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诱降不惑

　　审讯仍在不时进行着，张振国和朱若愚又先后提审了何功伟几次，都没有能够从何功伟身上捞着一丁点有价值的东西。

　　陈诚一直关注何功伟的动向，早在何功伟被捕之初，远在重庆的周恩来得到消息后，一方面向中共中央报告情况，设法营救；一方面通过民主人士向陈诚施压，要求释放何功伟。但陈诚一概以打太极的方式，将这些要求都挡回去了。和皖南事变中蒋介石的做法不一样的是，陈诚的策略是既不明抓，也不明审，他要暗中铲灭湖北地区的共产党力量。因此，无论外界舆论说他抓了多少共产党，说他怎样破坏团结抗日的局面，他就只信八个字：不理不睬，我行我素。

　　诱降，是国民党反动派惯用的伎俩，他们也用来对付何功伟。阎夏阳对何功伟说：“我们对于何先生的才华是钦佩的，对何先生的人格是尊重的。对于何先生，我们既不谈自首，也不要求交代什么组织关系；只希望何先生以我们的民族利益为重，对我们在敌伪占领区开展工作提一些指导性的意见。这并不给何先生为难。”阎夏阳一面说，一面用他的职业目光注视着何功伟的面部，侦察神情变化，捕捉心理活动，希望能发现一点点“可以考虑”的表情，那怕微小到难以察觉的程度，也毕竟是一个求之不得的“起点”。

　　何功伟听后冷笑了一下，然后嘲弄地说：“你们的意见是说，我这个共产党的特委书记，还可以兼任你们军统局的高参或顾问，还可以兼职兼薪，是吗？你们认为，在我们之间，这笔交易可能会达成协议吗？”

　　当然，如果寄希望于一次交谈即能见效，那不仅是对何先生估量不足，而且也表现我们缺乏预见。今天，只是向何先生表示我们的诚意。今后还有时间。只要何先生同意考虑这个解决方案，我们随时都乐意迎接何先生。”

　　何功伟冷冷地说．“那你们就等着吧！”

　　国民党反动派是有丰富的反共经验的。他们知道，对于像何功伟这样的共产党人，酷刑是无济于事的，只能立足于“拉” ，争取为“我”所用。于是，一计不成，再换一计。不久，他们又耍出了新招数。

　　蛰伏在恩施城外“龙洞”的陈诚，经常听取关于何功伟情况的汇报。2月下旬，军统湖北站向他呈送了何功伟的一封信，信是何功伟写给他父亲的。

　　儿不肖，连年远游，既未能承欢膝下，复不克分持家计。只冀抗战胜利，返里有期，河山还我之日，即天伦叙乐之时。近来国际形势好转，敌人力量分散，使再益之以四万万人之团结奋斗，最后胜利当在不远。不幸党派磨擦，愈演愈烈。敌人汉奸复而构煽之，内战烽火，似将燎原，亡国危机，迫在眉睫。“此敌人汉奸之所喜，而仁人志士之所忧 ”(张一麐先生语)。新四军事件发生之日，儿正卧病乡间。噩耗传来，欲哭无泪。孰料元月二十日，儿被当局拘捕，锒铛入狱，几经审讯，始知系因为共产党人而构陷入罪，当局正促儿“转变”，或无意必欲置之于死，然揆诸宁死不屈之义，儿除慷慨就死外，绝无他途可循。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成仁取义，此正其时。行见汨罗江中，水声悲咽；风波亭上，冤气冲天。儿蝼蚁之命，死何足惜！惟内战若果扩大，抗战必难坚持。四十余月之抗战业绩，宁能隳于一旦！百万将士之热血头颅，忍作无谓牺牲！睹此危局，死后实难暝目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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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诚把这封信逐字逐句读完，信中的文釆、感情和见地不由他不心动，他已认定了何功伟是个非同寻常的人才，他甚至产生英雄入彀、为我所用的想法，不禁感慨地在信上批了12个字：“至情至性，大节大义，其伟人也。”他左手不停地搓弄着胸前的钮扣，望着空洞的办公室四壁，叹道：“我们国民党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人才？！”他又把信翻看了几遍，一个计划在他心底冒起。他传呼军统湖北站的头目进见，指点着这封信对他们说：“此人伟大。”并指示他们应该“以理服之”，“以情动之”。

　　其实，收降共产党有才华的叛徒，这在陈诚的军政生活中并非首次。陈诚从他的阅人经历中判断出，一旦这些人“改邪归正”，他们不仅不会吃回头草，而且只会比国民党人反共还要坚决，干活还要卖力。所以这么多年来，他乐于从叛徒中挑人才，挑中后还委以重任。如于国桢、李毓九等一批人。

　　于国桢，河北人，他本是1923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曾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叛变之后加入国民党，并结识陈诚，由此命运大变。

　　于国桢书法奇绝，口才了得，分析事理常有出人意外之处。陈诚据此认为于国桢是一个怪才，值得任用。

　　一般情况下，陈诚用人是极注重外表的，年轻的、五官端正的、精神饱满的、服装笔挺的、头发光溜的、皮鞋锃亮的、指甲干净的，都是他喜欢的。反之，在目测中即被刷下，但对于于国桢，陈诚却是网开一面。

　　于国桢出过天花，满脸麻子，长得奇丑无比，而且还不修边幅，邋邋遢遢。一套皱巴巴的中山装一年穿到头，一头乱蓬蓬的头发如茅草团在头上，他多日不刷牙，数月不洗澡，浑身臭气汗味，常让人避之唯恐不及。

　　可就是这样一副尊容，1941年，陈诚任命他为利川县长。1943年，又提升他为宜昌区(第三专区)行政督察专员。1944年，王东原接任湖北省主席后，他认为宜昌地处要冲，经常有美国人来往此地，如果让于国桢这种不讲形象，不讲卫生的人招待外宾，实在有碍国际观瞻。于是在1946年就将他免职了事。陈诚知道后，即向蒋介石保荐他为唐山市市长，次年更保荐他为热河省民政厅长，并由国民党中央政府明令他代理热河省主席。

　　李毓九，河南人，他和于国桢一样也是很早就加入共产党，也曾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也是在叛变后很快就加入国民党的。抗战初期，李毓九任湖南省辽远县县长。陈诚在一次视察中接触他之后，即对他的办事能力留下印象。1941年，陈诚把他调到湖北来，升任他为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1945年，又保荐他为长沙市市长。1946年，更保荐他为湖南省建设厅厅长。

　　尽管陈诚也想按此办法把何功伟收为己用，但何功伟是否吃他这一套，陈诚心里实在没底。他把刘培初和朱若愚找来，交待他们说：“我看那个姓何的是个人才，你们对他呀，不要逼紧了，先动之以情，服之以理吧！如果这个共产党的省委书记归顺我们了，那对共产党来说，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实力上，都是个沉重打击。如果此人实在冥顽不化，到时除了他也还不迟。”

　　有了陈诚的这番指示，管理所方面对何功伟的看管松了许多。何功伟就利用这个条件，在谷仓里唱歌，到谷仓外面走廊上来回走动，观察情况。

　　此后，国民党特务便变换手法，派要员对何功伟进行劝降。

　　1941年的3月下旬，集中营来了一位要员，还有同行的3个人，坐在谷仓前面的椅子上。谷仓门打开了，何功伟就坐在谷仓里。这个人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苗培成，是陈诚叫他来向何功伟“晓以大义”，“服之以理”的。

　　何功伟的脸色因关押过久而显得苍白，但他那黑漆般的眼珠，仍然炯炯有神地打量着面前的对手。这个颇为自负的主任委员，酸溜溜地先讲了一通‘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的谬论，又鼓吹“三民主义”如何如何好。何功伟根本不理会他。苗培成吹上了劲，以为何功伟被他折服了，索性放肆起来。他说：“何先生，你看一看，共产党割据的边区，共产共妻，迫害青年，种植鸦片，民不聊生……”不等他这段话说完，何功伟一阵哈哈大笑，站起来走到仓门口，大声斥责说：“你算了吧。休拿这些鬼话来骗人，叫谁相信呢？”他指着前面的几个“说客”说：“边区是实行革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你们去过没有？见过没有？你们敢不敢组织一个参观团，把这里关的青年也请去，大家都去看一看，你们敢吗？”他又笑了笑说：“你们最好是去看一看之后，回来我们再谈。”说完，他返身进仓，不再理会这几个瞠目结舌的“说客”。

　　没过几天，一乘轿子抬进恩施方家坝集中营，轿子里走出一个身穿长袍马褂的秃老头，此人是湖北省参议会的参议员，他是来同中共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进行一场“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谁优谁劣的辩论的。

　　这天，秃老头迈着八字箩筐腿，踉踉跄跄地来到何功伟的监牢——谷仓房前，一屁股坐在事先备好的太师椅上，拉腔拿调地哼哈起来。先是“夸赞”一番何功伟的风度和才华，接着又说：“何先生，你若非误入歧途，倒不失为党国栋梁之材，现在只要你幡然悔悟，还是前途无量，鹏程万里。”秃老头停顿了半晌，接着又拉开了嘶哑的腔调，高谈阔论起来：“只要你交出共产党组织的名单，省府委员秘书长、全省青年领袖等官衔任你挑选。”

　　何功伟义正辞严，铿锵有力地回答：“我没有误入歧途，我一点也不后悔我所选择的道路，也决不同你这帮祸国殃民的民族渣滓同流合污。对于高官厚禄，只有你们这般人才朝思暮想，梦寐以求。你们这帮卖国求荣者，人民的死活可以置之不顾，民族的存亡也可以置之不顾，你们将逃脱不了历史的严厉审判。我们共产党人愿为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奋斗到底！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

　　秃老头脸色铁青，为了缓解一下紧张气氛，借故干咳几声，继续诡辩起来：“中国要实现三民主义，这你应是坚信无疑的吧。”

　　何功伟针锋相对地回答道：“我们共产党人愿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

　　秃老头听了自以为刚才的话击中了何功伟的要害，不觉沾沾自喜。

　　谁知何功伟话锋一转，说：“不过，我们要实现的是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唤起民众的三民主义。可惜今日某些党国要员自称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干的却是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大业的殃及人民的勾当。”

　　秃老头听了脸色由黄变紫，像发了霉的腐猪肝，但他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摆出一副看家狗的架势，阴阳怪气地说：“何先生，你要明智一点，你们共产党在抢占的地盘，割据的边区里，共产共妻，迫害青年，种植鸦片，民不聊生……”

　　不等秃老头把话说完，何功伟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大声斥责：“我们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光明正大的，维护民族的利益是我们神圣的宗旨！你说的这些鬼话叫谁相信呢？”他指着面前的“说客”压住内心的愤慨，继续反驳道：“你们说共产党‘抢地盘’，这话一点不错。但是，我们的地盘是八路军、新四军抛头颅，洒热血，从日本鬼子手里抢过来的，而这些‘地盘’，正是你们丢失的国土！难道我们中国人收复自己的国土还不应该吗？ ！你们胡说什么边区‘民不聊生’，这简直是信口雌黄。众所周知，边区是中国最民主、最光明的地方，也是实行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你们敢不敢组织一个参观团，把这里关押的青年也请去看一看，到底是哪里‘民不聊生’？”

　　何功伟乘胜追击，借机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谈的阴谋，大力宣传共产党的利国利民政策，以充分事理戳穿敌人的丑恶行径：“你们把这么多青年关在这里，他们有什么罪？究竟谁在残害爱国青年？ ！觉醒的中国青年都看清楚了，只有中国共产觉，才能挽救中华民族，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秃老头在正气凛然的何功伟面前，觉得无地自容，连忙推开太师椅，夹着尾巴灰溜溜地逃出了集中营。何功伟看着对方的狼狈相，高兴得大笑起来。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像一场春雨滋润着牢房里每个难友的心田，所有牢友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不约而同地高呼：“抗日救国无罪！” “中国共产党万岁！”这呼声像惊天动地的春雷，响彻在方家坝上空。

　　1941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一位姓肖的狱吏打开何功伟的地牢门，指着身后一个风度翩翩的人介绍说：“何先生，这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秘书张家驹先生，他要见你。”

　　张家驹谦和地说： “我这次来是向何先生转达陈（诚）长官爱护青年之至诚的。”

　　没有等张家驹说下去，何功伟就驳斥道： “算了吧，张秘书，自从‘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十多年来，你们杀害了我党多少有为的青年？！‘爱护青年之至诚’ 怎么解释？这种自欺欺人的废话未必还希望在这里找到销售市场吗？”

　　张家驹还想争取主动，说：“何先生，你要知道，现在摆在我们之间的状况，是‘兵行在即，可西可东，南北安危，在此一举’ ，留给你何先生考虑问题的时间并不太多了。”

　　何功伟轻蔑地说：“我很欣赏你的记忆力。不过，在这抗击外敌入侵的时代，你引用外来的征服者的语言说话，是否表现了你们身在重庆而心在南京，与汉奸汪精卫共同的精神状态呢？你也要知道，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认清你们国民党的法西斯残暴，那只是政治上的ABC，是必修的第一课。但这里有几个问题，是你们不敢承认却又不能不承认的：在西安事变中，我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究既往，积极主张并劝说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释放了蒋先生和一大批文武官员。但现在，你们局促于西南一隅，监狱遍及管理区，大肆捜捕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为日本侵略者的继续进攻张目，未必你们不自觉是民族的罪人吗？此其一。十多年来，你们对外卖国投降，对内执行反共屠杀政策； 请看今日之中国，共产党人是减少了，还是增多了呢？未必这还不足以说明你们屠杀政策的彻底破产吗？此其二。作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我何功伟宁愿流血牺牲，也不做你们国民党的官，这能不说明我们两党的不同性质和发展前途吗？你能不为此感到可悲吗？此其三。最后，今天在这里，感受到威胁的，是我还是你呢？等着吧！张秘书，中国人民终会埋葬你们蒋家王朝，为你们敲响丧钟的！”

　　在何功伟连续不断的质问下，张家驹理屈词穷，陷于极端狼狈的境地，但等他意识到不能就此罢休的时候，又立即恢复了平静：“我觉得你上有双亲，下有妻儿，你即使不为自己着想，也应该为他们着想嘛！”

　　何功伟说：“我们当然是会为亲人着想的，不过我们是把自己的亲人放在四亿五千万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大众中去着想。不像你们国民党，一事当前，先为自己和儿孙打算。我们之间分歧的出发点，不就正在这里吗？”

　　张家驹无可奈何了，说：“何先生，这么说来，我们之间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何功伟哈哈地笑了两声，说：“你早就应该有这样的认识。”

　　张家驹灰溜溜地走了，像一只战败了的狼狗。

　　接着湖北省民政厅厅长朱怀冰拎着一袋山梨来到谷仓前。朱怀冰是专门与八路军作对的摩擦专家，顽固的反共分子。何功伟一见他就气不打一处来，“嗖” 地一声将山梨扔出了谷仓外。朱怀冰恨得牙齿咬得嘣嘣作响，回去对陈诚说：“这样个不识抬举的家伙，杀了算了！”陈诚笑着说：“忍一忍吧，他共产党不认王法，不认尊长，难道还六亲不认？他不是给他父亲写信了吗？这证明他还是认这个父子之情嘛！让他父亲来劝劝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