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大的客厅里，他们开始了短暂的谈话。储安平情绪低落，对父亲说：“我已辞职，社庆的事就不要同我谈了。”
如此拒绝，便只有沉默。
在沉默中，父亲觉察到事态的严重性已超过了自己原来的估计，不禁为储安平的前途担忧起来。父亲终于开口，道：“老储，你的负担重不重？”
“不重。”
“不重就好。”父亲继续说下去：“人要碰到那么三种情况，就困难了。”
“哪三种？”
“一是身体不好，二是名利心重，三是有生活压迫。遇到这三种情况，恐怕就非出来做事不可。”
储安平听罢，说：“我不在这三种情况之列。生活负担不重，孩子大了，经历半辈子，名利心也淡泊多了。”
有了这样的答复，父亲稍感放心。但转而又想：储安平隐退之后，又能做些什么好呢？沉吟片刻后，又道：“老储，今后可以超脱一些，你年龄不大，又有学问和眼量，可以多研究些中国的思想问题。依我看，今天能够看到五十年以后的事的人还没有。”话说到此，父亲心中自是一阵辛酸。
储安平觉得父亲是在替自己寻找后路，且态度至诚。便也问道：“伯老，我如果搞研究的话，那么研究的题目是什么？”
父亲说：“现在中国共产党有几个困难问题不能解决。一是农民问题；二是学生、包括知识分子问题；三是经济建设中的失误；还有一个就是自身的问题。比如，原来是科员，入了党，要做科长；原来是科长，入了党，要做处长；处长要做局长，局长等着做部长。一万多党员，都要成了国家公职人员。中共的政党机构庞大，而且全部国家化。这个政党制度问题，单靠教育党员是不能解决的。老储，像这样的一些问题，也只有你这样的人，才可以研究。”
储安平点头却无语。尽管父亲说的这番话，他是同意的，但心中清楚———自己辞职后能否从事研究工作，已不是眼前这个社长所能决定的了。
对父亲的到来，身陷危难的储安平是很感激的。他感到今后不会和章伯钧发生任何工作上的关系，但他们的友谊有可能持续下去。
父亲回家，一再叹息道：“可惜呀，储安平。有些素质是要与生俱来，无法培养的。”
6月11日，民盟的《光明日报》支部即在吴晗的主持下，率先召开了批判储安平的会议。会上，吴晗厉声说：“过去国民党确实是‘党天下’，储安平现在说共产党是‘党天下’，不但是歪曲事实，且用意恶毒。”并指出储安平之所以有勇气，是由于后面有人支持。他要求所有《光明日报》的盟员和储安平划清思想界限。
6月13日，父亲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一文。他承认自己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是思想上犯了严重错误。
6月14日晚，民盟举行中央小组会议。会上，史良作长篇发言。史良作为民盟负责人之一，公开声明：储安平的整篇发言论点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她说：“储安平是民盟盟员，是《光明日报》总编辑，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曾经庄严地举手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参加了国家领导人的选举。他现在公开反对他自己参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并且把责任推给全国人民所拥护爱戴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诬蔑毛主席和周总理有‘党天下’的清一色思想。这不是要挑拨煽动全国人民对领导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周总理产生恶感，还是什么呢？这不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还是什么呢？”
史良继而指出：对身为《光明日报》总编的储安平的“党天下”发言，父亲作为《光明日报》社长，应当负有政治责任。她还把6月8日晚上父亲作客她家讲的“胡风、储安平将来要成为历史人物”的一番话，全部端出，一句不拉。
举座怵然而惊，父亲也傻眼了。
6月15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均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载了史良发言的全文。母亲惊骇不已，万不想父亲身处凶险之境，还在对外人掏心挖肺。父亲也后悔莫及，万不想揭发者竟是私交甚笃的史良。而史良的这篇谈话是拿储安平开刀，为的是打开针对章罗的民盟反右运动的局面。她的强硬讲话在无形之中，从一个法学家立场把储安平的言论定为：有罪。刹那间，惊雷炸顶，形势剧变。
性情温和的史良在亮出铁手腕的一刻，储安平就掉进了恐怖的中心。我放学归来，从母亲那里已经知道了这个坏消息。来不及做功课，便先去书房看父亲。他一人独坐，表情茫然又凄然。
我走到父亲的身后，摸摸他的头发，俯耳问道：“爸爸，你说胡风、储安平真的会成为历史人物吗？”
父亲从头上握着我的手，说：“会的。现实是有人得势，储安平倒霉。但现实的东西往往不可靠。爸爸很替储安平难过，爸爸对不住他。因为他不调到《光明日报》，就决不会惹上这场祸事。”
6月15日、16日，《光明日报》连续两天，举行了社务会议。在章伯钧、储安平二人要不要在《光明日报》检讨的问题上，发生争论。章乃器站出来为储安平辩护，说：“我觉得，储安平的言论，从政治来看不能说离开了社会主义。他的动机还是为了国家的好。”他又批评父亲，认为在储安平向其请教办报路线问题的时候，说话相当随便，以至于助长了储安平的错误思想发展。章乃器最后说：“有许多人以往看来庸庸碌碌，这次大鸣大放，发表的意见从理论到业务，头头是道。”
随即，《光明日报》刊登了《章乃器最近几天的谬论和错误态度》的大块文章，揭露他在社务会议上的反动言论。这时，储安平、章伯钧成为一个政治警示信号：谁替他们说话，谁就是他们的同类。
此后，父亲和储安平各自挨斗。
储安平在九三学社中央被斗得很苦的事情，是父亲早就预料到的。因为在某些人的眼里，储安平被民盟看中调到《光明日报》任总编，几乎就等于是对九三学社的背叛。而当时他在九三学社所受歧视，现在也就成了某些人自诩左派的资本。在统战部的指挥下，九三学社联合《光明日报》在11月24日、25日、28日举行了千人批斗大会，系统揭批储安平。先后发言者三十余人，其中包括九三学社的领导人、“光明”的负责人，还有九三学社里的一些知名科学家也纷纷表态。会议场面浩大，气势汹汹。可以说九三学社的这个会，是八个民主党派搞批斗的顶级之作。
储安平做了题为《我的检讨》的检讨，承认了“党天下”是对党的恶毒攻击，承认了自己在“光明”的所作所为是一系列的反党活动。检讨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检讨“党天下”言论；第二部分检讨在“光明”的工作；第三部分梳理思想根源。他的检讨，条理清晰，轮廓分明；不像父亲那样大包大揽，全部吃进咽下。他的检讨，不推卸责任，不拉扯别人；不像罗隆基那样东拉西扯，拖出一大堆。他的认错，尽管达到中共要求的高度，但态度适中，分寸得当，不像黄琪翔那样自责不已，痛哭流涕。
11月12日，父亲和储安平同时被民盟中央免去《光明日报》社长和总编辑的职务。父亲扳起手指一算：储安平在“光明”总计工作六十八天。
1958年1月，储安平被戴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人也从《光明日报》弄回九三中央。
那时，我正痴迷于李少春和他的京剧《野猪林》、昆曲《夜奔》。
按龙泉血泪洒征袍，
恨天涯一身流落；
专心投水浒，
回首望天朝。
急走忙逃，顾不得忠和孝，
良夜迢迢，
红尘中，误了俺武陵年少。
实指望，封侯万里班超；
到如今，做了叛国黄巾，背主黄巢———声音清越，动作飘逸，一座空荡荡的舞台充满了凄楚悲凉。听着听着，我忽然觉得这个扮相俊朗，人生命运直起直落，极峭极美的林冲，就是我们的储安平了。
父亲和储安平一别，就是三年。这三年，中国进入了大饥荒。一日，也是右派夫妻的《新民报》老板陈铭德、邓季惺夫妇来家闲坐。大家自然而然地谈起吃喝来。父亲说，自己如今每月配有一斤猪肉，二斤鸡蛋；母亲说，她每月配有一斤白糖，二斤黄豆。
一口四川话的邓季惺告诉父母：“你们两个晓不晓得？按现在的说法，配肉蛋者被称作‘肉蛋干部’，配糖豆者叫‘糖豆干部’。”并指着父亲说：“你是右派当中惟一的肉蛋类。李大姐（即母亲）、我和铭德都在‘糖豆’之列。”
她的话，让父亲听得哈哈大笑。
聊了一阵，父亲大概觉得陈邓二人对新闻界有所了解，便问邓季惺：“你可知道储安平的近况？”
邓季惺说：“我们没有他的一点消息。”她的眼睛一亮，说：“许德珩不就住在你家的旁边，不出百米。你如问他，定知详情。若自己不便出面，来个迂回，让李大姐去问劳君展（许德珩夫人），不也可以了吗？”
父亲摇摇头。邓季惺答应父亲，再从其他人那里打听储安平的近况。等了数日，没有回音。
一天清早，父亲又提起储安平，对母亲说：“既然打听不到老储的近况，健生，你去看看他吧！”
母亲立刻去地安门食品店偷偷买了些高级糖果、饼干。因怕洪秘书看见，便藏在父亲的书柜内，和明版书放在一起。
第二天下午，去了。储安平的家已从阜内大街搬到了棉花胡同。
父亲一直在客厅呆坐，连书都看不进，等着母亲带回消息。母亲回来，父亲见她一脸的平静，他的心才稍稍放下。
母亲去卫生间洗脸洗手，父亲眼巴巴地跟在后面，问：“你看到人了吗？情况怎么样？”
母亲去卧室更衣，父亲还是紧巴巴地尾随于后，忙不迭地问：“他怎么样了？家里的人还好吧？”父亲像个孩子一样，母亲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
安稳地坐在客厅沙发上，母亲才说端详：“储安平开门，发现是我的时候，居然高兴得不知所措。拿出家里最好的绿茶，请我喝。一再问伯老好不好？身体怎么样？我说，伯钧在所有朋友里面最惦记的是你，也最对不住你。他早就想来看你，只怕再连累你，所以先让我来探望。储安平听了这话，很感动。他说，谢谢伯老的关心，自戴上帽子以来，与民盟的人和‘光明’的人，再无联系。他也不想看那些人的嘴脸。”
“他现在的生活情况呢？”
“我问老储现在过得怎么样？他说，还好。虽然工资降了很多，但现在的日子过得简单，没有太大的开销，自己也节俭惯了。谈起日常生活，老储说：‘李大姐，我带你看一样东西。’说完领着我出了北屋，来到院子的东边。原来这里盖了个小羊圈，养了些羊。有两只是母的。”
说到这里，父亲听不下去了。他起身，望着窗外，不禁叹道：“不给他一点事情做！”
“给你事情做了吗？”母亲反问了一句，父亲的情绪猛地激烈起来。他用拳头狠狠拍击沙发的扶手，喊着：“我是老头子了，可安平还不到五十岁！”
客厅蓦然无声，谁也不说一句。
没过几天，储安平自己来了，算是回访吧。他登门的时间很早，是提着一个橄榄绿、腰子型的铝质高筒饭盒进来的。
“老储，你好吗？”父亲大喜，握着的手久久不肯松开，且将他从头打量到脚，再从脚打量到头。
“我很好。伯老，你呢？”
他们寒暄过后，储安平一面请母亲赶快拿个牛奶锅来，一面对父亲说：“这是我拂晓时分挤的羊奶，特别新鲜，特意请伯老和李大姐尝尝。”
父亲见储安平气色不错，双眼仍有光泽闪动。
“你现在每天做些什么？”父亲问。
“两件事，读书，喂羊。”
父亲笑着说：“好。这样可以‘养吾浩然之气’呀。”
“伯老，你现在不也有条件养浩然之气吗？”
“不，养浩然之气，一是需要有富裕的时间，这个，我有。二是需要悠闲的心境，这个，我大概是不会有了。”
“为什么？”储安平问。
“我的心境是无法平复的。反右之于我，决非是一点人生失意、进退无路的遗憾，而是从此有二十万个右派（那时父亲以为右派有二十余万）的身家性命，压在了我的心上。”
储安平劝慰道：“伯老，你千万不能这样想哇。谁都明白，事情的责任不在你。你自己的身体要紧。”
母亲端上热腾腾的羊奶。这奶色极好，随着腾腾热气飘溢而出的芳香，令人想起嫩草青芽、山岚白露和晨光熹微。为了助兴，母亲还烤了两片义利白脱面包。
父亲连喝了两口，说：“很好喝！不仅新鲜，气味也是好的。我喝羊奶，还是生平第一遭，谢谢你。”
父亲的赞美，令储安平非常欣慰。母亲也说好喝。
在我看来，储安平的这个举动一如他在三十年前，从西湖装了一袋桃花，寄给徐志摩。实在是太有诗意了。
“你们这样爱喝，以后，我还会送来。”储安平像个牧羊少年，兴奋不已。
父亲忙摆手，道：“千万不要再送了。你能来这里，就好，比送什么都好。”
储安平问：“伯老，你家的客人少了，还能习惯吧。”
“客人不但少了，而且都是清一色。”说着，父亲用右手做了个戴帽动作。
储安平会意地点点头。
父亲突然笑了，说：“老储，你猜，现在和我往来最密切的人是谁？”
储安平闪动着那对灵活而有侠气的眼珠，说：“你的社交范围广，我不好猜。”
“是努生，你想得到吗？”
储安平大笑，摇着头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父亲说：“过去，说章罗联盟是活天冤枉，现在是实事求是了。用叶笃义的话来说：‘自章伯钧因储安平的发言稿，向罗隆基道歉{11}后，如今两人是水乳交融般的亲密。’不过，我们谈起具体问题，还是联盟不起来。”
“努生的脾气，不知改了些没有？”
“还是那个样子。他现在一个人，日子比我寂寞多了。你可以去看看他，他若见到你，想必也会高兴。”
储安平没有继续这个话题，却突然问：“有个叫李如苍的，伯老认识吗？”
“认识，认识，还很熟呢。老第三党成员，日本留学生，浙江人，做过旧警察局长。解放后因为同康泽{12}的关系，成了历史反革命。有了这个身份，在农工（即农工民主党）把个候补中委也搞掉了。他处境窘迫，我却无法相助，但一直和他保持往来。”
储安平叹道：“你能和他这样的人保持交往，已算难得。如苍每次提及，都很感念。”
父亲问：“你怎么会认识他？”
储安平说：“全国政协在北京西南郊的一个叫模式口的地方，搞了个劳动基地。第一批下放锻炼的，大多是右派和历史上不大干净的人。九三中央第一个点了我，还有楼邦彦，农工党里面就有李如苍。我和如苍两人，分配的劳动任务是放羊。工作累是累，要弄饲料，要扫羊圈，夜里有时要起来查看查看。但是，每天我与他为伴，与羊为伍，在山坡上或坐或躺，晒太阳，望浮云，谈轶事。虽不是灯下敲棋，窗前展卷的文人生活，但可宠辱皆忘。那些山羊很可爱，尤其是母子间的慈爱，像图画一般。羊羔一旦跑远了，母羊就要急急地呼唤。那些毛茸茸的小羊羔，四脚几乎一齐举起来，朝母亲飞奔过去的样子，是很动人的。相处时间长了，对它们很有些感情。
“如苍懂得不少，四书五经不必说，什么中国医史，金匮，黄帝内经，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临朝不理政的日本天皇，曹禺戏剧，周贻白戏剧史等等，他都有所涉猎。我看他这个人的文化修养不低。和他相处有话可谈，也融洽。我们都是江浙人，回忆起江南风习，童年趣事，说得津津有味。如苍的生活能力强于我，处处照料我。他每次回城，都要从家中带些自制的沪江小菜，像萝卜干炒毛豆。我问：‘你这些东西从哪里搞来？’他总是说：‘你就放心吃吧。’我们住的地方潮湿，他还教我练气功，说这叫以内御外。可惜，我始终未能学会。久而久之，我们成了朋友。从模式口回到机关后，我也只与他往来。如苍住什刹海，银锭桥侧，是个好景致。我从棉花胡同出来到他家小坐，等于散步，锻炼身体了。”
父亲告诉他，自己情况也有和他相似之处。过去最为接近的人，大多疏隔了。
“伯老，记得(19)57年夏天，你在我家里的谈话吗？”
“记得。”
“那时，你劝我超脱一些，可以从事研究工作。现在我已经做了一半，另一半便难了。自己也没有这个心力。”
父亲点点头，说：“是的，我们都被隔离于社会，想深入研究中国的社会现象、思想现象已经没有了基本条件。这个情况，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
“你现在除了参加一些会议以外，还做些什么呢？”
“唉!”父亲长叹一声，道：“反右以后，偶遇周恩来。他建议我写点回忆录或搞点黑格尔哲学的翻译。后来，我读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上刊载张文白（张治中的字）的一篇东西。在他笔下，叙述长沙大火一事，我数了数，不足二百字。把这样的回忆文章留给后代，还不如不写。关于翻译黑格尔，我过去一直是有这个志向的。所以每逢出国，必购其书。贺麟来我这里看到这些德文书，都羡慕得很哪！我现在虽有时间，却怎么也翻译不下去了。”
“是不是缺乏相关资料？”
“不，老储，还是我刚才说的心境问题。这个反右，叫我丧失了做研究工作必备的心境。我现在只能读读老杜。杜诗的版本我已收集四十多种。看来，‘少读李白，老吟杜甫’很有道理。”
接着父亲又说：“我这里搜集了许多版本不错的英国诗集，有莎士比亚、拜伦、雪莱等大家之作。普希金的英文版诗歌也是全的，四卷本，插图也好。你今天拿些去吧，也不必还我。诗可读，也可译。”
储安平摇头，说：“英国诗歌的高贵优美之处，在于常伴有一种沉重的悲哀和深谙世道的智力。比如，谁也没有见到哈姆雷特父亲的亡灵，但谁都相信这个丹麦王子的悲哀。从前读来，是受其熏染，现在读来，情何以堪？”
他们还谈到九三、民盟及农工三个党派领导人的变动情况，彼此一经介绍，大致相差无几。靠反右起家的人，都高升了。
接着，父亲又向他打听九三划为右派的薛愚、袁翰青、楼邦彦的近况。“君看今日树头花，不是去年枝上朵。”民盟、农工、九三，别看还是民主党派的那块牌子，但内里的变化实在太大、太大。
想到这些，父亲不胜喟叹：“政治运动，干部下放，思想交心，大跃进，公共食堂，这哪里是百炼成钢，我看是百炼成灰。人成了灰，民主党派也会成灰。不信，我们等着看，早晚有这样一天。”
储安平不无忧虑地问：“伯老，我们今后又会如何？”
父亲眯缝着眼，望着窗外的槐叶柳枝葡萄架，说：“拖，混。在无聊的日常生活中，拖下去，混日子，也许是你我这样的人未来的出路。”停顿片刻后，又以低沉的语气，道：“像我们这样的人，对时局发展当有一个充足的估计。”但他怎么估计，也没有估计到会有一个文化大革命。
储安平告辞，母亲把洗干净的饭盒递到他的手里。
他掂量了一下，说：“李大姐，你放进什么了？”
“康有为的女儿前些天刚送来两斤奶油小点心，是康家用侨汇票买的。我如果告诉她说，点心是和储安平分而食之，老人家不知该有多么高兴呢。”母亲的脸上堆满了笑容和诚意。
父亲在旁边插了一句：“她叫康同璧，一个女贵族。”
储安平这才接过了饭盒，说了句“伯老，留步”，遂走出大门。
父亲独自站在冷风里，好像储安平在他的心肠上，系了一根绳索。走一步，牵一下，牵得他心痛。
晚上，父亲对母亲和我说：“我这辈子没有像现在这样无能，帮助储安平只能是送他几个奶油小点心！”
话刚落音，母亲的眼圈便红了。
又过了一段日子。我放学回家后，在自己的书房读小说。不一会儿，我家的保姆关嫂递来一小杯奶。
我问：“怎么今天下午不喝红茶啦？”
关嫂说：“这是你妈特地给你留的。”
“是牛奶吗？”
“不，好像是羊奶。”
我把小说甩在书桌，大喊：“妈妈！”
妈妈被我的叫喊吓住了，忙跑过来。既惊且喜的我，端着奶杯问：“是不是储安平送的？”
“是的。看你上次那副遗憾的样子，这次我特意给你留了小半杯。”
“今天没有多少课，我要是在家就好了。”
母亲说：“你在家。爸爸也不会让你去参加他们的谈话的。”
“为什么？”
“因为储安平这次来，谈的是关于自己的家庭婚姻。”
母亲不说则罢，经她点题，我便非要问个清楚不可。
母亲告诉我说：“储安平原来的妻子，是他在光华的同学，人很好，复姓端木。婚后生活幸福，也有了孩子。后来这个夫人病故，储安平就自己撑持这个家，供养孩子读书上学。他的事业心强，社会活动多，虽独身多年，也渐渐习惯了。前几年，经一班朋友的一再相劝、相催，他和一位女士结婚了。不想，反右以后，储安平的处境大变，他的夫人也大变。如果觉得丈夫是右派，给自己丢了脸，今后不好做人，那么离婚好了。让人万没有想到的是，她住着储安平的房子，却跟另一个男人明来暗往。时间一久，即被察觉。储安平说：‘伯老，即使闭户三日，你也是猜不到这个人是谁？’停了好一阵子，他说了三个字———宋希濂{13}。爸爸惊诧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再问：‘是那个国民党的宋希濂？（1959年）特赦的那个甲级战犯？’储安平点头称是。爸爸站起身，拍着他的肩膀，哀叹：‘所犯何罪，受此屈苦！都归咎于我。’”母亲说到这里，我已完全能想象他们谈话的气氛和情景。
我深知，父亲素来不大看得起国民党的降将。（19）59年国庆十周年大庆特赦的消息发布，就引来他的满腹牢骚。说这采取的实用主义态度，搞得战犯比文人香。而此刻，一个知识分子所不能接受的人格侮辱和一个男人所不能容忍的生活侵犯，同时降临储安平的身上。政治上被剥夺的人，外部世界充满的危险、敌意和孤立，本已十分痛苦。但为什么继政治遗弃之后，再须经历一次生活的遗弃？在社会丧失之后，还要再来一次家庭丧失？
父亲说：“在中国，一个人政治上失势后，须有非凡的勇气才能活下去。而储安平不仅仅是失势。”
母亲又讲，储安平见父亲那样地难受，反倒安慰起他来，说：自己不要紧，事情也已到了尾声。
分手时，储安平说：“有如苍在，我们还能互通消息。”
他们短暂的会面结束了。可一连数日，父亲是无论如何平静不下来，又值细雨漫天，寒风砭骨，心绪至为恶劣。我去书房看他，常见书摊放在那里，人却目定唇翕，面作青色。
大概过了一两个月，一日下午，家里来了一个衣着朴素、相貌堂堂的男子。从他说的一句“章伯老”三个字音里，即可断定是江浙人。
母亲对我说：“他就是李如苍。”
李如苍告诉父母：“储安平正在办理离婚。女方提出三千元赡养费要求。法院的同志讲，储先生不是资本家，哪有许多的积蓄。最让人难堪的是，这女人还住在储宅。宋希濂的进进出出，就在老储的眼皮底下。”
后来，李如苍又来我家，告诉我的父母说，那女人已随宋希濂搬走，并有话传来，说自己如今在社会交往和生活享受方面，比跟个大右派强多了。
储安平———这个报人、作家，依旧每日放羊、喂羊，每月到九三领一份工资，参加学习，接受批判且自我批判。他有头脑，但不要他思考；他有精力，但不要他出力；他有才能，但不要他施展。
父亲激愤无比：“对我们的处分，哪里是戴上一顶帽子？我们的生命力正在受到侵犯。”
1966年的夏季，生命力受到侵犯的右派，面临的是毁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似烈火在整个国土上熊熊燃烧。《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一篇篇社论，有如一把把干柴，把火越烧越旺。
父亲每天读报，反复琢磨字里行间的寓意。他说：“斯大林病亡后赫鲁晓夫上台的事实，让毛忧心忡忡，疑心重重。这个运动，说是文化革命，我看还是围绕着政治斗争转罢了。”
接着，报纸广播批判“三家村”，批判翦伯赞的“历史主义”，批判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批判杨献珍的“合二为一”，铺天盖地。父亲非常瞧不起这种算老账的做派。
很快，文化革命发展成了暴力，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搞起了红卫兵。发通牒，下勒令，破四旧，打人，剃头，游街，抄家……北京陷入红色恐怖。坐在家中的父亲得到这些消息，摇头哀叹。
8月24日，红卫兵闯进了家门。东西是能砸烂的，都砸烂；能拿走的，都拿走。人是吃尽了苦头，受尽了侮辱。当父母被关在小屋，吃着甩在地上的窝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打听朋友的情况。黄绍竑自缢身亡，章乃器惨遭毒打，刘王立明、叶笃义、刘清扬关入秦城监狱等消息，一件件传来。其中惟独没有储安平的下落，父亲焦忧万分。
后来，只是听说他一遍遍地挨打，家里抄来抄去，破败不堪，更无人相扶相助。他实在受不了了，便逃到九三中央，请求组织收留。获此消息，父亲大感不妙，因为农工党中央对收留的右派，就有半夜毒打的事情发生。父亲估计九三对储安平，也绝无仁慈可言。
大约是9月上旬的一天拂晓，晨星尚未隐去。忽然，有人轻轻地按了两下电铃。父母从这有礼貌、且带着胆怯的铃声中揣测，来者可能是朋友，而不是进驻家中，夜间外出鬼混拂晓回来的红卫兵。母亲开门，来者是李如苍，且神色慌张。
李如苍见到父母铺在地上的被褥和凌乱的杂物，眼圈有些潮湿。
父亲急问：“如苍，红卫兵也去你家了？”
他来不及回答，便说：“伯老，我要告诉你一件大事。”
小屋的气氛，骤然紧张。
父亲用试探的口气，怯生生道：“是不是老储出了事？”
李如苍点点头，说：“我每天5点多钟起床，必出门，沿着什刹海转一转。今天也是这样。可是我刚要开门，便发现脚跟前有一张纸条。好像是有人从门缝里塞进来的。”说罢，遂从白衬衫的口袋里，掏出咖啡色漆皮小本递给父亲。小本是1950年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发给每位委员的《全国委员会手册》。父亲把小手册打开，抽出夹在当中的一张小纸条。
纸条洁净，为白色，有二指宽大小，是对折起来的。父亲双手打开字条，那上面写的是：“如苍兄，我走了。储”用钢笔写的，未署日期，字不潦草。
李如苍问：“伯老，你看他能走到哪里去呢？又有谁敢收留他呢？”
“你收好。”父亲把字条还给李如苍，痴立于窗口。
以巾拭泪的母亲，哽咽道：“我们在这里挂念，他却不知飘零何所？听说溥雪斋离家出走时，身上还带了十斤粮票，七块钱。他带了什么？”
屋外，一片浅粉红色的马樱花，开始败落。偶有小鸟飞来飞去。而屋里的人，个个心如秋千，摆荡不止。我想：以一个字条和朋友告别的储安平，此时或许会在天边咏唱他的《自语》诗：说，这是自己的愿，不是勉强，帮她的忙，为她提只箱；或者问一问天会不会下雨，路上有没有风浪。
但要是她真的说出了这话：
“谢谢你，用不着先生———
这样关切，这样忙，”
怕我又会像挨近了绝崖般，
一万分的失神，一万分的慌张。
父亲真的是“一万分的失神”，半晌才说出一句话：“如苍，他不是出走，而是去死。”
“那字条是什么意思？”
“那字条是向你我诀别。”
李如苍听了这话，真是“一万分的慌张”，急匆匆道：“他是不是昨天半夜把字条从门缝里塞进来后，就投了什刹海？”
父亲仿佛从迷惑中猛醒过来，走到李如苍跟前，说：“快，快回去，守着什刹海。如苍，死也要见尸呀！”说罢，父亲已是老泪纵横。
李如苍收好字条，出了家门。他走了两步，又跑回来，低声问：“伯老，要不要把字条的事，告诉九三或民盟？”
“不！”父亲表情冷峻，口气决绝：“人活着的时候，他们都不管；现在，还会管吗？再说，还有能力管吗？”
“那么，要不要告诉街道、派出所或公安局？”
“不！”父亲依旧是冷峻的表情，决绝的口气，“你不要他管，他也会管的。”
李如苍走了，在什刹海守了七天七夜。每天晚上，他便偷偷跑到东吉祥胡同10号，对父亲重复着一句同样的话：没有见到储安平。
父亲色如槁，心如灰。而在他内心深处，是很钦佩叹羡储安平的。
“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父亲始终确信他的死，并说：“储安平不能容忍自己适应奴役，一定是这样做的。因为死亡在他看起来像是得救，他是被恐怖吓坏了。所以，不但要用这样的方式结束痛苦，他还要用这样的方式，保持自己的卓越和尊严。再说，储安平已没有什么事可做，只有吹灭生命的残焰。”
许久，父亲枯瘦的手搭在我肩膀上，说：“我的小愚儿，你的老爸爸也早已是无事可做了。”我一头扑进父亲的怀里，大哭。
储安平之死，是我在1966年冬季从成都偷跑回家后，由父母亲讲述的。听着，听着，我的灵魂仿佛已飘出了体外，和亡者站到了一起。
我独自来到后面的庭院。偌大的院子，到处是残砖碎瓦，败叶枯枝，只有那株马尾松依旧挺立。走在曲折的小径，便想起第一次在这里见到的储安平：面白，身修，美丰仪。但是，我却无论如何想象不出储安平的死境。四顾无援、遍体鳞伤的他，会不会像个苦僧，独坐水边？在参透了世道人心、生死荣辱，断绝一切尘念之后，用手抹去不知何时流下的凉凉的一滴泪，投向了的湖水、河水、塘水、井水或海水？心静如水地离开了人间。总之，他的死是最后的修炼。他的死法与水有关{14}。绝世的庄严，是在巨大威胁的背景下进行的。因而，顽强中也有脆弱。但他赴死的动因，决非像某些人口袋里揣着手书的字条，以死澄清其非罪或以死自明其忠忱。我是同意父亲看法的：死之于他是摧折，也是解放；是展示意志的方式，也是证明其存在和力量的方法。通过“死亡”的镜子，我欣赏到生命的另一种存在。
明末一个学者曾说：“人生末后一著，极是紧要。”192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的“人生末后一著”，是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附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的遗书开头四句当是自沉原因的准确揭示。可以说，追求精神孤洁的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以极端决绝的方式告别人世，都是为了“义无再辱”。诤言直腹的储安平也是这样的。他用死维持着一种精神于不坠，完成了一生的人格追求。鲁迅认为：“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鲁迅的结论是：中国没有这样的知识阶级。鲁迅属于“真的知识阶级”；储安平也属于“真的知识阶级”。
《光明日报》不再属于民主党派。可父亲到死一直都自费订阅《光明日报》。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或许为了储安平，为了他俩一度携手在“光明”。
父亲曾经让我替他到虎坊桥，看看新盖好的《光明日报》大楼是个什么样子？里面的办公条件好不好？
后来我去了，严肃的门卫问：“你找谁？”
“谁也不找，只是想进去看看。”
“不行。”
我没有告诉父亲自己被阻在门外的情况，而我至今也未能了却父亲的这桩心愿。
父亲去世后，母亲继续自费订阅《光明日报》，边看边伤心。
八十年代初，吴祖光访美归来。他特地打来电话，说要告诉我一则消息。我去了坐落于东大桥的吴宅。
红光满面的吴祖光，兴冲冲地说：“诒和，有个老作家在美国某个小城镇的街道散步，忽见一人酷似储安平，即紧随其后。那人见有跟踪者，便快步疾行。老作家生怕错过良机，便连呼：储先生。声音也越来越高。那人听后，竟飞奔起来，很快地消失了。依我看，储安平可能还活着，在美国。要不然怎么死不见尸呢？这个消息太珍贵了，你回去告诉李大姐。”
我把这个消息转述给母亲。母亲说：“这不是储安平的消息，是储安平传奇。”
1990年5月，母亲病逝。我整理她的遗物，发现了李如苍的那个咖啡色漆皮《全国委员会手册》，里面没有那张绝笔小纸条。
李少春也已去世，但舞台上仍有《夜奔》。不管谁演，不管是舞台演出还是电视播放，我都必看，看必想念储安平。
储安平没有安息。他正在复活。
2002年1月于守愚斋
注释：
①储安平（1909—1966），江苏宜兴人。出身于宜兴望族，出生后六天丧母，十四岁丧父。依赖祖母抚养，生活节俭。1928年入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1932年毕业。1933年起，在南京《中央日报》任副刊编辑。1936年赴英国伦敦大学做研究工作。1938年回国至重庆，先后担任《中央日报》撰述，编辑，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学校研究员。1940年8月，在湖南省安化县蓝田镇国立师范学校任教师。《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为这一时期作品。《英国与印度》一书则是其讲授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的讲稿。并在桂林《力报》任主笔。1945年春，在湖南辰溪《中国晨报》任主笔。日军侵占桂林后，在重庆创办《客观》周刊，共出版了十七期。1946年春赴上海，9月1日创办《观察》半月刊，任社长和主编，同时兼任复旦大学教授，开设比较宪法，各国政府与政治等课程。1948年12月25日被国民党查封停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国家出版总署专员，新华书店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1954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并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7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1958年1月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66年逝世，死因不明，年57岁。
②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之前身）成立。成立后因在国统区没有合法地位，不能公开活动，决定派中央常委梁漱溟去香港办报。同年，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正式出版。梁漱溟为社长，萨空了为经理，俞松华为总编。1943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领导人纷纷出面主办刊物、报纸。先后创办的有黄炎培创办、张志让主编的《宪政》月刊；左舜生主编的《民宪》（此刊于1944年11月由中国民主同盟接办）；章伯钧主编的《中华论坛》；闻一多、李公朴创办的《自由评论》；成都民盟成员负责编辑出版《华西晚报》；民盟西北总支部主办《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民盟云南省支部于1944年底创办《民主周刊》（吴晗主编）；1945年民盟重庆支部创办机关刊物《民主星期刊》（邓初民主编）；1946年2月民盟总部在重庆创办《民主报》；3月民盟广东支部创办《民主》（陈此生主编）和《民主与文化》（黄药眠主编）；9月千家驹、胡仲持、张锡昌在广西昭平办《广西日报》。另有民盟海外组织支持和主办的马来亚《南侨日报》《风下》《新妇女》，缅甸《人民日报》，暹罗《曼谷商报》《民主新闻》，英国《民讯》，印尼《民主日报》，越南《中华日报》等。
③《文汇报》，中国综合性大型日报。1938年1月25日由严宝礼等在上海创办。抗日战争期间，此报坚持抗日立场，在上海“孤岛”和沦陷区有广泛影响。1939年5月18日被迫停刊。抗战胜利后，于1945年9月复刊。1947年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以后，部分记者、编辑和职工去香港，于1948年9月9日创办香港《文汇报》。解放后《文汇报》上海版于1949年6月21日复刊。1956年4月，迁北京与《教师报》合并。同年10月1日，回上海再度单独出版。
④谢泳在所著《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一书中认为，储安平到《光明日报》，是胡乔木推荐的。书中（第46页）是这样写的：1956年6月，王谟给于毅夫的一封信中说：“张际春同志说，一些民主人士对《光明日报》办的很不满意，是否我们可以退一步，把常芝青同志调出来，由前《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接任《光明日报》的总编辑。这样我们可以更主动一些。际春同志要我把这个意见转告统战部，并征求统战部意见。”可见当时中央是想让徐铸成去，储安平出事以后，常芝青在一份材料上曾说过：“我个人以为，乔木同志对储安平的一些看法与估计看来是未必符合实际的，有一些同志反映，这样一些人到《光明日报》是未必恰当的，我也有同感。”由此可见，储安平能到《光明日报》确实是胡乔木推荐的。
⑤⑥陆小曼编辑《徐志摩日记》一书第15页，曾这样写道：“前天乘看潮专车到斜桥，同行者有叔永、莎菲、经农、莎菲的先生EIIery，叔永介绍了汪精卫。1918年在南京船里曾经见过他一面，他真是个美男子，可爱！适之说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爱他，他是男子……他也爱他！精卫的眼睛，圆活而有异光，仿佛有些青色，灵敏而有侠气。”
⑦袁翰青（1905—1994），江苏南通人。1925年入清华大学化学系，1929年毕业赴美国伊利诺大学研究院从事有机化学研究，1931年获博士学位。1932年回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1939年起，在兰州担任甘肃科学教育馆馆长，并在西北师院任教。1946年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和化工系主任，并在北京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兼任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文化部科学普及局局长。1952年起，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1955年筹组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6年任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代理所长兼研究员等职。著有《中国化学史论文集》等。他1945年加入九三学社，历任九三学社第二届理事、第三届至第七届中央常委。第一届至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79年平反。
⑧楼邦彦（1912—1979），浙江鄞县人。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政治系，同年留学英国。曾任西南联合大学副教授，武汉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建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北京政法学院教授，北京司法局副局长，九三学社成员，是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长期从事司法行政和政法教学。专于行政法和宪法。著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知识讲座》。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79年平反。
⑨孙承佩（1915—1990），山东桓台人。肄业于北京大学法商学院。曾任《新蜀报》主笔，北平中外出版社社务委员。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部长、秘书长、副主席兼中央执行局主任，《光明日报》总编室副主任，《新建设》杂志代主编，北京文化局副局长，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著有历史剧《官渡之战》等。
⑩王铁崖（1913—卒年不详），原名庆纯，笔名石蒂。福建福州人。1929年毕业于福州第一高中，考入复旦大学英语系。一年后转政治系。1931年转入清华大学政治系三年级，1933年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同年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为国际法研究生。1936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考取清华留美生，在美研究一年。1937年赴英国，入伦敦政法经济学院学习和研究国际法。1939年返国。1940年任国立武汉大学政治系教授。1942年转任国立中央大学政治系教授。1946年又转任国立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后兼任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任北大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于1952年改任北大历史系教授兼国际关系史教研室主任。1957年转任法律系教授；同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57年至1959年，为北京市政协委员。1980年后，又为北京市政协委员。后兼任中国外交学院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北大美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治学会顾问等职。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著有《新约研究》《战争与条约》《国际法》等。
{11}储安平1957年6月1日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读的“党天下”发言稿，在5月19日征求过罗隆基的意见。有人为了加重他的罪名，硬要说成是与罗隆基共谋。民盟中央批判会上，父亲在紧逼之下，亦说：“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发言稿，事先经罗隆基看过。”罗否认此事；储只承认是受了罗的影响。后来为了这件事，父亲向罗隆基正式道歉。
{12}康泽（1904—1967），四川安岳人。1925年黄埔军校第三期受训，后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3年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队长，兼任中央军校特训班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复兴社总社书记。1939年委派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干事。1947年被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授陆军中将。1948年任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同年在湖北襄樊战役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获。1963年被特赦释放。曾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1967年在北京病逝。终年63岁。
{13}宋希濂（1907—），别号荫国，湖南湘潭人。幼年读私塾、小学。1921年考入长沙长郡中学，1924年毕业，同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1月毕业，入教导团第2团第4连任副排长、排长、副连长、连长。1926年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1师营长。1927年，赴日本留学，入陆军步兵学校。1930年归国。1931年任国民政府警卫军第1师第2旅旅长。1932年淞沪抗战后，任副师长兼旅长。1933年调升第36师师长，兼任抚州警备司令。1937年，任西安警备司令，第78军军长，兼任第88师师长。1939年，兼任第34集团军副司令。1941年调升第11集团军总司令，兼任昆明防守司令。1945年当选为第6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调兼西北行辕参谋长。后任新疆省警备总司令。1948年，任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兼第14兵团司令官。1949年8月，任川陕湘鄂绥靖公署中将主任，12月在大渡河畔沙坪被俘。1959年12月4日特赦释放。1961年至1966年任全国文史资料专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80年赴美探亲，后定居美国。
{14}现居澳大利亚的钢琴家储安平之子储望华在《父亲，你在哪里？》一文中说：“父亲‘失踪’是在1966年9月上旬，那已是8月31日（与作家老舍投太平湖是同一天），在京西青龙桥边潮白河自杀未遂后一个多星期。当时他从关押他的九三学社后院小屋回家，看到家里已是被‘红卫兵’第二次抄家。居室、客厅均被洗劫掠夺一空，除满地碎纸乱片外，已一无所有。面对这般情景，父亲的心便整个地绝望了。于是他踽踽离开家中，走了出去。……到了9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当时主管九三学社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梁女士打来的电话，她问我：‘你父亲有没有到你那里去？’‘你知不知道他目前在哪里？’我说：‘父亲不是被你们押管着吗？你们不是正筹备批斗他的大会吗？’到了9月20日，中央统战部下达命令：一定要在10月1日国庆之前找到储安平，‘以确保首都的安全！’于是九三学社派了一名干部（中共党员），并要求我和我二哥协助。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东、西城不少街巷转了好几天，查访了过去与父亲曾有往来的朋友们，却毫无结果。到了1968年夏，有一天，几个穿着军装的干部来找我，说他们是‘奉周恩来之命，由公安部、统战部等组成储安平专案组，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寻储安平的下落。’”（台湾《传记文学》第55卷第2期，第59、60页）又据谢泳《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一书第61页载：“1982年6月，他（储望华）准备去澳大利亚留学时，单位的一位领导才匆匆拿来一份文件，告诉他：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正式作出‘死亡结论’。这时储安平已经失踪十六年
往事并不如烟如此拒绝，便只有沉默。
在沉默中，父亲觉察到事态的严重性已超过了自己原来的估计，不禁为储安平的前途担忧起来。父亲终于开口，道：“老储，你的负担重不重？”
“不重。”
“不重就好。”父亲继续说下去：“人要碰到那么三种情况，就困难了。”
“哪三种？”
“一是身体不好，二是名利心重，三是有生活压迫。遇到这三种情况，恐怕就非出来做事不可。”
储安平听罢，说：“我不在这三种情况之列。生活负担不重，孩子大了，经历半辈子，名利心也淡泊多了。”
有了这样的答复，父亲稍感放心。但转而又想：储安平隐退之后，又能做些什么好呢？沉吟片刻后，又道：“老储，今后可以超脱一些，你年龄不大，又有学问和眼量，可以多研究些中国的思想问题。依我看，今天能够看到五十年以后的事的人还没有。”话说到此，父亲心中自是一阵辛酸。
储安平觉得父亲是在替自己寻找后路，且态度至诚。便也问道：“伯老，我如果搞研究的话，那么研究的题目是什么？”
父亲说：“现在中国共产党有几个困难问题不能解决。一是农民问题；二是学生、包括知识分子问题；三是经济建设中的失误；还有一个就是自身的问题。比如，原来是科员，入了党，要做科长；原来是科长，入了党，要做处长；处长要做局长，局长等着做部长。一万多党员，都要成了国家公职人员。中共的政党机构庞大，而且全部国家化。这个政党制度问题，单靠教育党员是不能解决的。老储，像这样的一些问题，也只有你这样的人，才可以研究。”
储安平点头却无语。尽管父亲说的这番话，他是同意的，但心中清楚———自己辞职后能否从事研究工作，已不是眼前这个社长所能决定的了。
对父亲的到来，身陷危难的储安平是很感激的。他感到今后不会和章伯钧发生任何工作上的关系，但他们的友谊有可能持续下去。
父亲回家，一再叹息道：“可惜呀，储安平。有些素质是要与生俱来，无法培养的。”
6月11日，民盟的《光明日报》支部即在吴晗的主持下，率先召开了批判储安平的会议。会上，吴晗厉声说：“过去国民党确实是‘党天下’，储安平现在说共产党是‘党天下’，不但是歪曲事实，且用意恶毒。”并指出储安平之所以有勇气，是由于后面有人支持。他要求所有《光明日报》的盟员和储安平划清思想界限。
6月13日，父亲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一文。他承认自己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是思想上犯了严重错误。
6月14日晚，民盟举行中央小组会议。会上，史良作长篇发言。史良作为民盟负责人之一，公开声明：储安平的整篇发言论点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她说：“储安平是民盟盟员，是《光明日报》总编辑，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曾经庄严地举手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参加了国家领导人的选举。他现在公开反对他自己参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并且把责任推给全国人民所拥护爱戴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诬蔑毛主席和周总理有‘党天下’的清一色思想。这不是要挑拨煽动全国人民对领导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周总理产生恶感，还是什么呢？这不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还是什么呢？”
史良继而指出：对身为《光明日报》总编的储安平的“党天下”发言，父亲作为《光明日报》社长，应当负有政治责任。她还把6月8日晚上父亲作客她家讲的“胡风、储安平将来要成为历史人物”的一番话，全部端出，一句不拉。
举座怵然而惊，父亲也傻眼了。
6月15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均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载了史良发言的全文。母亲惊骇不已，万不想父亲身处凶险之境，还在对外人掏心挖肺。父亲也后悔莫及，万不想揭发者竟是私交甚笃的史良。而史良的这篇谈话是拿储安平开刀，为的是打开针对章罗的民盟反右运动的局面。她的强硬讲话在无形之中，从一个法学家立场把储安平的言论定为：有罪。刹那间，惊雷炸顶，形势剧变。
性情温和的史良在亮出铁手腕的一刻，储安平就掉进了恐怖的中心。我放学归来，从母亲那里已经知道了这个坏消息。来不及做功课，便先去书房看父亲。他一人独坐，表情茫然又凄然。
我走到父亲的身后，摸摸他的头发，俯耳问道：“爸爸，你说胡风、储安平真的会成为历史人物吗？”
父亲从头上握着我的手，说：“会的。现实是有人得势，储安平倒霉。但现实的东西往往不可靠。爸爸很替储安平难过，爸爸对不住他。因为他不调到《光明日报》，就决不会惹上这场祸事。”
6月15日、16日，《光明日报》连续两天，举行了社务会议。在章伯钧、储安平二人要不要在《光明日报》检讨的问题上，发生争论。章乃器站出来为储安平辩护，说：“我觉得，储安平的言论，从政治来看不能说离开了社会主义。他的动机还是为了国家的好。”他又批评父亲，认为在储安平向其请教办报路线问题的时候，说话相当随便，以至于助长了储安平的错误思想发展。章乃器最后说：“有许多人以往看来庸庸碌碌，这次大鸣大放，发表的意见从理论到业务，头头是道。”
随即，《光明日报》刊登了《章乃器最近几天的谬论和错误态度》的大块文章，揭露他在社务会议上的反动言论。这时，储安平、章伯钧成为一个政治警示信号：谁替他们说话，谁就是他们的同类。
此后，父亲和储安平各自挨斗。
储安平在九三学社中央被斗得很苦的事情，是父亲早就预料到的。因为在某些人的眼里，储安平被民盟看中调到《光明日报》任总编，几乎就等于是对九三学社的背叛。而当时他在九三学社所受歧视，现在也就成了某些人自诩左派的资本。在统战部的指挥下，九三学社联合《光明日报》在11月24日、25日、28日举行了千人批斗大会，系统揭批储安平。先后发言者三十余人，其中包括九三学社的领导人、“光明”的负责人，还有九三学社里的一些知名科学家也纷纷表态。会议场面浩大，气势汹汹。可以说九三学社的这个会，是八个民主党派搞批斗的顶级之作。
储安平做了题为《我的检讨》的检讨，承认了“党天下”是对党的恶毒攻击，承认了自己在“光明”的所作所为是一系列的反党活动。检讨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检讨“党天下”言论；第二部分检讨在“光明”的工作；第三部分梳理思想根源。他的检讨，条理清晰，轮廓分明；不像父亲那样大包大揽，全部吃进咽下。他的检讨，不推卸责任，不拉扯别人；不像罗隆基那样东拉西扯，拖出一大堆。他的认错，尽管达到中共要求的高度，但态度适中，分寸得当，不像黄琪翔那样自责不已，痛哭流涕。
11月12日，父亲和储安平同时被民盟中央免去《光明日报》社长和总编辑的职务。父亲扳起手指一算：储安平在“光明”总计工作六十八天。
1958年1月，储安平被戴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人也从《光明日报》弄回九三中央。
那时，我正痴迷于李少春和他的京剧《野猪林》、昆曲《夜奔》。
按龙泉血泪洒征袍，
恨天涯一身流落；
专心投水浒，
回首望天朝。
急走忙逃，顾不得忠和孝，
良夜迢迢，
红尘中，误了俺武陵年少。
实指望，封侯万里班超；
到如今，做了叛国黄巾，背主黄巢———声音清越，动作飘逸，一座空荡荡的舞台充满了凄楚悲凉。听着听着，我忽然觉得这个扮相俊朗，人生命运直起直落，极峭极美的林冲，就是我们的储安平了。
父亲和储安平一别，就是三年。这三年，中国进入了大饥荒。一日，也是右派夫妻的《新民报》老板陈铭德、邓季惺夫妇来家闲坐。大家自然而然地谈起吃喝来。父亲说，自己如今每月配有一斤猪肉，二斤鸡蛋；母亲说，她每月配有一斤白糖，二斤黄豆。
一口四川话的邓季惺告诉父母：“你们两个晓不晓得？按现在的说法，配肉蛋者被称作‘肉蛋干部’，配糖豆者叫‘糖豆干部’。”并指着父亲说：“你是右派当中惟一的肉蛋类。李大姐（即母亲）、我和铭德都在‘糖豆’之列。”
她的话，让父亲听得哈哈大笑。
聊了一阵，父亲大概觉得陈邓二人对新闻界有所了解，便问邓季惺：“你可知道储安平的近况？”
邓季惺说：“我们没有他的一点消息。”她的眼睛一亮，说：“许德珩不就住在你家的旁边，不出百米。你如问他，定知详情。若自己不便出面，来个迂回，让李大姐去问劳君展（许德珩夫人），不也可以了吗？”
父亲摇摇头。邓季惺答应父亲，再从其他人那里打听储安平的近况。等了数日，没有回音。
一天清早，父亲又提起储安平，对母亲说：“既然打听不到老储的近况，健生，你去看看他吧！”
母亲立刻去地安门食品店偷偷买了些高级糖果、饼干。因怕洪秘书看见，便藏在父亲的书柜内，和明版书放在一起。
第二天下午，去了。储安平的家已从阜内大街搬到了棉花胡同。
父亲一直在客厅呆坐，连书都看不进，等着母亲带回消息。母亲回来，父亲见她一脸的平静，他的心才稍稍放下。
母亲去卫生间洗脸洗手，父亲眼巴巴地跟在后面，问：“你看到人了吗？情况怎么样？”
母亲去卧室更衣，父亲还是紧巴巴地尾随于后，忙不迭地问：“他怎么样了？家里的人还好吧？”父亲像个孩子一样，母亲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
安稳地坐在客厅沙发上，母亲才说端详：“储安平开门，发现是我的时候，居然高兴得不知所措。拿出家里最好的绿茶，请我喝。一再问伯老好不好？身体怎么样？我说，伯钧在所有朋友里面最惦记的是你，也最对不住你。他早就想来看你，只怕再连累你，所以先让我来探望。储安平听了这话，很感动。他说，谢谢伯老的关心，自戴上帽子以来，与民盟的人和‘光明’的人，再无联系。他也不想看那些人的嘴脸。”
“他现在的生活情况呢？”
“我问老储现在过得怎么样？他说，还好。虽然工资降了很多，但现在的日子过得简单，没有太大的开销，自己也节俭惯了。谈起日常生活，老储说：‘李大姐，我带你看一样东西。’说完领着我出了北屋，来到院子的东边。原来这里盖了个小羊圈，养了些羊。有两只是母的。”
说到这里，父亲听不下去了。他起身，望着窗外，不禁叹道：“不给他一点事情做！”
“给你事情做了吗？”母亲反问了一句，父亲的情绪猛地激烈起来。他用拳头狠狠拍击沙发的扶手，喊着：“我是老头子了，可安平还不到五十岁！”
客厅蓦然无声，谁也不说一句。
没过几天，储安平自己来了，算是回访吧。他登门的时间很早，是提着一个橄榄绿、腰子型的铝质高筒饭盒进来的。
“老储，你好吗？”父亲大喜，握着的手久久不肯松开，且将他从头打量到脚，再从脚打量到头。
“我很好。伯老，你呢？”
他们寒暄过后，储安平一面请母亲赶快拿个牛奶锅来，一面对父亲说：“这是我拂晓时分挤的羊奶，特别新鲜，特意请伯老和李大姐尝尝。”
父亲见储安平气色不错，双眼仍有光泽闪动。
“你现在每天做些什么？”父亲问。
“两件事，读书，喂羊。”
父亲笑着说：“好。这样可以‘养吾浩然之气’呀。”
“伯老，你现在不也有条件养浩然之气吗？”
“不，养浩然之气，一是需要有富裕的时间，这个，我有。二是需要悠闲的心境，这个，我大概是不会有了。”
“为什么？”储安平问。
“我的心境是无法平复的。反右之于我，决非是一点人生失意、进退无路的遗憾，而是从此有二十万个右派（那时父亲以为右派有二十余万）的身家性命，压在了我的心上。”
储安平劝慰道：“伯老，你千万不能这样想哇。谁都明白，事情的责任不在你。你自己的身体要紧。”
母亲端上热腾腾的羊奶。这奶色极好，随着腾腾热气飘溢而出的芳香，令人想起嫩草青芽、山岚白露和晨光熹微。为了助兴，母亲还烤了两片义利白脱面包。
父亲连喝了两口，说：“很好喝！不仅新鲜，气味也是好的。我喝羊奶，还是生平第一遭，谢谢你。”
父亲的赞美，令储安平非常欣慰。母亲也说好喝。
在我看来，储安平的这个举动一如他在三十年前，从西湖装了一袋桃花，寄给徐志摩。实在是太有诗意了。
“你们这样爱喝，以后，我还会送来。”储安平像个牧羊少年，兴奋不已。
父亲忙摆手，道：“千万不要再送了。你能来这里，就好，比送什么都好。”
储安平问：“伯老，你家的客人少了，还能习惯吧。”
“客人不但少了，而且都是清一色。”说着，父亲用右手做了个戴帽动作。
储安平会意地点点头。
父亲突然笑了，说：“老储，你猜，现在和我往来最密切的人是谁？”
储安平闪动着那对灵活而有侠气的眼珠，说：“你的社交范围广，我不好猜。”
“是努生，你想得到吗？”
储安平大笑，摇着头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父亲说：“过去，说章罗联盟是活天冤枉，现在是实事求是了。用叶笃义的话来说：‘自章伯钧因储安平的发言稿，向罗隆基道歉{11}后，如今两人是水乳交融般的亲密。’不过，我们谈起具体问题，还是联盟不起来。”
“努生的脾气，不知改了些没有？”
“还是那个样子。他现在一个人，日子比我寂寞多了。你可以去看看他，他若见到你，想必也会高兴。”
储安平没有继续这个话题，却突然问：“有个叫李如苍的，伯老认识吗？”
“认识，认识，还很熟呢。老第三党成员，日本留学生，浙江人，做过旧警察局长。解放后因为同康泽{12}的关系，成了历史反革命。有了这个身份，在农工（即农工民主党）把个候补中委也搞掉了。他处境窘迫，我却无法相助，但一直和他保持往来。”
储安平叹道：“你能和他这样的人保持交往，已算难得。如苍每次提及，都很感念。”
父亲问：“你怎么会认识他？”
储安平说：“全国政协在北京西南郊的一个叫模式口的地方，搞了个劳动基地。第一批下放锻炼的，大多是右派和历史上不大干净的人。九三中央第一个点了我，还有楼邦彦，农工党里面就有李如苍。我和如苍两人，分配的劳动任务是放羊。工作累是累，要弄饲料，要扫羊圈，夜里有时要起来查看查看。但是，每天我与他为伴，与羊为伍，在山坡上或坐或躺，晒太阳，望浮云，谈轶事。虽不是灯下敲棋，窗前展卷的文人生活，但可宠辱皆忘。那些山羊很可爱，尤其是母子间的慈爱，像图画一般。羊羔一旦跑远了，母羊就要急急地呼唤。那些毛茸茸的小羊羔，四脚几乎一齐举起来，朝母亲飞奔过去的样子，是很动人的。相处时间长了，对它们很有些感情。
“如苍懂得不少，四书五经不必说，什么中国医史，金匮，黄帝内经，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临朝不理政的日本天皇，曹禺戏剧，周贻白戏剧史等等，他都有所涉猎。我看他这个人的文化修养不低。和他相处有话可谈，也融洽。我们都是江浙人，回忆起江南风习，童年趣事，说得津津有味。如苍的生活能力强于我，处处照料我。他每次回城，都要从家中带些自制的沪江小菜，像萝卜干炒毛豆。我问：‘你这些东西从哪里搞来？’他总是说：‘你就放心吃吧。’我们住的地方潮湿，他还教我练气功，说这叫以内御外。可惜，我始终未能学会。久而久之，我们成了朋友。从模式口回到机关后，我也只与他往来。如苍住什刹海，银锭桥侧，是个好景致。我从棉花胡同出来到他家小坐，等于散步，锻炼身体了。”
父亲告诉他，自己情况也有和他相似之处。过去最为接近的人，大多疏隔了。
“伯老，记得(19)57年夏天，你在我家里的谈话吗？”
“记得。”
“那时，你劝我超脱一些，可以从事研究工作。现在我已经做了一半，另一半便难了。自己也没有这个心力。”
父亲点点头，说：“是的，我们都被隔离于社会，想深入研究中国的社会现象、思想现象已经没有了基本条件。这个情况，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
“你现在除了参加一些会议以外，还做些什么呢？”
“唉!”父亲长叹一声，道：“反右以后，偶遇周恩来。他建议我写点回忆录或搞点黑格尔哲学的翻译。后来，我读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上刊载张文白（张治中的字）的一篇东西。在他笔下，叙述长沙大火一事，我数了数，不足二百字。把这样的回忆文章留给后代，还不如不写。关于翻译黑格尔，我过去一直是有这个志向的。所以每逢出国，必购其书。贺麟来我这里看到这些德文书，都羡慕得很哪！我现在虽有时间，却怎么也翻译不下去了。”
“是不是缺乏相关资料？”
“不，老储，还是我刚才说的心境问题。这个反右，叫我丧失了做研究工作必备的心境。我现在只能读读老杜。杜诗的版本我已收集四十多种。看来，‘少读李白，老吟杜甫’很有道理。”
接着父亲又说：“我这里搜集了许多版本不错的英国诗集，有莎士比亚、拜伦、雪莱等大家之作。普希金的英文版诗歌也是全的，四卷本，插图也好。你今天拿些去吧，也不必还我。诗可读，也可译。”
储安平摇头，说：“英国诗歌的高贵优美之处，在于常伴有一种沉重的悲哀和深谙世道的智力。比如，谁也没有见到哈姆雷特父亲的亡灵，但谁都相信这个丹麦王子的悲哀。从前读来，是受其熏染，现在读来，情何以堪？”
他们还谈到九三、民盟及农工三个党派领导人的变动情况，彼此一经介绍，大致相差无几。靠反右起家的人，都高升了。
接着，父亲又向他打听九三划为右派的薛愚、袁翰青、楼邦彦的近况。“君看今日树头花，不是去年枝上朵。”民盟、农工、九三，别看还是民主党派的那块牌子，但内里的变化实在太大、太大。
想到这些，父亲不胜喟叹：“政治运动，干部下放，思想交心，大跃进，公共食堂，这哪里是百炼成钢，我看是百炼成灰。人成了灰，民主党派也会成灰。不信，我们等着看，早晚有这样一天。”
储安平不无忧虑地问：“伯老，我们今后又会如何？”
父亲眯缝着眼，望着窗外的槐叶柳枝葡萄架，说：“拖，混。在无聊的日常生活中，拖下去，混日子，也许是你我这样的人未来的出路。”停顿片刻后，又以低沉的语气，道：“像我们这样的人，对时局发展当有一个充足的估计。”但他怎么估计，也没有估计到会有一个文化大革命。
储安平告辞，母亲把洗干净的饭盒递到他的手里。
他掂量了一下，说：“李大姐，你放进什么了？”
“康有为的女儿前些天刚送来两斤奶油小点心，是康家用侨汇票买的。我如果告诉她说，点心是和储安平分而食之，老人家不知该有多么高兴呢。”母亲的脸上堆满了笑容和诚意。
父亲在旁边插了一句：“她叫康同璧，一个女贵族。”
储安平这才接过了饭盒，说了句“伯老，留步”，遂走出大门。
父亲独自站在冷风里，好像储安平在他的心肠上，系了一根绳索。走一步，牵一下，牵得他心痛。
晚上，父亲对母亲和我说：“我这辈子没有像现在这样无能，帮助储安平只能是送他几个奶油小点心！”
话刚落音，母亲的眼圈便红了。
又过了一段日子。我放学回家后，在自己的书房读小说。不一会儿，我家的保姆关嫂递来一小杯奶。
我问：“怎么今天下午不喝红茶啦？”
关嫂说：“这是你妈特地给你留的。”
“是牛奶吗？”
“不，好像是羊奶。”
我把小说甩在书桌，大喊：“妈妈！”
妈妈被我的叫喊吓住了，忙跑过来。既惊且喜的我，端着奶杯问：“是不是储安平送的？”
“是的。看你上次那副遗憾的样子，这次我特意给你留了小半杯。”
“今天没有多少课，我要是在家就好了。”
母亲说：“你在家。爸爸也不会让你去参加他们的谈话的。”
“为什么？”
“因为储安平这次来，谈的是关于自己的家庭婚姻。”
母亲不说则罢，经她点题，我便非要问个清楚不可。
母亲告诉我说：“储安平原来的妻子，是他在光华的同学，人很好，复姓端木。婚后生活幸福，也有了孩子。后来这个夫人病故，储安平就自己撑持这个家，供养孩子读书上学。他的事业心强，社会活动多，虽独身多年，也渐渐习惯了。前几年，经一班朋友的一再相劝、相催，他和一位女士结婚了。不想，反右以后，储安平的处境大变，他的夫人也大变。如果觉得丈夫是右派，给自己丢了脸，今后不好做人，那么离婚好了。让人万没有想到的是，她住着储安平的房子，却跟另一个男人明来暗往。时间一久，即被察觉。储安平说：‘伯老，即使闭户三日，你也是猜不到这个人是谁？’停了好一阵子，他说了三个字———宋希濂{13}。爸爸惊诧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再问：‘是那个国民党的宋希濂？（1959年）特赦的那个甲级战犯？’储安平点头称是。爸爸站起身，拍着他的肩膀，哀叹：‘所犯何罪，受此屈苦！都归咎于我。’”母亲说到这里，我已完全能想象他们谈话的气氛和情景。
我深知，父亲素来不大看得起国民党的降将。（19）59年国庆十周年大庆特赦的消息发布，就引来他的满腹牢骚。说这采取的实用主义态度，搞得战犯比文人香。而此刻，一个知识分子所不能接受的人格侮辱和一个男人所不能容忍的生活侵犯，同时降临储安平的身上。政治上被剥夺的人，外部世界充满的危险、敌意和孤立，本已十分痛苦。但为什么继政治遗弃之后，再须经历一次生活的遗弃？在社会丧失之后，还要再来一次家庭丧失？
父亲说：“在中国，一个人政治上失势后，须有非凡的勇气才能活下去。而储安平不仅仅是失势。”
母亲又讲，储安平见父亲那样地难受，反倒安慰起他来，说：自己不要紧，事情也已到了尾声。
分手时，储安平说：“有如苍在，我们还能互通消息。”
他们短暂的会面结束了。可一连数日，父亲是无论如何平静不下来，又值细雨漫天，寒风砭骨，心绪至为恶劣。我去书房看他，常见书摊放在那里，人却目定唇翕，面作青色。
大概过了一两个月，一日下午，家里来了一个衣着朴素、相貌堂堂的男子。从他说的一句“章伯老”三个字音里，即可断定是江浙人。
母亲对我说：“他就是李如苍。”
李如苍告诉父母：“储安平正在办理离婚。女方提出三千元赡养费要求。法院的同志讲，储先生不是资本家，哪有许多的积蓄。最让人难堪的是，这女人还住在储宅。宋希濂的进进出出，就在老储的眼皮底下。”
后来，李如苍又来我家，告诉我的父母说，那女人已随宋希濂搬走，并有话传来，说自己如今在社会交往和生活享受方面，比跟个大右派强多了。
储安平———这个报人、作家，依旧每日放羊、喂羊，每月到九三领一份工资，参加学习，接受批判且自我批判。他有头脑，但不要他思考；他有精力，但不要他出力；他有才能，但不要他施展。
父亲激愤无比：“对我们的处分，哪里是戴上一顶帽子？我们的生命力正在受到侵犯。”
1966年的夏季，生命力受到侵犯的右派，面临的是毁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似烈火在整个国土上熊熊燃烧。《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一篇篇社论，有如一把把干柴，把火越烧越旺。
父亲每天读报，反复琢磨字里行间的寓意。他说：“斯大林病亡后赫鲁晓夫上台的事实，让毛忧心忡忡，疑心重重。这个运动，说是文化革命，我看还是围绕着政治斗争转罢了。”
接着，报纸广播批判“三家村”，批判翦伯赞的“历史主义”，批判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批判杨献珍的“合二为一”，铺天盖地。父亲非常瞧不起这种算老账的做派。
很快，文化革命发展成了暴力，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搞起了红卫兵。发通牒，下勒令，破四旧，打人，剃头，游街，抄家……北京陷入红色恐怖。坐在家中的父亲得到这些消息，摇头哀叹。
8月24日，红卫兵闯进了家门。东西是能砸烂的，都砸烂；能拿走的，都拿走。人是吃尽了苦头，受尽了侮辱。当父母被关在小屋，吃着甩在地上的窝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打听朋友的情况。黄绍竑自缢身亡，章乃器惨遭毒打，刘王立明、叶笃义、刘清扬关入秦城监狱等消息，一件件传来。其中惟独没有储安平的下落，父亲焦忧万分。
后来，只是听说他一遍遍地挨打，家里抄来抄去，破败不堪，更无人相扶相助。他实在受不了了，便逃到九三中央，请求组织收留。获此消息，父亲大感不妙，因为农工党中央对收留的右派，就有半夜毒打的事情发生。父亲估计九三对储安平，也绝无仁慈可言。
大约是9月上旬的一天拂晓，晨星尚未隐去。忽然，有人轻轻地按了两下电铃。父母从这有礼貌、且带着胆怯的铃声中揣测，来者可能是朋友，而不是进驻家中，夜间外出鬼混拂晓回来的红卫兵。母亲开门，来者是李如苍，且神色慌张。
李如苍见到父母铺在地上的被褥和凌乱的杂物，眼圈有些潮湿。
父亲急问：“如苍，红卫兵也去你家了？”
他来不及回答，便说：“伯老，我要告诉你一件大事。”
小屋的气氛，骤然紧张。
父亲用试探的口气，怯生生道：“是不是老储出了事？”
李如苍点点头，说：“我每天5点多钟起床，必出门，沿着什刹海转一转。今天也是这样。可是我刚要开门，便发现脚跟前有一张纸条。好像是有人从门缝里塞进来的。”说罢，遂从白衬衫的口袋里，掏出咖啡色漆皮小本递给父亲。小本是1950年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发给每位委员的《全国委员会手册》。父亲把小手册打开，抽出夹在当中的一张小纸条。
纸条洁净，为白色，有二指宽大小，是对折起来的。父亲双手打开字条，那上面写的是：“如苍兄，我走了。储”用钢笔写的，未署日期，字不潦草。
李如苍问：“伯老，你看他能走到哪里去呢？又有谁敢收留他呢？”
“你收好。”父亲把字条还给李如苍，痴立于窗口。
以巾拭泪的母亲，哽咽道：“我们在这里挂念，他却不知飘零何所？听说溥雪斋离家出走时，身上还带了十斤粮票，七块钱。他带了什么？”
屋外，一片浅粉红色的马樱花，开始败落。偶有小鸟飞来飞去。而屋里的人，个个心如秋千，摆荡不止。我想：以一个字条和朋友告别的储安平，此时或许会在天边咏唱他的《自语》诗：说，这是自己的愿，不是勉强，帮她的忙，为她提只箱；或者问一问天会不会下雨，路上有没有风浪。
但要是她真的说出了这话：
“谢谢你，用不着先生———
这样关切，这样忙，”
怕我又会像挨近了绝崖般，
一万分的失神，一万分的慌张。
父亲真的是“一万分的失神”，半晌才说出一句话：“如苍，他不是出走，而是去死。”
“那字条是什么意思？”
“那字条是向你我诀别。”
李如苍听了这话，真是“一万分的慌张”，急匆匆道：“他是不是昨天半夜把字条从门缝里塞进来后，就投了什刹海？”
父亲仿佛从迷惑中猛醒过来，走到李如苍跟前，说：“快，快回去，守着什刹海。如苍，死也要见尸呀！”说罢，父亲已是老泪纵横。
李如苍收好字条，出了家门。他走了两步，又跑回来，低声问：“伯老，要不要把字条的事，告诉九三或民盟？”
“不！”父亲表情冷峻，口气决绝：“人活着的时候，他们都不管；现在，还会管吗？再说，还有能力管吗？”
“那么，要不要告诉街道、派出所或公安局？”
“不！”父亲依旧是冷峻的表情，决绝的口气，“你不要他管，他也会管的。”
李如苍走了，在什刹海守了七天七夜。每天晚上，他便偷偷跑到东吉祥胡同10号，对父亲重复着一句同样的话：没有见到储安平。
父亲色如槁，心如灰。而在他内心深处，是很钦佩叹羡储安平的。
“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父亲始终确信他的死，并说：“储安平不能容忍自己适应奴役，一定是这样做的。因为死亡在他看起来像是得救，他是被恐怖吓坏了。所以，不但要用这样的方式结束痛苦，他还要用这样的方式，保持自己的卓越和尊严。再说，储安平已没有什么事可做，只有吹灭生命的残焰。”
许久，父亲枯瘦的手搭在我肩膀上，说：“我的小愚儿，你的老爸爸也早已是无事可做了。”我一头扑进父亲的怀里，大哭。
储安平之死，是我在1966年冬季从成都偷跑回家后，由父母亲讲述的。听着，听着，我的灵魂仿佛已飘出了体外，和亡者站到了一起。
我独自来到后面的庭院。偌大的院子，到处是残砖碎瓦，败叶枯枝，只有那株马尾松依旧挺立。走在曲折的小径，便想起第一次在这里见到的储安平：面白，身修，美丰仪。但是，我却无论如何想象不出储安平的死境。四顾无援、遍体鳞伤的他，会不会像个苦僧，独坐水边？在参透了世道人心、生死荣辱，断绝一切尘念之后，用手抹去不知何时流下的凉凉的一滴泪，投向了的湖水、河水、塘水、井水或海水？心静如水地离开了人间。总之，他的死是最后的修炼。他的死法与水有关{14}。绝世的庄严，是在巨大威胁的背景下进行的。因而，顽强中也有脆弱。但他赴死的动因，决非像某些人口袋里揣着手书的字条，以死澄清其非罪或以死自明其忠忱。我是同意父亲看法的：死之于他是摧折，也是解放；是展示意志的方式，也是证明其存在和力量的方法。通过“死亡”的镜子，我欣赏到生命的另一种存在。
明末一个学者曾说：“人生末后一著，极是紧要。”192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的“人生末后一著”，是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附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的遗书开头四句当是自沉原因的准确揭示。可以说，追求精神孤洁的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以极端决绝的方式告别人世，都是为了“义无再辱”。诤言直腹的储安平也是这样的。他用死维持着一种精神于不坠，完成了一生的人格追求。鲁迅认为：“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鲁迅的结论是：中国没有这样的知识阶级。鲁迅属于“真的知识阶级”；储安平也属于“真的知识阶级”。
《光明日报》不再属于民主党派。可父亲到死一直都自费订阅《光明日报》。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或许为了储安平，为了他俩一度携手在“光明”。
父亲曾经让我替他到虎坊桥，看看新盖好的《光明日报》大楼是个什么样子？里面的办公条件好不好？
后来我去了，严肃的门卫问：“你找谁？”
“谁也不找，只是想进去看看。”
“不行。”
我没有告诉父亲自己被阻在门外的情况，而我至今也未能了却父亲的这桩心愿。
父亲去世后，母亲继续自费订阅《光明日报》，边看边伤心。
八十年代初，吴祖光访美归来。他特地打来电话，说要告诉我一则消息。我去了坐落于东大桥的吴宅。
红光满面的吴祖光，兴冲冲地说：“诒和，有个老作家在美国某个小城镇的街道散步，忽见一人酷似储安平，即紧随其后。那人见有跟踪者，便快步疾行。老作家生怕错过良机，便连呼：储先生。声音也越来越高。那人听后，竟飞奔起来，很快地消失了。依我看，储安平可能还活着，在美国。要不然怎么死不见尸呢？这个消息太珍贵了，你回去告诉李大姐。”
我把这个消息转述给母亲。母亲说：“这不是储安平的消息，是储安平传奇。”
1990年5月，母亲病逝。我整理她的遗物，发现了李如苍的那个咖啡色漆皮《全国委员会手册》，里面没有那张绝笔小纸条。
李少春也已去世，但舞台上仍有《夜奔》。不管谁演，不管是舞台演出还是电视播放，我都必看，看必想念储安平。
储安平没有安息。他正在复活。
2002年1月于守愚斋
注释：
①储安平（1909—1966），江苏宜兴人。出身于宜兴望族，出生后六天丧母，十四岁丧父。依赖祖母抚养，生活节俭。1928年入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1932年毕业。1933年起，在南京《中央日报》任副刊编辑。1936年赴英国伦敦大学做研究工作。1938年回国至重庆，先后担任《中央日报》撰述，编辑，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学校研究员。1940年8月，在湖南省安化县蓝田镇国立师范学校任教师。《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为这一时期作品。《英国与印度》一书则是其讲授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的讲稿。并在桂林《力报》任主笔。1945年春，在湖南辰溪《中国晨报》任主笔。日军侵占桂林后，在重庆创办《客观》周刊，共出版了十七期。1946年春赴上海，9月1日创办《观察》半月刊，任社长和主编，同时兼任复旦大学教授，开设比较宪法，各国政府与政治等课程。1948年12月25日被国民党查封停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国家出版总署专员，新华书店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1954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并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7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1958年1月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66年逝世，死因不明，年57岁。
②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之前身）成立。成立后因在国统区没有合法地位，不能公开活动，决定派中央常委梁漱溟去香港办报。同年，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正式出版。梁漱溟为社长，萨空了为经理，俞松华为总编。1943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领导人纷纷出面主办刊物、报纸。先后创办的有黄炎培创办、张志让主编的《宪政》月刊；左舜生主编的《民宪》（此刊于1944年11月由中国民主同盟接办）；章伯钧主编的《中华论坛》；闻一多、李公朴创办的《自由评论》；成都民盟成员负责编辑出版《华西晚报》；民盟西北总支部主办《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民盟云南省支部于1944年底创办《民主周刊》（吴晗主编）；1945年民盟重庆支部创办机关刊物《民主星期刊》（邓初民主编）；1946年2月民盟总部在重庆创办《民主报》；3月民盟广东支部创办《民主》（陈此生主编）和《民主与文化》（黄药眠主编）；9月千家驹、胡仲持、张锡昌在广西昭平办《广西日报》。另有民盟海外组织支持和主办的马来亚《南侨日报》《风下》《新妇女》，缅甸《人民日报》，暹罗《曼谷商报》《民主新闻》，英国《民讯》，印尼《民主日报》，越南《中华日报》等。
③《文汇报》，中国综合性大型日报。1938年1月25日由严宝礼等在上海创办。抗日战争期间，此报坚持抗日立场，在上海“孤岛”和沦陷区有广泛影响。1939年5月18日被迫停刊。抗战胜利后，于1945年9月复刊。1947年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以后，部分记者、编辑和职工去香港，于1948年9月9日创办香港《文汇报》。解放后《文汇报》上海版于1949年6月21日复刊。1956年4月，迁北京与《教师报》合并。同年10月1日，回上海再度单独出版。
④谢泳在所著《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一书中认为，储安平到《光明日报》，是胡乔木推荐的。书中（第46页）是这样写的：1956年6月，王谟给于毅夫的一封信中说：“张际春同志说，一些民主人士对《光明日报》办的很不满意，是否我们可以退一步，把常芝青同志调出来，由前《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接任《光明日报》的总编辑。这样我们可以更主动一些。际春同志要我把这个意见转告统战部，并征求统战部意见。”可见当时中央是想让徐铸成去，储安平出事以后，常芝青在一份材料上曾说过：“我个人以为，乔木同志对储安平的一些看法与估计看来是未必符合实际的，有一些同志反映，这样一些人到《光明日报》是未必恰当的，我也有同感。”由此可见，储安平能到《光明日报》确实是胡乔木推荐的。
⑤⑥陆小曼编辑《徐志摩日记》一书第15页，曾这样写道：“前天乘看潮专车到斜桥，同行者有叔永、莎菲、经农、莎菲的先生EIIery，叔永介绍了汪精卫。1918年在南京船里曾经见过他一面，他真是个美男子，可爱！适之说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爱他，他是男子……他也爱他！精卫的眼睛，圆活而有异光，仿佛有些青色，灵敏而有侠气。”
⑦袁翰青（1905—1994），江苏南通人。1925年入清华大学化学系，1929年毕业赴美国伊利诺大学研究院从事有机化学研究，1931年获博士学位。1932年回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1939年起，在兰州担任甘肃科学教育馆馆长，并在西北师院任教。1946年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和化工系主任，并在北京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兼任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文化部科学普及局局长。1952年起，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1955年筹组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6年任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代理所长兼研究员等职。著有《中国化学史论文集》等。他1945年加入九三学社，历任九三学社第二届理事、第三届至第七届中央常委。第一届至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79年平反。
⑧楼邦彦（1912—1979），浙江鄞县人。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政治系，同年留学英国。曾任西南联合大学副教授，武汉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建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北京政法学院教授，北京司法局副局长，九三学社成员，是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长期从事司法行政和政法教学。专于行政法和宪法。著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知识讲座》。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79年平反。
⑨孙承佩（1915—1990），山东桓台人。肄业于北京大学法商学院。曾任《新蜀报》主笔，北平中外出版社社务委员。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部长、秘书长、副主席兼中央执行局主任，《光明日报》总编室副主任，《新建设》杂志代主编，北京文化局副局长，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著有历史剧《官渡之战》等。
⑩王铁崖（1913—卒年不详），原名庆纯，笔名石蒂。福建福州人。1929年毕业于福州第一高中，考入复旦大学英语系。一年后转政治系。1931年转入清华大学政治系三年级，1933年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同年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为国际法研究生。1936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考取清华留美生，在美研究一年。1937年赴英国，入伦敦政法经济学院学习和研究国际法。1939年返国。1940年任国立武汉大学政治系教授。1942年转任国立中央大学政治系教授。1946年又转任国立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后兼任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任北大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于1952年改任北大历史系教授兼国际关系史教研室主任。1957年转任法律系教授；同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57年至1959年，为北京市政协委员。1980年后，又为北京市政协委员。后兼任中国外交学院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北大美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治学会顾问等职。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著有《新约研究》《战争与条约》《国际法》等。
{11}储安平1957年6月1日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读的“党天下”发言稿，在5月19日征求过罗隆基的意见。有人为了加重他的罪名，硬要说成是与罗隆基共谋。民盟中央批判会上，父亲在紧逼之下，亦说：“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发言稿，事先经罗隆基看过。”罗否认此事；储只承认是受了罗的影响。后来为了这件事，父亲向罗隆基正式道歉。
{12}康泽（1904—1967），四川安岳人。1925年黄埔军校第三期受训，后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3年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队长，兼任中央军校特训班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复兴社总社书记。1939年委派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干事。1947年被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授陆军中将。1948年任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同年在湖北襄樊战役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获。1963年被特赦释放。曾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1967年在北京病逝。终年63岁。
{13}宋希濂（1907—），别号荫国，湖南湘潭人。幼年读私塾、小学。1921年考入长沙长郡中学，1924年毕业，同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1月毕业，入教导团第2团第4连任副排长、排长、副连长、连长。1926年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1师营长。1927年，赴日本留学，入陆军步兵学校。1930年归国。1931年任国民政府警卫军第1师第2旅旅长。1932年淞沪抗战后，任副师长兼旅长。1933年调升第36师师长，兼任抚州警备司令。1937年，任西安警备司令，第78军军长，兼任第88师师长。1939年，兼任第34集团军副司令。1941年调升第11集团军总司令，兼任昆明防守司令。1945年当选为第6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调兼西北行辕参谋长。后任新疆省警备总司令。1948年，任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兼第14兵团司令官。1949年8月，任川陕湘鄂绥靖公署中将主任，12月在大渡河畔沙坪被俘。1959年12月4日特赦释放。1961年至1966年任全国文史资料专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80年赴美探亲，后定居美国。
{14}现居澳大利亚的钢琴家储安平之子储望华在《父亲，你在哪里？》一文中说：“父亲‘失踪’是在1966年9月上旬，那已是8月31日（与作家老舍投太平湖是同一天），在京西青龙桥边潮白河自杀未遂后一个多星期。当时他从关押他的九三学社后院小屋回家，看到家里已是被‘红卫兵’第二次抄家。居室、客厅均被洗劫掠夺一空，除满地碎纸乱片外，已一无所有。面对这般情景，父亲的心便整个地绝望了。于是他踽踽离开家中，走了出去。……到了9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当时主管九三学社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梁女士打来的电话，她问我：‘你父亲有没有到你那里去？’‘你知不知道他目前在哪里？’我说：‘父亲不是被你们押管着吗？你们不是正筹备批斗他的大会吗？’到了9月20日，中央统战部下达命令：一定要在10月1日国庆之前找到储安平，‘以确保首都的安全！’于是九三学社派了一名干部（中共党员），并要求我和我二哥协助。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东、西城不少街巷转了好几天，查访了过去与父亲曾有往来的朋友们，却毫无结果。到了1968年夏，有一天，几个穿着军装的干部来找我，说他们是‘奉周恩来之命，由公安部、统战部等组成储安平专案组，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寻储安平的下落。’”（台湾《传记文学》第55卷第2期，第59、60页）又据谢泳《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一书第61页载：“1982年6月，他（储望华）准备去澳大利亚留学时，单位的一位领导才匆匆拿来一份文件，告诉他：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正式作出‘死亡结论’。这时储安平已经失踪十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