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章 往事历历在目

　　周予先

　　与何功伟同志诀别，已经四十多个年头了。在这近半个世纪的年月里，只要一想到在恩施集中营那一段经历，我的眼前就会闪现出功伟同志那刚毅英俊的脸庞和炯炯有神的眼睛。何功伟同志──我心目中的真正伟大的共产党员，在集中营里虽和我接触不多，但他那圣洁的心灵、坚强的斗争意志和为革命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终生难忘。

　　我是l940年从重庆被派往四川万县军民合作站工作的。我当时是一个23岁的年轻共产党员。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特务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我逮捕了，并把我押送到恩施集中营，关在方家坝上院看守所。功伟那时已被关进方家坝下院看守所。我到那里不久，就听难友们介绍了他在狱中坚持斗争的一些情况，一种崇敬的心情油然而生。不久，我也被关押到下院看守所。就这样，我常常听到从黑暗的谷仓里传出他那宏亮而富于感情的歌声，这对于一个遭到囹圄之灾的我，是安慰、是希望，更是鼓舞。

　　接着，在难友中盛传着功伟同志给他父亲写信的事，说这封信震动了敌人，陈诚看了惊叹不已，连叫：“人才，人才，人才难得！”这封信是功伟听说敌人要电召他父亲来恩施劝他投降才写的。他以大义规劝父亲不用来恩施。但后来他的父亲可能是被逼着到了恩施。父子俩在谷仓里一见就抱头痛哭。功伟连连喊：“爷，你不该来，你不该来！”后来又说：“既然来了，就早日回家，儿献身革命，此志不渝！”他父亲在恩施住了四十多天，见劝降无效，就回家了。功伟视死如归，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高贵气节，教育了全体难友，我从心底里更敬佩他。

　　1941年4月l 3日，是苏联和日本签订中立条约的一天。报上说双方维持和平友好关系，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互不侵犯，并且说当一方成为第三国的战争对象时，另一方应保持中立。这一突然的消息在集中营传开后，难友们都疑惑不解，不懂得苏联为什么同一个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订立这样的条约，难道苏联不支持中国正义的反侵略行动吗？尽管我们都认为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各国正义斗争是肯定的，但这次苏联的行动，其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呢？这时，特务们趁机大肆污蔑苏联，把苏联说成是日本侵略者的帮凶。我们明知这是特务要在难友中制造思想混乱，动摇我们对共产党的信念，可是因不明苏联此举的目的何在，所以只好闷声不响。过不多久，看守人员袁老头(是何的看守者，他对何的品德十分钦佩，平时总偷偷地把报纸送去。他和女牢内的袁皖宁是同乡，攀“家门”)塞给袁皖宁一张写满密密麻麻小字的纸条。我们一同看了，原来是何功伟写的。我十分清楚地记得，他扼要分析了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认为希特勒德国侵略魔爪正准备向东方伸，苏联有所察觉，所以在这时同日本这个希特勒的盟国订立中立条约，目的是苏联一旦被德国侵犯，就可以避免东西受敌，处于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只要苏联存在，中国抗战和以后的革命一定能胜利。功伟同志这正确的分析，等于拨开了我们眼前的迷雾，使我们更坚定了对苏联的信念。他的这一判断，同后来我所了解的党中央的评论，基本上是一致的。从这里可以看到，只有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才能对一切复杂的情况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同时，我也想到，他对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深刻理解，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也正是他在狱中同敌人作殊死斗争并能视死如归的思想基础。

　　9月，方家坝看守所二三十个难友(女的4人)被转押到谭家坝鱼泉坡看守所；功伟则被关押到那里的地下室里。那地下室就在男牢的下面，只有一扇小窗面向清江。他喜欢唱歌，最爱唱的是《延安颂》和怀念他爱人的《狱中歌声》(用《夜半歌声》的歌谱填入他自己的歌词)。我们女牢离地下室不远，只要我们唱完《夜莺曲》最后一句：“唱吧，唱吧，尽情地唱吧，驱散人间忧伤！”他就会一支接着一支地唱。他那高昂的歌声，使我感到党就在我们的身边。自此以后，我时常思考着如何同他接近，与他联系上，并尽可能地关心他的生活。

　　1941年初秋，天气逐渐转凉了。有一天深夜，我盖了一条二斤多重的棉被都感到寒气逼人。据男牢的陈骧说，功伟床上只有一条薄薄的毯子，这怎么行呢？我不是还有一条蓝色毛毯吗？我一定要设法带给他。至于后果怎样，我也不管它。第二天一早，为何功伟倒便桶的鄂西老乡要到地下室去，我就暗暗地把毯子交陈骧请他带了进去。谁料，第三天那老乡受功伟之托，又把毯子送回了。一开始，我真接受不了，好像受到“不信任”的谴责，脸一下子涨红了。到晚上，我冷静地想想功伟这一行动，实在是对我的爱护。他宁愿挨冻，决不连累别人。他在地下室里所有衣着杂物，敌人是一清二楚的。如果敌人突然发现原来没有的毛毯，后果必然是：不仅他要受到严厉讯问，敌人还要以此迫害其他难友。在敌人未发现之前就转移掉，就可避免这场灾祸。他的这种保护同志安全的行动，充满了崇高的友爱精神，对我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革命道德和气质教育。但是，他挨冻的事始终使我不放心。我想，毛毯目标太大，敌人容易发现，能给他件衣服穿在身上，不是也能御寒吗？ 于是，我便把一件天蓝色男式羊毛衫(是我离重庆前，家里寄给我的)，又请老乡转交给他，这一次他没有退还给我，而是穿在身上了。

　　1941年农历9月2日，是我的24岁生日。我在女难友中随便谈起这事，想不到引起大家极大兴趣。汤婉默她们就想办法借庆祝我生日之名，让全牢难友改善一次伙食。首先同男牢难友陈骧联系，叫他征得管理所主任肖集华(肖曾向陈骧敲诈过钱财，对陈比较宽容)的同意，由陈出钱，叫看守人员买肉买面。女牢同志为了让我见到何功伟，便向送饭人员要求让我亲自送面下去，那看守人员也同意了。我捧了一碗面，从男牢走下楼梯，经过一段又暗又阴湿的地道，到了他的身边。这时，我看到他那削瘦的脸上闪烁着惊异的眼光，他瞪住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的我。我作了自我介绍，井绝对信任地向他表明我的身份，要他保重身体。他紧握着我的手，并说：“我早已知道你的情况。”并热情鼓励我，要我不丧失共产党员的立场，争取离开这里，到外面继续投入革命。谈话时间很短，可是他对我极端的信任和深切的关怀，使我永远牢记在心。

　　11月中旬，深秋的安谧宁静中，却蕴藏着令人窒息的气氛。功伟接连几天被带离谭家坝，受敌人长时间的审讯。有一天到深夜才被押送回牢，我们都为他的安全担心。15日，我写了一张便条投进小窗，问他情况怎样，l 6日，我从小窗口接到他一封信，信里讲了他对敌人处理自己的三个估计：一是被转移到重庆关押起来，一是被押到湖北别的监狱，另一个可能是就地被处决。他认为最后的一个估计可能性最大。他还说如果他牺牲了，希望我们出去后告诉组织，何功伟在敌人监狱里一尘不染，是坚贞不渝的布尔什维克。他还要我们告诉他爱人不要悲伤，要她为有他这样的丈夫而感到骄傲，希望她踏着他的血迹继续前进。最后他深切地盼望我们出狱后，找到他的墓地，在上面种上一棵小红花，让他的血肉滋养这朵红花，使它长得更鲜红。他相信，待到全国解放之日，红花会向同志们点头致意。信的结尾是：“英特纳雄耐尔一定会实现！”

　　这封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信，使我朦胧地预感到厄运即将降临到功伟同志的身上，但我不相信厄运真的会很快结束他那宝贵的生命。信在女同志中间传阅，信纸被泪水浸湿了。当晚，我谨慎地把这封信藏在瓦片下，后因女牢要迁移，我们不得不忍痛把它烧毁了。这成为我终身的遗憾。

　　17日，东方拂晓，大地还在沉睡。我值日打扫院子，这时男牢的门打开了，敌人押着功伟同志走出牢房，我见他两眼惺忪，连日的审讯使他睡眠严重不足。他走出男牢，棉衣尚未穿好，我看到那件天蓝色羊毛衫穿在里面，他一边走一边扣钮扣。他挺着腰上坡了，走到最后一级，回过头来朝我看了一眼，并向我点点头。谁料到，那一瞬间，竟是我们最后的诀别。

　　到下午，押送功伟同志的特务回来了，可是功伟没有回来。整个牢里传开了功伟同志被杀害的噩耗。当时，一个特务对看守人员透露了杀害功伟同志的真实情况。据他说，在向何功伟开枪前，几次喝令他跪下，何连声回答说：“不跪！不跪！共产党员是不会下跪的！”后来打了好几枪，何才倒下。可以想见，在如此刚毅无畏的共产党员面前，刽子手的魔爪也在瑟瑟地颤抖着。

　　当天敌人搜查了功伟同志的遗物，发现我用土布做的两件新衬衫，他们便立即把我关进这阴湿的地牢里。当晚，我对功伟的哀悼，对敌人的憎恨，引发了我一场洩愤诉怨的痛哭。刚到恩施时，敌人假毙我，我只有憎恨，投有掉一滴眼泪；敌人审讯我多次，我也没有表示软弱；但这一晚上，我流尽了眼泪。功伟同志的牺牲，真使我伤心到了极点。

　　一年后，徐良咏同志比我先出狱，我重托她到重庆向邓颖超同志汇报功伟同志在狱中斗争的情况和临刑前嘱咐我们的话。

　　何功伟同志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他对同志关怀备至，对敌人刻骨仇恨；他在敌人监牢里，坚贞不屈，一尘不染，为党的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遗憾的是，四十多年来，我因无机会到湖北恩施，遵照功伟的遗嘱，在他墓上栽种一棵红花。我已年近古稀，头发斑白，但仍然盼望有这么一天能到他墓上亲手栽上一棵小红花，并用我的眼泪浇灌它，让它能长久地在功伟烈士的墓上开放，永不凋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