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中国的外患主要表现在俄国和日本，一个是熊，一边是狼，从感情上来讲，熊和狼都是恶棍，都伤害过我们，都该打，这就是中国领袖的使命，也是试金石。清廷贵族表现很差，对俄国丢掉了大片领土，对日本丢掉了朝鲜，让日本人进入东北。袁世凯更卑鄙，为了当皇帝居然想出卖中国的利益给日本。孙中山似乎找到了近似于正解的道路，提出联俄政策，但尚未将联俄的策略对准日本人而是对准国内的军阀，天不假年，历史没有给他时间来证明他是否明白和能够解决这个难题，而按照他做事情的套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能解决这样巨大的难题。蒋介石联俄打败军阀后，居然立刻与苏联翻脸，对日本的蚕食反倒是不予理会，蒋介石在这道难题上给出了负解，带来最糟糕的后果，放任日本人的入侵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和俄国人翻脸使得俄国人处心积虑挑唆促使外蒙古分离出去。可笑的是居然有人因为蒋介石反苏，就认为他是民族英雄。不要忘了，蒋介石是世俗领袖，领袖的使命就是保护中国的利益，联俄是谁也不想的屈辱，但为了民族必须低头，是斗争必需的策略，再强大的国家也不能同时面对两个强敌，是战略层面的基本智慧，这不是面子问题，而是民族生存和利益问题。
可问题是积弱的中国谁都打不过，倒有可能让恶兽给撕掉，这时候怎么办？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需要我们的领袖具有高度的智慧，这就是政治，这一道难题唯一的正解就是联俄是为了抗日。抗日是唯一正解，然后再找机会和俄国人算账。知道并做到这一点的是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只是这一过程将长达半个世纪。
我们再回到1923年，此时毛泽东尚没有把握权力，他只是共产党内一个小团体的领袖。共产党尚在幼年，力量也不大，俄国人希望与国民党合作，同时又将中国共产党作为左派掺和进去，这就是当时的情况。与别人合作于毛泽东毫无困难，更主要的是毛泽东尚没有找到通向成功的方向和道路，他也没有找到可以依靠的力量。
在“三大”上，毛泽东尚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唯一值得表述的是他和张国焘产生了不愉快，大约就是从这时候起，埋下了今后不合作的种子。
“三大”上，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后被开除）为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成员，五个人中有三个人原来是新民学会成员，蔡和森早在1921年就回国了。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秘书权力很大，近乎第二的位置。新民学会暂时成了共产党的最大派别。
这时他30岁，刚好是“而立”之年。
湖南没有国民党组织，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是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建立的。经过毛泽东的努力，湖南在大革命时期成为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这就是毛泽东能够得到孙中山青睐的原因，这就是毛泽东进入国民党最高领导层的资格。
毛泽东和杨开慧婚后聚少离多，开慧上有老母，下有孩子，负担很重，生活清苦，毛泽东作《贺新郎》相慰：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这是毛泽东诗词中最具小儿女情肠的一首了，大概在他生前没有正式出版过，原因很简单，中国人在领袖的领导下尚在长期奋斗之中，没有这种闲情逸致。我们从中能体会到一个忙于革命的年轻人无暇顾及娇妻弱子的无奈和自我解脱。
陈独秀把毛泽东从湖南召到上海，是为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占据一席。自然毛泽东是很重要的一席。
1924年1月2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国共两党的精英同处一堂，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以湖南代表的身份出席，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此时的毛泽东在国民党领导层中排名十三，地位比蒋介石要高许多，所以说，认为毛泽东是大器晚成的观点值得商榷，至少在表面上或是名义上，他是早早成为国共两党的最高层面的领导人的，只是实力不足而已。
这时的毛泽东和孙中山先生同处一堂，在接触中，他发现孙先生是一个具有高尚品质的高明的鼓动家，但缺少组织力和掌控力，最重要的是缺少财力、物力和武力，而毛泽东是以书生和宣传家的身份出现在孙先生面前，这大概是毛泽东和孙先生距离最近的时刻。
需要注意的是此时蒋介石在做什么呢？蒋介石被孙中山先生派往苏联考察后正在筹备黄埔军校事宜。毛泽东热衷于宣传工作的时候，蒋介石正在忙着创办军校，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周恩来作为中共负责军事的代表也介入黄埔军校的创办。查看黄埔军校主要人物的名单就会发现，这些都是后来国共两党的大人物，由此就能看出军队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中的作用了，唯一例外的是毛泽东，他与枪杆子尚有一段距离。
国民党“一大”会后，毛泽东被派往上海工作。
这是一段表面上看起来令人愉快的时光，毛泽东与他的最要好的朋友们待在一起工作和生活，他与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等朝夕相处，杨开慧也带着两个儿子来到上海，一家人住在一起。不过这种好日子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不是他们不愿意给别人打工，而是别人不乐意要他们。
这时候毛泽东担任了共产党的组织部长，大概是替代了张国焘的位置，张国焘能对毛泽东有好感吗？毛泽东不断展现着他敢于斗争、坚持原则，但也能灵活处理问题的能力，可是光有能力不行，共产党没有经济实力的弱点被右派抓住了，右派们开始使绊子了，不发工资没有经费是最简单有效的招数。毛泽东向孙中山告状，孙中山因北上事繁，又染重病，无暇处理此事。右派“用尽办法、把毛赶走”，加上积劳成疾，毛泽东就在12月请假回湖南老家养病，国民党右派胜利了。这件伤心事的刺激对毛泽东来说是痛彻骨髓的，一边批评人家，一边又要伸出手来要饭吃，这种人格分裂毛泽东是极其厌恶的。在上海毛泽东饱尝了寄人篱下和仰人鼻息的滋味，这对于他后来坚持自力更生的道路有着重大影响。
随后发生的事情叫人无法理解。毛泽东离开上海不久，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大会选出的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局中没有毛泽东，由此可见党在幼年时期的随意性和组织的脆弱，人员进进出出、上上下下很是轻率。
“四大”结束后不到两个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内分成左右两派。随着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暗杀，国民党内部形成以蒋介石、戴季陶、胡汉民为代表的新右派崛起，预示着国民党向着保守的统治者和军阀迈进，这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都意味着灾难。
1925年9月，以左派面目出现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召唤毛泽东替自己代理宣传部长，地点是广州，汪精卫还是很识才的。有意思吧，共产党没把毛泽东当回事，国民党却很喜欢毛泽东，并且给了毛泽东高官。
毛泽东到任后，实施一系列措施，展现了缜密的组织才能。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很快出现生气勃勃的局面。
国民党右派已经开始谋划着将共产党赶出去。蒋介石的把兄弟戴季陶先后出版一系列小册子，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要求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脱离一切党派，做单纯的国民党员”。
面对这样的逆流，共产党领袖陈独秀所做的就是服从俄国人的奇思乱想，想方设法从国民党的大锅里为俄国人多取些利益，不是反击而是妥协。
此时的毛泽东由于热衷于国民党的宣传工作，被自己党内的对头张国焘讽刺为汪精卫、胡汉民的秘书。这种误解是没有道理的，毛泽东对待工作的热情是他的本性的自然流露，要知道这时候国民党与共产党是全面合作的关系。
代理宣传部长不是最主要的进步，最重要的是天窗打开了，毛泽东经过长时间的探索，他在读书的时候就试图寻找的那个最重要的、最关键的大本原已经在他头脑里产生了。这个顿悟不是来自书斋里，也不完全是个人的揣摩，而是在与中国社会最高层面的人们一起工作中凝聚提炼而成。
毛泽东所思之远、所图之大，都不可能在书本里找到答案，那些写书的先生们没有答案，原因是他们很少有人能够站到最高的统治者的位置上去考虑问题。
摆在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中国是千疮百孔的中国，问题多多，但问题到底是什么，怎么解决，不同的探索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历史证明只有毛泽东给出了正确答案。
就是在这个时刻，毛泽东的头脑里产生了后来称之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那就是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这篇文章后来成了《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粗看上去就像是一道多数和少数的简单的算术题，但是，谁能想到这就是毛泽东革命胜利的方程式呢？就如同F=ma造出火箭升空，就如同E=MC2造出原子弹，就是这样一道简单的算术，成就了人类历史上参与人最多，也是最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
中国大约有四万万人，其中两亿人是赤贫的农民，一亿五千万人能够自饱，只有一百万和依附于他们的四百万人占据着中国的上层，这个金字塔看上去很结实，其实是底层人民没有行动起来，一旦底层人民不再接受上层的统治，中国社会就会大变样。革命的组织者显然在进行一个搬运的过程，将统治者下面的被统治者转变成革命的力量，天平就会倾斜。这个革命的方程式更像是一个数学的不等式，一开始革命的力量小于反革命的力量，但随着正确的工作，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正确的方法就是不断增加革命者的力量，减少反革命的力量。
毛泽东自读书以来，手不离笔，写下文字无数，其中文字优美、条理清晰的好文章不在少数，但都没有收入毛选，一些文章用文人的标准来衡量都是上乘之作，但作为思想家，此篇才是开山之作。
现在你知道毛泽东找到的大本原是什么了吧，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中国一切问题的核心就是中国的人多，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也是中国的人多。我们的包袱是人，我们的财富也是人。
中国人多到自己养不活自己了，外因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欺压，内因是中国社会上层的贪婪与压榨，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靠着人多，只要把大部分人的力量凝聚成一股劲，那就是不可思议的巨力，它将改变中国甚至世界，问题就在于你怎么样能发动起广大的人民群众。毛泽东知道了关键支点，但他尚未找到杠杆。
毛泽东继续为国民党干活，在国民党“二大”再次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继续代理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宣传部的工作当然是很有成绩的。
但是，蒋介石快速上升了，而共产党的领袖陈独秀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完全没有概念，他们害怕造成国民党分裂，俄国人显然意识到了他们出的那一点枪和钱不足以让国民党的右派死心塌地跟着俄国人走，于是就迁就国民党右派。而国民党的壮大叫英美势力也刮目相看，孙中山时代，英美这些奸商更看好其他的实力派军阀。于是乎，手握军队的蒋介石成了俄国人和英美两边看好的香饽饽，实力大增的蒋介石渐露峥嵘，他当选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又被选为常务委员。
中国不能靠着外国人的力量来得以进步，靠着西方列强没有希望，靠着俄国人之力也好不到哪里，但蒋介石最终还是选择了一条罪恶之路，之所以这么不客气地说，是因为他最终选择了和买办合作。
买办不是我们一般人想象的那样简单，它不是简单的挟洋人自重，这和我们近几十年搞的引进外资形似而实质大不同。买办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诡异的现象，它也是最恶毒的生物，之所以这么说因为它反噬母体。
1840年后，中国社会变成了一个烂泥潭，这个烂泥潭中产生了一个状似巨鳄的怪物——买办，他们是中国人，但他们干的却是吞噬中国人利益的事情，他们的利益完全来自为外国人服务，他们替西方人打开中国的市场，把中国大量的手工业者逼得破产，随后他们获得了政治特权。他们多是以基督教徒的身份出现在官场中，清朝官员见了他们也得点头哈腰，因为他们获得了洋人的支持，当中国社会破产后，他们又发起了国难财，那就是倒卖军火给各路军阀，由着军阀再去剥夺人民。军阀需要的是枪，买枪需要钱，没有钱买办可以借给你，只要你拿占领的土地作抵押。由于风险很大，自然利益也是巨大的，甚至只要你付了首付款，其他的借了还不了，买办也不会亏本，因为他不光是给你一家供货，这样打来打去，赚钱的是洋人，喝汤的是买办，毁坏的是中国，死伤的是中国的老百姓。汉奸比鬼子可恶，买办比洋人有罪。
中国赫赫有名的四大家族中的宋家，第一桶金是靠着印刷《圣经》得来的。许多人会纳闷，在中国会有多少人信奉基督教，会有多少人买《圣经》呢？其实卖一本《圣经》就是赚十块大洋，宋家也发不了大财，在印刷《圣经》的背后隐藏着他与英美基督教会建立了联系，基督教会可不是鼓吹博爱那么简单，上千年来教会早已经是可以和王权抗衡的巨大的世俗组织了，这样宋家就成了基督教会在中国的代言人。
通过联姻，宋家与中国本土的财阀孔祥熙家族建立了合作关系，蒋介石以军权作为本钱和宋家联姻，就完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黄金家族的大联合。最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发了财，还要告诉老百姓他们是应该发财的，因为他们还是基督教徒呢。他们每天是要念《圣经》的，他们嘴上还离不开博爱。因为他们具有先进性，别看蒋介石拜过黑社会老大做小弟，别看蒋介石逼老婆离婚，人家蒋介石可是一个不抽烟、不喝酒，连茶都不喝只喝白开水的虔诚的基督徒呢，这么好的连缺点都没有的大人物当上了我们的领导，怎么会是我们中国人的灾难呢？原因无他，他们是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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