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何功伟同志

　　许 云

　　功伟同志(即何彬)牺牲于人民公敌──蒋介石、陈诚的屠刀下已二十一周年了。他那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我们心里。他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具有火一样的热情，钢铁一般的坚贞。他勇敢、顽强、一无所惧，对敌人进行了无情的斗争；他把个人的一切直至生命，无条件地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他的崇高的品质，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记得，1938年的初夏．当日本侵略军沿长江直上企图占领武汉时，中共湖北省工委派功伟等同志，到咸宁县一带去开辟工作，建立党组织和人民武装抗击敌人。

　　在功伟同志去咸宁的前夕，我们十几个武汉市的青年工作者，都赶来给他送行。在当时，我和功伟同志工作上直接接触不多，常常在工厂、郊区、湖北乡村工作促进会、青年救国团等处看到过他。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都异口同声称赞他热情、朴实、平易近人。

　　这天夜里，我们紧紧地围着他，不单是舍不得离开他，而且热情地希望，他能在短促的离别前的时间里，给我们每个人都留下些宝贵的赠言。功伟同志给我们清楚明确地分析了时局发展的动向。当他谈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进一步投降、倒退、制造分裂活动的罪恶时，他的两条浓黑的眉毛，由于激怒而直竖起来。接着，他用信心百倍的口气，谈着我们共产党坚决抗战的主张和应变的措施。这时，他的眼睛里闪出了希望和光芒。我们从他对当时形势的分析中，更加确信只有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救星；青年人只有紧跟着党去进行斗争，才能使祖国人民免于沦为奴隶的命运。这时，大家相互表白着献身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决心和誓愿。最后，他根据我们每个人的具体思想情况，提出了极为中肯的意见。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他略略沉思一会微微地笑着对我说：“对人民事业的热情是宝贵的，应该永远保持，但是要不断地学习正确地分析问题。这样会使认识深入接近实际，工作才能主动！”

　　早上三点钟，我们和功伟同志分手了，火车带着他到千百万群众斗争的前线上去！很久很久，我的耳际都响着他的临别赠言。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像一块生铁，多么需要在革命的熔炉里，在和工农群众并肩的斗争中受到锻炼！否则，怎能承担起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荣职责呢？

　　时局在继续地紧张和恶化，日本帝国主义在8月间，对武汉进行了疯狂的大轰炸。在这灾难愈加深重的时刻里，在武汉的国民党反动政府，非但不采取积极措施，解救人民于水火，反而更加迫害和摧残抗日爱国力量，明令解散武汉的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团、蚁社三大进步群众组织。这时，我们党面临着抵抗敌人进攻，反对国民党投降、倒退、分裂这些紧急而艰巨的斗争任务，需要认真加强组织，重新调整力量，准备迎接战斗。许多战友被分配到新的战斗岗位。我也被组织分配到鄂西去工作了。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没有听到过功伟同志的音信。直到l939年底，当我刚被调回宜昌县中共湘鄂西区党委机关时，才有人告诉我：“何彬也来湘鄂西工作了！”这个意外的消息，使我又惊又喜。然而因为另一工作任务，他已于我到的前一夜又离开了宜昌。一个月以后才由我到宜昌河西小学去接他到机关里来。这次我见到的是一个店员打扮的青年人，他仍然是那样安详和愉快，而且神采奕奕。只是，比以前瘦了许多。这表明了他一年来，在咸宁中心县委开辟工作，朝夕与日本鬼子及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不知道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耗费了多少心血！但是，他却显得更加坚强了。

　　1940年初，由于我们相爱并由于党的秘密工作需要，我们结了婚。功伟同志担任区党委的宣传部长，我担任部里的干事、交通员并作妇女工作。这些工作的性质和任务，和我以前所从事的群众性公开活动有了极大的不同。我的思想、作风、工作方法乃至生活方式．都需要有很大的改变，我必须从头学起。我当时最感苦恼的是怎样才能正确地分析时局动向，在工作中怎样透过许多现象来抓本质的问题。这时，功伟同志给我许多实际的帮助。我见到他经常从《世界知识》、国民党的报纸以及我们所能听到的正、反面材料中，提出问题，分析不同时期的时局动向和敌人的政策，从而提出怎样正确执行党在白区工作的方针和运用党的不同策略。他善于反复提出问题，多方面分析推敲，重视调查研究的材料，最后再作结论。他经常用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揭露敌人各种各样反动宣传的本质。

　　鉴于政治环境的日益逆转，党在白区的工作更加艰苦了。党组织认为对党员的革命气节教育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功伟同志立即拟出了革命气节教育的提纲。提纲中严肃地告诉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及当前任务，要求党员的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要坚持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严格遵守党纪，保守党的秘密。如果被捕，在监狱里和法庭上亦要坚持斗争，直到牺牲自己的生命，决不能叛党。”这一提纲，功伟同志和我们一起学习研究，并要求我们不仅用脑子记忆提纲的文字，而且要完全领会提纲的精神实质，认真负责地向各自负责的党组织的同志进行传达和讲解。

　　在实际工作中，功伟同志对自己和同志要求都很严格。连他个人的兴趣和爱好也是按照党的要求去培养和改变的。听说他在上海时，对文学很爱好并且有写作才能，曾在进步杂志上发表过不少散文。后来由于担任了地下秘密工作的职务，就停止这个易于暴露身份的活动。又听说，他酷爱音乐和诗歌，还有着一个嘹亮的歌喉，但在严酷的斗争生活中，我却从未听到过他的歌声了。这些都使我感到，功伟同志虽然只比我大五岁，在政治上却比我成熟、老练得多。

　　敌人占领武汉以后，又于1940年6月从汉宜路向宜昌进犯。宜昌立刻吃紧。党委决定我们分头安排工作，各人设法找不同的社会关系。分头撤退至巴东。这是我和功伟同志共同生活后的第一次别离。我们没有感到突然和依恋，因为，我们的爱情从开始起，就是建筑在共同的革命事业这一坚实的基础上的。功伟已先三天到荆沙一带去了。分别前，他只叮嘱我要坚定勇敢，机警灵活，随时记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敌军毫无阻拦地直闯宜昌。陈诚领着他的军队首先仓惶逃跑。当时，长江一带的大小船只全部被国民党军队和党政机关搞走了。我随着国民党战伤医院的一个医疗队行动。因为这个医疗队的队长，是我们的党员同志。我们等了一夜，也没有等到一只船。国民党的官员们只顾自己逃命，早把这些伤员忘掉了。我只好另想办法撤退。为了一定要完成党交给自己的任务，我登上了英商太古公司在宜昌失守前的最后一只去四川的轮船。

　　出乎意料之外的，功伟也上了这只船。我见他眼眶深陷，像害了重病似的。原来，他已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他是在全面安排妥了敌后工作后，才赶上了这最后的一班船。

　　我们俩为着不惹人注意，挤在船舱的人群中。这时，敌机仍在头上低飞扫射，炸弹和烧夷弹不断在江岸炸裂，成千上万的群众，扶老携幼地在炮火中呼天号地地痛哭。这时，功伟同志望着岸上这些水深火热中呼救的同胞和即将被敌人蹂躏的祖国土地，愤怒和仇恨达到了顶点。我见他双手紧紧握着拳头，好久没有讲话。他在最激动的时候，总是最沉默的。船开了，他仍然目不转睛地望着渐渐远离的江岸。

　　船上拥挤得不能挪动一步。功伟同志却随时关心着靠近自己身边的老弱劳动群众。他把自己的小行李拿在手里，挤出位置，让一个带着孩子的妈妈安然坐下来。

　　突然从三楼一等舱里伸出一个女青年的半身，叫唤下面统舱的卫兵从统舱中间正在吃一大堆牛肉的洋狗中挑出一条送到一等舱来。全船骚动起来，群众怒吼着，摩拳擦掌，用愤怒的目光看着这个女人接过小狗，大家咬牙切齿地议论着：舱里坐着的是一个临阵脱逃的国民党师长，他的左额上贴着的一块胶布，据说是人工制造的假伤，他带上小老婆准备往峨嵋山里钻。他们无休止地饮酒作乐，把面包、牛肉喂洋狗……

　　船在四川奉节靠了岸。第二天我们换乘一只小木船直下长江天险──三峡。我们凭靠着一个老练的船员，穿过怒涛和激流，像在井底流过，然后才看见了大片青天。几个钟头就到巴东。我们在船上仍没有讲话，也没有心思去欣赏白帝城诗句。但，我们彼此心中，被内忧外患、新仇旧恨所激起的波涛，不亚于三峡中的怒涛巨浪！

　　我们在巴东紧张地接上了几方面的组织关系，安排好了工作以后，在8月，又要继续转移了。通过巴施公路，我们随着难民群，用6天的时间走完了几百里的山路。一路上，不断发现病死、饿死的人的尸体。不少村庄和庄稼，完全荒芜了。病倒在床铺上的农民，争相对我们诉说国民党溃军把他们仅有的一点土豆抢光了，他们马上就要断炊，无法活下去。这时我们虽然急着赶路，但是，善于接近群众，和群众甘苦与共的功伟同志，却不愿放弃任何向群众了解情况和宣传教育的机会。他耐心地倾听他们的苦诉，并启发他们的觉悟。他把这一路上所遇到的情况，都当着生动的、活的阶级斗争的教材，不断地向我们提出：只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腐败的国民党统治，才能建立独立、民主、富强、社会主义的强大的新中国，人民才有幸福的生活。一路上我虽然由于怀孕，体态很笨重，还要带上我们的小被包。但，由于功伟同志这些有力的教育和关怀帮助，行动起来仍是轻松愉快！快到目的地时，为了避免特务的跟踪和入城的盘查，我们乘着通过清江的木筏从侧面进入恩施市郊。到了湖北省农业专科学校，功伟等同志连续开了几天会，正式成立了中共鄂西特委。没有几天，根据当时的政治情况和我们的任务，加之，1939年我曾在这一带做过公开工作，不宜再在这里做地下工作，组织上决定我离开恩施到南方局机关去工作。为了党的利益和更好地进行斗争，我没有等生下孩子，就在8月21日黄昏和功伟默默地分别了。我们希望着重逢。我们怀着为了下一代幸福的向往，对我们的事业更加满怀信心。12月中旬，我在重庆医院产后接到功伟的来信，他说：

　　……生男育女是人生内容的一部分，鉴于你这次难产，我自责对孩子的出生没有尽一点父亲的责任，一切辛劳由你先承担着吧！

　　虽然我的身体不太健康，但我没有感到疲倦，我想我永远也不会感到疲倦的。

　　天冷衣单，代小刘募集的棉衣请快设法寄来，因为她生产后特别需要。

　　此地气候恶劣(指政治气候——许云注)，重庆山地亦恐相差不远，愿珍重……

　　这些话给我无穷的安慰和力量！

　　我刚出医院，国民党突然制造了皖南事变。我奉命重回湖北工作，行至中途发现情况有变化，只好停下来等待。这时，我听到了功伟和刘惠馨同志由于可耻的叛徒出卖而被捕的不幸消息。为了与特务的搜捕作斗争，我引着孩子过了几个月的游动生活，直至苏德战争爆发的前几天，组织电召我回到了中央南方局机关。这时我才看到他从监狱里写给我的诀别书。他说：

　　临刑前不能最后的和你见一次，不能吻一吻我们的小宝宝了！我一定坚守阶级立场，保持无产阶级的清白，忠实于党……此次的被捕，由于我自己的不慎。告诉我所有的朋友们，加倍的努力吧，把革命红旗举得更高，好好地教养我们的后代，好继续完成我们未竟的事业！

　　反动透顶的陈诚满以为抓住了共产党鄂西特委的负责人，就可以扑灭这一带的革命运动。他们对功伟同志施用酷刑感到无效后，又极力运用各种软“优待”办法，企图用各种“高官厚禄”来收买他，敌人得到的回答却是功伟同志对国民党倒行逆施的罪行的尖锐揭露和冷笑。他们知道功伟同志是一个孝敬老人的儿子，就立即把他的老父亲从远道找来劝说儿子投降。老人在监狱里了解到儿子献身祖国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坚贞不屈的意志，也被儿子为祖国为人民的赤胆忠心所感动，帮助了儿子的斗争，把功伟同志给党组织的一些信件，托妥当的人带到了党的上级机关。结果，功伟同志把法庭变成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揭露敌人丑恶真面目的讲坛，还在监狱组织了有效的斗争。现在他又开始唱歌了。他用革命的歌曲和诗章不仅教育鼓舞着监狱里的同志、难友和无辜的爱国者，而且他们可歌可颂的斗争，同样教育和鼓舞着狱外的同志和亲人。

　　1941年ll月，功伟同志牺牲的前几天，他用血写下了《狱中歌声》这不朽的诗篇。那像烈火一样燃烧着的每一个字啊，仍在我心中闪耀：

　　我只要一息尚存，

　　誓为保卫真理而抗争。

　　……

　　你折了勇敢的战友，

　　是否感到征途吃紧？

　　你失掉了亲爱的伴侣，

　　是否感到人世凄清？

　　不，姑娘，

　　你应该步上我的岗位，

　　坚决地打击敌人！

　　愿你同千千万万的人们，

　　踏着我的血迹前进！

　　敌人愚蠢而可笑的妄想完全落空了，他们一无所得。反动派恼羞成怒，终于在1941年1l月的一天，悄悄地杀害了功伟。那时，功伟才26岁。

　　二十一年过去了，功伟和我们无数先烈所为之献身的革命事业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我们的祖国已经成为不断强大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国家屹立于世界，我国人民正在为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而斗争。

　　功伟同志，我们的儿子，你想亲吻的小宝宝，已经在党的关怀中长大成人，并已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行列。我们正继续在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引下，高举着你们交给我们的红旗继续消灭敌人，革命到底，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而不倦地斗争。你应该欣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