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因“血统”而夭折的画家：这孩子胆儿真大！

　　人凭什么能够意识到有一个自我，我倒渴望从中分离出来，逐渐长大。

　　——泰戈尔

　　我是一个夭折的画家。

　　小时候，我在一家很简陋的俱乐部里，看了场5分钱的电影，秦腔古典名剧《三滴血》。回家以后就睡不着了，满脑子都是电影里的乌纱帽和官袍，趴在桌上画。

　　我就不明白，那些穿官袍的人为什么老托着腰带？是不是一松手就掉下去？乌纱帽两边为什么支楞一对翅膀？晃来晃去还不够晕的？之后又不断地回忆官袍上的图案，文官绣禽，武官绣兽，官品不同，所绣禽兽也尊卑不一，仙鹤孔雀狮子虎豹……琢磨来琢磨去，如醉如痴。

　　那是我第一次对画画产生兴趣，不到四岁半。

　　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爹的一个朋友，在铁路系统搞宣传工作，会画几笔人物花鸟。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他就是领我进门的师傅。我们其实只见过一面，他什么也没教我，只领我看了他的画，当时的感觉，就是眼花缭乱。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开始。

　　我开始自学素描，它是一切艺术的基础。我第一次知道铅笔居然有软、硬之分，以此为标准，能分成13种之多。我首先接触到的是苏里科夫素描体系，搞不懂它的理念，只是拿起笔找感觉。没完没了地练习笔法、力度分寸，临摹、写生，各种几何形体的石膏像和自然风景，轮廓、线条、结构、光影……客观与主观的世界在我笔下交融，仿佛突然练就了造物神功，无所不能。

　　除了上学、吃饭、睡觉，我把全部时间都用来画画，爹娘很发愁。那个年代，都希望孩子能“学习好”，其他方面，过得去就行。但他们仍然为我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我娘管理着一家印刷厂，各种纸张有求必应；我爹请人给我做了大大小小好几个画夹，里面是木板，外面用军布包起来，粘好，两边钉上背带。

　　我小小年纪，对自己的要求却极为严苛，近乎强迫。原因说不清道不明，就是喜欢画画，画不惊人死不休。

　　上中学以后，我认识了一位姓戴的美术老师。他那时单身，常年住在学校，在画室里一呆就是一整天。每周末我都去看他写生，他画的是油画。从他那里，我学会了用湖蓝色给画打底，湖蓝和一切颜色都是可以相融的。

　　初一一年，我画了厚厚一本习作。其中大半作品是临摹以毕加索为代表的“立体派”，就是看上去支离破碎、扭曲变形的那种。我对画派不太理解，但我崇拜毕加索。习作中还有小部分是人体。当然没有模特愿意脱了衣服让我画，都是石膏像写生。

　　我姐夫是哈密一所中学的英语老师。为了讨好我娘，把我接到哈密去读了两年初中，美其名曰“补习英语”，跟他一块儿住教师宿舍。我很喜欢姐夫的一套黑白道运动服，他说，只要我英语考试过了60分，就把衣服送给我。

　　我在哈密的学校里认识了郭鸿儒老师，新疆“四大才子”之一，毕业于齐鲁美术学院。学校大礼堂两侧有两间厢房，一间是他的卧室，一间是他的画室。认识郭老师以后我就不住教师宿舍了，搬到了他的厢房里。每天做完自己的功课，我就帮他批改作业，分儿打得不高，他老怨我。

　　画室里有个一人多高的大卫头像。这是中学美术课的必备教具之一，但从来没人用过，最实用的一次就是被我用了。

　　只要有时间，我就临摹。我的画纸高、宽都是2米，展开有一面墙那么大。

　　灯光从石膏像的斜上方打过来，我站在5米开外的地方，用铅笔量比例、打点、走轮廓，黑白灰的过渡、头发和皮肤的肌理……然后退后几步、上前几步地虚着眼看。我用72个课时完成了这幅画，前后大约一个月，与实物完全是1:1的比例。

　　每个周末，郭老师的诸多同仁、朋友就到画室里来聚会。我们先一起烤土豆，吃完再去看画。所有的人看到我画的大卫，都惊诧不已，“这孩子胆儿真大！太有天分了！”

　　图41：画笔总能带我走进另一个世界。

　　艺术创作讲究悟性和灵感。三分之一的时间，我在向老师学习。三分之一的时间，我自己对着书本体会、感受。还有三分之一是实践，不断挨骂，不断自我修正。在老师眼里，我的画永远是错，所以他永远在纠正我，他的纠正也是一部教材。

　　还好我聪明，懂得举一反三。

　　有时画静物，我找不到亮点。老师拿起橡皮，在我桌上敲了敲，“记住了，它可以调整明暗对比。”说着，拿橡皮在球上亮面轻轻挑一下，“你再虚着眼看看，是不是亮点？”

　　“是！”原来会者不难。

　　“这不就完了吗？真笨！”

　　我绝不让他在同一个问题上有机会第二次骂我。这或许是一种天赋，从此我会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找到物体的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