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纪念良师何功伟烈士(2)

　　每当我听到功伟同志唱这首歌曲，对他那“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伟大人格与崇高品质，都感受到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使我整个身心抖动，精神振奋，感情升华，即使是短暂的，也总是令人进入一种忘我无私的崇高境界！ 于是，我一次一次地下定决心，坚定信仰：走功伟同志指引的道路！

　　但没有经过革命锻炼的中学生很难沉得住气，其内心活动容易被熟悉的人们所捕捉。有一次，陈骧对我作过一次试探：“小何虽不投降，总还承认是共产党；你是连承认都不承认……”

　　我说：“如果我能与他比，那就太光荣了！”

　　他马上严肃起来：“此人真伟大！”随即拿出一张折叠好了的纸条，上面写着：“我们全体难友向您致敬！”要我从地板缝里丢下去给功伟同志。第二天，功伟同志站在那一块未挖除的青石上，视线通过竹片缝隙监视着可能走过来的敌哨兵，从楼板头与土壁相接的空隙递上一张纸条，对于我们对他的敬意表示答谢。从那以后，曾有多次，当大家在天井里开饭的时候，我和功伟仅一板之隔，对面交谈了。

　　第一次，按照功伟同志的提问，我通了姓名，答复“不是党员”，是因为在建始高中反对三青团(功伟同志说，他知道这件事）而入狱；由于敌特审讯认定，我们反三青团时，周围一定有地下党活动，要求提供线索，因而不能结案。

　　功伟同志说：“你在武汉住哪所学校？”

　　我说：“武昌初中。”

　　他惊诧地问：“那你认识田任秩(原名刘纯白)先生？”

　　我说：“田先生是我们通山分校的负责人。”

　　“那你还认识何功济？”

　　“他高我一班，他们现在在哪里？”

　　功伟同志说：“都牺牲了！田任秩先生是被国民党一二八师王劲哉杀害的！何功济是鄂南打游击牺牲的！”停了一下，功伟同志又感慨地说：“斗争总会有牺牲，不要难过，在斗争过程中，我接受过田任秩先生的帮助。”功伟同志在谈到自己的战友和亲人的牺牲时，也表现出了他那无产阶级战士的非凡气质。至于他接受过田任秩先生什么样的帮助，这在当时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说得更具体。直到近年来才由曾在功伟同志领导下参加过鄂南游击队的雷同同志证实：l939年元旦期间，国民党一二八师师长王劲哉以“元旦团拜”为名，邀请鄂南游击队负责人参加。大队长何寰桢先生轻信敌人，径往敌师部，即被关押、杀害；功伟、雷同等同志从政治部主任田任秩先生那里获悉此情，旋即离去，幸免于难。功伟同志所说的“接受过田任秩先生的帮助”，料想指此。

　　1941年10月中旬的一天下午，2号牢房里的陈骧走过来，用手示意我注意楼下。听到楼下牢门打开后，那个姓肖的狱吏介绍说：“何先生，这是省党部秘书张家驹先生。”

　　张家驹接着说：“我这次来是向何先生转达陈(诚)长官爱护青年之至诚的。”

　　没有待他说下去，功伟同志就驳斥说：“算了吧，张秘书！自从‘四·一二’蒋先生叛变革命，十多年来，你们杀害了我党多少有为的青年？！‘爱护青年之至诚’怎么解释？这种自欺欺人的废话，未必还希望在这里找到销售市场吗？”

　　张家驹还想争取主动：“何先生，你要知道：现在摆在我们之间的状况，是‘兵行在即，可西可东，南北安危，在此一举’，留给你何先生考虑问题的时间并不太多了！”

　　功伟同志轻蔑地说：“我很欣赏你的记忆能力。不过，在这抗击外敌入侵的年代，你引用外来的征服者的语言说话，是否表现了你们身在重庆而心在南京，与汉奸汪精卫共同的精神状态呢？ 你也要知道：对于我们共产党人说来，认清你们国民党的法西斯残暴，那只是政治的ABC，是必修的第一课。但这里有几个问题，是你们不敢承认却又不能不承认的：在西安事变中，我党以国家利益为重，不究既往，积极主张并劝说张学良、杨虎诚两将军释放了蒋先生和一大批文武官员。但现在，你们局促于西南一隅，监狱遍及管区，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为日本侵略者的继续进攻张目，未必你们不自觉是民族的罪人吗？此其一。十多年来，你们对外卖国投降，对内执行反共屠杀政策；请看今日之中国，共产党人是减少了还是增多了呢？未必这还不足以说明你们屠杀政策的彻底破产吗？此其二。作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我何功伟宁愿流血牺牲，也不做你们国民党的官，这能不说明我们两党的不同性质和发展前途吗？你能不为此感到可悲吗？此其三。最后，今天在这里，感受到威胁的，是我还是你呢？等着吧！张秘书，中国人民终会埋葬你们蒋家王朝，为你们敲响丧钟的！”

　　在功伟同志连珠炮般的质问下，张家驹理屈词穷，陷于极端狼狈的境地，但等他意识到不能就此罢休的时候，又立即恢复了平静：“我觉得你上有双亲，下有妻儿，你即使不为自己着想，也应该为他们着想嘛！”

　　功伟同志说：“我们当然是会为亲人着想的，不过，我们是把自己的亲人放在四亿五千万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大众中去着想，不像你们国民党一事当前，先为自己和儿孙打算。我们之间分歧的出发点，不也就正在这里吗？”

　　“这么说来，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你们早就应该有这样的认识。”

　　我们对于功伟同志的安危的忧虑，并非自张家驹到谭家坝以后开始，但那以后，却大大地加重了我们的不幸预感。因之，一个明知无望但仍寄托希望的问题，终于向功伟同志提出：“周副部长(恩来同志)能不能营救您出狱？”

　　功伟同志说：“不可能。”

　　我问：“为什么呢？”

　　功伟同志说：“他们(指国民党反动派)不会承认的。”

　　我带着一种中学生的稚气问：“不承认！事实摆在这里能不承认吗？”

　　功伟同志没有答复我的问题，只说：“你是可以出去的。到重庆以后，你到中共驻渝办事处去找邓颖超同志，她会接见你的。你把知道的全部情况都告诉她。”

　　我说：“好！一定办到！”

　　1942年3月间，国民党第六战区军统特务头目刘培初，在恩施方家坝集中营(即敌“青年训导大队”)，对我们讲话时说：“最近回到恩施之后，才知道何功伟已被处决。尽管我们对他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但如果我在恩施，我是不会同意处决他的。的确，在青年一代中，何功伟是罕见的人才；但可惜他中毒太深，不能情随事迁，思想认识转不过弯来……”只要剥掉敌人语言的外壳，事实就摆在人们的面前──功伟同志坚持真理，忠贞不渝，宁愿流血牺牲，也决不接受敌人的“仁至义尽”，去做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官，与他们同流合污。

　　我1943年春逃到重庆，功伟同志已就义年余，但他就义的噩耗与他的遗作早在《新华日报》发表，于是办事处之行，只好作罢。

　　1983年，中共恩施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出版过一本《何功伟烈士纪念文集》 (以下简称《文集》) ，书中有吴显忠、肖良恺等五同志联名写的《忆何功伟烈士在恩施集中营》。当写到谭家坝狱中斗争时，同志们说；“当时的4号囚室中还有人写了入党申请书，从楼板缝里给功伟同志。”(《文集》181页)功伟同志的族弟、我国前驻坦桑尼亚大使何功楷同志在纪念文章中也说：“甚至有的非党人士在狱中要求入党。”(《文集》98页)以上所说的，就是我在狱中的一点事迹。解放后，我只是1951年在中共武汉市委干部学校工作期间，给组织写过一份解放前的历史材料，似乎没有提到这件事。这主要是因为我认为，功伟同志早已就义，无人证实。但从1966春“文革”前夕，我给烈士夫人许云大姐写汇报信时起，到1979年为功伟烈士写党史人物资料时为止，曾多次提出：由于功伟同志在狱中表现出的崇高理想、坚定信念和勇于献身的精神，不仅给我们传授了真理，更传授了对真理的态度，才使我这个心性并不怎么勇敢的中学生敢于蔑视酷刑、惨死与长期监禁，在军统特务的秘密监狱中向功伟同志申请入党。当时功伟同志答复我说：“一个共产党员一旦被捕，就意味着他离开了党。再不能代表党发展组织。至于你，只要努力学习，坚持真理，不断进步，我相信：出去以后，是会毫无愧色地成为一个共产党员的。”但我一直没有料到，功伟同志已早把此事告诉了两位羁押狱內但未暴露的女党员了。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他们的反革命事业，曾煞费苦心，千方百计使功伟同志变节，为其所用；但事实证明，要功伟同志放弃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和信念，犹如要布鲁诺放弃地动学说一样，那是绝无可能的。敌人由于愚蠢而可笑的伎俩屡遭失败，一无所得，恼羞成怒而又束手无策，于是最后使出了最卑劣的一手。l941年11月16日，由两个敌哨兵把功伟同志押离谭家坝。离去时，功伟同志把青布制服搭在左肩上，衬衣上套着周予先同志送给他的蓝色羊毛背心，面带微笑，神态自若，转过脸来回顾了三、四号牢房，然后从容地走了。功伟同志走后，那个姓肖的狱吏说：“他还是无产阶级？穿的是羊毛背心。”我们没有理睬他，也不屑于理睬他。那以后的日日夜夜，我们多么希望能看到功伟同志回来并重新听到他的嘹亮歌声啊！

　　噩耗很快传到谭家坝，第二天那个“黑暗阻着黎明”的时刻，敌人在方家坝附近，秘密地杀害了功伟、惠馨两同志！闻悉之余，我们的悲愤真是难以用语言形容！几天之后，那个姓肖的狱吏在开饭时说：“以前煮的米比现在多，你们总说饭不够吃；自从何功伟被处决以后，米减少了很多，却还有大量剩饭，足见你们中毒之深！”通过敌人的反动语言，不是很能看出难友们对功伟同志怀念之深吗！回顾我的一生，经历过的不幸事件可谓不少，但却从没有哪一次比功伟同志的牺牲更使我悲痛的！

　　不久，我们都因所谓“思想恶化”，再次被押回方家坝集中营“受训”。在那里，不论是直接或间接认识功伟同志的难友，谈起功伟同志的斗争事迹，无不肃然起敬！谈到功伟同志的就义，无不悲痛欲绝。所以集中营的所谓“训导”、“感化”之类，就只能像肥皂泡那样，一个一个地破灭，一次一次地失败。

　　1942年暑期，集中营决定释放我们一批学生返回学校，但在公布名单的同时，宣布了两条规定： “一 、以后如发现系CP分子，或有违犯党国言行的，格杀勿论(并强调“那是连自首的机会都没有的 ”)；二、每月必须填表汇报情况一次，着重周围人们的言行，明知而不报者，以违犯党国论处，罪在格杀！”到这时，我们这批中学生已被逮捕下狱一年半以上。由于认识了功伟同志，并从他那里受到了一种课本上没有记载、课堂上没有讲解过的教育，尤其是功伟同志英勇斗争，宁死不屈，慷慨就义的伟大形象，以及在同志间的谈吐举止，犹在眼前，栩栩如生！因此，出狱后，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格杀勿论”的威吓，也就绝对阻止不住我们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的决心和行动了。

　　屈指四十余载，作为功伟同志教育过的群众和学生，我深感惭愧和痛苦的是没有能为他为之流血并引导我们去追求的革命事业立下汗马功劳，作出较大的贡献；然而跌伤了坚持，失败了重来，没有犹豫、徘徊、抱怨与哀叹，永远朝着早已选定的方向走，择善固执，至死方休，作为我一份人生试题的答卷，也许还是可以告慰良师英灵于九泉之下的！

　　谨以此文纪念功伟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