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消逝的租界(2)

　　1927年1月，法租界纳税华人会成立，这个组织宣称其目的是代表法租界里中国纳税人的利益。“无代表即不纳税”，英国的光荣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不都是来自这样的要求吗？现在中国人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这一观念，要在租界里付诸实行了。杜月笙无疑把握住了这一机会，从一开始，青帮三大闻人就控制了纳税华人会，他们是其筹委会的联合主席。

　　1927年7月法租界当局提出提高纳税比例，纳税华人会借机提出了反要求：

　　取消增加税率和由纳税华人会选举公董局里的华董。1928年1月，张啸林成为了公董局成员，18个月之后的1929年7月，杜月笙被任命为公董局华董。他们获得的席位，正是原来的绅董派陆崧候和吴宗濂让出来的。这标志着杜月笙和绅董派势力的消长。1930年底，法国总领事柯格霖承认纳税华人会有权选举公董局华董，这成了青帮在法租界政治权力大厦揭顶的标志。现在杜月笙控制了法租界公董局，绅董派的领袖也要靠杜月笙的恩典才能保住他们公董局的席位。

　　法租界当局在杜月笙的权力要求面前节节退让，这不仅仅是因为大革命之后杜月笙利用南京国民政府“收回利权”的政策对租界产生的压力，更主要的是，杜月笙控制了法租界的工会组织。他通过调停法租界的罢工运动，通过在工会中广收门生，终于在1931年控制了法商电车公司工会——法电公司是法租界供水、供电与公共交通的垄断企业，法电工会的任何一次罢工都可能使整个法租界瘫痪。只要杜月笙控制了法电工会，那么法租界的法国人就不得不对杜月笙低声下气。

　　1930年6月18日到8月13日，法商电车公司部分工人在共产党人徐阿梅的领导下再一次罢工，这成了中法之间的外交事件，法租界总领事柯格霖和总巡费沃利以禁止杜月笙的烟赌生意为要挟，让杜月笙出面解决罢工。杜想尽了办法想和徐阿梅达成和解（包括送几万大洋给徐，提出收徐为门生等），均被徐拒绝。最后，杜的解决办法是他惯用的诡计：他串通法租界巡捕房中西警务人员搜查徐阿梅住处，在搜查时往徐的床底塞入一些预先印制好的共产党传单，然后以共产党嫌疑逮捕了徐。1931年9月6日徐被判处了十三年徒刑。这次法电工会罢工平息了，杜为此花销大约三十万大洋，但他从此取得了工会的控制权。

　　1931年年初，杜月笙对法租界公董局和工会的控制，以及他和法租界当局官员密切的个人关系，使得上海许多外国外交官员得出结论：是杜月笙的青帮，而不是法国当局，统治着法租界。这一年3月，英国总领事指出：青帮不仅完全控制了法租界事务，而且他们认为如果对自己有利的话，他们还会毁掉法国的行政机构。1931年7月，在上海的美国人办的报纸《密勒氏评论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认为青帮大亨实际上是法租界的真正主宰者，他们建立了一种“与艾尔·卡朋（Ａｌ　Ｃａｐｏｎｅ）在芝加哥实行的统治没有多大区别的超政府组织”。实际上，无论是公共租界还是法租界当局，都有人担心，杜月笙的势力已大到足以接管法租界。

　　3．“两个钟头内毁灭法租界”

　　1931年6月9日，杜氏祠堂开祠，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送来了全副武装的几百人巡警队维持秩序，各国领事盛装出席，这是对杜月笙力量的承认，或不得不承认。但也是在这一年，杜月笙的力量隐伏着危机。

　　这年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发起了“收回租界”的外交攻势，外国列强当然想尽了办法抵抗拖延。原来他们保持租界特权的一个理由，是中国人不能治理好自己的城市，现在这个理由越来越站不住脚了。自1927年以来，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赋予了上海特别重要的地位，他想把这座影响巨大的都市经营成中国人管理的城市的典范，和中国国家现代化的橱窗，以表明中国有保障大型都市发展的能力，赋予收回外国租界恢复中国主权的要求以合法性。为此成立了“上海特别市政府”，其实际的治区，除了原有的华界以外，还扩大到周围广大的乡村地区，而其宣称的治区，则将外国租界也纳入进来了，这是表示不承认外国租界的合法性，或者表明中国政府对租界拥有无可置疑的主权。上海特别市政府一成立，果然气象一新，其市政、警政与经济社会发展都让人侧目（尽管后来它仍然被杜月笙的黑帮势力渗透），这对被特别市包围的租界是巨大无形的压力。

　　1931年2月，英国总领事白利南向法国总领事柯格霖施加压力，要求其取缔法租界内的赌博业（此前英国已经很识趣地自行取缔了这些产业），因为租界的烟赌娼已经成了南京政府攻击外国在华租界特权的有力理由，英法租界面临着共同的困境。这种压力当然会转移到杜月笙这里，杜月笙的应对之“策”，则是一方面以策动法租界罢工，来反制法租界当局，使当局不敢贸然全部取缔，另一方面是和华界接洽，将烟赌转移至华界地区。

　　但他和法租界的冲突仍然存在，这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爆发出来，使杜月笙喊出了“两个钟头内毁灭法租界”的狠话。这种冲突，并不完全由法租界取缔烟赌业而来。

　　1931年，中国东北在“九·一八”事变中沦陷于日本人之手。一手策划“九·一八”事变的日本军队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东北事变的注意力，又挑起了1931年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三十年代的日本，如同从海中爬出的巨大的横行的螃蟹，一只钳子攫向中国东北、华北，另一只钳子时刻都盯着上海。日本已经看到南京的统治日益巩固，中国正在迅速复兴，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是它最不愿意面对的。但此时的中国，却还没有做好对日决战的准备。

　　“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正在前往南京“剿共”的军舰上，而当时孙科等人在广东又成立了一个“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之策，并非无的放矢。十六年过去了，袁世凯面对“二十一条”时的困境，现在摆在了蒋介石的面前。和袁世凯的选择一样，他决定忍辱求和，以图再起。

　　1936年9月2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三年之内，倭寇不能灭亡中国，则我何患其强迫，但此时尚不可不隐忍耳。”这一点他在三年前，即1933年7月14日的日记中说得更明白：“以和日掩护外交，以交通掩护军事，以实业掩护经济，以教育掩护国防，韬光养晦乃为国家唯一自处之道乎。”

　　他想争取时间，这就决定了中国对于“一·二八”事变不会主动扩大其事态。

　　“一·二八”事变是上海开埠近百年来第一次真正直面一场战争，战争主要在华界的闸北展开。战争开始后，日本发觉根本无法一举击垮中国军队，在换了好几位司令官又被迫不断增兵后，居然打成了和局。于是日本军方和驻沪领事寻求谈判，他们最初找的谈判对象，居然是杜月笙，因为他们深知杜在上海有巨大的影响力，且和南京的政治高层关系密切。

　　战争进行期间，日本军队攻击中国军队，始终以公共租界为基地出发和撤退，对此，公共租界当局不置一词，但当中国军队攻击逃入公共租界的日军时，租界当局却出来抗议了。在战况陷入胶着时，日军情急之下要求通过法租界向中国军队进攻，并且已经将不少部队化装散进了法租界。

　　杜月笙得到这一消息，马上诘问法国总领事柯格霖，要求其召集各国驻沪总领事开会讨论，制止日军利用法租界进攻华界。这次会议，上海特别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后曾任上海市长）亲自出席，杜月笙则以法租界华董和纳税华人会会长的身份出席。会上日本总领事村井苍松以蛮横的态度为日军的行为辩护，甚至动用威胁的手段，各国领事大都沉默以对，不敢得罪日本。

　　据章君谷的《杜月笙传》说，会议气氛非常紧张，最后杜月笙拍着桌子朝这些总领事们大吼道：“好！东洋兵尽可以开进租界、住租界、利用租界打中国人。你们尽管通过这个议案，不过，我杜月笙要说一句话：只要议案通过，我请日本军队尽量的开来，外国朋友一个也不要走！我杜月笙要在两个钟头以内，将租界全部毁灭！大家一道死在这里！”成名后的杜月笙，从未如此张扬狠厉。这话使得各国总领事目瞪口呆，在他们还没有回过神来时，杜月笙一个转身，大踏步走出会场。当天开会的领事团虽没有做出明确的决议，最终，日本军队却不敢再利用租界，已经进入法租界的军队在夜里悄悄撤退了。

　　这一次会议，如同上年的杜祠典礼一样，杜月笙展示了他在上海滩令人战栗的势力，所不同的是，上一次他出于虚荣，而这一次是出于民族大义，上一次他笼络那些洋大人们，而这一次他威胁他们。法租界当局深刻地体会到这种威胁对于他们权威和利益的侵害。1932年3月7日，原来和杜关系极为密切的总领事柯格霖（1931年底刚升为总领事）被法国政府调任，接替他的是原天津总领事梅理霭。原总巡费沃利同时去职。5月，在发给巴黎的一封快信中，梅理霭说：原先充当法国当局“驯服工具”的杜月笙的帮伙，为了其自身的利益，现在已经变得桀骜不驯，企图接管法租界的行政，想通过协议或凭借实力，取代法租界的法国当局。他们既恼怒杜月笙以罢工来胁持租界当局，以维护其烟赌利益，也不无对杜月笙以毁灭租界来威胁他们的仇恨。只是，这些法国人眼中看到的只是杜月笙的“利益”，却不知道或不肯承认，“杜先生”也不只是和他们谈利益，他也会向这帮帝国主义分子讲民族大义！

　　在柯格霖最后一个月任期内，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不得不要求杜辞去公董局的职务，这其中肯定有杜月笙因“一·二八”事变的处置而威胁法租界当局的因素。1932年2月15日，杜提交了他的辞职信，信中说：

　　除了他本人不想担任公董局董事外，“我在金融界和商界、上海市民维持会的工作，不允许我再致力于公董局的工作”。四天后，他的辞呈被接受了。

　　但这只是在表面上，实际上看看法租界公董局历届董事名单，就可以发现，虽然杜月笙退出了，但张啸林却自三十年代开始，一直稳坐着公董局董事的位子，而杜、张是合二为一的关系。

　　新上任的总领事梅理霭看来有心好好整治一下法租界的青帮势力了。

　　有人说他原来在上海任领事期间，离任时在送行问题上和杜有过节。他带来了一位新的总巡法伯尔中校。这倒是一位“耿直清廉”的警官（据曾任法租界巡捕房政治处的特级督察长薛耕莘的回忆），他下车伊始就给了杜月笙一个下马威。杜月笙向来认为世上没有人不能被收买，之所以收买不了是你的价钱出得不够，于是在法伯尔上任不久通过留法的华董、也是杜月笙重要谋士的张翼枢，送给法伯尔一份见面礼——一副由二百两黄金打造的、碗碟盆杯匙筷一应俱全的金台面。不料法伯尔见此却勃然大怒，他不但拒不接收，反而要求杜月笙在《新闻报》、《申报》上写“检讨书”，说明他送此厚礼的目的，否则他誓将杜月笙赶出法租界，以儆效尤。杜月笙碰了这个铁硬的大钉子，心中好不恼恨。杜月笙如果照办，那不用法伯尔赶他，他自己就无法在法租界立足了，所以当然抗命，他和法伯尔的关系就此僵着，而法伯尔决不退让。这时候杜月笙开动了他的工会组织，授意发动法电工会罢工（理由却是上年徐阿梅的罢工没有实现的要求）。

　　1932年7月7日到14日的这次罢工给了法伯尔“一点颜色”看看，结果，在徐耕莘的疏通下，以杜月笙私下写一封中文八行书的悔过书给法伯尔，同时结束罢工为条件，法伯尔不再坚持公开登报。

　　虽然杜月笙这次大丢面子，但法租界当局却也再一次验证了他们离不开杜月笙。梅理霭在给法国外交部的信中，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必须同杜保持良好的关系。1935年1月，梅理霭卸任回法国，杜月笙照样是座上宾。

　　只要租界还存在，杜月笙的势力就会存在，尤其是法租界现在越来越重视他和南京政府的关系。但南京是不需要租界的，这是国民政府脸上一块块丑陋的伤疤。

　　收回租界的要求，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已正式提出。二十年代初，中国首先收回了俄国、德国、奥地利、比利时在华特权（俄德奥三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解体了，比利时则太弱小）；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收回了汉口、九江等地的租界；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争取到了关税自主权，取消了外人的领事裁判权。其中一些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中断的谈判，在1943年获得解决。因为日本此时已经占据了租界，英法两国落得做个顺水人情，大陆的所有租界都被收回，唯一的例外是英国占据香港不放手。谈判签订新约时，丘吉尔放言，中国想收回香港，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自然，当中国收回香港时，丘吉尔连尸首都已不存了。

　　不过，当上海的租界归于消灭时，杜月笙的势力也就一落千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