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章 宁都举义血染戈壁(1)

　　——董振堂

　　董振堂（1895—1937年），字绍仲，河北省新河县李家庄人。早年入清河陆军预备学校学习，后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炮科深造。此后，他先后在西北军第11师、冯玉祥部国民军、国民联军中任过职。1930年，冯玉祥战败后，冯部被蒋介石改编为第26路军，他任第25师第73旅旅长。1931年12月14日，他率部1万7千多人发动了著名的宁都起义，于1932年4月，董振堂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1月在一次攻克甘肃省临泽县城的战役中，董振堂同志不幸壮烈牺牲。毛泽东称其是“坚决革命的同志”。

　　【毛泽东评点董振堂】

　　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摘自毛泽东为宁都起义题词，见2002年2月4日《人民日报》。

　　宁都起义的领导者赵博生、董振堂等人成了坚决革命的同志。

　　——摘自《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6页，见《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

　　【董振堂小传】

　　董振堂，字绍仲，1895年12月21日出生于河北省新河县李家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董俊青任劳任怨，勤劳朴实。董振堂有兄弟三人。父亲很希望三个孩子都能读书成才，但因家庭经济力量不足，只能让哥哥去念私塾，留下振堂和弟弟在家劳动。董振堂少年时，正值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侵入中国之时。他目睹了侵略者横行霸道，欺压百姓，心中无比愤恨。在那个年代，八国联军入侵后，帝国主义分子在离李家庄五里的毕家庄建立天主教堂，发展教徒。有些教徒依仗教会势力，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董振堂家也深受其害。他家的土地和毕家庄相连。每到麦收时，毕家庄有一户教徒就组织人来抢掠。董振堂的父亲便将此事告到县衙门，县官不敢惹洋人，官司自然不会打赢。于是，教徒就更加猖狂，抢掠年甚一年，董振堂家遭受的欺压也日甚一日。父亲董俊青气愤不过，就破口大骂：“这些坏蛋，仗着洋人的势力欺压同胞，认贼作父，真是无耻！”这些话传入毕家庄的教徒张三耳朵里，张三便纠集教徒多人，用木棍把董振堂的父亲打得头破血流。目睹教徒们的暴行，董振堂实在不能忍受。为了人民不再受洋人的欺压，他立志读书救国。一天，董振堂向父亲哀求道：“让我去念书吧！我好好念书，学了本领，让洋人、洋奴不敢再欺侮我们!”那一年，他13岁，进了邻近的曹庄初级小学。上小学时，董振堂年龄较大，穿的又是母亲织的土布衣袜，有时买不起笔墨就用毛刷子蘸水在墙上练字，因而常常受到富家子弟的取笑。然而，生活的艰辛并没有让他叫苦，反而促使他更加发愤学习。他决定努力学习，争取以后能为国为民做出自己的贡献。19岁那年高小毕业后，董振堂又考入冀县中学。由于他学习刻苦，四年中未曾缺过一课，毕业时获得了“优秀模范”奖品。1917年，22岁的董振堂又考入了保定军官学校预科——清河预备学校。

　　转眼，两年过去了。1919年12月，董振堂从清河预备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北苑边防军第1师炮兵团充军官候补生。后来，他又打算到保定军官学校深造，适逢直皖战争爆发，保定军校被破坏，他只好改变自己的打算，到了陆军第15混成旅炮兵营当新兵。1921年暑假后，因其数学成绩突出，且钻研过炮兵技术，董振堂进入保定军官学校，被分到第九期炮科，不久毕业。当时军校毕业生多不愿到冯玉祥的西北军去，董振堂却认为那里有军纪严、吃苦耐劳的风气，比其他腐败的军阀部队好，便于1922年报名前往。他去后发现那里不仅欠饷，还动辄打军棍，又只重用出身行伍的粗人，军校生只分配当参谋、教官，且经常遭歧视。同行毕业生大都逃走后，董振堂主动要求去当排长，与士兵一起吃大灶，每天亲自带队操练十小时以上。一次，冯玉祥到部队视察，发现这个军校生如此能吃苦，大为称赞，破例提升他为炮兵连长。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董振堂随军参加了推翻贿选总统曹锟、驱逐清朝末代皇帝出宫、反对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斗争和迎接孙中山北上等革命活动。不久，冯玉祥部改编为国民军，董振堂被提升为炮机教导大队大队长和陆炮营营长。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在绥远省五原县举行“五原誓师”，率部参加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国民军被改编为国民联军，董振堂任国民联军第4师第12旅旅长，率部参加了北伐战争。经过几次战斗，他因战功卓著很快便直升到师长。此间，他受到国民联军总政治部长、共产党员刘伯坚的影响，接触到一些革命思想。

　　北伐战争结束后，西北军不少将领被蒋介石收买，其余部队也于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被打垮。蒋介石出于“调虎离山，消除异己”的险恶用心，便于实现他“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于1931年春，下令调26路军南下江西“剿匪”，进攻红军，企图让这支“杂牌军”在和红军的相互拼杀中两败俱伤。26路军广大官兵的老家多系华北籍，鉴于以往“剿共”部队失败的教训，都不愿南下。当南下军列开到济宁、兖州之间一个叫孙氏店的小站时，车上的军人全部下来，把铁路破坏，拒绝前行。这些破坏铁路的军人是董振堂所率领的73旅第1团。因这些人把铁路交通堵死，使得整个26路军无法南下。蒋介石闻讯后，利用原西北军旧将领刘郁芬等前往“诱导”，并以不发军饷相威胁。部队滞留孙氏店数日后，只得继续南下。

　　26路军到江西后，奉命参加蒋介石对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第二、第三次“围剿”。为此，董振堂和他的将士们都积愤在胸，十分痛恨蒋介石的行为。在对红军的第二、三次“围剿”中，董振堂编了一些假情报，并以此为由，不肯进“剿”。蒋介石得知实情后，对董振堂大为不满。在这种情况下，董振堂不得不开始思索自己的出路。他认为蒋介石是决不能依靠的，而冯玉祥大势已去。“我的出路在哪里？”身为旅长的董振堂深为自己及全旅官兵的前途担忧。

　　当时的局势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正在江西参加“围剿”红军的26路军官兵中绝大多数是北方人，他们痛切地感到了民族危机的深重，强烈要求停止内战，返回东北抗击日寇。但坐镇南昌指挥“围剿”的蒋介石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派重兵堵住了26路军北去的道路，此举引起26路军官兵强烈的愤慨和不满。26路军的前身是冯玉祥将军的西北军，大革命时期，刘伯坚、邓小平、刘志丹等共产党人曾在这支部队工作，并在官兵中产生过极大的影响。1929年西北军在中原大战中战败，余部被蒋介石收编为26路军。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根据历史情况，秘密在26路军中成立了党的特别支部，支部书记刘振亚、组织委员袁血卒、宣传委员王铭五都是极富献身精神的青年军人。他们冒着杀头的危险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其中包括26路军参谋长赵博生。

　　在26路军内部，赵博生争取两位主力旅旅长的工作进展顺利。董振堂和季振同两位旅长虽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却与赵博生一样，有着挚爱祖国、不贪恋高官厚禄的一腔热血。因为他们都轻财，关心下级，所以，当时26路军中有很多人称他们为“不爱钱的将军”，也有人把董振堂叫“傻司令”。

　　1928年5月，日本军队在济南残酷屠杀中国军民4千余人，连国民党派去与日军交涉的外交人员也被割去耳鼻后杀害。日军的暴行骇人听闻，加上目睹“九一八”事变后大片国土的沦丧，有血性的董振堂和季振同早已按捺不住对蒋介石卖国政策的不满，在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的影响下，他毅然决定起义，和红军站在一起，反蒋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