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坚持船炮不齐不出省作战的原则，不仅拒绝了咸丰皇帝的命令，也摈弃了师友的私人情谊。当湖北第一次危急时，他于咸丰谕旨之先，已接到湖广总督吴文镕求其急速援救的函札。吴文镕是曾国藩的老师，长期以来二人交谊甚厚，无论公理私情，他都是应该迅速赴援的。但是，曾国藩接到吴的信函后仍不想赴援。不久太平军西征部队回师西上，吴文镕接连发信向曾国藩求援。曾国藩皆复函拒绝，反复说明不能草草轻发的道理。吴文镕终于被其说服，虽自度必死，仍令曾国藩万勿草草而出，还特致书说：“我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师各军，必等稍有把握，然后可以出而应敌。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轻率东下。东南大局，完全依仗你一人，务以持重为意。倘若你有不测之险，恐怕连后来的继承人都找不到了。我虽然是老师，牵涉国家的份量还是不如你重要。希望三思。”当太平军进攻庐州时，江忠源危在旦夕，曾国藩也拒绝出征，仅派刘长佑和江忠睿率一千新勇由陆路赴援。
安庆会战的计划制订后不久，曾国藩就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这种压力先是来自朝廷。1860年，太平军施“围魏救赵”之计，先攻杭州，吸引围攻南京的清军来支援，然后突然杀了一个回马枪，趁着清军调动围攻南京的兵力救援杭州之机，一举攻破了清军的江南大营，并乘胜追击，连下苏州、常州，使苏南地区全部落入手中。
为了解安庆之围，太平军发动第二次西征。太平军兵分两路，合取武汉，以迫使清军回兵，从而解安庆之围。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率部自桐城出发，很快逼近武汉。当时湘军的主力都在安庆前线，湖北兵力极为空虚，只有湖广总督官文所率的三千防兵驻守武昌，而且战斗力极差。听闻太平军来攻，整个武汉三镇的官员富户逃徙一空。
面对此情此景，湘军内部也开始发生意见分歧。许多人包括胡林翼都要求撤安庆之围，回救武汉。然而，曾国藩却仍然十分清醒和坚定，坚决要死死地盯着安庆，不为浮议所动。他非常清楚，即使太平军有破湖北之势，亦无守湖北之力。武汉即使一时失去也会马上收复。而围攻安庆的军队一撤，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太平军在江西、湖北攻城略地，无非是要分散我的兵力而已。我只求攻破安庆，此外的得失一概不与之争。再过一两个月，大局即定。”结果湘军攻下安庆，直接威胁天京的安全。
法立令行，以严治军
曾氏名言
驭军驭吏，皆莫先于严。
译文：治军治官，都是以严在先。
在治军方面，曾国藩说：“驭军驭吏，皆莫先于严。”而要“严”，首先要“法立令行”。他指出：“立法不难，行法为难。凡立一法，总须实行之，且常常行之。”凡事预则立。预先设立法令，使人人有法令可依循，这只是好的开始，重要的是要严格地执行法令。而要做到这点，领导者必须以“诚信”为本，建立起良好的信誉，力图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这样才能使人们“循循于规矩之中”。领导者还必须首先守法，不可乱了规矩。如曾国藩所说：“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者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子。”
金松龄的父亲金老太爷曾救治过曾国藩的母亲。曾母病危，金老太爷亲自煎药服侍，三日三夜不曾合眼。最后，曾母终于转危为安。曾母很是感谢金老太爷的救命之恩，每年三节都叫曾家兄弟亲自送礼，以表酬谢。然而曾国藩为了树立威信、整肃军纪，忍痛杀了金松龄。
金松龄的龄字营、罗泽南的泽字营奉命开赴江西，应江忠源之请，来到南昌城西南郊。两人见永和门外有太平军驻扎，于是便在离永和门十里外，扎下营盘。
罗泽南求胜心切，帐篷一扎好，便邀来金松龄商议。他记得各种兵书上都讲偷营劫寨是速战速决的好办法，便向金松龄提出当夜劫营的计策。金松龄跟随江忠源打过两年多的仗，知道太平军的厉害。他对罗泽南说：“劫营固然好，但我军来到此地，估计长毛已经知道。鸟飞尚有影子，何况一千多号人马。倘若他们已做好准备，反而弄巧成拙。”罗泽南说：“今夜二更，我率泽字营去偷袭大营，即使不胜，也可挫伤他们的锐气。龄字营跟在我后面，胜则乘势追击，败则抵死相救。”金松龄自知无论声望、地位以及与曾国藩的关系都不能与罗泽南相比，只得勉强答应。
这夜，两营勇丁都没睡觉。二更时分，罗泽南派出的侦探回来，说长毛都已睡着，站岗巡逻的也没几个。罗泽南大喜，亲自带领泽字营走在前面。金松龄带着龄字营随后跟着。
他们一直到太平军营盘前，看到四周漆黑，没有一丝动静。罗泽南下令直冲大营。令刚下，前哨一片骚乱。他们踩着陷阱了，十几个勇丁掉了下去。原来太平军的营盘四周都挖了陷阱。当下一场混战，泽字营丢下了二十多具尸体。龄字营见势不妙，后哨变前哨，撤离了战场。正当太平军将领林启容指挥人马将要全歼泽字营时，永和门内江忠源的部队闻讯冲出城外，罗泽南才带着败兵狼狈冲出包围圈。
当罗泽南将这场战斗的经过报告曾国藩后，引起曾国藩的深深忧虑。罗泽南的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金松龄的败不相救。绿营兵在广西战场上与捻军作战，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在此。倘若不对此事严加处罚，今后湘勇就会步绿营的后尘，后果不堪设想。罗泽南劫营失之轻率，然其勇气可嘉。书生带兵，最怕的就是缺乏勇气。罗泽南的这种勇气不可挫伤。尽管金松龄不赞同罗泽南的轻率冒进，但他终究答应了共同行事；即使不答应，也不能见死不救。金松龄罪不可赦。
曾国藩想到倘若军纪松弛，今后定不能成事，于是决定忍痛杀金松龄以立军威。这是湘勇建立以来，第一次斩自家兄弟，而且这首次开刀的竟是一个营官！最后，曾国藩又宣布：“罗泽南身为营官，不能正确判断敌情，轻率冒进，致使兵败，本应严办。姑念其敢以五百初次出征勇丁进捣一万长毛之老营，其勇气可贵可嘉。现革去营官职务，戴罪留营，以观后效。”
曾国藩立法，在军中，则有营规，约束甚严。如遇骚扰百姓者，立即枭示，等等。在地方，则以严刑峻法以“锄强暴而安孱弱之民”。
对官吏则严加监督，动辄弹劾。晚年他掌握地方实权后，还对吏治大加整饬。
同治十年正月，曾国藩已是一位衰病交加的老者。此时，他仍然关注部下的军纪。当他听到长江水师十卒敲诈勒索的传闻时，高度警惕。
二十五日他给住在老家的澄沅两弟写信说：“长江水师，外间啧有烦言。或谓遇民间有骨牌、字牌者，则以拿赌讹索，得数千或千余文，乃肯释放；或以查拿私盐、查拿小钱，搜索民舟及附近人家，讹钱释放；夜索打更之灯油钱；民船拉纤，不许在炮船桅上盖过；干预诉讼，至有哨官棍责举人者；甚且包庇私盐、袒护劫盗种种弊端。余设立水师，不能为长江除害，乃反为长江生害。两弟在省时，亦常闻此等闲话否？如有所闻，望详细告我。”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驭下之严。
在军规上，曾国藩更是威严。他对刘长佑、王璞山说：“军士所过，有取民间一草一木不给钱者，即行正法。望两君日以斯言训儆之。
至要至要！千万！千万！”
屡败屡战，挑战强敌
曾氏名言
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
译文：遇到挫折的时候，必须咬牙立志，积蓄自己的力量，增长自己的才干。
强敌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关键在于是否敢于向前。以屡败屡战的精神去挑战强敌，就能首先在精神上略胜一筹。有时候，强手与强手的对决，不是单纯的实力比拼，还有胆量的对决、意志的对决。
一、困境中接受磨炼。孟子有一段着名的话，说明了艰难困苦与伟人成长的关系：“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曾国藩认为自己一生中最长进的时候就是身处危难的时候。困境中正是磨炼人的时候，而且还能促使人多思考。
曾国藩一介儒生却带兵打仗，起初都是败仗，输得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他把幕僚所写奏折上的“屡战屡败”改成“屡败屡战”，由此可见其意志坚强。尤其是他曾经四次自杀未遂，其所遭受的挫折和失败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但他能够战胜自我，调整情绪，蓄气长志。
“屡败屡战”的精神，是他敢于挑战强敌的体现。
咸丰四年（1854年）四月，曾国藩率军至靖港镇，与太平军展开苦战。由于中了太平军的埋伏，湘军大溃。曾国藩为了免于败后受辱，竟然跳江自尽，幸被随员们救起，后退到长沙。
失败后的曾国藩没有气馁，重新招兵买马，造船配械，终于在六月发动了第二次进攻。这时他又被石达开困在鄱阳湖，无法突围。石达开便使用火攻，将湘军一百多只战船烧得精光。这次他更是痛不欲生，又一次赴水求死，自杀未果，黯然逃到南昌，受尽天下的冷嘲热讽。
二、拥有从头再来的勇气。一次又一次的惨败也曾使曾国藩灰心丧气，悲观到了极点，乃至蓬头垢面，不饮不食，跑到山上去写遗嘱。虽然他一败就要自杀的做法确有不当之处，但并非因为失望而如此，而是因为羞愤和自责，再加上他从小受儒家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为国捐躯、尽忠报国、舍生取义的思想早已把他的灵魂浸透了，他早已经写下“死在沙场是善终”这样的诗句，所以他并不以此举为耻。
曾国藩说过，从他从戎那一天起，就已经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
作为一个文人而勉为其难来带兵打仗，如果难以期望大成，那么他但求一死。其勇气与魄力令人钦佩。曾国藩其实也是一个平凡的人，也有着普通人的种种缺点和弱点。他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具有战胜失败、战胜自我的勇气与意志。
失败过的人都能理解一败再败、信心被消磨、郁闷无处发泄的苦楚。所以，失败了，要允许发泄，允许郁闷，但唯独不允许放弃。
只要有从头再来的勇气，就迟早会成为成功的人。
以奇用兵，出奇制胜
曾氏名言
应战时，虽他营不愿，而我营亦必接战；不应战时，虽他营催促，我亦且持重不进。若彼此皆牵率出队，视用兵为应酬之文，则不复能出奇制胜矣。
译文：应该作战时，即使别的营垒不愿出战，我的营垒也必须接战开火；不应该作战时，即使别的营催促，我也要坚持稳重不轻易进兵。如果彼此都牵制关联，勉强出兵，把用兵看作写应酬文章，那么就再不能出奇致胜了。
《老子》云：“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大意是说，我不敢先发进攻，而是采取守势；不敢冒进一寸，而要后退一尺。这就叫作虽然有阵势，却像没有阵势可摆；虽然有奋臂进击，却像没有手臂可举；虽然可以牵制敌人，却像没有敌人可以牵制；虽然手持兵器，却像没有兵器可持。老子的这一思想对曾国藩影响很大，成为他攻防战守的主要理论基础。他说：“凡用兵主客奇正，夫人能言之，未必果能知之也。”
这种战略战术核心思想就是要以退为进，不轻易出击，保存实力，后发制人。
一般说来，用奇兵比用正兵好，老子就说要“以奇用兵”。奇兵的优点是隐蔽，出其不意，变幻莫测，但有时也要用正兵，威风凛凛，气吞山河，使敌不敢进犯。
那么，什么时候为主，什么时候为客，什么时候用正兵，什么时候用奇兵，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曾国藩说：“忽主忽客，忽正忽奇，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能一一区别之，则于用兵之道思过半矣。”可见“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这才是用兵的最高智慧和最高境界。
曾国藩说：“行军本非余之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平、直”二字，可以说概括了曾国藩战略战术思想的特点。但是，平直不等于用兵呆拙。曾国藩在极主稳慎的同时，也很注意机动灵活，讲求变化多端。他指示下属说：“兵事喜诈而恶直也。”“古人用兵，最重‘变化不测’四字。”又说：“行兵最贵机局生活。”关于稳慎与灵活的关系，曾国藩在一副箴弟联中说得很明白：“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息，既要精到，又要简捷。”
稳慎与变化，有先后之序；精到与简捷，须同时并求，这就是曾国藩的战略原则的总的要求。为了力求机局多变，曾国藩提出了“虚虚实实”之法。他说：“兵法最忌‘形见势绌’四字，常以隐隐约约、虚虚实实，使贼不能尽窥我之底蕴。若人数单薄，尤宜如此诀。若常扎一处，人力太单，日久则形见矣；我之形既尽被贼党觑破，则势绌矣。此大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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