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逃出魔爪

　　1936年4月，国民党省政府与武汉警备司令部奉行政院命令，会衔公告，说“武汉学联”受“共产党操纵”，“反对党国”，宣布解散“武汉学联”，并逮捕了一些进步学生。何功伟毫不畏惧，与一些学校的进步学生组织了秘密的“武汉学生救国团”（又称武汉秘密学联)继续坚持斗争。在“五卅”纪念日，何功伟成功地组织了一次在全市散发和张贴纪念标语传单的活动。

　　随后，两广军阀以抗日为名，联合反对蒋介石，组成“抗日救国西南联军”。蒋介石与桂系军队发生冲突，内战重开。何功伟召开省高学生大会，发表了反对内战的演说，宣传“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主张。发起并成立了“省高反内战救国会”，起草并领衔署名印发《到两广去》的传单，还筹划串联各校和各界，发动罢课、罢工、罢市。当然这一切都只能在暗中进行。

　　父亲何楚瑛知道了何功伟在武汉组织学生游行的事，心急如焚。他从咸宁赶到武汉找到何功伟，劈头盖脸斥责他： “你不好好读书，还领头闹学潮，你真英雄啊！抗战不抗战，关你们这些伢崽屁事？抗战有蒋委员长。你还要拋头露面逞英雄，不要命了？”

　　何功伟诚恳地对父亲说：“正因为蒋委员长不抗日，我们才起来抗日的，我们并不是不愿意读书，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得我们每一个热血青年再也不能只顾埋头读书了。”

　　何楚瑛不听，说：“你别给我讲这些大道理了。你看你成天东躲西藏，人不人，鬼不鬼的，叫我咋放心。你至少要学会明哲保身，保命的心肝要有吧？今后我还得靠你继承家业呢！”

　　何功伟坚定地说：“家国不能并顾，忠孝不能两全。您说的儿做不到。”

　　何楚瑛无可奈何地走了，回去对亲友们叹息说：“此儿太痴，似欲将中华民国荷于其一人肩上者。”

　　由于何功伟积极领导学生救国运动，被国民党反动政府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当局发出通缉令，要将何功伟等几个骨干逮捕。与此同时，何功伟被省高开除了。

　　何功伟遭到通缉后形势十分险恶。国民党的便衣特务在省高门口守株待兔，要将何功伟捉拿归案。何功伟想，从大局出发，着眼长远，还是走为上策。他决意到上海去。可上海他人生地不熟，找谁呢？一天，老乡钱远铎到省高找到何功伟劝他出去躲一躲。钱远铎的父亲是钱亦石。何功伟把自己去上海的想法说出来了。钱远铎听后立即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交给何功伟，让他去上海找他父亲钱亦石。何功伟喜出望外。

　　可怎么走呢？学校门口都有便衣。最后在同学们的帮助下，釆用金蝉脱壳之计才逃出省高。

　　这天晚上，天空乌云密布，街上灰蒙蒙的。路灯下几个便衣特务缩头缩脑地在那里“忠于职守”。这时，只见一个人从学校里面走出来，头上戴一顶破帽子，身上穿一套旧衣服，上面还罩了一件沾满油污的白腰围，脸上黑不溜秋的，显然是一个炊事员。这人左手提着一个篮子，右手拿了一个酒瓶。快到门口时，嘴里骂骂咧咧嚷开了： “他妈的，当官的真狠心，一日三餐，吃饱了，喝足了，玩够了，连三更半夜还要老子到街上去打酒买菜。”

　　显然这个人是骂给便衣特务们听的。这骂声很有效果，几个便衣特务直朝他瞄，但没有对他进行盘查，让他走出了校门。这个炊事员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经过化装了的何功伟。后来，便衣特务发觉上当受骗了，可何功伟已逃得无影无踪了。

　　何功伟逃出省高，径直去了汉口打扣巷附近堂弟何功楷家开的“聚丰海味号”商店。他把情况和何功楷、何平等亲友相告，大家都为他着急。大家经过精心策划，把他藏进一个地下室里（商店存放保险柜的地方）。不知特务们的嗅觉怎么那么灵通，何功伟来的第二天，便衣特务就出现了，在“聚丰海味号” 门口暗中监视。亲友们都为何功伟的安全捏一把汗。

　　“聚丰海味号”隔壁是“义昌油行”，油行老板和何功楷父亲何庆镛关系很好，于是由何功楷的祖父何雨宜出面，找到油行老板，说明来意。油行老板甚是同情，同意让何功伟经他家后院出逃。何雨宜又找到在日本租界的日商洋行经理袁烈清（咸宁马桥人），想让何功伟在日租界内躲一下。袁烈清也同意了。通过这样疏通后，何功伟便从油行的墙头翻出去，跑到日本租界，到袁烈清家躲起来了，算是甩掉了便衣特务的跟踪。几个家乡人听说何功伟要去上海干革命，都说那是又苦又危险的事，劝他不要去。何功伟说要救国就不能顾个人安危了，坚持要去。

　　在几个家乡人的掩护下，何功伟在日本租界躲了个把星期。后向仁生、姚树森、潘继汉等几位同学把他接出日本租界，住进芦沟桥路旧日本租界内的何功伟堂伯何文炳家中。何楚瑛最疼爱何功伟这个儿子，听说儿子处境非常危险，特地从咸宁赶到武汉看儿子。他支持儿子去上海避避风，还给了儿子200块银元。

　　选定了日期和船班，就准备第二天出发。何功伟为保险起见，给同学陈光明写了一张纸条，让他给弄一辆自行车，次日早晨4点钟到他住的地方，以响铃为号。第二天早晨，陈光明和三弟分别骑着自行车按时来到预定地点，按响了车铃。何功伟出来了，他已化了装，头发剪光了，鼻梁上架了副有色眼镜，身着旧布短褂短裤，手拎小包从内面快步走出来，一声不吭地从陈光明三弟手中接过自行车，骑着就往江边奔去。陈光明骑着自行车尾随其后。到了江边轮船码头，胡恪恭、向仁生、罗源善、韩钜先等好几个同学已等在那里了。胡恪恭是要陪着何功伟去上海的。他们两个与送别的同学一一握手告别，然后匆匆走进船舱，乘坐日清公司的轮船去了上海。

　　何功伟内心是舍不得离开武汉，离开省高，离开武汉这么多亲密的年轻战友，也舍不得即将来到的毕业会考和升大学的机会。然而反动当局要抓他，不让他留下来，他决定到上海去找共产党。

　　省高的教务主任十分惋惜地说：“我教了一生的书，还没有遇到过像何功伟这样全优的学生，太可惜了，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