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重返武汉

　　1937年l 2月，何功伟被任命为湖北省工委的农委委员，后由董必武介绍到“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简称“乡促会”）任秘书，主持会务。张执一、胡恪恭、林翔、郭佩珊任干事。“乡促会” 的总干事是国民党元老派孔庚，参加的有名流学者黄松龄、马哲民、胡愈之、吴藻溪等。“乡促会” 是一个统战组织，也是开展农村工作的群众组织。

　　何功伟担任湖北省工委的农委工作是钱瑛同他谈话之后，向郭述申推荐而决定的。郭述申是受中共中央指派由甘肃来到武汉，开展党的工作的。钱瑛在党内人们都叫她“钱大姐”， 她发现了何功伟是一株好苗子、党的好接班人，便慈母般地爱护他，更严格地要求他。何功伟把钱大姐一直当作自己的严师，尊敬她，热爱她。在何功伟最后几年的生命历程中，钱大姐对他的教诲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何功伟在武汉学联、上海全国学联，以及上海青年救国服务团时期，都表现出了他卓越的组织和统战工作能力，所以郭述申和钱瑛选中了他。

　　何功伟在“乡促会”工作期间，亲自主持起草《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宣言》，指出 “乡促会”的宗旨是：“集中一切爱国分子，在党政军各机关领导之下，以促进湖北乡村一切救亡工作及一切战时建设。”主要任务是：“促进乡村自卫组织，普及军训，武装民众，以保卫地方，补充正规军队，准备游击战争……”宣言中还明确指出，要以乡村力量控制都市和游击队，协助正规军。要到各县、市建立分会，发动群众，打下基础。湖北许多县、市先后建立了分会，为武汉沦陷后我党在湖北领导的游击战争，打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这份宣言是何功伟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指导原则，结合当时湖北抗战的形势，以及湖北在全国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写的一篇佳作。它对于指导湖北的抗战，发挥了重大作用。

　　“乡促会”办有期刊《战时乡村》。《战时乡村》的主编是张执一，实际上是何功伟，每期都有他的文章。

　　何功伟虽然名义上是秘书，但实际上该会的一切政治活动和在外地开展支会的工作，都是由他主持进行的。他负责组织政治活动和对外联络，并与长江局、湖北省工委联系。他主持“乡促会”人员训练班，对学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工作方法的训练，参加训练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党在农村工作的骨干。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全省各县均建立了“乡促会”组织，广大农村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

　　何功伟还派遣数支“乡促会”农村服务队奔赴全省各地指导工作，“乡促会”农村服务队下去前，何功伟给他们进行一次革命气节教育，使大家明白工作的危险性，教育同志们在危险时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他除了送给队员们一些马列主义著作和培养革命情操的书籍外，还专门给他们起草了一个《气节教育提纲》。在《提纲》中强调：“个人利益要绝对服从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即使被捕也要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要像季米洛夫那样，做一个坚强的革命者，在法庭上，在监狱中，坚持斗争，像先烈那样气势磅礴……”

　　何功伟作风朴实谦逊，生活节俭，与党外人士关系很好，又能与农民打成一片。外地农民来总会联系工作，他亲自接待，并安排食宿，态度诚恳，深得农民喜欢。

　　何功伟在主持“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工作的同时，还代表中共长江局与湖北省委工委，具体领导“首都平津学生救亡宣传团” 的工作。何功伟总是满腔热情地教育和帮助宣传团的同志，青年们都把他看作良师益友。何功伟经常指导他们学习许多有关马列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书籍，如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艾思奇的《哲学讲话》、陈唯实的《战斗哲学》、森义太郎的《辩证唯物读本》、吴黎平的《社会主义史》、华岗的《中华大革命史》、邓中夏的《职工运动史》，以及苏联的小说《母亲》、《铁流》、《夏伯阳》等。这些书在当时很难买到，何功伟都设法给他们弄来，供大家学习，使宣传团的青年们受到了马列主义的熏陶，有了较大的进步，有的后来成了坚强的革命者。

　　何功伟十分重视宣传团的思想建设。一次宣传团的陈堃向何功伟汇报，反映了宣传团内存在两种思想斗争。何功伟立即向他指出：宣传团是党领导的革命团体，团员中大多数都是左翼青年，只有少数觉悟较差。我们应当在团内以半公开的形式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在遵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的前题下，对于那些企图把青年们引入歧途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应予以坚决的批判，把广大青年团结在党的周围。

　　1938年3月，何功伟调任武昌区委书记，组织部长是李光，宣传兼青年部长是苏伟。区委成员之间单线联系，有事商量就约定时间、地点开会，开完就散。担任区委书记的何功伟，工作更紧张，生活更俭朴。他经常穿一套学生服，冷了加一件旧青布棉大衣。饿了随便吃点什么算一顿饭，陪着同志到牛市口一家豆丝馆，吃一碗牛肉糊豆丝，就是最大的享受。他虽箪食瓢饮，却很是自得其乐。

　　因为王明“左”倾路线的危害，致使中共在白区的力量损失很大。何功伟到任后，主要完成了三大任务：一是恢复和重建武昌的党组织，积极地在工人、学生、教师、妇女中发展党员。先后建立了16个党支部，党员人数发展到150多人，其中工人党员81人。“武昌青年救国团”发展到数百人。二是在武汉失陷前，把党与群众的骨干有秩序地组织了几股，有的留在武汉附近或沦陷区打游击，有的输送（主要是学生和工人，先后有几百人）到延安培养，有的利用合法形式在国民党地区或敌占区开展群众工作与地下斗争。三是在一年时间里，在群众中大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揭露了国民党的假抗日的真相，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

　　何功伟经常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他很像一个工人模样，不仅穿工人的衣服，在感情与生活上也能与工人打成一片。他又具备了一定的领导艺术和组织能力，使区委工作面貌很快有了大改进，工人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了。

　　为了保证党在各项工作中的领导地位，区委在武昌纱厂工人区建立了工人特别支部。他还从“青救”中抽调优秀青年到纱厂工人区办夜校、办图书馆，组织歌咏队、读书会，教唱抗战歌曲，开展工运活动。

　　武昌三层楼一带，有许多矮小的板壁房子，歪歪斜斜地互相贴靠着，杂乱的巷内，污水横流，这便是纱厂工人居住区。穿着青布对襟短褂的何功伟，时常出入这些住在贫民窟的工人家里。何功伟目睹工人生活的困苦，更加深切地感受到自己肩上担子的份量，他要努力改变工人的贫穷状况。为此他曾多次引导工人开展合法的经济斗争，要求提高工人工资，改善生活条件。他始终坚持与工人打成一片，以实际行动启发那些刚入社会、热情很高的青年学生，密切联系群众，从生活上和感情上与工人同甘共苦。他常到各工人夜校里用通俗而生动的语言讲课，激发工人们的爱国热情，深受广大工人的欢迎。

　　国民党御用的黄色工会有一批流氓，以“工人”的身份混进党所领导的各种抗日团体，有意破坏捣乱，甚至闯进夜校，调戏上课女工。何功伟和工人特别支部的同志商量了对策，并成功地组织了一次整工贼的行动。一天，特别支部邀请了一些工人，趁这些家伙正在课堂上胡闹时，把他们逮住，打了一顿，并以“破坏抗日”的罪名把他们扭送到警察所。夜里，警察所把这些人私下里放了。第二天，工人们围住警察所要人，砸了警察所，同警察冲突起来，把事情“闹大”了，迫使国民党省党部出来调解。工人在谈判中有理有节，那些流氓理屈词穷，后来再也不敢来捣乱了。

　　裕华等纱厂的工人组织起来了，他们为了自己的生活，反对资本家不顾工人死活，借口内迁工厂而解雇工人，要求资方发半年的遣送费，闹得很厉害。但是迁厂是抗战战略所必需，根据统一战线的政策，何功伟在区委会上提出本着有利于抗战兼顾劳资双方利益的原则，说服教育工人不反对拆迁，同时又与资方谈判，要他们对不愿随厂西迁的工人一次性发给3至6个月的工资。这个难题就这样顺利地解决了。

　　在何功伟的具体领导和影响下，从学生运动转到工人运动的革命青年，他们都脱下学生装，改变学生腔，首先与工人建立感情。当时，每天劳动l 2个小时的工人，下班后脸上的汗水还粘连着飞絮，成天得为一家的生活操劳，愁米愁柴，哪有精力去关心国家大事，也想不到什么“前途”。为了接近工人，他们先从帮助工人料理家务开始，逐步引导他们到识字班上学，接受抗日形势和阶级斗争的宣传教育。工作往往是从一两个工人开始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觉悟的工人人数成倍地增长。

　　当时的武昌区委处于地下，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何功伟多数时间与青年救国团的同志住在一起，他虽不负责救国团的工作，但一有机会，便和青年们一起谈前途，谈人生，鼓舞大家坚定信心，团结民众，抗击日寇侵略。

　　当时王明在长江局，散布了很多投降主义的论调。年仅23岁的何功伟，极力抵制王明的错误路线，坚定不移地维护和贯彻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大力发动群众，建立了党组织，发展和壮大了革命力量，为党的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