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四面树敌

　　橙色革命

　　2004年下半年，基辅街头的情景令克里姆林宫怒不可遏：一片橙色衣服和旗帜的海洋，100万示威者冒着零下气温的严寒不分昼夜地露宿街头，导致乌克兰的首都陷入瘫痪。这一情景是一年前第比利斯事件的重演—抗议选举舞弊，大批民众支持一位亲美的民族主义者候选人。该候选人代表了不同于腐败专制的亲俄政权的另一种选择。对俄罗斯来说，这一局面已经够糟糕的了。然而这一次是发生在对俄罗斯来说所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最重要的一个—乌克兰。乌克兰人口4 700万，领土是格鲁吉亚的10倍。乌克兰人口的1\/6是俄罗斯少数族裔，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组成的混合家庭不下数百万。普京（和众多俄罗斯人一样）把乌克兰视为俄罗斯自身的延伸。据说2008年普京告诉布什总统：“乔治，你不懂，乌克兰根本不是什么国家。乌克兰是什么？它的一部分领土在东欧，但大部分领土是我们送给它的礼物。”乌克兰的一部分—克里米亚半岛—的确是一份礼物。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通过一项法令将原属俄罗斯的克里米亚半岛划归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对于俄罗斯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黑海舰队的基地在这里。整个国家如同一块巨石横亘在俄罗斯和欧洲的战略通道之间—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电力网、军用高速公路，也是俄罗斯和日益扩大的北约之间的最后一块缓冲区。然而娶了一个美国老婆，即将成为乌克兰总统的那个人维克托·尤先科却说要加入北约！

　　普京不会重蹈覆辙，再派他的外交部长去乌克兰“解决问题”，从而冒让乌克兰如同格鲁吉亚一样从自己手中滑走的风险。这一次普京将竭尽全力制止乌克兰的这场骚乱。他委派自己的办公厅主任梅德韦杰夫制定一项战略。

　　早在7月份乌克兰大选拉开帷幕之初，普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危险。亲西方的反对派有两位富有魅力的领袖：一位是已经当过央行董事长和总理的尤先科，另一位是感情奔放的女政治家尤利娅·季莫申科。季莫申科一头金发，编成辫子盘在头上，像是果盘边缘的花饰。她以这一招牌发型和富有争议的生涯而闻名。在天然气部门工作期间，季莫申科一跃成为乌克兰最富有的人之一。尤先科和季莫申科结成一个叫“人民力量”的竞选联盟并做成一笔交易。如果尤先科当选总统，将任命季莫申科出任总理。两人都坚定支持乌克兰脱离俄罗斯独立，尤其是如果乌克兰愿意的话，支持乌克兰有权加入欧盟和北约。

　　现行体制的候选人是总理维克托·亚努科维奇，一个平淡无奇的人，年轻时曾因抢劫和斗殴罪两次被判刑。甚至连普京对亚努科维奇也心怀戒心，不过他显然比尤先科强。一些与上层有关系的俄罗斯人告诉我，普京并不认为亚努科维奇是最佳人选，但还是默认了，因为亚努科维奇得到现任总统列昂尼德·库奇马的全力支持。库奇马动用了一切政府资源支持亚努科维奇的竞选。国家电视台对亚努科维奇作了大量的积极报道，同时把尤先科描绘成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犯忌娶了一个美籍乌克兰女人。她甚至有可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密谋帮助自己丈夫夺取权力。

　　库奇马在一次采访中证实，他和普京曾讨论过哪位候选人更合适的问题。“这不是什么秘密。难道西方没有讨论过谁应该当乌克兰总统？整个西方阵营都讨论了这一问题。而另一方只有俄罗斯，只有普京一人。普京了解尤先科的发言内容和观点，对他掌权不那么热心。”1库奇马选择亚努科维奇作为他的继任人后，普京立即对亚努科维奇表示支持。乌克兰成了争夺势力的战场，美国和俄罗斯公开支持对立的候选人。

　　正如前一年在格鲁吉亚一样，西方的民间组织深深卷入了竞选活动，充当尤先科和支持他的本土组织的顾问。最大的青年组织叫“波拉”（意思是“是时候了”），它借用了塞尔维亚团体“奥特波”和格鲁吉亚团体“克玛拉”使用过的非暴力反抗的手段。俄罗斯人则派遣了所谓的“政治技术专家”，其中有着名的格列布·帕夫洛夫斯基（苏联时期曾是一位异见人士，如今是普京的顾问）和政治顾问谢尔盖·马尔科夫，与亚努科维奇的竞选班子一道参加竞选，同时充当他们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的联络渠道。

　　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约翰·E · 赫布斯特在一次采访中回忆道，西方国家的使馆“研究制订了方案”，以确保大选的自由和公正。“我记得，加拿大大使带头搞了一个由感兴趣国家的使馆组成的工作小组，监测有关大选的情况。当时我也搞了一个定期会议，起初是每月开一次，后来好像是每两周开一次。参加会议的有关心大选的所有国际组织和乌克兰的民间组织。我们借开会之机了解他们为鼓励自由公平的选举都做了哪些工作，同时就如何加强协调以取得预期结果集思广益。结果是举行了自由、公平的选举，而不是哪个人赢得了大选。”和在格鲁吉亚时一样，美国国际开发署为促进公民社会、自由媒介和对民主的宣传资助了数百万美元。赫布斯特说，所有政党，甚至包括共产党在内，均可利用这些基金和方案。2

　　竞选期间，赫布斯特曾主动找到俄罗斯媒体专家，想探明他们有何目的。“我邀请帕夫洛夫斯基和他的同事马拉特·戈尔曼一起吃饭。午饭吃得很愉快，但谈话很拘谨。他们不愿多说他们在忙些什么。”赫布斯特说，他直言不讳地介绍了美国人在乌克兰的活动。“在某种意义上，我处于有利地位，因为我们做的一切几乎都是公开的。我们想推动一次自由公平的选举，而且我们对正在做的事情直言不讳。我也爽快地告诉他们，乌克兰的民间组织，还有国际民间组织，也在为同一目标而努力。他们对自己想达到什么目的讳莫如深，我可以理解为什么。”

　　约翰·赫布斯特说自己只不过是支持自由公开选举，然而帕夫洛夫斯基不这么看。“我在乌克兰看到了这些顾问和大批民间组织的活跃分子，他们完全亲美或亲大西洋。”当被问到他的目标是什么时，帕夫洛夫斯基三缄其口，只是说，他的作用是“作为联络渠道”，但发现很难影响库奇马。他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帮助自己的候选人竞选总统。“我们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库奇马选择了亚努科维奇，有的州长更容易被选民接受。我觉得库奇马估计会爆发冲突，而亚努科维奇似乎是一个有能力对付冲突的干才。这是他判断错误。亚努科维奇的粗鲁和粗俗惹恼了选民。普京当然注意到了这一点，对此很不高兴。”帕夫洛夫斯基说，竞选结束时，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撰写报告给莫斯科报忧，汇报竞选总部如何“失去控制”。3

　　谢尔盖·马尔科夫在一次采访中更直言不讳，讲述了俄罗斯顾问向库奇马—亚努科维奇班子提供的咨询意见，并对俄罗斯人认为西方民间组织发挥的作用提出了一些令人吃惊的看法。马尔科夫坦承，实际上是强调，他和他的同事是俄罗斯总统班子派来做这项工作的（影响一个主权国家的选民）。据马尔科夫说，他们的工作内容之一是向库奇马和亚努科维奇提供专家对每日局势发展所作的分析，从而使他们能更好地应对。其次，“我们看到，在大众媒体上露面的专家大多受西方基金会的影响。这些西方基金会基本上不许他们讲俄罗斯的任何好话。如果他们不听话，就会被赶出基金会，失去赠款，身无分文。因此我们来到这里，组织各种研讨会和会议，或与他们合办新闻节目，以绕过这种‘禁令’”。4

　　应该说，这一评估与反对派自己（及大多数西方观察家）的看法截然相反。后者认为媒介完全被政府所操控，自始至终报道亲俄罗斯的观点。

　　马尔科夫对反对派候选人的看法令人咋舌：“我们坚信，尤先科完全听命于自己的老婆，而她属于一个激进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小圈子。这个小圈子与纳粹运动有染，虽然不一定与美国情报机构有什么瓜葛，但与东欧各地的侨民圈子有联系。这些侨民对俄罗斯的仇恨堪比波兰民族主义者。我当时确信，荏弱的尤先科会完全执行这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的纲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制造事端，而且越大越好，最好是一场小规模战争。为了挑拨这些兄弟国家，离间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他们必须制造流血事件。我坚信，这些人一门心思想挑动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自相残杀。我是说自相残杀。”

　　以上他谈的个人观点令人愕然，然而很值得重视，因为十有八九马尔科夫在克里姆林宫的老板和他一样持有这种大难临头的观点。

　　与此同时，俄罗斯人明白，尤先科极有可能赢得大选，于是悄悄对他的竞选班子作出了一些奇怪的表示。雷巴丘克是尤先科的竞选主管，也是未来的总统办公厅主任。他说，他冷不丁接到昔日上大学时一位朋友的电话。他们已经24年没见过面了。“他给我打电话时，我知道他在克格勃工作。他建议我来莫斯科见一些与普京关系密切的人。”5

　　此后一个半月里，尤先科的这位顾问每周去一次莫斯科，在“灯光幽暗的餐馆”与人见面，“窃窃私语”。俄罗斯人想知道，如果尤先科当选，会怎么做。雷巴丘克告诉他们：“我们的政策很简单。我们想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一个欧洲国家。我们想为了欧洲的安全加入北约。我们执政后不会成为麻烦，因为我们怎么做，不会出乎你们的意料。”他的这番话可不是克里姆林宫一直期待听到的保证。

　　9月5日，距大选日期仅两个月，尤先科和乌克兰安全部门首脑一起吃了一顿晚饭后突感不适。回家后他服了止痛药，然而第二天早上病情加重。雷巴丘克回忆道：“大约上午10点左右，他说，‘快点开完会吧，我很疼，似乎有点不对头。’疼痛的原因一直查不出来。3天后，尤先科飞到维也纳，被送到一个私人诊所。诊断结果是二英中毒。中毒造成胃溃疡和脾受损，以及面部严重毁容。”

　　尤先科回忆道：“我记得早上5点半在诊所苏醒后，半边脸都麻了。又过了不到3小时，我嗓子几乎发不出声音，丧失了说话能力。每天早上我对着镜子看自己，看到面部越肿越大。”6

　　连续两周，季莫申科代替尤先科在集会上发表演说，指责尤先科的敌人“不顾廉耻地给他下毒”。尤先科终于返回乌克兰继续竞选后，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得人心。他昔日那张英俊面孔上的伤疤成了证明他的敌人穷凶极恶的佐证。通过第5频道—尤先科“我们的乌克兰”党内的一位富商拥有的一家电视台—他的演讲被实况转播到俄罗斯各地的公共广场。“亲爱的朋友们，过去两周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不幸。”

　　莫斯科现在必须加紧宣传在民意测验中落后的自己的候选人。10月9日，普京事先没有打招呼，突然邀请库奇马和亚努科维奇前往莫斯科参加他的生日活动。电视报道极力显示三个人多么情投意合，期望普京的魅力能传给乏味的亚努科维奇一点。

　　“谢谢你们接受了我这么仓促发出的邀请，”普京热情洋溢地说，“这是个让咱们聚一聚的好由头。”

　　“绝好的由头。”这两个乌克兰人同样热情洋溢地回答说。面对电视镜头，库奇马借机说了几句显得他这位总统很“中立”的话，同时如同谢瓦尔德纳泽在这种场合可能会说太阳从北边升起一样，警告国内的同胞：“有人问我怎么看这两位总统候选人时，我回答说，以我之见，这不是一个大选后谁当政的问题，而是大选后有一个什么样的乌克兰的问题。乌克兰会走哪一条道路？是今天我们已经尝试过的道路，已经有了成果的道路—即使我国人民也许还未能完全感受到这些成果—还是会导致过去10年的努力毁于一旦，危及全局的道路？我认为，这次（与普京）会晤将有助于推动形势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普京唯恐有人还心存疑虑，10月底又对乌克兰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问。这是在头一轮大选前夕对乌克兰的前所未有的干预。普京不需要去干那种拙劣的事，如公开称赞亚努科维奇或贬低尤先科。他亲临乌克兰足以提醒人们，这次选举事关重大。人人皆知，哪一位候选人亲俄罗斯。普京首先接受了直播采访。乌克兰三家国家电视台频道同时进行了转播。电视观众可以通过打电话或发电子邮件的方式提问。此后两天里，普京与乌克兰领导人举行了会谈，与亚努科维奇并肩参加纪念乌克兰从纳粹占领下（被俄罗斯人）解放60周年纪念仪式。这些操纵媒介行家干得很漂亮。此时俄罗斯人认定尤先科绝无可能当选。

　　然而10月31日的大选结果证明他们失算了。尤先科与亚努科维奇两人的选票均略低于40%，但尤先科得票比亚努科维奇多一点点，因此需要对两位领先的候选人举行第二轮投票，日期定在了11月21日的星期天。

　　在第二轮选举中，西方国家驻乌克兰的使馆对投票选民作的一次民意测验结果表明，尤先科领先他的竞争对手11个百分点。然而官方结果是现任总理领先尤先科3个百分点。西方选举观察员谴责了这一结果，说他们目睹了为帮助亚努科维奇竞选而滥用国家资源的现象。尤先科的竞选主管雷巴丘克回忆道：“我在基辅市中心的一个小投票站正在投票。来这个地方投票的人一向少得可怜。然而大选那天，忽然间投票的人排起了长队，手里拿着额外的选票。这些人来自顿涅茨克地区（亚努科维奇的老家），他们的人数比来这个投票站投票的基辅人还多！”

　　选举中的舞弊现象显而易见。尤先科的支持者开始涌到基辅市中心的独立广场（又称广场）建起了一个帐篷城，准备扎营露宿，直到改变选举结果。橙色成了革命的颜色。选择橙色而不是乌克兰国旗的蓝黄二色是为了避免民族主义色彩。此后一周，100万人加入了进来，包围了政府大楼。

　　然而普京马上打电话给亚努科维奇表示祝贺，说：“竞选很激烈，但却是公开的、诚实的。你的胜利令人信服。”除了“激烈”一词外，其他的几个形容词与实际情况差之千里。 往好处想，这也许可以说明一点。当时普京正在巴西，或许不了解情况。但他的情报部门对他说了些什么呢？他的顾问帕夫洛夫斯基说这绝不是搞错了，而是普京刻意在这场他称之为围绕大选结果的“国际斗争”中对西方的挑战。“普京祝贺亚努科维奇是发出的一个政治信号，围绕承认选举结果的斗争已经开始，普京加入到这场斗争中。最终俄罗斯输了。假如它没有输的话，本来会是另外一种结果。”

　　库奇马总统一筹莫展。他的首都目睹了自从苏东剧变以来欧洲规模最大的一次人民权利的展示，他曾动过强行驱逐示威者的念头，同时寄希望于零度以下的气温会把示威者冻走。然而示威者没有离开，而且始终坚持和平示威，以避免引发暴力冲突。11月23日凌晨时分，库奇马给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打电话，征求他的意见。克瓦希涅夫斯基回忆说：“他紧张得要死，翻来覆去说了好几遍，‘我绝不允许在这里流血’。他要我来基辅。我说，‘现在正值深更半夜，容我明天早上告诉你我能帮什么忙。’”7

　　第二天早上，克瓦希涅夫斯基接通了布莱尔的电话。布莱尔的办公厅主任乔纳森·鲍威尔回忆道：“克瓦希涅夫斯基敦促布莱尔和他一起去基辅，但布莱尔有顾虑，因为俄罗斯人总以为我们在包围他们，认为西方正在打入他们的势力范围。托尼因此决定不去基辅。”

　　波兰总统于是组成一个欧盟团，准备在两位候选人和库奇马总统之间扮演调停人的角色。他们定于周末动身去基辅。然而事态急转直下。

　　11月23日星期二， 尤先科宣布自己赢得了大选，并象征性地宣誓就职总统。他的竞选伙伴尤利娅·季莫申科急躁地宣布，她将带领示威者前往总统府并宣称：“要么他们让权，要么我们夺权。”她发出的这一号召在自己的竞选班子内引起激烈争吵。雷巴丘克告诉她：“你不应该这样挑动群众，万一有人被打死怎么办？”

　　据雷巴丘克说，季莫申科回答说：“那他们就是死得光荣。”

　　次日，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式宣布亚努科维奇赢得大选。面对大选中肆无忌惮的舞弊现象，为确保选举公平投入甚多的美国现在必须决定何去何从。国务卿鲍威尔在一次采访中回忆道：“就在局势急剧变化的时候我来到办公室，说：‘此事事关重大。我们不能再袖手旁观，含糊其辞。’”鲍威尔来到记者室，发表了一份导致华盛顿与莫斯科对峙的声明：“我们不能接受这一选举结果是合法的，因为它不符合国际标准，而且也没有对有关选举舞弊的大量可信报道进行过调查。”

　　普京总统结束对拉美的访问返国途中，在海牙短暂停留，参加一场与欧盟领导人的峰会。在这里他摆出了迎战的架势。“在道义上，我们无权陷一个欧洲大国于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我们也不应允许以暴民夺权手段解决这类冲突成为国际惯例的一部分。”

　　普京在幕后似乎建议库奇马控制形势，把人群从街道上清走。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库奇马承认：“普京作风强硬。他并没有直接说，‘出动坦克清除街道’，他说话很注意方式。但他给了我点暗示，这并不是什么秘密。”这种暗示显然很强烈，库奇马不得不予以抵制：“我不会动用武力清除广场上的示威者，因为我知道那里有孩子，动用武力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显而易见。”8

　　星期五，大选结束后的第五天，由克瓦希涅夫斯基和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哈维尔·索拉纳率领的欧盟代表团抵达基辅。然而就在100万尤先科的支持者在街头耐心等待的时候，来自亚努科维奇家乡顿涅茨克的4万矿工向基辅进军。克瓦希涅夫斯基告诉库奇马：“你打算怎么办？这意味着一场屠杀！我告诉你，如果发生屠杀的话，我和索拉纳马上去机场，然后在布鲁塞尔召开一次庞大的记者招待会，指控你在乌克兰挑起内战。”

　　库奇马采取了必要措施避免灾难发生。日后他回忆说：“我对一些重要人物有影响力。我们设法制止了他们。”

　　调解谈判开始前，库奇马给莫斯科的普京打电话，强调“圆桌会议”必须有一位俄罗斯代表参加。普京建议派叶利钦参加。克瓦希涅夫斯基听着像是戏言。他告诉库奇马：“对不起，我没法把这话当真。尽管我很尊敬叶利钦而且和他合作得很愉快，但我们希望举行严肃认真的谈判，而不是作秀。”9

　　普京没派叶利钦，而是派了一位他信任的政府官员、前内政部长和国家杜马议长鲍里斯·格雷兹洛夫参加谈判。此前普京刚任命他出任自己的党 “统一俄罗斯党”的党魁。格雷兹洛夫对谈判的贡献比派叶利钦参加也好不到哪里去。尤先科说，气氛极其紧张。“我知道，俄罗斯最不希望看到我当选总统。选举中的弄虚作假、俄罗斯人表达的关切、他们在选举期间采取的偏袒立场以及对乌克兰内政的干涉……这一切尽人皆知。”

　　据克瓦希涅夫斯基称，格雷兹洛夫的出发点是，亚努科维奇是总统，讨论传言的选举舞弊是浪费时间。这都是外国势力煽动的，没什么好谈的，圆桌会议毫无意义。

　　尤先科和亚努科维奇互相指摘对方在不同选区操纵选票。有人提出，总体来看，受操纵的选票不超过10%。克瓦希涅夫斯基说，他盯着此人说：“好啊，那你就在本国宪法里加上这一条，倘若被操纵的选票不超过10%，选举有效！”格雷兹洛夫提到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和佛罗里达州的重新计票并建议说，他们应该和美国人一样，接受一次显然有瑕疵的选举结果。“我们还是以宪法为依据。”

　　谈判陷入僵局。克瓦希涅夫斯基知道，只有一个人可以打破僵局—德国总理施罗德，于是他请施罗德出面与普京谈一谈。“我说，‘您跟普京熟，请您告诉他，如果你硬说这是一个由西方势力资助、没有合法性的人为的运动，硬说没有人操纵选举，那么你就错了，这意味着你没有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

　　施罗德拨通了普京的电话，但听到的是一连串的指责。普京认为，他非常了解局势，远比克瓦希涅夫斯基和他的欧盟代表团更了解。施罗德将通话结果告诉了克瓦希涅夫斯基，说这是他与普京之间最艰辛的电话通话之一。

　　无从得知施罗德的电话起了什么作用，或普京后来是否对库奇马说了些什么。然而大选后一周的一个星期天晚上，美国大使馆得到消息，最坏的情况即将发生。全副武装的警察部队被派去驱赶示威者。约翰·赫布斯特大使给华盛顿打电话，告诉国内的人：“我认为鲍威尔国务卿需要与库奇马总统通电话。”

　　鲍威尔获知，内政部管辖下的部队正在城市郊外集结。“我试图与总统通话，但突然间他人不见了。”库奇马在一次采访中解释说，他不接电话是因为当时是凌晨3点，他身边没有翻译。与此同时，美国大使设法找到了库奇马的女婿维克多·宾楚克并告诉他：今晚若有任何镇压举动，库奇马要负个人责任。

　　派出的部队撤回了。第二天早上鲍威尔终于接通了库奇马总统的电话，库奇马告诉他，什么也不会发生，这只是一场“虚惊”。随后他又补了一句：“国务卿先生，倘若白宫像我的总统府和政府机构一样被人包围，您会怎么做？”据库奇马说，鲍威尔避而不答他的问题。

　　库奇马变得越来越绝望。他现在打算丢弃自己的人选和尤先科，对新的候选人重新举行一次选举。他说：“如果亚努科维奇出任总统，乌克兰在国际上会遭到唾弃。街头上的压力会继续下去，外加西方的外交封锁，尤其是美国。”

　　然而没有莫斯科的许可，库奇马什么也做不成。12月2日星期四，库奇马飞往莫斯科，与普京在瓦努科沃机场举行磋商。普京似乎赞同他的想法。他告诉库奇马：“（在亚努科维奇和尤先科之间）再选一轮也许同样毫无结果。然后是第三轮，第四轮，第二十五轮，直到一方如愿以偿。”

　　普京谈了自己的担心，乌克兰有可能会一分为二：西乌克兰和与俄罗斯接壤的东乌克兰。前者更具民族主义色彩，当地人一面倒地支持尤先科。后者高度工业化，当地人基本支持亚努科维奇。普京告诉库奇马：“我必须坦率地告诉您，我们对乌克兰走向分裂的趋势极为担忧，对目前的局势没有漠不关心。据人口统计，乌克兰人口的17%是俄罗斯人，即俄罗斯少数族裔。事实上我觉得俄罗斯少数族裔的人数远比这一数字要多。这是一个说俄语的国家，无论是东边还是西边。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乌克兰的每两个家庭中，就有一个与俄罗斯有亲戚或个人关系，甚至不止一个，所以我们才对局势的发展如此担忧。”

　　显然，普京把乌克兰几乎看做（日后他透露给小布什）俄罗斯的一个行省，至少绝对视为他日后所称的“特权利益范围”。他的顾问马尔科夫说，普京出任总统后不久，他为普京起草了背景介绍文件，其中称“乌克兰的公众舆论希望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不设边界，所有公民均得以享受同等权利，使用同一货币，适用同一教育和新闻政策。但同时乌克兰保留自己的主权，有自己的国旗和国歌，自己的总统和公民权，等等”。

　　这就是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所相信的。美国政府同样坚信，乌克兰已经作好准备与西方结盟，大多数乌克兰人渴望加入北约和欧盟。

　　实际情况是，俄罗斯人和美国人都低估了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乌克兰是一个各方势力互相牵制的微妙平衡体。讲俄语的人和讲乌克兰语的人之间有语言隔阂；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有宗教隔阂；有人怀念旧时光（更安全、冲突少、腐败少、几乎没有族裔争端），有人希望向前走（开放、民主、企业自由）；既有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又有俄罗斯少数族裔，地理分布上大致可以按“东—西”两部分划分。舆论并没有显示出全国各地的乌克兰人绝大部分都希望加入北约，尽管加入欧盟更受欢迎。普京说的家庭纽带的确存在，但与此同时，现在的乌克兰已不是当年苏联“大家庭”内一个组成部分的那个乌克兰。它作为一个单独的实体已经走过了13个年头，一种新的认同感正在与日俱增。乌克兰语的使用范围远比苏联时期广泛。当年我曾问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开会时使用什么语言，令他尴尬不已。如今这个国家有了一种新的自豪感，而且认识到至少就经济而言，把自己的未来同西方连在一起，比同俄罗斯改革了一半的腐败经济连在一起要好多了。

　　2004年大选就是在这种思潮背景下依据12月26日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重选的。新的选举规定严格了竞选程序，以减少舞弊现象。尤先科在选举中胜出，赢得了52%的选票。亚努科维奇赢得44%的选票。国际观察员宣布，选举是公平的。

　　普京为了阻止他心目中因西方阴谋“失去”乌克兰用尽了一切办法，选举结果却让他颜面尽失。

　　橙色革命像是一扇大门，在设法理解对方的俄罗斯和西方中间砰然关闭。很难想象出对任何一个事件能作出观点如此对立的解释。西方把橙色革命视为民主的胜利。

　　在俄罗斯，橙色革命基本上被看做美国情报部门做的手脚。帕夫洛夫斯基把橙色示威者形容为“红色近卫军”，受到美国顾问的训练和资助。“然而这不是什么精密科学。有相当一批当地专家自从1990~1991年车臣计划以来一直在从事‘灭掉俄罗斯’计划。”10

　　马尔科夫说，这是一场政变，目的是让乌克兰远离俄罗斯。尤先科获胜是因为他弄虚作假。“橙色军从来不曾靠自由选举掌权。他们掌权靠的是一次反宪法的政变，这次政变自然得到了美国政府和西方观察员的支持。无论有多少美国参议员说这样做是合法的，实则它是反宪法的。”

　　革命期间，帕夫洛夫斯基这个克里姆林宫的操盘手不得不化装才得以离开。“我离开基辅的经过很可笑。我当时住在市中心的一个酒店里，位于封锁了总统府的橙色人群中央。我不得不像克伦斯基（被1917年革命推翻的俄国总理）一样乔装打扮。据苏联课本讲，当年克伦斯基装扮成一个女护士逃走了。我围了一条橙色围巾，戴了顶橙色帽子走出人群。”

　　震荡

　　没有几个人能说他们熟悉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尽管过去十几年里他是克里姆林宫内影响力最大的人物之一。他隐藏在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这一头衔后面，其实是俄罗斯政治体制的设计师，依照普京的指示设计出新的体制和理论，为普京新的需要提供支持。他提出的“主权民主”概念实质上意味着俄罗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可以自行决定它需要什么样的民主。如果今天这意味着各政党需要7% 而不是5%的选票才能进入议会，苏尔科夫会出面解释为什么。倘若几年后决定还是5%更合理，苏尔科夫又会为此提供佐证。如果不应再选举产生州长，苏尔科夫会解释为什么任命州长同样是民主。

　　苏尔科夫出生于1964年。他曾长期隐瞒自己的父亲是车臣人（他的原名是杜达耶夫）。苏尔科夫在金属研究院读的大学，在军事情报部门服了几年兵役后改学艺术，成了一个剧院的编导。此后，他又转攻经济学，投身商业。他谱写摇滚乐谱，现在仍然写小说。这个后苏联时期多才多艺的人曾当过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公关主任，之后去俄罗斯中央电视台短暂干了一段时间，随后以苏联人当年所称的“意识形态秘书”身份加入普京办公厅。

　　橙色革命之后，拟定战略以防止这场革命波及俄罗斯（统治阶层一致认为在所难免）的任务落到了苏尔科夫的肩上。他在拟定战略时参考了曾在乌克兰亲历了当时混乱局面之人的意见。

　　格列布·帕夫洛夫斯基靠橙色装扮安全脱身后，在报纸上撰文写道：“基辅对俄罗斯是一个严重的警告信号。我认为，我们的政治体制没有为全球化时代全新的技术作好准备。政治体制内在的弱化加上外部的压力和挑衅有可能导致一场新的革命，而在俄罗斯发生一场全球革命绝非小事。1991年我们避免了流血，简直可以说是奇迹。1996年和1999年除了车臣外，我们在俄罗斯各地也避免了流血，但这并不意味着还会有一次奇迹。”11

　　2008年2月回顾往事时，帕夫洛夫斯基对英国广播公司说：“这场灾难对我们非常有用。我们汲取了很多宝贵的教训，普京开始认真对待他面临的威胁。我们很快清楚地看出，他们试图向我们输出橙色革命。我们需要迅速作好准备，加强我国的政治体制，使之能应对来自外部的打击—‘戴着丝绒手套’的一击，然而这一击足以打倒我们。2005年，普京迅速巩固了精英阶层和政治体制，从而确保了橙色革命不会在俄罗斯重演。一年之内，我们打退了颜色革命的浪潮。”

　　苏尔科夫和他的同志们锁定了两个潜伏的危险：年轻人“盲目”的旺盛精力和外国资助的民间组织。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他们决定成立一个完全忠于普京和现政权的群众性青年组织，起名为“纳什”，意思是“我们自己人”。“纳什”一词含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沙文主义色彩，隐喻所有不属于“纳什”的人都“反对我们”，甚至是叛徒。

　　谢尔盖·马尔科夫称自己是创建这一组织的苏尔科夫班子里的一员。“纳什”带有浓厚的苏联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共青团”的味道。马尔科夫在一次采访中说：“‘纳什’的主要目标是避免俄罗斯发生橙色革命，所以首批加入的成员都是超级爱国者。对他们的要求，第一条就是居住的位置。他们必须住在开车10小时内可以到莫斯科的地区，从而可以乘夜车第二天一早抵达莫斯科并占据红场，扞卫国家主权。”

　　“纳什”很快有了自己的网站（www.nashi.su，用的仍然是继续有效的代表苏联的两个字母“su”，而不是代表俄罗斯的“ru”）。此后几年里，“纳什”将在莫斯科以北的谢利格尔湖畔开办爱国夏令营，宣传健康的生活方式，进行政治教育和准军事训练。夏令营成员经常身穿红色T恤衫走上街头，不光是举行自己的示威，而且还淹没反对派的抗议活动，对他们不喜欢的组织或个人举行抗议活动，包括西方国家的大使，抨击政府的报社，甚至连一家不幸叫“反苏”的烤肉店也不能幸免。“纳什”形容自己是一个“民主的反法西斯青年运动”，其成员很快超过10万人。

　　2005年5月15日，苏尔科夫班子成员认为，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当天“纳什”组织了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会。大约6万“纳什”成员，其中大多数人搭乘上千辆客车连夜赶到莫斯科，列宁大道为此陷入瘫痪。据马尔科夫讲，“此后，再也听不到有人谈论橙色革命了”。

　　“纳什”的使命是完成了，然而其作用远没有结束。“纳什”成了自封的表达公众愤慨的喉舌，一支自称独立，而实际上得到国家绝对保护的强大政治力量，无论其成员的行为多么无法无天和蛮横霸道。他们搞的活动与预防俄罗斯发生橙色革命毫不相干。英国大使托尼 · 布伦顿2006年7月参加了一次由一个反对党联盟“另一个俄罗斯”召开的会议，结果被“纳什”盯上了。托尼 · 布伦顿以一位英国外交官惯有的自嘲方式回忆了这件事：“我前去参加‘另一个俄罗斯’的这次会议，以表达我们对俄罗斯公民社会的支持。为此我讲了一通枯燥乏味的话。我不是出席这场会议的唯一一位大使，但不知何因俄罗斯人独独盯上了我。这个‘纳什’组织是执政党的青年团体，因此实际上是克里姆林宫的一个工具。它要求托尼· 布伦顿为干涉俄罗斯政治道歉。我当然不可能道歉，于是他们说，那我们就让布伦顿不得安宁，直到他道歉为止。我的工作包括忍受这样的骚扰，我也就认了。”12

　　然而布伦顿和家人不得不忍受的骚扰几乎构成犯罪。“纳什”的成员在他家外面安营扎寨，无论他到莫斯科什么地方都尾随跟踪，他在群众大会上发言时他们在后排高声叫骂。他夫人开车出门购物时，“纳什”的人用拳头捶她的车顶。布伦顿对显然违反了关于外交官地位的《维也纳公约》（且不说反骚扰法）的恫吓行径提出抗议，然而直到半年后俄罗斯外交部才采取行动迫使“纳什”有所收敛。

　　“纳什”对爱沙尼亚大使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以表示“俄罗斯人民”对爱沙尼亚将一个苏联解放爱沙尼亚纪念碑从首都塔林的市中心移走的决定的“愤慨”。

　　每次接到申诉时，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总是耸耸肩，称自己对此完全不知情，几乎把它作为无害的笑料一笑置之。然而这些活动与克里姆林宫之间的关系清楚无误。“纳什”网址上常常可以看到苏尔科夫、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撰写的文章。这几个人还参加“纳什”的会议和夏令营活动。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也有自己的正式青年组织“青年近卫军”（又一个苏联时期的名词）。该组织比“纳什”纪律更严明。

　　苏尔科夫为抵御橙色“传染”发动的第二轮行动针对民间组织，尤其是得到国外资助或支持的民间组织。克里姆林宫认为，这些民间组织不仅是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革命（以及2005年2月在前苏联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的第三次基层反叛）的因素，而且据称是美国策划让普京政权垮台的手段。

　　自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允许登记首批“非正式”组织后，公民社会在俄罗斯蓬勃发展。今天民间组织达数十万个，其中涉及人权和民主问题的民间组织大约有2 000个。诸如卡内基中心提供了对俄罗斯政治的独立专家分析。赫尔辛基小组监测了侵犯人权的现象。其中有些组织得到西方政府或海外民间组织的赠款或补贴。

　　乌克兰革命后不到一年，国家杜马立法限制这些民间组织。该法将为外国资助的民间组织在俄罗斯开展活动设置重重障碍，为此西方反对声四起。布什总统通过游说得以软化其中部分条款。尽管如此，2006年1月10日，普京总统签署后成为法律的最后文本，要求俄罗斯的所有民间组织披露其财务及筹资来源，确保它们的活动遵守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否则将被取缔。外国团体更难资助或支持它们在俄罗斯的伙伴组织。（截至10月底，“人权观察”组织、“大赦国际”组织、丹麦人权理事会和“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两个分支因为不符合登记要求被迫暂时中止活动）。13

　　普京签署该法律两周后，一位78岁的人权活动家，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领导人柳德米拉· 阿列克谢耶娃正在莫斯科自己的家里，一位朋友打电话让她马上打开电视机。她告诉我：“我马上打开电视机，看到一些奇怪的画面。节目主播拿腔拿调地说，几位英国外交官在某个广场的一块岩石里安放了一台高科技的无线电发射器。”14国家电视台独家得到了拍摄的英国间谍现场秘密活动的录像带。画面显示这几名英国外交官，其中一人是“二等秘书”（军情六局的委婉说法）马克·道，从安放在一个公园里的一块假石头里提取资料，电视画面显示那块假石头其实是一个无线电发射器。打开石头后，内藏一个詹姆斯·邦德电影里用的那种小玩意儿。

　　这则报道荒诞离奇，然而并非捏造。托尼·布莱尔的办公室主任乔纳森·鲍威尔承认：“间谍石头令人尴尬。他们把我们逮了个正着，所有人通过电视屏幕都看到了那块石头。显然他们早已掌握了情况，为了达到某个政治目的一直没有动它。”15

　　柳德米拉· 阿列克谢耶娃越往下看，这一政治目的越明显。“突然话题转到了英国使馆这名叫马克·道的外交官身上。他们说，他‘操纵了’我们这些人权组织，随后出示了写着‘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的一张纸。实际上马克·道签字的那页文件似乎是授权将2.3万英镑转交给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

　　俄罗斯人没有驱逐他们当场抓获的任何一名英国间谍。这则消息另有目的，即显示诸如“赫尔辛基小组”这样的民间组织不仅拿西方的钱，而且还拿英国情报机构的钱。阿列克谢耶娃说，她从未见过马克·道，赫尔辛基小组也只收到过英国外交部下属的“全球机会基金”给的一笔赠款，而且是通过英国大使馆给的。英国外交部说，提供给俄罗斯民间组织的钱都公开登载在它的网站上。然而英国外交部经一名间谍之手提供部分经费正中俄罗斯人的下怀。

　　“间谍石头”案发两天后，普京总统把谍报与民间组织的活动直接联系在一起，作为通过有争议的民间组织法的理由。“我们看到，有人试图利用情报机构同民间组织串联。这些组织从情报机构那里拿到经费。没人能说拿这种钱不可耻。我想，很多人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俄罗斯通过了一部管理这个国家民间组织活动的法律，该法是为了防止其他国家干涉俄罗斯联邦的内政。”

　　强人的胜利

　　2005年4月，普京在每年一次的总统致辞中说了一句话，后来常被人引用来证明他对昔日社会主义的怀念。普京说：“苏联的解体是本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实际上他在这里并不是指社会主义制度，而是惋惜一个庞大、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消逝。在同一篇讲话中他继续说，苏联的解体导致俄罗斯失去了“数千万同胞”。如他所说，这是俄罗斯民族经历的“一场真正的大变局”。这一看法很难反驳。

　　普京使用的措辞极为不当，因为从他第二任总统任期开始，他做的很多事的确让人觉得他极力想恢复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昔日的一切。别斯兰事件发生后，普京取消了选举制度中诸多最民主的因素，强化了他个人的权力。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革命后，他压制人权组织，成立了一个沙文主义性质的青年组织。与此同时，他继续扼杀媒体自由。

　　普京班子里真正的自由派人士如今已经没有理由再留下来了。早在2004年2月，普京已经失去了他的总理卡西亚诺夫—他与普京多次发生分歧后被解职。令他终于忍无可忍的一件事是，普京决定任命他的朋友伊戈尔·谢钦担任国有石油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的董事长。谢钦和普京的其他几个密友一样，除了在政府任职外，还执掌庞大国有企业（其他人包括前克格勃维克多·伊万诺夫，主管意识形态的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和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梅德韦杰夫）。卡西亚诺夫认为这证明了“普京正在偏离自由主义的道路，改为走向一条指令性经济的道路”。16卡西亚诺夫离开政府后，成为一位主要的反对派领导人。鉴于他曾和普京一起共事过3年并认为普京当初锐意改革，他也是一位可信的反对派领导人。

　　下一个挂冠而去的人是普京的经济学顾问伊拉里昂诺夫，一个认为车臣战争既徒劳无益又残酷无情的人。然而普京依然将其延揽为自己的顾问。与普京共事5年后，2005年12月，伊拉里昂诺夫对俄罗斯的现状作了极其尖锐的评论，然后拂袖而去。他说，俄罗斯不再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家，而是由追求自身利益的国有企业掌管的国家。不久前他还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然而今天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已经发生了变化，他无法继续干下去。

　　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被逮捕一年后，尚未因任何罪名被判刑时，国家安全部门已经动手攫取他的资产。他拥有的尤科斯石油公司以令人吃惊的方式卖给了国家。俄罗斯政府声称尤科斯欠政府270亿美元，于2004年12月19日拍卖尤科斯公司下属的最大子公司尤甘斯克油气公司，以收回尤科斯拖欠的税款。国有天然气垄断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通过旗下新成立的一个石油子公司—俄气石油公司—登记参与拍卖。参加拍卖的还有一家12月6日才刚刚成立的叫贝加尔金融集团的公司。该公司登记的办公地址在莫斯科以北的特维尔市，同时使用同一地址的还有一家伏特加酒店、一家移动电话商店和一家旅行社。无人知晓谁拥有俄气石油公司。尽管如此，它依然从国有的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得到了一大笔用于参加拍卖的贷款。拍卖当天，俄气石油公司放弃竞标，结果默默无闻的贝加尔金融集团以93亿美元购得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

　　两天后，普京访问德国期间，装做毫不知情的样子说，贝加尔金融集团的股东是“从事能源行业多年的人”，“据我所知，他们计划与俄罗斯其他感兴趣的能源公司建立某种协作关系”。普京当然不知道会是哪些公司，然而“国有公司与市场上的其他公司享有同样权利”。

　　12月23日，普京在年度记者招待会上再也记不得“贝加尔金融集团”这个名字。就在当天，贝加尔金融集团被囫囵卖掉，而买主不是别人，正是伊戈尔·谢钦的俄罗斯石油公司。人们认为，是谢钦成立了这家神秘而又短命的贝加尔金融集团。普京说：“今天， 国家正在运用完全合法的市场机制确保自己的利益。我认为这再正常不过了。”

　　与此同时，当初把尤科斯发展成为一个石油巨头的人正在继续接受审判。2005年5月，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因犯有欺诈罪被判处9年徒刑。

　　能源武器

　　西方各国政府，包括西方的投资者，心有余悸地注视着以上事件的发展。然而大祸还在后面，橙色革命的余波远没有平息。

　　2005年1月24日，乌克兰的新总统维克托·尤先科就职后第二天马上前往莫斯科。普京总统对此似乎很欣赏。听到尤先科称俄罗斯是一个“永久的战略伙伴”时，普京略显惊讶，指出：“您刚才提到的战略伙伴关系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愉快的迹象。”

　　尽管如此，这次会见仍然看不到微笑。尤先科觉得自己受到误解。他在一次采访中说：“最令我不安的是，我们采取的一切措施，尤其是涉及我们的民主改革、恢复我国的历史或是乌克兰融入文明世界，俄罗斯一概视为反俄罗斯措施。”17

　　这是一次敷衍了事的访问，一共只有半天时间。随后尤先科直接去了斯特拉斯堡出席欧洲理事会的会议，之后又前往布鲁塞尔对欧洲议会发表了演讲。4月份尤先科访问华盛顿时，受到了英雄般的接待。他对美国国会讲的一席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今天，乌克兰满怀希望和憧憬展望未来。通过自由公平的选举而产生的新一代政治家走上了国家的领导岗位，他们摆脱了昔日苏联陈旧思维的羁绊。”

　　随后，尤先科被带往白宫会见布什。总统的乌克兰问题首席顾问戴蒙·威尔逊在一次采访中回忆说，尤先科似乎说话抓不住重点。“他首先讲述了他作为乌克兰总统面临的各项挑战，尤其是与俄罗斯的关系。随后，他一一列举了他认为需要与俄罗斯一起商讨的一系列具体问题，我记得好像一共有12点。就在他刚开始啰里啰唆地阐述这些挑战时，布什总统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需要为这12项挑战操心。你只需要关注一项挑战—与俄罗斯的关系。莫斯科是否愿意接受一个主权独立的和民主的乌克兰决定自己的未来？这才是你们面对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挑战。”18

　　威尔逊说，尤先科首次访美后，美国人极为担忧。“我们非常关切他是否意识到他肩负的重任，是否知道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你知道，虽然当时我们对尤先科仍然十分热情，乐于给予他支持，政策上也致力于探寻如何帮助他达到目标，但他访问华盛顿后我们的确第一次感到了不安。我们对困难可能估计不足，我们担心尤先科是否能兑现橙色革命期间所作的许诺。”

　　岁末时，美国人的不安有增无减。尤先科为了摆脱进口俄罗斯天然气问题的一场危机，出人意料地做了一笔美国人认为有腐败嫌疑的交易。

　　普京的“天然气战”是2005年3月开始的。当时俄罗斯人显然决定惩罚乌克兰人搞橙色革命，为此宣布从次年1月起，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出口给乌克兰的天然气价格上涨4倍，从每千立方米50美元涨至大约225美元。由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同时为欧盟提供25%的天然气，主要是通过乌克兰的管道输送给欧盟，基辅为此向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征收过境费（有些国家百分之百地依赖俄罗斯通过乌克兰输送的天然气），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俄罗斯以远低于世界水平的价格向所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提供天然气。既然现在乌克兰不把俄罗斯放在眼里，宣布要与西方结盟，莫斯科认为没有理由再继续贴补它。

　　10月，尤先科的办公厅主任雷巴丘克被召到莫斯科听取严厉警告：接受价格上涨，否则将切断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雷巴丘克回忆说：“普京警告我们，这不是威胁，我们不是在虚言恫吓。如果1月底以前达不成交易，我们将中断供应天然气。”19

　　截止期前两天，普京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俄罗斯提供一笔价值36亿美元的商业贷款帮助乌克兰支付新的价格。尤先科拒绝了。新年除夕，普京在最后一分钟又提出了一项建议：冻结价格3个月，如果基辅同意3个月后接受新的价格。尤先科说，他不会接受超过80美元的价格。新年一大早，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工程师关闭了通向乌克兰的管道。天然气供应被切断了。

　　输往欧洲的天然气也中断了。匈牙利和波兰很快发现输给它们的天然气被切断了。本来出口管道是不应该受到影响的，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声称，乌克兰人偷窃过境管道的天然气以弥补自己短缺的部分。欧洲各国政府愤怒不已。莫斯科称自己别无选择，这是一场商业纠纷。然而西方将其视为高压手段，目的是报复基辅的独立自主。

　　欧洲委员会将圣诞节期间正在度假的部长们召回，参加1月4日召开的紧急会议。然而还没等到开会，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突然宣布，他们达成了交易。表面上看，这一协议是一次不错的妥协。乌克兰同意以市场价格进口俄罗斯的天然气，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同时向它出售来自土库曼斯坦的更为廉价的天然气，从而将总价格降至每千立方米95美元。为了给这服药加上糖衣，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还同意把支付给乌克兰的欧洲天然气过境费上调47%。

　　令西方再度担忧的原因是，现在所有的天然气不是通过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销售，而是通过一个在瑞士注册的“俄乌能源”贸易公司出售。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拥有该公司的一半股权，另一半股份分别属于两个背景不明的乌克兰商人。成立于2004年的这家公司由普京和前乌克兰总统库奇马共管。西方观察家不理解为什么尤先科现在同它搅在一起。

　　美国大使约翰·赫布斯特回忆道：“乌克兰人来我这里解释了这笔交易，我听后大吃一惊。我的德国同事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同事一样惊愕万分。因为我们原以为，乌克兰人的谈判立场合情合理，而且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然而用婉转的外交辞令说，最终结果并不理想。”20

　　戴蒙·威尔逊讲述了华盛顿的焦虑：“这个总统与成立了俄乌能源贸易公司的俄罗斯做了一笔交易。该公司做的很多交易来路不清。我们看得越来越清楚，这一安排成了支付回扣的手段，进一步助长了乌克兰最糟糕的商业行为。这是橙色政府核心内部的腐败。”

　　尤先科的办公厅主任雷巴丘克承认，这笔交易不无争议，但他们别无选择。“尤先科的立场是：普京是总统。不错，我晓得天然气是肮脏的行业，然而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与俄罗斯打交道。”

　　如今华盛顿和欧洲发现自己理想中的乌克兰正在一点点消逝。他们大力支持的乌克兰民主派结果一点都不可靠。威尔逊把这件事形容为幻想破灭的一刻。美国人认识到，在新乌克兰，旧的习惯势力依然很强大。莫斯科方面，普京显示出他愿意使用一个从未使用过的武器—能源供应。1月初切断天然气的那几天给全欧洲巨大的恐慌，引发了对欧盟能源政策的根本反思。从现在起，普京已不再是西方乐于与之打交道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