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合作运动与救亡运动——给从事合作事业的救亡青年

　　对于许多旧合作人员，合作运动与救亡运动似乎是绝对不相关的两回事。他们大都犯了职业化的弊端，只是机械地奉行上级机关的命令，敷衍塞责，不能自觉地为推进与改善合作事业而努力，更谈不上把合作运动当作救亡运动去干，使它成为乡村救亡运动的重要支流。

　　在湖北省政府建设厅石蘅青先生与湖北省耆宿李范一先生的切实指导之下，应城县汤池地方有农村合作训练班的设立。许多救亡青年相率到那里去受训。前后三期毕业的合计三百多人，大半都已分发各县工作。这些青年大都抱了满腔热情，想深入到农村去干救亡工作。这种精神，是非常值得赞佩的。湖北合作事业，输进了这一新的血液，无疑地将要展开一个光辉的前途。

　　然而在一个多月的实地工作中，这些青年都给苦闷笼罩住了。分发到天门去工作的朋友，因为一时无款可放，只能做一些一般的救亡宣传，既不能给农民以现实利益，得不到农民的欢迎，而又不能被地方绅士所了解，而被骂为什么“挂羊头，卖狗肉” 。所以弄得各方面都不讨好，苦闷万分，最后竟离开工作，以一走了之。分发到某些县去工作的朋友们，虽有款可以放给农民，但是一天到晚，都忙在调查、清账等事务工作上，不能畅快地干救亡工作，也弄得郁郁不乐，日夜焦虑着：“我们哪一天才能作救亡工作呢？”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旧合作人员既根本不谈救亡工作，新合作人员又因展不开救亡工作而苦闷，甚至抛开合作运动不干。这样说来，可不是合作运动真的非要和救亡运动绝缘不可吗？

　　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一）合作运动的本身就是一种救亡运动；(二)我们从事合作运动的救亡青年，可能而且必须在合作运动中加强它救亡的内容。

　　为什么说合作运动的本身就是一种救亡运动呢？

　　第一、合作运动可以发展国防经济。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手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间仍占重要地位，特别是抗战期间，国际贸易停滞，都市工业都被破坏，乡村手工业与农业生产更加重要。对手工业与农业的扶植和改进，如生产资金的供给，各种技术的帮助，生产品的运输和分配，都可以通过合作社来求得合理的解决。欧战期间，巴黎城的解围，合作社曾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十月革命时，俄国民食分配和军粮运输，也归功于合作组织的健全。合作运动的健全发展，对于国民经济不是一种重要的救亡运动么？

　　第二、合作运动可以改善人民生活。我们不否认在半封建性的中国社会里，信用合作社(占各种合作社中的绝大多数)是带有资本主义乃至封建性的。我们不否认今日的一般合作社只是便利了富农和一部分中农，对于那广大的贫农大众没有什么利益的。但是合作社的信用贷款利率毕竟比农村高利贷来得低些；而且现在湖北农村合作委员会规定十五亩田以下的农民可以得到贷款，合作社的基础有扩大到贫农中去的倾向。我们固然不应将合作社的作用过分夸大，以为它就是农民的救星，但也不应完全抹煞它的进步意义，说它对于改善人民生活毫无裨益。许多救亡青年一向高喊改善人民生活的口号，但是他们没有进一步了解，改善人民生活也和其他的政治任务一样，决不是可以一蹴而就，要一点一滴地实干，一步一步解决的。

　　第三、合作运动可以组织农民。平时合作运动的基础是建立在富农、中农的上面。现在农村合作委员会规定十五亩以下的农民也可以借款，合作组织的对象可以扩展到贫农中去，成为农村各阶层的统一战线组织。有些青年朋友觉得，每天出去调查，与农民谈话，这些事太事务化了，没有意义。其实调查工作是我们接近农民、了解农民的最好机会，这正是组织工作的初步。在现行法令制度下，农村中除了自上而下的保甲组织外，更难有农民自己发动的组织，而合作社却是农民可以自由组织而且乐于组织。这虽然不是组织农民的最好形式，却是今天最易普遍最宜运用的形式。

　　当然，今天一般合作社的救亡内容并没有适当发挥起来，在某些地方，合作社对于救亡运动甚至起了消极的阻碍作用。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救亡青年应该努力加强合作运动的救亡内容，使合作运动不但能完成它经济上的任务，而且能完成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今天所交给它的政治上的任务。

　　首先，我们应该健全并发展合作社的组织，同时，诱导农民自发地起来组织合作社。如果组织健全，经常举行理、监事会和社员大会，启发农民互助合作的精神，讨论合作社的利弊及其在抗战中所占的地位，井设法为全体社员谋福利。那么，合作社将不仅是农民纯经济性的组织，而且是政治性的组织了。如果农民自动组织合作社，那更是可喜的现象，我们应该提倡这种自发精神，使它发扬光大。这种自发精神正是将农民引渡到救亡运动中去的桥梁。尽管合作社成立的初期，一般农民只有经济上的动机，但是如果组织健全，合作社的政治性自然是会明显发展起来的。

　　其次，我们应该实施合作社内的抗战教育。合作社可以举办识字班、社员子弟学校、社员俱乐部等文化事业。这里面可以举行政治讨论，时事报告，讨论民众动员问题、自卫问题、改善农民生活问题、征兵问题等等。在可能的场合，可以集中若干合作社的理、监事，施以战时常识的训练，把他们培养成为农民的干部，以便独立领导合作社的工作，并担任训练社员的工作。

　　再次，我们应该在合作社系统内组织抗战军人军属代耕队、宣传队等战时服务的组织，以及各种农民的自卫组织。在这中间，我们可以把农民大众的觉悟分子组织到各种不同性质的团体里面来，给农民运动奠定坚固的基础。

　　最后，我们应该和各种救亡团体以及个别热情救亡的分子紧密携手，共同推进救亡运动。单凭几个合作指导员，去指导一县的合作运动，使它的救亡内容发展起来，那当然是办不到的。出席理、监事会和社员大会，训练社员和下级干部，协助成立自卫军等各种组织，经常指导他们的工作，这都是非常繁杂，非常艰苦的事情。如果我们不与各种救亡团体及一些救亡分子合作，将这些工作交给他们支持，取得他们有效的协助，那么这些工作的开展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帮助救亡团体在农民间去发展组织，扩大基础。这样岂不是两个方面都有好处吗？

　　我们深深了解，摆在合作人员面前的困难和阻碍是非常多的。有些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困难，简直不是普通人想象得到的。不过，从事合作事业的救亡青年，如果想一想从前与农民接近的机会是如何难以获得，就会知道现在通过合作运动与农民自由接近是多么宝贵；如果想想从前组织一个小团体是如何艰难，就会知道现在向合作社社员宣传救亡运动是多么自由。我们不必希望同时组织几百个健全的合作社，我们只要集中精力先培养一两个模范来。我们不希望立刻把合作社变成完全合乎理想的农民组织，我们只要在一点一滴的收获中建立工作的基础。这里需要的就是艰苦卓绝的精神和百折不回的决心。没有这样的精神和决心，我们固然干不了合作运动，就是换上另一种救亡工作，也是负担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