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消逝的租界(1)

　　1931年，距巴富尔上尉登上黄浦滩将近一百年了。当年的巴富尔上尉，因其在亚洲对大英帝国殖民地开拓之功，最后成了巴富尔爵士和将军（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ｉｒ　Ｇｅｏｒｇｅ　Ｂａｌｆｏｕｒ）。1894年，英国皇家地理协会的讣告说，他“对印度问题和军事财政问题尤其感兴趣”。

　　军事和财政，这是大英帝国大厦的两根支柱，它同样支撑着英国驻上海领事馆那一幢十九世纪殖民地风格的大厦，是所有其他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奠基石，同样也是中国各色新旧军阀，甚至是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赖以立足的基点。试想如果蒋没有中央军，没有收买其他政治军事势力的财源，他如何能够经营中国统一的局面。经过了这么些年，统治中国的规则，其形式从袁世凯的“钱与刀”，“进化”为蒋介石的“钱与枪”了，但规则本身却不会进化，它永远成立。

　　杜月笙是明白这一规则的。他的势力是一个小的上海，小的中国，却是中国大的政治的投影：青帮是他的军队，烟赌以及金融、工商是他的财政。

　　总有一天，所有这些塑造了杜月笙权力基座的东西，都会消逝，如同他吸啜惯了的那一支鸦片烟枪中飘出的袅袅尘雾，如同在上海滩续了一年又一年的外国租约，如同在黄浦江边停靠了百余年的外国军舰。

　　1949年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时炮轰穿行于长江、向解放军挑衅的英国军舰，重创其紫石英号，——1840年以来英国军舰在中国内河任意航行的权力早在1943年就被废除了，但“日不落”帝国对这一缕迟来的帝国斜阳，是多么不情愿正视。正如英国和日本将恢复到其作为岛国所应该限定的正常地位一样，随着租界的消逝，杜月笙也将回到他的正常地位，只是，那不再是浦东高桥流浪的童年。

　　1．“强盗扮的书生”

　　上海的租界由公共租界（英美租界扩展而来）与法租界两部分组成。

　　自开埠就被弃置于上海城墙之外的租界，一直在不间断地扩张，直到1914年，法国人还最后一次获得批准，扩大了法租界的面积。这是袁世凯为了要求法租界取缔其界内反袁的革命党而与法租界当局达成的交易。现在，租界面积从开埠之初的0．56平方公里，扩张至近33平方公里，其中三分之二属于公共租界，剩余的是法租界。19世纪，洋人以中国物质匮乏和行政滞后、司法不公等种种理由，从清政府手中获得了一个个租界，以及租界内的种种特权，如领事裁判权、司法审判权等等。租界是西方帝国势力的象征，也是他们在东方统治的立足点。上海的两个租界既相互竞争又利益相关，但，恰如他们的本土统治原则一样，公共租界采用大不列颠的自由主义制度，法租界则奉行雅各宾派的传统，一边是商人寡头挖空心思维护自身利益，另一边则是专制官僚自称要为共和理想服务。相同的是，他们自立于中国统治权之外，高踞于中国人之上。

　　公共租界的管理机构为工部局（管理市政）和巡捕房（管理治安），工部局实际上是一个居民自治（根本上是外国富商）的统治机构，其权力并不受各国中央政府驻沪领事机构的监督，其权力属于纳税人会议（ｒａｔｅｐａｙｅｒｓ　ｍｅｅｔｉｎｇ）。工部局设七名董事，每年由纳税人会议选举产生，具有市政府的所有职权，但不具有司法裁判权：租界内外国人的司法管辖权属于各自国家的领事机构，理论上租界内的中国人受清朝的司法管辖，但租界成立若干年后，清政府也失去了对租界内中国人的司法管辖权。租界内华人与外国人之间的官司由1864年成立的会审公廨审判。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府任命的上海道台已经无权批捕租界内的中国人，也不能要求将华人引渡给中国政府的司法机构。1911年以后，会审公廨完全置于外国人的控制之下——这是《苏报》案时章太炎可以和清廷叫板，而清廷不能将其“正法”的原因，也是1914年袁世凯同意扩展法租界的原因。

　　而法租界的管理机构，则是公董局和巡捕房。但不同于公共租界，法国驻沪总领事却对法租界的管理具有最高权力，因为法租界的行政，主要靠法国外交部划拨的有限的经费来维持，不同于公共租界的经费来自于纳税人会议交纳的税收。如果说公共租界地位类似于自由港，则法租界更像是一块受巴黎政府管辖的殖民飞地。由于人口与产业不如公共租界，法租界的税收比公共租界大为不如，只有靠对烟馆、赌场和妓院征税来增加收入。法国殖民当局的管理人员，上至领事、巡捕房总巡，下至警察和巡捕，都能从这些黑色与黄色产业中有丰润的收益。所以，毫不奇怪，法租界行政当局有意纵容这类买卖。

　　此种局面，正是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能够在法租界发迹的原因，更是他们能够和法租界当局结成利益共生关系的原因。他们这种关系过于紧密与张扬，甚至危及到了法国政府的颜面，于是，从巴黎不时有解除法租界领事和总巡职务的命令发来，1924、1925年两任巡捕房总监就相继被免职，因为他们“对租界内华捕参与赌博和烟土贩卖活动熟视无睹”。

　　这是外国的租界，但租界内却主要是华人，居民中的外国人始终未曾超过5％。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上海法租界因为大量华人涌入，才开始兴盛起来。1910年，上海法租界内华人超过10万，抗战前将近50万，孤岛时期更增加到80余万人。同时，华人商业区也从公馆马路经八仙桥，逐渐延伸到霞飞路东段。随着人口的剧增，租界的治安问题日益严重，而法租界的经费有限，他们无法靠有限的巡捕房警察达到维护租界当局权威的目的（这种权威是英法等国在远东影响力的核心），于是他们被迫寻找“合作者”——上海青帮。黄金荣、杜月笙等人因此成为租界的“暴力买办”，由他们决定租界内何时需要暴力，何时需要和平。法租界当局厌恶“三大闻人”，其程度正如他们离不开“三大闻人”。法国外交当局的秘密报告中承认，他们和青帮大亨们的合作——允许他们的烟赌娼生意并从中分润——是“和魔鬼的交易”。

　　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些闻人与大亨，并非法租界官员们统治租界的唯一合作者。和租界当局联系密切的另一批强有力的人物，是所谓的“绅董派”，其成员主要是华商名流，大都是从法国归来的留学生和天主教徒，其领头人物是朱志尧（1863－1955）和陆伯鸿（1875－1937），他们是上海商界的头面人物，产业遍及上海各领域，他们的天主教家族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此外，如吴宗濂（曾任中国驻意大利公使）、陆崧候（曾任南京市市长）、朱炎（中法工业专门学校校长）、魏廷荣（中法银公司和大达银行的总经理，朱葆三的女婿）。1914年，法租界公董局第一次任命的两名华人董事，理所当然都来自这个圈子，尽管开始时他们不能出席董事会，仅具有象征意义。他们才是租界里乃至整个中国真正的绅士，无论从出身、教养和经济、政治与文化影响力来看都是如此。

　　杜月笙自从离开黄金荣而自立门户之后，便极力注意避免树敌，但看不起他的人还是很多，尤其是这些以买办起家的“绅董派”工商巨子。他们有财也有势，对杜月笙这种十六铺起家的白相人是嗤之以鼻的。所以杜月笙起家的时候，就受到老一辈的买办富豪的压迫。这其中最使他怀恨的就是魏廷荣兄弟。魏是浙江帮，在上海的势力比杜形成得早，在法租界也是风云人物。当1924年江浙军阀混战时，不少散兵游勇窜到法租界来，租界治安大乱，于是魏廷荣发起创办“中华义勇团”，自任团长，协助维护租界治安，很得法国人赏识，以后还当过商会会长和法租界公董局华董。

　　当杜崭露头角时，魏怕他将来与自己竞争，便处处压制他。1925年5月上旬，上海的报刊上发表了一封致代理总领事梅理霭的公开信，呼吁总领事去制止那些计划在“一两天之内”　即将开业的鸦片烟馆，以确保“法国在上海的名誉和尊严”。此信当然并非无的放矢，恰恰相反，乃有备而来，它未揭破的，就是杜月笙等人正在成立的“三鑫公司”。虽然法租界当局还是和青帮大亨就鸦片走私达成了协议，绅董派却成功地迫使黄金荣提出了辞呈。黄金荣1925年提出辞去法租界巡捕房的职务，但此后法租界挽留，实际到1927年“四·一二”政变国共分家的时候，他还被称为督察长。1927年他被任命为法租界顾问，享有提拔华捕的提名权，至此他才最终退出法租界巡捕房。不管如何，黄金荣在1925年开始走上了下坡路，此即1925年黄金荣“跌霸”的事。

　　这种较量，杜月笙当然有份。杜羽毛未丰时只能与绅董派虚与委蛇，忍气吞声。但到了杜月笙和国民党政权建立关系，在法国人那里也打通了关节的时候，他就要还以颜色了。他先是派人去绑架魏廷荣（这个事情，也有广为流传的说法是黄金荣干的，为的是前面提及的双荣夺美的事情，也就是魏廷荣抢走了吕美玉，不过，即使黄为主谋，杜肯定也会参与其中），未成，又组织人马暗杀，结果魏廷荣闻到风声，吓得避往外地，不敢在上海露面了。因为这时候杜月笙的势力，在法租界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即使法租界的领事亦不得不让其三分，何况一华董？但他这种行径无疑危及到法租界的威信，于是法租界当局反过来威胁杜月笙，如果再恐吓魏廷荣等绅董，则法租界将中止和杜月笙等人达成的鸦片走私协议。杜只好罢手。

　　以后杜月笙名声日大，才不再这样锋芒毕露，不敢做这样嚣张的事。

　　用他对范绍增说的话来说：“衣食足，应当礼义兴了，不能再让人家一看到就讨厌害怕。”杜月笙在杨管北等人协助下夺得上海面粉交易所理事长的职位后，在一次商界聚会上，他对那一帮早先发迹的大富豪们也说得很诚恳：“我杜月笙原本是强盗扮的书生，所以人家都怕我，现在是蚯鳝（蚯蚓）修成了龙，在社会上有些地位了，以前做的那些事，有上不得台面的，以后再也不会做了。你们也不用怕我，以后有什么事体，请放心招呼我，我一定帮忙，总归愿和各位一起共事。”

　　这番话，并非客套话，更不是威胁，而是他真实心态的表露。现在的杜月笙，并不隐瞒原来那段做强盗的出身，但他也多么希望，自己能做一个真正的“书生”，并取得这些绅士的认可。他想成为真正的绅士。

　　2．接管法租界1927年年初，是中国大革命的顶峰，民族主义与阶级斗争，南京政府、武汉政府与北京政府，新军阀与旧军阀，国民党与共产党，这么多的力量与观念在你死我活地较量，上海也不能置身事外。

　　上海的租界大班们对于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和共产党二、三月份领导的上海华界工人武装起义，充满了来自本能的恐惧，他们现在发觉，在中国汹涌的民族主义浪潮面前，自身是陷入滔天巨浪的孤岛和岩礁，随时都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在这种局面中，“绅董”们的绅士风度对法租界当局的“权威”与“安全”能起多大作用？绅董们现在要担忧的是，他们也成了将被打倒的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一个新的称号。

　　绅董派的势力，其基础是他们与上海华商界的关系，更深远点说，是与原来控制江浙与上海的北洋军阀的关系（如傅筱庵这样的人就是背靠北洋军阀的），他们对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新生力量——来自南方的国民党与国民革命军感到如此陌生。于是，法租界当局解散了由绅董派组织的“中华义勇团”，其借口是他们“在外来捣乱事件”中不能提供有效的保护。要“保护”，他们只能找黄金荣与杜月笙了，因为他们和蒋介石集团的关系深远。

　　法租界当局给杜月笙的人发放枪支武器，其中一部分就用在“四·一二”

　　清洗中共的工人武装中，并且为他们的屠杀开放了租界的道路。作为回报，法租界对杜月笙的烟赌“事业”大开方便之门。

　　中国的“大革命”就像法国大革命一样，迎来了蒋介石的“热月政变”，上海在沸腾了几个月之后又安静了下来。但上海已经变了很多，它改变了它的气质，它的话题，和它的权力格局。租界并没有“变天”，租界仍然存在，但对于洋人大班们来说，租界的天空从此时时漂过来一团团愁云和惨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