，钱永刚说，钱学森至今仍住在那老房子里。钱学森就是在他家二十多平方米的客厅里，接待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这样的贵宾。

　　钱学森回国之后，只搬过一次家。

　　钱学森渐渐步入老年。在20世纪90年代，组织上曾经打算给他盖一座带院子的小楼，这样便于他在院子里晒晒太阳，散散步。可是，钱学森一再谢绝。他说：“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和我同船归国的那些人都好，这已经脱离群众了，我常常为此感到不安，我不能脱离一般科技人员太远。”

　　秘书告诉他，你说的是“老皇历”了，现在科学家的住房条件都大有改善，很多人的住房都比你宽敞。

　　钱学森却对秘书说：“我在这儿住了几十年，习惯了，感觉很好。你们别折腾我，把我折腾到新房子里，我于心不安，心情不好，能有利于身体健康吗？以后不要再提这个问题了。”

　　钱学森家中，最多的家具是书柜，将近五十个。钱学森书多，杂志多，剪报多。蒋英说：“我不羡慕人家装修这、装修那的。教授的家就应该是这样的，都是书。”

　　钱学森喜欢看报。他每天要看的报纸依次是《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参考消息》《经济参考报》。这“依次”是指他的阅读顺序。公务员知道他的阅读习惯，每天收到这八份报纸之后，必定按照这一顺序放好，送给钱学森。钱学森逐一看完，也必定按照“依次”的顺序放好。在阅读的过程中，他认为有保存、参考价值的文章，就剪下来保存。日积月累，钱学森的剪报竟然超过两万份，形成了一个有着钱学森特色的资料库。

　　在钱学森上了年纪之后，读报更是他每日常课。诚如钱学森在1994年7月4日致南开大学陈天仑教授的信中所说：“我因年老行动不便，已不再出席会议……我是在家看书读报刊，想问题，与同事用书信讨论问题，效率也很好。”

　　在钱学森致友人的信中，常可以看到“附上剪报复印件”这样的话。这表明，钱学森不仅以剪报作为自己“想问题”的资料，而且也用来供友人参考，一起“讨论问题”。

　　钱学森看报很仔细。有一回，他的秘书涂元季告诉他，这一期《参考消息》有一篇文章，介绍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的母校。钱学森马上回答说，不是一期，是连载了两期！钱学森对涂秘书说：“读了这篇文章，使我想起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我是上个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那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充分民主，活跃异常，大家相互启发，相互促进。”

　　钱学森的阅读面很广。他不光是看报，而且阅读方方面面的杂志，既有他的专业方面的杂志，如《力学学报》《力学与实践》《中国航天》《航天技术通讯》《西安航空学院学报》等，也有自然科学杂志《科学通报》《物理学报》《数学的实践与认识》《化学通讯》《ScientificAmerican(科学美国人)》，还有社会科学杂志《新建设》《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语文建设》《中国图书评论》等等。钱学森家中，藏有15000多册他阅读过的期刊。

　　在钱学森1992年3月23日致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戴汝为院士的信中，一开头就提到“近读《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2期(加7页)王钟俊的《论神话思维的特性》，又联系到去年《自然杂志》5期戴运生的《第二次成人过程原理》，我想到一个问题：人脑的思维能力是不断发展的……”寥寥数语，便透露出钱学森阅读面之广，也反映出他的关注面之广。

　　值得一提的是，从1958年党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创刊，直至后来改名为《求是》杂志，他每期必读。

　　钱学森的剪报习惯，其实早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养成。1950年8月下旬，美国海关无理扣压了钱学森的八大箱准备托运回国的行李。美国联邦调査局在细细审査这些行李时，发现内中有九大本、四百多页按照不同主题分类的剪报。

　　1955年6月15日，在美国处于软禁中的钱学森，寄出给陈叔通先生的信，为了说明美国政府扣留他的情况，特地在信中还附了一份I953年3月6日《纽约时报》报道的剪报，题为《驱逐对美国不利》。

　　陈叔通先生把钱学森信件连同剪报转给周恩来总理。钱学森信中所附的这份剪报，使周恩来总理看了之后，清楚地知道钱学森在美国艰难的处境，这对于争取钱学森回国起了重要作用。

　　钱学森也注意保存自己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剪报，便于自已査阅、检索。1994年7月5日，钱学森在致王寿云等人的信中，亲笔写了一份《钱学森论文艺与文艺理论着述目录（1980年至1994年），开列了自已的21篇文章目录，这目录极其“规范”，不仅按照文章发表时间顺序排列，而且都按照篇名、报刊名、年月日。倘若是报纸，还注明第几版；倘若是期刊，则写明第几期、第几页。这种精确，体现了钱学森治学的严谨。

　　年过90之后，钱学森虽然仍每日坚持看报，但是毕竟体力有限，已经无法一一亲自剪报。他只能请身边的公务员代劳。

　　不过，公务员要么贴歪了，要么日期、报刊名写不完整，钱学森不满意。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说我来！”钱永刚贴的剪报，跟钱学森一样规范，钱学森这才满意。

　　年近百岁时的钱学森看报，只能大致上看看大标题。他对哪篇文章有兴趣，就请公务员读给他听。他依然是那么关注国家的命运，科学的进展。

　　“铁杆”广播迷

　　我见到钱学森两件特殊的“作品”：一个是他自己设计的音箱，另一个是褐色的木柜，看上去像是五斗橱，钱永刚告诉我，那是钱学森自己设计的收音机。

　　钱学森不仅每日读报’而且每天收听广播’是一个“铁杆”广播迷。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档科学普及节目，叫做“科学知识”。从20世纪60年代起，“科学知识”就有了两个忠实的听众，一个是作家夏衍，一个是科学家钱学森。

　　夏衍当时是文化部电影局局长。在一次座谈会上，我听见夏衍在那里谈电脑、激光、人造地球卫星、人工合成蛋白质等等，头头是道。他笑道，他的这点“本钱”，是从广播里听来的。作为文学作家，他每天都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科学知识”节目，借以了解科学。

　　我在《解放军报》上看到过一篇报道，说钱学森也“每日必闻”——每天早上6点，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科学知识”节目。有一次，有人当面“考”他，今天早上的“科学知识”广播什么？钱学森脱口而出：“讲的是南京天文台的趣事。”钱学森曾回忆说：

　　早些时候电台每天早晨有个15分钟的《科学知识》节目，后来改叫《科技与社会》，我是天天听这个节目的。1984年在人民大会堂开茶话会，纪念这个节目开办35周年，我去参加了。当时我说要在15分钟以内使听众有所收获才算成功，不要让他听了半天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就没起到作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科学知识》节目创办35周年座谈会，是1984年8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钱学森出席会议，并作了发言。钱学森说：“我每天早起听的第一个节目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科学知识》(当时这个节目每天早上6：00~6：15在中央台第一套节目播出)。我非常感谢这个节目的编辑、记者和为节目撰稿的作者们，他们每天都在给我上课，给了我很大帮助。如果没有这些老师们，那我今天就不可能了解更多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

　　接着，钱学森笑着说：“那么，大家可能要考我了。我每天早晨6点钟起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收听《科学知识》节目，今天也不例外。今天早晨6点到6点15分的《科学知识》节目播出的内容是什么？今天的《科学知识》节目播的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紫金山天文台名誉台长张钰哲研究员撰写的稿子，他从紫金山天文台的历史讲起，一直讲到我们国家天文科学的发展情况。对不对呀？”钱学森的话音刚落，全场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钱学森身为科学家，为什么还要收听“科学知识”节目呢？因为专家只是在他的专业范围内是“行家里手”，专业以外的知识，需要从科普作品中汲取。钱学森学识高深，他仍天天听“科学知识”节目，说明他深知专家也需要科普的道理。

　　钱学森向来主张科学家不能太“专”。他从美国回国之后，当时就感到：清华、交大不像原来了，专业分得很细，培养出来的都是“专家”。要知道在美国“专家”是个贬义词，如果他们说到谁是“专家”，意思就是说他就懂那么一点点，而且有点死心眼。

　　1985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时提出调整节目格局的设想。当时担任中国科协主席的钱学森，看过中央台的书面报告后，马上批转给几位副主席，指出中国科协似应对中央台的《科学知识》节目有所帮助。请找钱三强副主席商量一个具体办法。”在钱学森的支持下，在中国科协的帮助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科学知识》节目组建了由200多位专家参加的科技和医学宣传两个咨询团，着名科学家吴阶平、朱光亚、周光召和陈敏章等出任名誉顾问或首席顾问，保证了节目的权威性和科学性。

　　钱学森另一个“雷打不动”的生活习惯是每天晚上6时半，他必定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为此，钱家通常在晚上6时吃晚饭，半小时内吃完晚饭，然后开始收听节目。他非常关心国内外的政治动态，以为新闻联播是信息准确而又及时的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