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最后的故事(3)

　　茅以升，着名的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工程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茅以升年长钱学森15岁。所以当钱学森尚在交通大学求学的时候，茅以升就在钱学森的老家杭州主持设计并组织修建了钱塘江公路铁路两用大桥，成为中国铁路桥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成为杭州的标志性建筑。

　　钱学森向来敬重茅以升，与茅以升有着很好的友谊。不过他们之间，也曾经有过PK。

　　那是1961年6月10日，钱学森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科学技术工作的基本训练》。钱学森依照自已走过的学习之路以为，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的性质是不同的，不能把基础课程混在专业课程之中。钱学森强调基础课程的重要性。基础课程主要是理论。钱学森说，“理论工作中主要是靠做习题来练，不做习题是练不出本领来的。”钱学森指出，工科的学生应当先要打好理论基础，再来学习工程技术。

　　茅以升看了钱学森的文章，以为无法苟同。茅以升有着与钱学森不同的治学经历。茅以升作为工程技术专家，以为先掌握了某种技术，再来学习理论，也不见得错。于是，茅以升在1961年6月14日针对钱学森的文章，写了《先掌握技术后学基础理论是错误的吗？——对（科学技术工作的基本训练）一文的商榷》。茅以升的文章点了钱学森的名，表示不同的意见。

　　钱学森与茅以升的争论，原本是很正常的学术之争。钱学森与茅以升之间，并没有因为这一争议而影响彼此的友谊。

　　1989年11月12日茅以升逝世之后，钱学森还特地撰文纪念茅以升，称颂茅以升是“我的好老师”：

　　“钱塘江大桥的建成通车证明：在工程技术领域，外国人不能独霸天下了，他们能干的，中国人也能干，茅以升先生是我的好老师，他为中国人争了气……我感谢茅以升先生给我的爱国主义教育。”

　　然而科学普及出版社在出版《茅以升文集》时，虽然收录了茅以升的《先掌握技术后学基础理论是错误的吗？——对（科学技术工作的基本训练）一文的商榷》，但是删去了文章中提及的钱学森的名字。

　　于是钱学森致函严昭，提出意见。钱学森的信全文如下：

　　严昭同志：

　　昨天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和铁道部科学研究院举办的茅以升同志从事科研、教学、科普工作六十五周年暨九十寿辰的庆祝会上，得到《茅以升文集》一册。回来非常高兴地翻到98页有一篇《先掌握技术后学基础理论是错误的吗？——对（科学技术工作的基本训练）一文的商榷》，因为我写过一篇《科学技术工作的基本训练》，再看下去，确实知道茅老当时（1961年6月14日）说的就是我写的那篇东西。事过快二十五年了，回忆往事，是很有兴趣的。

　　但编辑工作中有个错误，我那篇东西登在《光明日报》是1961年6月10日，不是6月14日。茅老写评论文章的日子才是6月14日，在我写的东西发表四天之后，这也是合情合理的。所以在《茅以升文集》第二次印刷时，希望能纠正这个差错。我也想，最好能指明茅老评议的东西是我写的，我应负文责。所以这一节文字在一开始就改成“《光明曰报》在1961年6月10日登载了钱学森的《科学技术工作的基本训练》一文……”我想这种文风也是合乎茅老提倡的科技工作者道德规范的。

　　可否请酌。

　　此致

　　敬礼！

　　钱学森1986年1月8日

　　从《钱学森书信》中的这两封信可以看出，钱学森不论是对于来自晚辈郝天护的批评，还是来自老一辈茅以升的批评，都虚怀若谷。

　　学问的来历

　　钱学森深厚的科学功底，令“两弹一星”系统的科技人员打心底里佩服。几度在发射现场发生重大疑难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是钱学森作为主帅力排众议，作出果断而准确的决定。事实三番五次证明，钱学森的结论是正确的，是他带领科技人员走出困境，闯过难关。很多人除了敬佩钱学森的天才之外，不明白钱学森为什么在科学上能够有一双洞察迷雾的火眼金睛？

　　1993年夏天发生了一件事，使许多人明白了钱学森学问的来历。

　　那时候，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忽然接到一个来自美国洛杉肌的电话。电话的那一头，响起了男声，说自已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弗兰克.E.马勃（FrankE.Marble)，是钱学森的老朋友。他说，自已很快就要退休了。他收集、保管了钱学森先生大量的手稿，这些手稿非常珍贵。我知道钱学森先生曾经是你们的所长，你们要不要这一大批手稿？

　　真是出人意料，1955年钱学森被美国“驱逐出境”的时候，美国移民局不许他带走手稿。这样，大量的手稿就留在了加州理工学院。没有想到，将近四十个年头，居然这批手稿尚在！

　　喜出望外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除了对马勃教授连声道谢之外，马上打电话给正在美国探亲的郑哲敏院士，希望他跟马勃教授联系，能否带回这一批珍贵的手稿。郑哲敏院士是钱学森的学生，闻讯当即从美国东部飞往西部的洛杉矶。他在马勃教授那里，看到了共达15000余页、重达80磅的钱学森手稿，又惊喜又震撼！

　　马勃教授是在1946年与钱学森相识，共事于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他是富有正义感的美国人。当钱学森被美国移民局关进拘留所的时候，他开车前去探望钱学森，并为钱学森找律师申诉。

　　1955年当钱学森离开美国之后，他看到钱学森的手稿，散落在钱学森原先的实验室、办公室里，就帮钱学森收集起来。钱学森有个很好的习惯，他总是把手稿、资料保存在一个个牛皮纸的口袋里，在袋上写明文件的总标题。马勃教授把这些牛皮纸口袋保存起来，经过将近40年，仍完好无损。

　　郑哲敏院士代表钱学森向马勃教授深表感谢。他把一部分手稿先带回中国。接着，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邀请马勃教授夫妇访华。1996年1月，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成立40周年的时候，第二批手稿由马勃先生亲自带到中国。至此，钱学森的全部手稿完璧归赵。

　　钱学森的这些珍贵手稿，被保存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全部文稿用英文端端正正书写，字迹娟秀，简直是一页页艺术品。手稿分门别类装在一个个牛皮纸大信封里，有条有理。这些手稿，涉及应用力学、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工程科学、物理力学等方方面面。如此众多的手稿，无1996年12月11日钱学森好友、美国两院院士马勃偕夫人看望钱学森夫妇，并送来保存多年的钱学森手稿声地说明了钱学森那广博深邃的学问是怎么得来的。

　　山西教育出版社从中选编了一部分，出版了《钱学森手稿》，让更多的读者领略钱学森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

　　戴汝为院士说，钱学森手稿里头的英文都是手写的，写得非常之清秀流畅，一个个的数学公式非常严整，一幅幅图表非常规范整洁，即使小小的等号也标准得像使用直尺画的一样。例如，他在研究解决薄壳变形的难题时，手稿长达800多页。在手稿达到500多页的时候，他在后面写上“不满意”，继续攻关，当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之后，他在装手稿的信封上用红笔写上了“fmal”，意思是这件事情做完了，但即刻认识到，在科学认识上没有什么是最终的，于是他又紧接写上了“Nothingisfinal”，可见他热中有冷的科学态度。力学所的一些同志把它送给科学院的老领导张劲夫同志看，他看了之后很感动。

　　张劲夫同志读了《钱学森手稿》之后，撰写了《让科学精神永放光芒读（钱学森手稿）有感》的文章，他指出：

　　这是一份难得的世界科学精神的宝贵财富。我虽不懂得英文，也不懂得力学专业知识，但看到学森同志当年做学问时写得清秀流畅的一串串英文，工整严密的数学公式推导，大量复杂的数值计算，严格规范的作图制表，再加上编者通俗易懂的中文说明，使我看到了在《手稿》中所体现的闪闪发光的科学精神和科学作风。

　　曾经在钱学森手下工作多年、后来担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伍绍祖回忆说，他最初当参谋的时候，受到钱学森的一次表扬。那是因为钱学森看到他总是随身带着工作笔记本，随时进行记录。钱学森的表扬，使伍绍祖从此一直保持这一良好的工作习惯。

　　丰硕的人生秋天

　　2008年新年钟声撞响之后，钱学森步入97岁高龄。虽然由于年老而终日在家，但是大洋彼岸仍不时“惦记”着他。

　　2008年1月6日，美国《航空周刊》亚太区主管布拉德利·佩雷特（BradleyPerrett)在该刊发表《钱学森为中国太空事业奠基》一文。他从2007年1月轰动世界的“反卫星（Asat)”事件说起，“中国用一个地面发射导弹销毁了它自己的一个航天器，粉碎了一个老化的气象卫星”这件事表明中国能够“以高级传感器以及追踪和精确弹道控制技术为基础的能力——之前只有美国和俄罗斯拥有”。他又说及2007年10月“中国展开了它的第一次行星任务：将一个科学探测器送上月球”。

　　布拉德利·佩雷特以为，“为这些成就奠定基础的人是一位出色的科学家”那就是钱学森。

　　布拉德利·佩雷特在文章中详细介绍了“1911年在大清帝国的最后几个星期里出生”的钱学森，如何在美国得到精心的培养，成为第一流的火箭、导弹专家，而由于美国的“愚蠢”，竟然把钱学森“驱逐”到中国去。

　　布拉德利.佩雷特说：钱学森成为我们的年度人物并不是由于其亲自领导取得了这些成就。巳经96岁高龄并且身体状况并不太好，他巳经很多年不在中国空间项目中活动。然而，正是他，作为新中国科学和工业的奠基人之一，扮演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从1956年开始，他几乎是从无到有地创造了这一切。在那个年代，他的中国同行对火箭的喷气推进知之承甚少。他在文章中这样“惦记”着这个“非常老的人”危言耸听般说道：如果中国现在是美国的战略性对手，那么钱的成果就史无前例的重要了——特别是中国经济正无情地向前发展，并且注意力集中在世界舞台。所以这个非常老的人一直与这一切有关。

　　半个月后，2008年1月20日，美国《华盛顿时报》也“惦记”起钱学森，发表威廉·霍金斯的文章，标题为《中国的年度人物》：

　　当《时代》周刊将普京评为2007年度人物的时候，世界的目光都被吸引了。

　　但是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注意的是，美国《航空周刊与空间技术》周刊将钱学森评为年度人物。钱学森被视为中国航天工业之父。正像《航空周刊与空间技术》评价的，“2007年，在航空航天领域，没有什么比中国跃升到太空力量的第一集团更能改变现状的事了。”

　　2003年，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完成载人航天飞行的国家。2007年，北京进行了反卫星试验，并在10月发射了探月卫星。

　　如果说普京的政策唤起了大家对过去的回忆，那么钱学森的成就应该被视为对我们面临的新危险的警告。

　　“二战”时期，钱学森是在美国学习的航空工程学并协助加州理工学院成立了超音速实验室。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后，钱学森对祖国的忠诚使得他成为（美国的）安全威胁。虽然他的离去是有争议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掌握着很多重要信息。

　　尽管如此，更直接促成北京现在的战略进步的，是近些年的技术转移。其中，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是一个重要部分。同时，着急赚钱的美国公司通过商业途径也向中国转移了技术。这些技术对中国的崛起，起到了助推作用。

　　同样是在2008年，钱学森被中央电视台评为2007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从这两个“年度人物”可以看出，愈是晚年，钱学森的声望愈高。可以说，在钱学森晚年，荣誉纷至沓来：1989年，78岁的钱学森荣获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和国际理工研究所授予的“小罗克韦尔奖章”“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和“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称号。“小罗克韦尔奖章”是国际理工研究所于1982年设立的最高奖赏，每年授予至多3位在国际理工界有很高声望的科学家。当时，接受“世界级科技与工程名人”称号的科学家16人中，钱学森教授是唯一的中国学者。

　　国防科工委和中国科协为祝贺钱学森获得“小罗克韦尔奖章”，举行了座谈会。钱学森在会上说，“今天给我的奖，说是第一名中国人得此奖，我说，要紧的是‘中国人’三个字，这个‘中国人’，应该包括中国成千上万为此作出贡献的人。”

　　1991年10月16日，80岁的钱学森荣获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中央军委授予的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可以说，这是钱学森所有获得奖励中的最局荣誉。

　　钱学森在获奖时深有感慨地说，自己能够为国家做一点事，是与党的领导和在座同志们的支持、帮助分不开的。没有党和集体，他将一事无成。

　　接着，在1995年，香港的何梁何利基金颁发首届“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时，把84岁的钱学森列为首选人物。

　　1996年4月，在交通大学百年校庆之际，由江泽民总书记题写馆名的钱学森图书馆，矗立在西安交通大学的四大发明广场。这是第一座以中国大陆境内健在的科学家命名的图书馆。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彰“两弹一星”元勋，88岁的钱学森理所当然名列其中。

　　2001年，经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审议批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763号小行星，被正式命名为“钱学森星”。

　　2001年11月7日，霍英东奖金委员会把第二届“霍英东杰出奖”授予90岁的钱学森。由于钱学森卧床多年，行动不便，夫人蒋英代他去领取霍英东基金会科学奖金。临走时，蒋英对他说：“我代表你去领奖金了。”钱学森笑着：“那好，你要钱，我要奖（蒋）！”“钱”和“蒋”，正是钱学森和蒋英两人姓的谐音。钱学森把所领取霍英东基金会科学奖金全部捐献出去了。

　　2007年12月9日，96岁的钱学森除了成为中国与美国两项“年度人物”，还曾于1979年5月9日获得母校加州理工学院的“杰出校友奖”。

　　2009年3月28日，“世界因你而美丽——200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在北京大学举行，98岁高龄的钱学森获最高大奖——“终身成就最高荣誉大奖”。

　　2009年9月25日，新中国60周年大庆前夕，钱学森入选“中国因你而骄傲，世界为你而感动”为主题的“建国60周年感动中国60人”。

　　有人称，这是一种名人的“马太效应”。“马太效应”是美国科学史研究者罗伯特·莫顿在1968年首先提出的，指的是“好的愈好，坏的愈坏；多的愈多，少的愈少的一种社会现象”。马太，取义于《圣经·马太福音》。

　　其实，种种奖励和荣誉，对于钱学森来说，是实至名归，是对他为中国、为人民作出的巨大贡献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