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答：“《光明日报》很有吸引力，况且九三待老储并不怎么好，所以是愿意来的。听到这个调动，他很不平静，但又有顾虑，怕搞不好。我告诉他调动不是出于某个人的意向。因为人选虽由民盟的主席、副主席提议，但都要经过统战部点头，像报社总编辑这样的职务，还要通过中宣部。至于顾虑，无论来自业务工作，还是来自人事关系，都是可以慢慢消除的。我和民盟中央其他同志一定支持他。如果他认为需要的话，我想还可以把（萨）空了请回到‘光明’，协助工作。”
晚上，我仔细品度《观察》。这本杂志的封面是再简单不过的，几乎就是一张白纸，素面朝天。可它的撰稿人，无不赫赫有名。从胡适到邵燕祥，中国当代文化才俊，被主办者储安平网罗殆荆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法律、文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均进入它的视野。对国家出路、朝野风云、国际动向、社会事件、思想活动、生活就业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它都以知识分子一颗自由的心灵，做了观察与回答。
父亲走到我的书桌旁，见我翻阅《观察》，非常高兴地说：“那个时期与政治生活相关的事件，《观察》都有报导和思考。所以，只要是个关心国家公共生活的人，都爱看这个杂志。谁要查阅和研究那段历史，我看储安平的《观察》是必读之物了。现在，不要说是个人，就是机关单位主办的杂志，也难以做到。单凭这一点，你便不得不佩服储安平。”顿时，储安平在我心中，成了和极有才气的罗隆基对等的人物。
我不由得追问父亲：“白天，你和储安平还说了些什么？”
父亲说，他们会晤的时间不算短。老储的话少，他的话多。自己主要是详细讲述了在四十年代创办农工党机关刊物《中华论坛》时的体会，觉得当总编辑，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网罗人才；二是可以肩负起政治责任。
别看父亲没有直接办报，其实，他和储安平一样，对办报、办刊，也怀有一股持久的热情。我记得1956至57年那段时间，父亲在“农工”（即中国农工民主党）也在改进宣传工作。主张内部办“政治通报”，主张恢复解放前的杂志《中华论坛》，还要把半月刊的《前进报》改为旬刊，再由旬刊改为周刊，将来再进一步改为报纸。
父亲说：“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每个民主党派都要办一张报纸。遗憾的是，‘农工’不像民盟有这方面的高级人才。所以，因人手奇缺而迟迟没有行动。”
2月27日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讲话强调的就是要坚决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老人家的英明睿智、幽默风趣，温热了知识分子因一连串的政治运动而灰冷的心，也扭转了民主党派当于建国后寿终正寝的看法。
父亲兴奋异常，立即在民盟以个人的身份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民盟印发了讲话记录稿。储安平看到父亲在民盟的传达稿，也异常兴奋，立即建议九三学社中央转发。
“春色满园花胜锦，黄鹂只拣好枝啼。”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和章储二人一样，他们的内心渴望着一种承担的机会。这种承担，既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也是一种自我证实的需要。而毛泽东的讲话，则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渴望和需要。
不久，父亲约了萨空了，与储安平做了一次谈话。这次，储安平大概是有了接手“光明”的打算，便坦言办报的种种顾虑：既然归属于民主党派的《光明日报》需要“放”的办报方针，那么“放”到什么样的程度？知识分子有意见的话，要不要讲出来？要他们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如果报纸还仍旧停留在拥护“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上，发表这样的文章有谁看？———这些顾虑不仅是总编辑面临的大问题，也是一个社长应该考虑的。所以，父亲和储安平都一致主张要向统战部讨个明确意见。于是，既是中共党员也是民盟成员的萨空了很快便把问题汇报上去。
时任统战部副部长的于毅夫在3月26日专门写了书面汇报，把章储谈话内容报告给负责新闻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的胡乔木、周扬、李维汉及徐冰（即邢西萍）。据说，胡乔木一直很欣赏储安平的才干，竭力主张由他出任“光明”总编辑。
就在储安平心里早有了接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底牌之后，九三学社中央也决定请他兼任“九三社讯”主编。接到这个任命，他想大干一常这里，他有意借“社讯”主编之职，做“光明”总编的热身。但除此之外，他还存有一个潜在欲望———储安平在九三学社不过是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这显然较之前任《光明日报》总编辑胡愈之的地位，矮了一截。储安平素无操纵他人的野心，却有着中国士大夫式的心态，懂得这个国度里职务与地位间的差异会给尊严带来的挫伤、乃至危机。为此，他必须付出才情学识与“以身殉道”之精神，求得社会应该给予的政治承认和相应尊重。有了这个潜因的存在，储安平对区区“社讯”，投入巨大的精力和热诚，便是十分自然和能够理解的事了。
他到任后，便对九三成员说：“我要以身作则，扭转大家对社不关心的风习。”
他每周到九三机关办公两次，并事先打电话告诉既是好友、也是九三成员的袁翰青⑦、楼邦彦⑧，希望自己去上班的时候，他们也能去。
他参加社内各种会议。
他四处征求九三成员对“社讯”的意见。
他五次登门拜访许德珩，争取这位九三主席的理解和支持。
他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连编四期“社讯”，陆续刊出《座谈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贯彻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座谈高等学校的领导制问题》、《目前工程技术人员的几个问题》等大块文章。这些文章是在九三中央召开的座谈会的基础上形成的。会前，他特意叮嘱记录：“要记录有思想、有见地的东西，一般性意见，官样文章，就不要整理了。”会后，文章从开头的题目拟定到收尾的记录终审，他都亲自动手。
这几期社讯内容，即使在今天，也称得上是当代中国的部分文化精英向政府提出的极富政治性和科学性的社会见解了。九三“社讯”在储安平手里摆弄了几下，便焕然一新。它的特色、鼓动性及影响力，使储安平对自己的实力和未来，有了信心。袁翰青对储安平三个月内的成效，佩服得五体投地，在九三中央力荐他做宣传部长。储安平自己也以试探的口气，向宣传部部长孙承佩⑨摸底，看看是否有意“让贤”。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他在九三施展的第一手，是那么的干净漂亮。可是，等他再想施展第二手、第三手的时候，就感到不是那么顺心应手了。这个感觉，首先来自主要领导的冷静与持稳。五次面谈，储安平从他那里既没有获得鼓励，也没有受到批评；对“社讯”既不肯定，又不否定；是一种有顾虑的信任，有保留的使用。其次，在宣传部里，他大有势孤力单之感，在同级平辈当中，自己干得越欢，周围气氛就越冷。再说，自己本来就不是九三学社的专职干部，怎能与那些各有一摊人马的长期经营者相比？民主党派曾是许多知识分子向往的一块净土，在踏入这块净土以后，储安平才渐渐明白：原来这里也害着我们民间的通勃——宗派情绪，家长作风，嫉妒心理，官僚色彩……随即，他提出辞职，并在“社讯”刊出“辞职启事”。其实，递了辞呈的他，并非彻底失望，而仍是有所期待：期待着转机，期待着挽留。他私下打探九三学社内是否有人对辞呈表示同情，表示惋惜。他甚至想在“启事”里写上一句：今后适当时机，仍愿努力为社工作。“恐畏无人识，独自暗中明。”在皇皇九三，他的请辞启事连同他这个人，像一张薄纸飘落在地，无声无息；堂堂宣传部，竟也无一人开口对他说点什么！更别奢望什么喝彩之声，青眼之睐。这次主要领导倒是痛快，以极高的办事效率，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三个月前，兴冲冲而来的储安平，很快地“从社讯主编的椅子上悄然滚下（九三学社宣传部某负责人语）”。
热血盈腔，无地可洒。难怪父亲说：“老储从九三到‘光明’，是憋了一肚子气的。”难怪他到了《光明日报》，便开始了疯狂的工作。
1957年4月1日，对储安平来说，是个永世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光明日报》党组撤消，他正式就任总编辑。储安平到任的第一件事，是向父亲请示报纸路线。两人经历不同，性格迥异，但在办报的观点与认识上，一拍即合。
4月21日，父亲在家中的大客厅与储安平详细讨论研究了《光明日报》的改组、调整与格局等项事宜。
储安平先是向父亲请示“横排”、“直排”的问题。
父亲本来对文字改革就不满，曾对朋友发牢骚说：“改革汉字，是不懂语言学。”故对储安平讲：“我看‘光明’可以恢复直排，或者搞局部直排。”
谈到改组版面和调整新闻，父亲的话就多了。两人从家里的客厅，一直谈到吉姆车内，两人同去报社。
父亲说：“以前的报纸，以人为主，刊登人的活动多；现在的报导，以事为主，忽略了人。而且对事的报导，也都集中在几个共产党领导人身上。这样，报纸怎么能办好？‘光明’既为民主党派报纸，就要增加民主党派的新闻，这里既包括党派的负责人，也包括党派的基层。”
关于国际版，父亲也讲出了自己的想法：“老储，不要只守个塔斯社，你要努力增加一些，如合众社、路透社的电讯，都可以发。总之，‘光明’是我们的报纸，我打算建议由八个党派的精华人物，组织成一个顾问团。报社的大政方针，由社务会议和顾问团定。”
关于新闻报刊的宗旨问题，父亲解放前撰写的《中华论坛》发刊词，很能表明自己所秉持的态度。他认为：“思想与政见是人人不必尽同的，亦事实上所不能尽同的。如强人以相同，或胁之以相同，只是徒劳而已。在不同之中，何以相安？何以共处？则惟有尊重民主之精神，确立民主的作风，尊重异己，接受批评，取人之长，去吾之短，这是择善而从，不必攻乎异端，如能如此，斯能安矣，斯能处矣。本刊愿力守此旨。”他又写道：“运用自由，享受自由，这本是人类社会共有之合理的权利，亦同是人类理性生活之崇高的表现。它从不受暴力的支配，并永远反抗暴力的侵犯。暴力虽时或得逞，然终归于失败。民主自由之神，依然无恙。本来，自由之获得，非出自天赐，非出自任何人的特许。而人类长期斗争的结果，得之愈艰，食之愈甘，爱之愈切。”
这些文字，很能反映出既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又主张非暴力斗争的民主党派的立常父亲和储安平，前者经营党派，后者经营文字，但都推崇民主政治。从前，他们是在旧政权下，以各自的方式从事民主运动；现在，他们不约而同地渴望在新制度下，继续推动社会主义民主进程。
接着，储安平叩响了在东黄城根附近的廼兹府胡同12号朱红小门，这是罗隆基的住所。罗隆基与他是名义上的师生，故储安平与罗隆基的关系，要比和父亲的关系老多了。见面后，储安平迫不及待地把几天前他和父亲对“光明”改版的思路及设想告诉了罗隆基。因为他深知罗在民主党派和新闻界的影响力，自然很想获得他的首肯与支持。
等储安平的话讲完，罗隆基立即发表看法，说：“顾问团的办法好。章伯钧的长处是气魄大，短处是粗枝大叶。安平，《光明日报》要靠他恐怕不行，还得靠你自己。”
储安平一生靠的就是自己。
1949年后的民主党派，应该做什么？———这是新政权下，民主人士思考议论的一个重要话题。有人言：今后的任务是政治学习；又有人言：是教育改造。父亲在民盟中央的一次讨论会上就主张搞政治监督，坚决反对把政治学习和教育改造作为民盟工作的重心，并说：“那样的话，我们的盟就要变成教条主义者。”
储安平极赞同父亲的观点，他说：“《光明日报》要成为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的讲坛，就要创造条件主动组织、并推动他们对共产党发言，从政治上监督。”如果说，罗隆基、徐铸成、浦熙修办的《文汇报》，是要从新闻领域去实践毛泽东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话；那么，章伯钧、储安平主持的《光明日报》则是想从民主党派机关报的角度，来贯彻和尝试毛泽东所讲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了。记得粉碎“四人帮”后，中共重提统战政策，于是，在恢复了活动的八个民主党派的部分人士中，流行着这样的话：“长期共存？荣幸，荣幸。互相监督？岂敢，岂敢。”———它幽默而微妙地传达出部分民主人士心有余悸，在经历了1957年以后一系列政治运动后的畏惧心理。然而，一切畏惧都是先从不畏惧开始的。那时的章（伯钧）储（安平）就毫无畏惧地按照毛泽东的方针，要从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上为《光明日报》作文章。他俩觉得这是又一次与中共合作。
执拗和富于激情气质的储安平，有一种言必行、行必果的作风。
5月7日，他召开了全社大会。会上，他首先向全体工作人员阐释民主党派在现阶段的社会作用，说：“民主党派的作用是双轨的桥梁。所谓双轨，一是教育成员，一是代表民主党派成员及所联系群众，监督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今天的报纸主要是在第二条轨道上起作用……。我听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说毛主席说过，《光明日报》可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有没有真正拥护和贯彻这一点的准备？来把它检查一下子。”
继而，储安平提出了符合民主党派机关报性质的《光明日报》改版方案。其中以关于民主党派的八点报导计划和四个具体做法为核心内容。第一，要求民主党派的新闻，占每日报纸的三分之一，在数量上应压倒其他一切新闻，只有这样做才能给别人一个“民主党派的印象”。第二，对文教部门工作报导中强调民主党派的组织活动，特别是基层活动及作用。他说：“例如北京大学民主党派的成员，他们都是知名之士，他们过小组生活时，对学校提意见，就一定非常重要，可以多登。共产党组织的活动，不是我们‘光明’的报导的责任，可以不登。”第三，强调对个人的报导、强调民主党派成员的作用。储安平说：“在解放前，报纸是注意人的活动的，解放后一般不登人的新闻了。我们可以从民主党派这个角度登些新人新事。但是登民主党派成员的活动，不能搞像旧社会庸俗的‘时人行踪’、‘冠盖京华’之类。报导民主党派成员的活动同时又和报导文教有关，有些民主党派成员就是从事文教工作的。”第四，即为储安平的根本论点，强调民主党派的监督共产党的一轨作用。要求多发挥舆论的监督性质，反映人民的意见。他甚至认为：今后写社论，要写“监督”的社论。
在报社，他几次重复举了一个新闻监督的事例：1955年城市副食品供应一度紧张，各报都登了来自新华社的一条新闻，解释原因，说明解决的办法。储安平说：“《光明日报》这样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报，就没有必要也去登这么一条新闻。”
《光明日报》总编室主任高天（民盟成员、中共交叉党员）问他：“宣传上的重要问题，是不是要跟中共中央宣传部联系？”
“我们民主党派用不着。”储安平连问题的深浅都不想一下，便如此回答。
又有人问：“有些报导是否要权衡利害？”
他斩钉截铁道：“报纸就是报纸，报纸过去叫新闻纸，它就是报导消息的。只要是事实，我就要发表。”
为什么《人民日报》登的，“光明”没有必要也去登？为什么只要是发生的事实，他不经请示就要发表？———因为储安平一向认为，办报无非是“代表普通百姓说话，体现政治监督”。他在报社公开讲：“揭露，揭露，再揭露，我们的目的在于揭露，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储安平讲的揭露和某些人理解的揭露，大不相同。储安平所说的揭露，是特指揭示和提出社会存在的现象和问题。其中内含着以揭露来促使党和政府改进工作、纠正缺点的政治愿望和新闻观念。
“储安平为什么热心揭露？”我曾这样问过父亲。
父亲解释说：“道理很简单。在思想上，他是个自由人；在身份上，他算得是职业记者和报人。人的本性加新闻本质决定了他的行为。”
可以说，1957年春天的储安平，没有了时空观念，只身回到了主编《观察》的状态。记得父亲在议论储安平鸣放时的表现，曾这样说：“老储长期搞评论，办报刊，这两样工作都要求眼光敏锐，笔锋犀利，出语惊人。故而像‘党天下’这样的话，只能出于他，虽说‘党天下’这三个字，最早由努生说出来的，但那是在国民党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政的努生就不会在公开场合讲了。”
也就在储安平上任的这一天，毛泽东经过数月的酝酿，由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写得特别的好，那上面说：由于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党地位，得到广大群众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部分人甚至形成特权思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因此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指示”还说，本次整风的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方法是和风细雨式的。
无论是储安平，还是父亲，都对毛泽东发动整风的诚意，深信不疑。建国七年，他们看到了中共执政的累累硕果，也看到了一些失误。所以，毛泽东登高一呼，他们立即响应，打心眼里觉得要好好地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要好好地帮助中共整风。
储安平得到父亲的同意，经过筹备决定从5月4日开始，《光明日报》分别在上海等九个城市，邀请部分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举行座谈会，给中共提意见。于是，他普遍发送一次组稿信，发信对象是全国九个大城市的百余名知识分子。信中，储安平恭请每一位在《光明日报》发表“对国家事务的各种意见”，“自由地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愿意写的问题”，要“结合互相监督的方针发言”。在这里，储安平所说监督是有双重性的：一是党派的互相监督，即贯彻毛泽东的统战方针。二是报纸的舆论监督，即张扬新闻的个性与本质。为此，储安平自己亲赴上海。他还写了一个意见交给出去的记者，让记者散发给被邀请的对象。在这个意见里，他指出“应当适当地估计被邀请的人士，平时是否意见较多及是否勇于发言”。这个百名文人参加的意见会，足足开了二十天。会上许多人的发言，既揭露了社会现象，又颇具思想锋芒。储安平觉得，“风”如要“整”好，当听取这样的意见；《光明日报》如要办好，当刊登这样的发言。所以，他认为九大城市的鸣放座谈会是成功的典范，父亲也极为欣赏。在座谈会上，一些人从法制的角度对肃反发表的意见，被储安平认为是最具建设性的意见，也是最具价值的新闻。当看到编辑删去其中个别尖锐的字眼的时候，这个职业报人不禁惋惜起来。他说：“这些发言才是政治问题的通论，只有登这些通论，才能把《光明日报》办成知识分子论坛。”
5月25日上午，当他得知北京大学出现大字报的消息后，马上指派“腿快、眼快、手快”的三快记者，令其必须于当日下午赶赴北大进行采访。储安平希望这篇东西能成为《光明日报》的独家新闻。而且，越是别家报纸没有登的或不敢登的，他越想登。
《光明日报》的版面、内容，变得与过去不一样了。对此，储安平很得意，觉得办报就该是这个样子。
人的命运就是他的性格———弗洛伊德的名言在于承认性格特征内部含有动力因素，即内驱力。是它构成了人的行为基础，并形成了一个人的生命过程。不知今天的学术界如何评价弗氏的动力性格概念，但用它来解释储安平不惧对个人幸福自由的威胁，而直达其特定目的的行为，却有相符之处。储安平的意志、智慧和力量，完全是由自身所激发的。因此，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一种巨大的危险正在等候着自己。况且，家庭出身、英式教育、职业生涯又使他具备了有效地表达自己的人格和在与他人竞争中肯定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态度。在一个自古以来就提倡依附权势、讲究人际关系的环境里，储安平完全是凭借他所精通的东西、他所能干的事情而生活。他的自尊也在这里。不可否认，储安平也有进取之想，有时还很强烈。在封建制度下，进取的条件是依附权力，服从权力。然而，无论是在九三编社讯，还是在“光明”当总编，他是想靠竞争，靠人格来谋取成功。这，就注定他是个失败者。
往事并不如烟晚上，我仔细品度《观察》。这本杂志的封面是再简单不过的，几乎就是一张白纸，素面朝天。可它的撰稿人，无不赫赫有名。从胡适到邵燕祥，中国当代文化才俊，被主办者储安平网罗殆荆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法律、文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均进入它的视野。对国家出路、朝野风云、国际动向、社会事件、思想活动、生活就业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它都以知识分子一颗自由的心灵，做了观察与回答。
父亲走到我的书桌旁，见我翻阅《观察》，非常高兴地说：“那个时期与政治生活相关的事件，《观察》都有报导和思考。所以，只要是个关心国家公共生活的人，都爱看这个杂志。谁要查阅和研究那段历史，我看储安平的《观察》是必读之物了。现在，不要说是个人，就是机关单位主办的杂志，也难以做到。单凭这一点，你便不得不佩服储安平。”顿时，储安平在我心中，成了和极有才气的罗隆基对等的人物。
我不由得追问父亲：“白天，你和储安平还说了些什么？”
父亲说，他们会晤的时间不算短。老储的话少，他的话多。自己主要是详细讲述了在四十年代创办农工党机关刊物《中华论坛》时的体会，觉得当总编辑，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网罗人才；二是可以肩负起政治责任。
别看父亲没有直接办报，其实，他和储安平一样，对办报、办刊，也怀有一股持久的热情。我记得1956至57年那段时间，父亲在“农工”（即中国农工民主党）也在改进宣传工作。主张内部办“政治通报”，主张恢复解放前的杂志《中华论坛》，还要把半月刊的《前进报》改为旬刊，再由旬刊改为周刊，将来再进一步改为报纸。
父亲说：“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每个民主党派都要办一张报纸。遗憾的是，‘农工’不像民盟有这方面的高级人才。所以，因人手奇缺而迟迟没有行动。”
2月27日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讲话强调的就是要坚决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老人家的英明睿智、幽默风趣，温热了知识分子因一连串的政治运动而灰冷的心，也扭转了民主党派当于建国后寿终正寝的看法。
父亲兴奋异常，立即在民盟以个人的身份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民盟印发了讲话记录稿。储安平看到父亲在民盟的传达稿，也异常兴奋，立即建议九三学社中央转发。
“春色满园花胜锦，黄鹂只拣好枝啼。”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和章储二人一样，他们的内心渴望着一种承担的机会。这种承担，既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也是一种自我证实的需要。而毛泽东的讲话，则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渴望和需要。
不久，父亲约了萨空了，与储安平做了一次谈话。这次，储安平大概是有了接手“光明”的打算，便坦言办报的种种顾虑：既然归属于民主党派的《光明日报》需要“放”的办报方针，那么“放”到什么样的程度？知识分子有意见的话，要不要讲出来？要他们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如果报纸还仍旧停留在拥护“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上，发表这样的文章有谁看？———这些顾虑不仅是总编辑面临的大问题，也是一个社长应该考虑的。所以，父亲和储安平都一致主张要向统战部讨个明确意见。于是，既是中共党员也是民盟成员的萨空了很快便把问题汇报上去。
时任统战部副部长的于毅夫在3月26日专门写了书面汇报，把章储谈话内容报告给负责新闻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的胡乔木、周扬、李维汉及徐冰（即邢西萍）。据说，胡乔木一直很欣赏储安平的才干，竭力主张由他出任“光明”总编辑。
就在储安平心里早有了接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底牌之后，九三学社中央也决定请他兼任“九三社讯”主编。接到这个任命，他想大干一常这里，他有意借“社讯”主编之职，做“光明”总编的热身。但除此之外，他还存有一个潜在欲望———储安平在九三学社不过是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这显然较之前任《光明日报》总编辑胡愈之的地位，矮了一截。储安平素无操纵他人的野心，却有着中国士大夫式的心态，懂得这个国度里职务与地位间的差异会给尊严带来的挫伤、乃至危机。为此，他必须付出才情学识与“以身殉道”之精神，求得社会应该给予的政治承认和相应尊重。有了这个潜因的存在，储安平对区区“社讯”，投入巨大的精力和热诚，便是十分自然和能够理解的事了。
他到任后，便对九三成员说：“我要以身作则，扭转大家对社不关心的风习。”
他每周到九三机关办公两次，并事先打电话告诉既是好友、也是九三成员的袁翰青⑦、楼邦彦⑧，希望自己去上班的时候，他们也能去。
他参加社内各种会议。
他四处征求九三成员对“社讯”的意见。
他五次登门拜访许德珩，争取这位九三主席的理解和支持。
他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连编四期“社讯”，陆续刊出《座谈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贯彻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座谈高等学校的领导制问题》、《目前工程技术人员的几个问题》等大块文章。这些文章是在九三中央召开的座谈会的基础上形成的。会前，他特意叮嘱记录：“要记录有思想、有见地的东西，一般性意见，官样文章，就不要整理了。”会后，文章从开头的题目拟定到收尾的记录终审，他都亲自动手。
这几期社讯内容，即使在今天，也称得上是当代中国的部分文化精英向政府提出的极富政治性和科学性的社会见解了。九三“社讯”在储安平手里摆弄了几下，便焕然一新。它的特色、鼓动性及影响力，使储安平对自己的实力和未来，有了信心。袁翰青对储安平三个月内的成效，佩服得五体投地，在九三中央力荐他做宣传部长。储安平自己也以试探的口气，向宣传部部长孙承佩⑨摸底，看看是否有意“让贤”。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他在九三施展的第一手，是那么的干净漂亮。可是，等他再想施展第二手、第三手的时候，就感到不是那么顺心应手了。这个感觉，首先来自主要领导的冷静与持稳。五次面谈，储安平从他那里既没有获得鼓励，也没有受到批评；对“社讯”既不肯定，又不否定；是一种有顾虑的信任，有保留的使用。其次，在宣传部里，他大有势孤力单之感，在同级平辈当中，自己干得越欢，周围气氛就越冷。再说，自己本来就不是九三学社的专职干部，怎能与那些各有一摊人马的长期经营者相比？民主党派曾是许多知识分子向往的一块净土，在踏入这块净土以后，储安平才渐渐明白：原来这里也害着我们民间的通勃——宗派情绪，家长作风，嫉妒心理，官僚色彩……随即，他提出辞职，并在“社讯”刊出“辞职启事”。其实，递了辞呈的他，并非彻底失望，而仍是有所期待：期待着转机，期待着挽留。他私下打探九三学社内是否有人对辞呈表示同情，表示惋惜。他甚至想在“启事”里写上一句：今后适当时机，仍愿努力为社工作。“恐畏无人识，独自暗中明。”在皇皇九三，他的请辞启事连同他这个人，像一张薄纸飘落在地，无声无息；堂堂宣传部，竟也无一人开口对他说点什么！更别奢望什么喝彩之声，青眼之睐。这次主要领导倒是痛快，以极高的办事效率，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三个月前，兴冲冲而来的储安平，很快地“从社讯主编的椅子上悄然滚下（九三学社宣传部某负责人语）”。
热血盈腔，无地可洒。难怪父亲说：“老储从九三到‘光明’，是憋了一肚子气的。”难怪他到了《光明日报》，便开始了疯狂的工作。
1957年4月1日，对储安平来说，是个永世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光明日报》党组撤消，他正式就任总编辑。储安平到任的第一件事，是向父亲请示报纸路线。两人经历不同，性格迥异，但在办报的观点与认识上，一拍即合。
4月21日，父亲在家中的大客厅与储安平详细讨论研究了《光明日报》的改组、调整与格局等项事宜。
储安平先是向父亲请示“横排”、“直排”的问题。
父亲本来对文字改革就不满，曾对朋友发牢骚说：“改革汉字，是不懂语言学。”故对储安平讲：“我看‘光明’可以恢复直排，或者搞局部直排。”
谈到改组版面和调整新闻，父亲的话就多了。两人从家里的客厅，一直谈到吉姆车内，两人同去报社。
父亲说：“以前的报纸，以人为主，刊登人的活动多；现在的报导，以事为主，忽略了人。而且对事的报导，也都集中在几个共产党领导人身上。这样，报纸怎么能办好？‘光明’既为民主党派报纸，就要增加民主党派的新闻，这里既包括党派的负责人，也包括党派的基层。”
关于国际版，父亲也讲出了自己的想法：“老储，不要只守个塔斯社，你要努力增加一些，如合众社、路透社的电讯，都可以发。总之，‘光明’是我们的报纸，我打算建议由八个党派的精华人物，组织成一个顾问团。报社的大政方针，由社务会议和顾问团定。”
关于新闻报刊的宗旨问题，父亲解放前撰写的《中华论坛》发刊词，很能表明自己所秉持的态度。他认为：“思想与政见是人人不必尽同的，亦事实上所不能尽同的。如强人以相同，或胁之以相同，只是徒劳而已。在不同之中，何以相安？何以共处？则惟有尊重民主之精神，确立民主的作风，尊重异己，接受批评，取人之长，去吾之短，这是择善而从，不必攻乎异端，如能如此，斯能安矣，斯能处矣。本刊愿力守此旨。”他又写道：“运用自由，享受自由，这本是人类社会共有之合理的权利，亦同是人类理性生活之崇高的表现。它从不受暴力的支配，并永远反抗暴力的侵犯。暴力虽时或得逞，然终归于失败。民主自由之神，依然无恙。本来，自由之获得，非出自天赐，非出自任何人的特许。而人类长期斗争的结果，得之愈艰，食之愈甘，爱之愈切。”
这些文字，很能反映出既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又主张非暴力斗争的民主党派的立常父亲和储安平，前者经营党派，后者经营文字，但都推崇民主政治。从前，他们是在旧政权下，以各自的方式从事民主运动；现在，他们不约而同地渴望在新制度下，继续推动社会主义民主进程。
接着，储安平叩响了在东黄城根附近的廼兹府胡同12号朱红小门，这是罗隆基的住所。罗隆基与他是名义上的师生，故储安平与罗隆基的关系，要比和父亲的关系老多了。见面后，储安平迫不及待地把几天前他和父亲对“光明”改版的思路及设想告诉了罗隆基。因为他深知罗在民主党派和新闻界的影响力，自然很想获得他的首肯与支持。
等储安平的话讲完，罗隆基立即发表看法，说：“顾问团的办法好。章伯钧的长处是气魄大，短处是粗枝大叶。安平，《光明日报》要靠他恐怕不行，还得靠你自己。”
储安平一生靠的就是自己。
1949年后的民主党派，应该做什么？———这是新政权下，民主人士思考议论的一个重要话题。有人言：今后的任务是政治学习；又有人言：是教育改造。父亲在民盟中央的一次讨论会上就主张搞政治监督，坚决反对把政治学习和教育改造作为民盟工作的重心，并说：“那样的话，我们的盟就要变成教条主义者。”
储安平极赞同父亲的观点，他说：“《光明日报》要成为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的讲坛，就要创造条件主动组织、并推动他们对共产党发言，从政治上监督。”如果说，罗隆基、徐铸成、浦熙修办的《文汇报》，是要从新闻领域去实践毛泽东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话；那么，章伯钧、储安平主持的《光明日报》则是想从民主党派机关报的角度，来贯彻和尝试毛泽东所讲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了。记得粉碎“四人帮”后，中共重提统战政策，于是，在恢复了活动的八个民主党派的部分人士中，流行着这样的话：“长期共存？荣幸，荣幸。互相监督？岂敢，岂敢。”———它幽默而微妙地传达出部分民主人士心有余悸，在经历了1957年以后一系列政治运动后的畏惧心理。然而，一切畏惧都是先从不畏惧开始的。那时的章（伯钧）储（安平）就毫无畏惧地按照毛泽东的方针，要从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上为《光明日报》作文章。他俩觉得这是又一次与中共合作。
执拗和富于激情气质的储安平，有一种言必行、行必果的作风。
5月7日，他召开了全社大会。会上，他首先向全体工作人员阐释民主党派在现阶段的社会作用，说：“民主党派的作用是双轨的桥梁。所谓双轨，一是教育成员，一是代表民主党派成员及所联系群众，监督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今天的报纸主要是在第二条轨道上起作用……。我听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说毛主席说过，《光明日报》可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有没有真正拥护和贯彻这一点的准备？来把它检查一下子。”
继而，储安平提出了符合民主党派机关报性质的《光明日报》改版方案。其中以关于民主党派的八点报导计划和四个具体做法为核心内容。第一，要求民主党派的新闻，占每日报纸的三分之一，在数量上应压倒其他一切新闻，只有这样做才能给别人一个“民主党派的印象”。第二，对文教部门工作报导中强调民主党派的组织活动，特别是基层活动及作用。他说：“例如北京大学民主党派的成员，他们都是知名之士，他们过小组生活时，对学校提意见，就一定非常重要，可以多登。共产党组织的活动，不是我们‘光明’的报导的责任，可以不登。”第三，强调对个人的报导、强调民主党派成员的作用。储安平说：“在解放前，报纸是注意人的活动的，解放后一般不登人的新闻了。我们可以从民主党派这个角度登些新人新事。但是登民主党派成员的活动，不能搞像旧社会庸俗的‘时人行踪’、‘冠盖京华’之类。报导民主党派成员的活动同时又和报导文教有关，有些民主党派成员就是从事文教工作的。”第四，即为储安平的根本论点，强调民主党派的监督共产党的一轨作用。要求多发挥舆论的监督性质，反映人民的意见。他甚至认为：今后写社论，要写“监督”的社论。
在报社，他几次重复举了一个新闻监督的事例：1955年城市副食品供应一度紧张，各报都登了来自新华社的一条新闻，解释原因，说明解决的办法。储安平说：“《光明日报》这样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报，就没有必要也去登这么一条新闻。”
《光明日报》总编室主任高天（民盟成员、中共交叉党员）问他：“宣传上的重要问题，是不是要跟中共中央宣传部联系？”
“我们民主党派用不着。”储安平连问题的深浅都不想一下，便如此回答。
又有人问：“有些报导是否要权衡利害？”
他斩钉截铁道：“报纸就是报纸，报纸过去叫新闻纸，它就是报导消息的。只要是事实，我就要发表。”
为什么《人民日报》登的，“光明”没有必要也去登？为什么只要是发生的事实，他不经请示就要发表？———因为储安平一向认为，办报无非是“代表普通百姓说话，体现政治监督”。他在报社公开讲：“揭露，揭露，再揭露，我们的目的在于揭露，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储安平讲的揭露和某些人理解的揭露，大不相同。储安平所说的揭露，是特指揭示和提出社会存在的现象和问题。其中内含着以揭露来促使党和政府改进工作、纠正缺点的政治愿望和新闻观念。
“储安平为什么热心揭露？”我曾这样问过父亲。
父亲解释说：“道理很简单。在思想上，他是个自由人；在身份上，他算得是职业记者和报人。人的本性加新闻本质决定了他的行为。”
可以说，1957年春天的储安平，没有了时空观念，只身回到了主编《观察》的状态。记得父亲在议论储安平鸣放时的表现，曾这样说：“老储长期搞评论，办报刊，这两样工作都要求眼光敏锐，笔锋犀利，出语惊人。故而像‘党天下’这样的话，只能出于他，虽说‘党天下’这三个字，最早由努生说出来的，但那是在国民党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政的努生就不会在公开场合讲了。”
也就在储安平上任的这一天，毛泽东经过数月的酝酿，由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写得特别的好，那上面说：由于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党地位，得到广大群众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部分人甚至形成特权思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因此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指示”还说，本次整风的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方法是和风细雨式的。
无论是储安平，还是父亲，都对毛泽东发动整风的诚意，深信不疑。建国七年，他们看到了中共执政的累累硕果，也看到了一些失误。所以，毛泽东登高一呼，他们立即响应，打心眼里觉得要好好地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要好好地帮助中共整风。
储安平得到父亲的同意，经过筹备决定从5月4日开始，《光明日报》分别在上海等九个城市，邀请部分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举行座谈会，给中共提意见。于是，他普遍发送一次组稿信，发信对象是全国九个大城市的百余名知识分子。信中，储安平恭请每一位在《光明日报》发表“对国家事务的各种意见”，“自由地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愿意写的问题”，要“结合互相监督的方针发言”。在这里，储安平所说监督是有双重性的：一是党派的互相监督，即贯彻毛泽东的统战方针。二是报纸的舆论监督，即张扬新闻的个性与本质。为此，储安平自己亲赴上海。他还写了一个意见交给出去的记者，让记者散发给被邀请的对象。在这个意见里，他指出“应当适当地估计被邀请的人士，平时是否意见较多及是否勇于发言”。这个百名文人参加的意见会，足足开了二十天。会上许多人的发言，既揭露了社会现象，又颇具思想锋芒。储安平觉得，“风”如要“整”好，当听取这样的意见；《光明日报》如要办好，当刊登这样的发言。所以，他认为九大城市的鸣放座谈会是成功的典范，父亲也极为欣赏。在座谈会上，一些人从法制的角度对肃反发表的意见，被储安平认为是最具建设性的意见，也是最具价值的新闻。当看到编辑删去其中个别尖锐的字眼的时候，这个职业报人不禁惋惜起来。他说：“这些发言才是政治问题的通论，只有登这些通论，才能把《光明日报》办成知识分子论坛。”
5月25日上午，当他得知北京大学出现大字报的消息后，马上指派“腿快、眼快、手快”的三快记者，令其必须于当日下午赶赴北大进行采访。储安平希望这篇东西能成为《光明日报》的独家新闻。而且，越是别家报纸没有登的或不敢登的，他越想登。
《光明日报》的版面、内容，变得与过去不一样了。对此，储安平很得意，觉得办报就该是这个样子。
人的命运就是他的性格———弗洛伊德的名言在于承认性格特征内部含有动力因素，即内驱力。是它构成了人的行为基础，并形成了一个人的生命过程。不知今天的学术界如何评价弗氏的动力性格概念，但用它来解释储安平不惧对个人幸福自由的威胁，而直达其特定目的的行为，却有相符之处。储安平的意志、智慧和力量，完全是由自身所激发的。因此，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一种巨大的危险正在等候着自己。况且，家庭出身、英式教育、职业生涯又使他具备了有效地表达自己的人格和在与他人竞争中肯定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态度。在一个自古以来就提倡依附权势、讲究人际关系的环境里，储安平完全是凭借他所精通的东西、他所能干的事情而生活。他的自尊也在这里。不可否认，储安平也有进取之想，有时还很强烈。在封建制度下，进取的条件是依附权力，服从权力。然而，无论是在九三编社讯，还是在“光明”当总编，他是想靠竞争，靠人格来谋取成功。这，就注定他是个失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