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最后的故事(2)

　　直到九十多岁了，钱学森还一直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不过，他的听觉渐渐减弱，特别是女声，他往往听不清楚。钱永刚告诉我一个细心而又有趣的观察结果：新闻联播节目是男女播音员交错播送新闻。男声在播的时候，钱学森睁大眼睛在听。到了女声播出的时候，钱学森的眼睛闭上了。接着，男声播出，他的眼睛马上又睁开了！

　　令我惊奇的是，钱永刚说，钱学森几十年来不看电视。对此，钱永刚解释说，这是钱学森早年在美国任教的时候养成的习惯。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们为了专心工作，绝大多数人不看电视。

　　但是，2009年钱学森开始看电视了，那是由于他的听觉衰退，听不清楚广播，改为看每晚7时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虽说依然听不清播音员的声音，但是他可以从电视画面大致了解国内外动向。

　　看完电视节目，他开始练气功，然后睡觉。

　　科普高手

　　日日听，月月听，年年听，从钱学森多年坚持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科学知识》节目这件事，可以看出他对科普工作的高度重视。

　　“如果你有机会去钱老的家，你会发现他家里面的科普书是最多的。别人总以为这样的科学大家很少会看科普书，但是钱老却看得津津有味。”戴汝为院士曾经这么说。

　　钱永刚回忆说，他在上中学的时候，他的爷爷托人从上海买到一套第一版的《十万个为什么》。钱学森看了之后，以为值得让钱永刚看。正值暑假，钱学森规定钱永刚每天必须看40页，并对他说，“看不懂就问我”。就这样，钱永刚读完了第一版的《十万个为什么》。

　　“文革”后，钱永刚又买了一套1980年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第四版，全书印刷考究多了，还是精装的。钱学森看到后向永刚“借”了两本拿去看。过了两三天，把书还给永刚，讲了句至今让永刚不能忘记的对该书的评价：“我看不如第一版的好。介绍的范围比老版宽多了，但是读了之后，对科学知识的整体认识反而模糊了。”这一段话是钱永刚教授在2010年10月审阅本书清样时亲笔加上去的。

　　钱学森非常重视科学普及工作。钱学森多次论述科普的重要性：科学普及工作很重要。它关系到科技后备军的成长和广大工农兵科技水平的提高。

　　我们的目的是共产主义的自由王国，如果没有很高的认识客观世界的水平，就不可能进入共产主义自由王国，而且不是哪几个人，而是全体人民都要有一个很高的认识世界的水平，所以要对全民进行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教育，这就是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内容。

　　今天人类发展、进步到这么一个时期，掌握知识、智力，或者说掌握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本事才是最根本的……我们要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科普就不能只限于自然科学技术的普及。人不了解社会是不行的，我们现在有很多问题，固然有自然科学技术问题，但是很多是由于不了解社会，不知道社会发展规律。

　　钱学森强调，做好科普，是每一个科学家的责任。他甚至提倡，在完成一篇科学论文的同时，完成一篇科普文章。

　　钱学森说：“做好科普工作并不那么简单，科技人员要把一个专业化的问题向外行人讲清楚并不容易。”“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应该有这样的本事，能用普通的语言向人民（包括领导）讲解你的专业知识。”

　　钱学森曾经讲过一段往事：“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研究超声速问题的时候，有一次，系里来了一位官员，是美国国会议员，管这方面事的，他问超声速是怎么回事啊。我的老师冯·卡门是很会做科普宣传的，他先不说什么，把国会议员带到他的澡盆边，放上水，用手在水面上划。划得很慢很慢，水波就散开了。于是冯·卡门告诉他，这是因为手划得比水波慢，像亚声速；他又划得很快，水波就成尖形两边散开，就像超声速。这位国会议员说他懂了，其实也没完全懂，只是这个意思他大致上明白了。这就是一个怎么让不懂的人懂的形象的例子。”

　　听过钱学森讲座的江苏省军区原司令员林有声将军回忆说，钱学森讲课非常生动，而且浅显易懂。林有声将军说：

　　有一次介绍什么是导弹、导弹怎么上天时，钱学森很骄傲地对大家说，最早发明导弹的国家，其实就是中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最先发明了火药，而把导弹送上天的技术其实就起源于中国的鞭炮。鞭炮里有一种叫“二踢脚”，“二踢脚”一点燃后就会从地上飞到天上，然后爆炸发出声音。而导弹的工作原理其实跟“二踢脚”一样啊，就是点火之后利用火药的推力发射到天上。所以说导弹是中国第一个发明的，一点儿也不为过。

　　钱学森把导弹比喻为“二踢脚”又形象又易懂。

　　钱学森说：“科普的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在我国主要有三个层次。一是为农村及小集镇的‘大农业’服务的科普和为城市‘大工业’服务的科普。这种大面积的科普，可以大大提高劳动者的科学素养和生产技术水平，使产值翻番。二是为广大干部科学素养服务的科普。‘科盲’是当不好干部的。三是为科技专家们了解非各自领域的新发展，以开阔思路服务的科普。我过去把它叫做‘高级科普’。现在看来，应改称‘宏观学术交流钱学森对三种不同层次的科普，都很重视。

　　钱学森回国之初，在北京积水潭总政文工团的排演厅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们讲述什么是导弹，他作了一场又一场的报告，这报告就是关于导弹技术的科普报告。钱学森也像自已的老师冯·卡门那样，讲得又通俗又生动。可以说，关于导弹技术的科普报告，是钱学森所讲的第二类科普，即“为广大干部科学素养服务的科普”此后，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钱学森又写了许多科普文章，向广大普通读者讲述人造地球卫星是怎么回事。这些文章，可以说是钱学森所讲的第一类科普，即“大面积的科普”。

　　钱学森也进行第三种科普，即“高级科普”、“宏观学术交流”。

　　据钱学森的学生樊蔚勋回忆，1956年5月起，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为向全所高、中、初级研究人员普及工程技术知识，特设立“高级科普”讲座，请外面人来讲，每周一个下午，每次都是由钱所长个人出资为会议准备了奶油夹层饼干等茶点。

　　樊蔚勋说：钱所长1935年出国留学以前，曾经在南昌飞机修理厂实习过。我在报考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生时，递交了《略论飞机静力试验》一文，总结了自己在南昌飞机工厂（原南昌飞机修理厂的厂房基础上扩建的）前后2次参加、2次主持完成共4次飞机静力试验的技术经验。钱所长知道了很高兴，要我在“高级科普”讲座上讲一次。我在“开场白”里说：“各位先生（对高级研究人员的敬称）都是力学工作者，我现在介绍一下工厂里的力学工作者是怎样进行工作的。”坐在黑板一侧主持会议的钱学森所长站起来纠正说：“樊蔚勋的话不对，是强度工程师，不是力学工作者。”

　　钱所长重视科学普及，他要求我们学会把表面上很像高深的科学用形象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清晰。这既要求我们对需要解答的问题作深切的思虑（不然是难于用几句话说清晰的），又要求我们提高抒发能力。

　　可以看出，钱学森跟冯·卡门一样，也是一位科普高手。钱学森用一句话来概括科普的重要性：“道理很简单：科学技术很重要，要大家都懂，都重视，就需要科普。

　　写信的故事

　　钱永刚送我一套《钱学森书信》，总共10卷，16开本。钱学森秘书顾吉环告诉我，他曾经遵钱学森的嘱咐，给美国友人寄过一套，总重量为35公斤！

　　这套《钱学森书信》之所以又大又厚，不仅仅因为钱学森的书信多，而且是手稿的影印本。

　　钱学森的书信，总共达7000多封。《钱学森书信》所收录的，还只是其中的3331封、写给1066人或单位的书信。选编书信的写作时间是1955年6月15日至2000年11月26日。

　　我逐卷阅读《钱学森书信》，由于是手稿影印，可以看出，钱学森的这些书信全部是亲笔，不是秘书代劳。他的字，端端正正，没有一封龙飞凤舞。尤其是从1964年开始，钱学森的书信如同刻蜡纸一样工整。

　　钱学森书信卷面非常干净，没有“大花脸”——大量的圈圈改改，偶尔有一两处涂抹，可见他写作时思路非常清晰。

　　信的开头，总是写上收信的单位名称或者地址，然后才写收信人名字。信末，除了早期的少数信件把“1959”写作“59”或者没有写年份之外，绝大多数信末都清清楚楚写明年月日。有的人写信，往往只写月日，不写年份，这样过了几年往往弄不清楚是哪一年写的。

　　钱学森的字迹如同刻蜡版一样，一笔一画从不潦草。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他的右手颤抖，字迹才有点歪扭，但是依然清晰可辨。像他这样的年龄，早年写惯繁体汉字，在写信时，间或会出现一些繁体汉字是习惯使然，但是我注意到他的书信，除了“协”字写成繁体的“协”之外，几乎是清一色的简体字。这表明钱学森在回国之后，非常认真学习简体字。

　　不过，在钱学森的书信手迹中，还可以看到一些不规范的简体字，如“意”字写成“乙”下面一个“心”字，“展”写成“尸”下一横，“部”字写成“P”等。这些字，大都是1977年I2月20日《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中的简化字。《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在公布之后，由于受到普遍的反对，只试用了半年多，到了1978年7月《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都停止试用这批简化字。可是，当时已经认真学习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中简化字的钱学森，有的字写惯了，没有改过来，所以仍然沿用那些被停止使用的简化字。

　　在书信中，钱学森的习惯用语“您们”，现在很少有人用了，甚至有人认为不合乎汉语规范，但是老舍、王蒙、从维熙的作品中都用过“您们”，表明“您们”还是可用的。

　　钱学森致陈叔通的这封信是历史性文献，理所当然成为《钱学森书信》的开卷之篇。

　　《钱学森书信》其实是钱学森对方方面面的问题发表见解的真实记录。他的涉猎面之广，学识之博，是令人佩服的。

　　钱学森的书信，是用钢笔书写的。除了早年少数几封信用印着“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公笺之外，绝大多数是用白纸写的。收入《钱学森书信》的信中，除了最初的两封信是竖书之外，其余都是横写。虽然白纸上没有横线，钱学森的一行行字都保持水平，而且行距相等。

　　《钱学森书信》能够得以出版，钱学森秘书涂元季功不可没。他在1983年起担任钱学森秘书，就把所有钱学森寄出去的信件复印留底，所以才有那么多钱学森书信手迹。钱永刚说，“几十年下来，一个保险柜被塞得满满的。”

　　我问钱永刚，1983年前的钱学森书信没有留底，怎么办呢？他说，靠征集。虽然征集了不少，但是失散的还是很多。

　　我又问，钱学森的书信有没有用电脑写的呢？钱学森发不发E-mail？

　　钱永刚的答复使我惊讶：钱学森从来不摸电脑！尽管钱永刚是从事计算机应用软件系统研制的高级工程师，他1988年毕业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系，获硕士学位。但是钱学森从不使用电脑，当然也就谈不上用电脑写信和收发E-mail了。

　　我还问，钱学森记不记日记？

　　钱永刚说，不记。不过，钱学森有着非常详尽的工作笔记，每天都记，相当于日记，一本又一本。只是他回国之后的六十多本工作笔记，因为涉及国防机密，所以至今仍保存在他办公室的保险柜里。这些工作笔记什么时候能够公开，恐怕还要等很久。

　　涂元季说：“《钱学森书信》这套书出版前，我曾开玩笑说，如果换个名字，比如说叫《钱学森内心世界大揭秘》，摆在书摊上一定能吸引更多的人。其实，通过这些书信，我们能走进他的内心世界，我建议年轻人看一看，是会受到启迪的。”

　　小青年PK钱学森

　　小青年PK科学大师钱学森，这个故事有趣而令人感动。

　　在阅读《钱学森书信》第一卷时，我见到钱学森在1963月29日写给郝天护的一封信，反映了钱学森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

　　那是在1964年1月19日，一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学院的青年，名叫郝天护，给钱学森去信，指出钱学森新近发表的一篇关于土动力学的论文中，一个方程的推导有误。

　　钱学森亲笔给郝天护复信，信中说：我很感谢您指出我的错误！也可见您是很能钻研的一位青年，这使我很高兴。

　　科学文章中的错误必须及时阐明，以免后来的工作者误用不正确的东西而耽误事。所以我认为，您应该把您的意见写成一篇几百字的短文，投力学学报（编辑部设科学院力学所）刊登，帮助大家。您认为怎样？

　　让我再一次向您道谢。

　　我注意到，钱学森写给郝天护的信中，称呼对方为您，而且在您字之前空了一格，表示对小青年的充分尊重。

　　在钱学森来信的鼓励之下，郝天护把自己的见解写成700字的一篇文章，题为《关于土动力学基本方程的一个问题》，经钱学森推荐，发表在1966年3月第9卷1期《力学学报》上。

　　钱学森的信，给了郝天护极大的鼓舞，后来他回忆说：“他的炽热回信对我的一生起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使我在艰难条件下也坚韧地崇尚科学矢志不移。”

　　郝天护于195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56年曾听过钱学森的报告。后来，由于被指斥为走“白专道路”而遭到“批判”，20世纪60年代初被“下放”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学院。即使在那样偏远的地方，他仍关注学术动态。他发现了鼎鼎大名的钱学森论文中的错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给钱学森写了那封信。

　　没有想到，钱学森向他承认了错误，并推荐他的文章在《力学学报》上发表。

　　1978年，郝天护考取清华大学研究生，回到了母校清华在读研究生期间，他的各门成绩全是优秀。

　　如今，郝天护是固体力学专家，教授。在1987、1989、10年这三年时间里，他发表的论文数分别位居全国第十、第七和第二位。他还曾连续九年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主要负责人，1995年被选为美国纽约科学院院士。

　　跟茅以升“商榷”

　　钱学森不仅与小青年有过PK，而且跟着名科学家也有过“商榷”在《钱学森书信》第3卷，我见到一个熟悉的名字——严昭，我喊她“严大姐”。在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家中，我曾经两度采访了严昭。严昭是陆定一夫人严慰冰的胞妹，周恩来总理的外事秘书。严昭的父亲严朴，是1925年入党的中共老党员。严昭后来调到科学普及出版社担任编辑。

　　钱学森写信给严昭，是因为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了《茅以升文集》。钱学森对于《茅以升文集》的编辑工作提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