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初到鄂南

　　1938年4月上旬，中共湖北临时省委派刘青到鄂南恢复党的组织，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任中共阳新中心县委书记。4月16日，刘青在阳新县城江云巷联络县委成员参加中心县委成立会议，被县城联保主任无理逮捕，押送阳新县政府，最后被杀害了。被称为“刘青事件”。“刘青事件”的影响，此后鄂南一带的党组织和人民武装遭到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极大破坏，许多同志被捕。1938年6月，中共湖北省委正式成立，何功伟任省委委员。7月初，日寇沿江直上，武汉保卫战正在激烈地进行中。省委根据中央“有计划地建立几个游击区”的指示精神，需派一位同志去鄂南，重建党组织和人民武装，开辟鄂南抗日游击根据地。组织上考虑到何功伟是咸宁人，情况比较熟悉，加上他有理论，有实践，有能力，更重要的是他具有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赤胆忠心，决定让他出任中共鄂南特委书记，去担当鄂南建党和组建抗日武装的重任。鄂南，包括武昌、鄂城、大冶、阳新、通山、通城、祟阳、咸宁、蒲圻、嘉鱼等l 0个县，是通往湘赣的走廊，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7月6日，何功伟塔乘的早班火车，八点多钟到了咸宁，他没有在城关停留，马上去赶到柏墩的班车。

　　何功伟急于赶回柏墩，并不是因为有一个家在等他。事实上，早在6月间，他的父亲何楚瑛已经带着全家到汉口，又转往藕池去了。他父亲到汉口去找过他。这位老人只晓得他的儿子是“乡促会”的秘书，不晓得他是共产党员，更不晓得他是党的骨干。当时老人还希望何功伟同他一道到后方去逃难。何功伟没答应。老人知道自己儿子的犟劲也不勉强，他从身上搜出一百元法币交给何功伟说：“留着，我安置好了地方，就告诉你，以后你想来就来。”这一对父子就这样分别了。

　　何功伟回到柏墩，他一下汽车，就遇到了族弟何功国、何功济及好友雷荫民（即雷同），他们都是咸宁青年学生读书会“扶摇社”的成员。“扶摇社”是一个不带政治色彩，类似“读书会”的组织，是由12个在省城、县城读书的柏墩籍学生自发组成的。读书会旨在共同研究学问，会友在学习上互相帮助，生活上互相照顾，后来就发展成为了带有红色政治色彩的读书组织。雷荫民、何功国、何功济几个既是同乡，又是一起在武汉闹学潮的好友。毕业后回家乡把 “扶摇社” 也带回来了，由原来的12人扩大到了20多人。这一天在顾家祠堂淦南小学召开年会，他们几个人到汽车站迎接前来顾家祠堂淦南小学出席年会的社友，意外地踫上了何功伟，真是喜出望外。何功伟——这位曾经领导武汉“一二·二O运动的学生领袖，与何功国、何功济是堂兄弟和族兄弟，自幼一起长大，关系甚为密切。雷荫民当然对何功伟也很熟悉，但只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没想到他还是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兼武昌区委书记，这次是为开辟鄂南抗日根据地而回来的。

　　大家一起簇拥着何功伟到顾家祠堂后，何功伟提出要参加他们年会的要求，大家表示热烈欢迎。

　　年会由会长雷荫民主持，几个社友讲过之后，大家鼓掌欢迎何功伟发言。他很有礼貌地站起身，用纯正的咸宁方言说：“同学们！大家都知道，国民党反动政府已经放弃长江要塞，使武汉两面受敌。日本侵略军的铁蹄疯狂进逼到眼前了！武汉一旦沦陷，将会是什么局面呢？日本人想马上打通并完全控制粤汉铁路线绝不可能，我们想很快很轻易地赶走他们，也不可能。这样，势必在鄂南沿铁路线一带形成一种拉锯式的对峙局面。我们不能听凭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土地上长驱直入，为所欲为！我们不能坐视自己的父兄姐妹在侵略军的践踏下任其宰割凌辱！如果我们也能同华北、中原一带那样，建立起抗日根据地，动员起千千万万的民众抗日，就可以拖垮敌人……”

　　何功伟的声音并不十分高亢，但很恳切。他对时局发展的趋势预测准确，分析入微，深深地叩动着雷荫民的心。

　　何功伟继续说：“是啊！‘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投降主义的卖国政策，百万大军丢城池，失防地，如长堤崩溃，一泻千里。不到一个月，京津沦陷；短短半年，宁沪失守；华北、东北、中原大地陷入铁蹄、火坑；在南京，大屠杀惨绝人寰，旷古罕见，无辜群众被戮杀者达30万人之巨；在上海，总损失超过战前的30亿法币。中国共产党在芦沟桥事变的第二天即通电全国，号召全面抗战；接着又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千千万万有良知的中国人无不切齿痛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无不赞同共产党的主张，热切希望积极地抗日，以雪中华民族沦亡之耻，更何况我们这般热血青年！”

　　何功伟的发言还在继续。“亡国危机，迫在眉睫。‘扶摇社’能不能‘扶摇直上’？在你们的心灵里，是不是已经感到苦闷，感到忧愁了呢？大家晓得，鄂南是武汉的南屏障，而咸宁地处鄂南中心，是扼粤汉铁路和国防公路的枢纽。诸位同学都是咸宁土生土长的知识青年，我们要千方百计唤醒工农大众加入抗日救亡运动，完全可以在自己的家乡先办起民众夜校、阅览室，采取各种形式向农民、工人、店员、学生及一切爱国的仁人志士，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党的主张，宣传抗日，动员救亡。有了千千万万抗日的民众，就有了可靠的抗日力量！起到开路先锋的作用……”

　　接着何功伟用信心百倍的口气谈到：“民族危亡固然严重，但坚持抗战的前途是光明无比的。”他分析预测说：“即使咸宁、武汉沦陷，日寇也不可能马上打通和完全控制粵汉线，我们就可以在敌后的鄂南开展持久的抗日游击战争，直到胜利。”谈到这里他的眼睛里闪烁出希望的光芒。

　　何功伟的一席话，感动了在座的会友，大家跃跃欲试。就这样，一个普普通通本来没有鲜明色彩的学生读书会，转瞬间便发生了质变——党把他们引上革命道路，给他们插上了翅膀，使“扶摇社”在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振翼而起，扶摇直上。

　　何功伟这一席讲话句句扣人心弦。会长雷荫民决定年会立即设立民众阅览室，开办民众夜校。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党的主张，宣传抗日，动员救亡。

　　雷荫民、何功国和何功济感到投身革命、忠心报国、大显身手的时机来到了！他们三个人这时还都不是中共党员，他们十分渴望加入党的组织，更好地干革命。当他们知道何功伟是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又被派到鄂南开展建党工作时，这个愿望愈加强烈。

　　何功国、何功济和何功伟同住中田畈村，当晚何功国、何功济找到何功伟提出入党的要求。鉴于他们两人早已参加革命活动，而且目标明确，立场坚定，当晚何功伟吸收他俩入党，成为预备党员。

　　次日凌晨，何功济喜笑颜开地跑到大屋雷找到雷荫民家，告诉他说：“我的党组织问题已经解决了！”

　　雷荫民心头一震，怀疑耳朵听错了，急忙问道：“你说么事？”

　　何功济激动地说： “昨夜功伟哥介绍我和何功国参加了党呗！现在，我也可以介绍你入党了！”

　　雷荫民迫切地说：“ 那就请你介绍我入党吧！”

　　“嗯。”何功济笑着点了点头。

　　在雷荫民的迫切要求下，当夜，何功国、何功济介绍雷荫民入了党，预备期3个月。从此，雷荫民与何功国、何功济3个新党员组成柏墩支部，雷荫民担任党支部书记。由于雷荫民工作非常积极，仅1个月时间，何功伟就批准他转为正式党员。

　　雷荫民实现了多年的夙愿，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头，立刻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不几天，亲自发展了社友徐宏毅、胡明哲、吕仲钊、雷光壁，以及淦南小学学生顾祖德（化名吴刚，曾任地委秘书、区委书记，后牺牲）和农民顾兆福等人入党。这些新党员虽然只有十四五岁，但革命热情却很高。

　　何功伟回到咸宁后，东奔西走，终于找到了隐蔽下来的老共产党员黄潜德、潘继汉、林平，接上了关系。在武汉入了党的何功楷这时也被派回到咸宁。何功伟同他们四个人组织起来，建立了咸宁中心县委。县委委机关就设在中田畈小学，联络站设在柏墩街雷荫民父亲开的“雷春发杂货店”里。

　　杂货铺来往人多，中心县委开展工作不容易被人注意，加上邮政代办所也设在这里，中心县委的来往信件、中心县委过往人员都由雷荫民转递或接送。雷荫民的父亲和母亲并不吝惜钱财，给予大力支持。

　　当时天气很热，雷荫民成天穿着一件白色无翻领的学生装，怀揣一本扉页上有列宁画像的书，发展新党员时以作举手宣誓之用。雷荫民首先将在自家店里打工，积极要求参加革命的店员刘祚斗发展为党员。其后一段时间，经雷荫民发展入党的有：大屋雷村雷世芳，扶摇社社友朱荣信、方家铃、刘克谦。

　　鄂南党组织逐步恢复发展后，中共湖北省委决定在咸宁、大冶两个中心县委的基础上，组成中共鄂南地区特别委员会(简称鄂南特委) ，统一领导鄂南10县的工作。1938年8月，中共鄂南特委在咸宁仙人墩正式成立。特委书记是何功伟，成员还有刘青(组织)、黄潜德(宣传) 、郭益进(兼大冶县委书记)。鄂南特委遵照党中央关于华中工作的指示以及当时保卫武汉的需要，迅速将党员派往各地。一方面继续恢复发展党组织，一方面宣传、组织群众抗日。

　　特委书记何功伟指示雷荫民扩大“扶摇社”，派出“扶摇社”的党员四处发展党组织。当时，除了马桥区的钱远镜外，其余各区基本上都是由“扶摇社”的党员负责。朱荣信在陆家坑发展党员多人；胡明哲在大幕山发展造纸工人多名；徐宏毅在桃坪一带也发展了党员……

　　仅仅两个多月时间，全县发展了党员100多名，建立起柏墩、桃坪、马桥、大幕山4个区委。全县除京广铁路西（也称铁路外），几乎都有了党组织。8月底，何功楷回咸宁，成立了咸宁特支，他任特支书记。特委在柏墩举办了2期党员训练班，何功楷、何功伟亲自讲课，对党员进行革命气节的教育。每个党员明确了时刻牢记党的最高理想，牢记当前的抗日救亡任务，做到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在可能遇到的突然事变中，在任何凶险残酷的环境里，打掉牙齿也不能透露一个字的机密，一定要坚持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党的组织迅速扩展，咸宁县以柏墩为中心的抗日救亡运动立刻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党组织办起3所民众夜校，1间民众阅览室。民众阅览室设在柏墩南街口的“长裕川”茶庄。这个茶庄当时已停业，阅览室就借用进门的大厅，摆一张长桌，放几把椅子。书是雷荫民按何功伟开的书单，专程到汉口，找到在北平辅仁大学毕业的一位族兄，请他一起到三道街买回来的。其中，有《论政党》、《母亲》和《海上述林》等一些宣传抗日的进步书刊，还有几本是何功伟化名何彬写的小册子。

　　这位族兄帮雷荫民送书上车时说：“你搞这事情可要注意呢，当心把脑壳搞掉了！”

　　雷荫民回答：“怕么事啊！为了抗日救亡，就是搞掉脑壳也心甘情愿！”

　　3所民众夜校办得最热火的是大屋雷这所。每至傍晚，留声机一响，远近的农民吃完饭，就争先恐后地赶到中新屋雷子霖家茶庄门口，一围就是上百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挤得水泄不通。这时，何功伟、李一戎、何功楷、雷荫民等就开始教唱抗日救亡歌曲，评述国内外形势，讲解抗日识字课本。何功楷的嗓子好，又会打拍子，唱歌由他负责教。很快，《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打回老家去》、《流亡三部曲》、《毕业歌》、《黄河之恋》和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都在民众中流传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