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恍若隔世(1)

　　导言——银宫就学记

　　不久以前看了两张富有教育意味的电彩，《新生》与《渔家女》（后者或许不能归入教育片一栏，可是从某一观点看来，它对于中国人的教育心理方面是有相当贡献的）。受训之余，不免将我的一点心得写下来，供大家参考。

　　《新生》描写农村的纯洁怎样为都市的罪恶所玷污——一个没有时间性的现象。七八年前的《三个摩登女性》与《人道》也采取了同样的题材，也像《新生》一般用了上城读书的农家子为代表。中国电影最近的趋势似乎是重新发掘一九三几年间流行的故事。这未尝不是有益的。因为一九三几年间是一个智力活跃的时代，虽然它有太多的偏见与小心眼儿，虽然它的单调的洋八股有点讨人厌。那种紧张、毛躁的心情已经过去，可是它所采取的文艺与电影材料，值得留的还是留了下来。

　　《新生》的目的在“发扬教育精神，指导青年迷津”（引用广告），可是群众对于这教育是否感到兴趣，制片人似乎很抱怀疑，因此不得不妥协一下，将“迷津”夸张起来，将“指导”一节竭力地简单化。这也不能怪他们——这种态度是有所本的。美国的教会有一支叫做“复兴派”（Revivalisis），做礼拜后每每举行公开的忏悔，长篇大论叙述过往的罪恶。发起人把自己描写成凶徒与淫棍，越坏越动听。烘云托月，衬出今日的善良、得救后的快乐。在美国的穷乡僻壤，没有大腿戏可看的地方，村民唯一的娱乐便是这些有声有色、酣畅淋漓的忏悔。

　　《新生》没有做得到有声有色这一点。它缺乏真实性，一部分是经济方面的原因。并非电影公司不肯花钱，而是戏里把货币价值计算得不大准确的缘故。父母给了儿子600元买书，不肖的儿子用这600元赁了一所美轮美奂的大厦，雇了女佣，不断地请客，应酬女朋友。一个唯利是图的交际花愿意嫁给他，如果他能再筹到2000元的巨款。即使以十年前的生活程度为标准，这笔账也还使人糊涂。

　　男主角回心向善了，可是“善”在哪里？《新生》设法回答这问题——一个勇敢而略有点慌乱的尝试。至少它比它的姐妹作切实得多——从前的影片往往只给你一种虚无缥缈的自新的感觉，仿佛年初一早上赌的咒、发的愿心似的。《新生》介绍了那最合理想的现代少女（王丹凤演），她和男主角做朋友纯为交换知识。他想再进一步的时候，她拒绝了他的爱，因为这年头儿不是谈情说爱的时候。毕业之后她到内地去教书，成为一个美丽悦目的教务主任，头发上扎一个大蝴蝶结。受了她的影响，男主角加入了一个开发边疆的旅行团，垦荒去了。他做这件事，并没有预先考虑过，光是由于一时的冲动、诗意的憧憬，近于逃避主义。如果他在此地犯罪，为什么他不能在此地赎罪呢？在我们近周的环境里，一个身强力壮、具有相当知识的年轻人竟会无事可做么？一定要叫他走到“辽远的，辽远的地方”，是很不合实际的建议。

　　《新生》另提出了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大众的初步教育，是否比少数人的高等教育更为重要，更为迫切？男主角的父亲拒绝帮助一个邻居的孩子进小学，因为他的钱要留着给他自己的孩子入大学。然而他的不成器的孩子辜负了他的一片苦心，他受了刺激，便毁家兴学，造福全村的儿童。在这里，剧作者隐约地对于我们的最高学府表示不满，可是他所攻击的仅限于大学四周的混杂腐败有传染性的环境。在《渔家女》里面找寻教育的真谛，我们走的是死胡同，因为《渔家女》的英雄是个美术专门生，西洋美术在中国始终是有钱人消闲的玩意儿。差不多所有的职业画家画的都是传统的中国画。《渔家女》的英雄一开头便得罪了观众（如果这观众是有点常识的话），因为他不知天高地厚，满以为画两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伟岸的裸体女人便可以挣钱养家了。

　　《渔家女》的创造人多半从来没看见过一个游泳着的鱼——除了在金鱼缸里——但是他用稀有的恬静的风格叙说他的故事，还有些神来之笔，在有意无意间点染出中国人的脾气。譬如说，渔家女向美术家道歉，她配不上他，他便激楚地回答：“我不喜欢受过教育的女人。”可是，他虽然对大自然的女儿充满了卢骚式的景仰，还是不由自主地要教她认字。他不能抵抗这诱惑。以往的中国学者有过这样一个普遍的嗜好：教姨太太读书。其实，教太太也未尝不可，如果太太生得美丽，但是这一类的风流蕴藉的勾当往往要到暮年的时候，退休以后，才有这闲心，收个“红袖添香”的女弟子以娱晚景，太太显然是不合格了。

　　从前的士子很少有机会教授女学生，因此袁随园为人极度艳羡，因此郑康成穷极无聊只得把自己家里的丫头权充门墙桃李。现在情形不同了，可是几千年的情操上的习惯毕竟一时很难更改，到处我们可以找到遗迹。女人也必须受教育，中国人对于这一点表示同意了，然而他们宁愿自己教育自己的太太，直接地或间接地。在通俗的小说里，一个男子如果送一个穷女孩子上学堂，那就等于下了聘了，即使他坚决地声明他不过是成全她的志向，因为她是个可造之材。报上的征婚广告里每每有“愿助学费”的句子。

　　“渔家女”的恋人乐意教她书，所以“渔家女”之受教育完全是为了她的先生的享受。而美术生专门所受的教育又于他毫无好处。他同爸爸吵翻了，出来谋独立，失败了，幸而有一个钟情于他的阔小姐加以援手，随后这阔小姐就诡计多端破坏他同“渔家女”的感情。在最后的一刹那，收买灵魂的女魔终于天良发现，一对恋人遂得团圆，美术家用阔小姐赠他的钱雇了花马车迎接他的新娘。悲剧变为喜剧，关键全在一个阔小姐的不甚可靠的良心——《渔家女》因而成为更深一层的悲剧了。

　　小小

　　【爱玲说】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

　　1920年的上海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子？这个世界也不曾机缘巧合地说若干年后，在西北，会有这样一个女子的生长。

　　亦如那年，这是个动荡的岁月，多少遗老遗少披着华丽的残壳，在变革中挣扎，在繁华中恪守。没有人知道，在一个深秋下弦月的普通时日，旧上海，张家有位奇迹却平凡的女孩诞生了，一如她一生的文章，在轰轰烈烈的背景下是最最不过普通的人生了。“阳台搭着紫藤花架半壁斜阳爬，谁又拉起胡琴咿咿呀呀，红胭脂映着白月牙岁月起风沙，油纸伞外雨还在下……”

　　这个小女孩，生相，谈不上俊秀，倒有一番桀骜。说不上来的，怎么也说不上来的，渗出骨头里的傲气。这女孩，在繁华却落寞的大院，就这样生长——

　　那时，年轻的父母给第一个孩子总有着无限的“溺爱”。人，在年轻时，结晶是爱的最好明证。怎么能不起个表达自己情意的字名呢？于是，这对张家年轻的夫妇，给这年幼的女孩起了简单的乳名：小煐！

　　没有人想到这女儿便从此一生成为传奇，她，就是张爱玲！一生经历坎坷，孤独，贫穷，情困……一如其他女作家，总是遭受生命的磨难、活着的囹圄。杜拉斯说过，写作是一种慢性自杀的过程。廖一梅也说，写作就是一个不断质疑的过程。这是女作家的普遍心声。好像这个世界华丽的外表之下总是不经意撺掇了一个最大的阴谋？美丽的外表，动人的气质，高雅的品位，深刻的见解，然而，上帝始终会让这一切公平的。——万般皆好，世事无常，这个张家小女孩的命运，就此拉开了应有的帷幕……

　　张爱玲在文坛刚刚崛起的时候，那是20世纪40年代。战乱中的人们，迷惘失措，不知道明天在哪里。北京城里，荒凉得让人闹心——乞丐堆里有格格，乞丐堆里有阿哥。这时，人们已经来不及回忆旧日的繁华。只待昏暗的天空中，会有一抹灿烂的阳光，缓缓地照进人们虚眯的眼睛当中……

　　然而，骨血里的东西，只有那顶着繁华桂冠的女子，在黑暗的角落里，像是一只来自波斯的猫，抖动着自己美丽的皮毛，一幅幅画面像是定格的胶片在光影里闪烁，冲洗。一首林海的《琵琶语》将我们穿越到故事里的故事：家传的首饰，出嫁时的花袄，雕花的家具，漂亮的衣料，整桌的宴席，繁缛的礼节，男女之间的纠缠……

　　声声厮磨，上海，上海。

　　老祖宗，留下了什么？老祖宗，祭奠了什么？老祖宗，又保佑了什么？

　　而这一切，没有任何声息地幻化成这女子骨子里抹不掉的隐隐的贵族气息。永远抹不掉，真像是那水滴石穿，再想重现，当作什么也没发生，这种可能性似乎为零！

　　有人说，富容易，贵难。三辈才有可能出现一个“贵”字。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不由自主的像是马蜂被捅了窝一般在挖掘张爱玲的家世；就像很多人读了《红楼梦》一定要一一找回它的原型。

　　因为，对于一个创作者而言，生活给了他最好的底色。

　　我们在张爱玲的笔下，不难发现荣华富贵、功名利禄、繁华喧闹，不过只是朝夕之间的事儿；人生如此普遍相似，流水无情，纵然落花多情，历史的洪流总是义无反顾地送走一代代豪杰，又迎来一批批枭雄。似乎，人世间，只能当作一个“空”字。正如易经八卦，转了一圈，始终逃离不了那个人生的最初。“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想想，可真是悲哀——

　　也有人，应着玛雅人的预言，如果2012年世界末日，你该会有何反应？我笑了笑，不禁想起赞美诗里面的一首——《日光之下》：“（日光之下有一个谜，忙碌的人群终日寻觅；日光之下有声声叹息，成功失败尽都空虚。日光之下有一个谜，忙碌的人群终日寻觅；日光之下有声声叹息，成功失败尽都空虚。）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万事令人厌烦，人心怎能说尽？日光之下有一个谜，世世代代谁曾解明？日光之下有声声叹息，生命多像捕风捉影！”

　　想想，明目、敏感的人都会体验到生命的大喜大悲、繁华与落寞、热闹与孤寂。但凡有这样心思的人，用任何一种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的悲欢离合，都不免带有伤感的背景底色。

　　这是时代赋予的，家族遗留的，更是传奇本来的面目！

　　于此，张爱玲的文字也早已有了方向。好像冥冥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宿命。一个人常常走在街上，看见面容柔软、五官精致的女乞丐，肾上腺激素急速增长，我害怕自己踉踉跄跄，一不小心从此沦落，尽管一步一步小心翼翼。但是繁华与落寞、富贵与贫穷这些似乎成了对立面的词语总是在我宽广的胸襟荡起阵阵涟漪。也许是经历的缘故，天生的一种不安全感，总是促使我像是一只枕戈待旦的麻雀，随时准备防御。

　　张爱玲，不知道这一切怎么了？我，不知道这一切的因缘际会？茫茫，茫茫。

　　没有人知道这里的来龙，一如没有人知道这里的去脉。就像陕西这片古老的黄土地上总是无端地出现了这么一批具有黄土味的艺术家。李志，说不上来的民谣摇滚家；郑钧，拿着一把廉价的木吉他，却唱遍了《长安，长安》；张艺谋，人们在诋毁，一直在诋毁，可是2008年这么气势恢宏的奥运会开幕式，恐怕也只有这下乡的知识青年卷着浓重的黄土味道，来书写中国新时代的画卷。

　　张爱玲，出生在这样的夹缝当中，仿佛，只为了书写，只为了文字。海派文化在这里生根发芽，在这里面向世界。于此，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以至于有华人的地方便有张爱玲；有张爱玲的地方，便充满了浓浓的文学气息。

　　是什么力量，让这小女子小小成名？是什么宿命，让这女子凌厉传奇？

　　《圣经》里面创世纪有一节大致是这样的意思，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张爱玲的文字里，我们不难看出，家传的古老气息，始终雕刻着这字字句句。当然，不光是这女作家一个人的记忆，一个人的美丽与哀愁。

　　张爱玲的文字更加是那个时代人们的回忆，以及深刻在骨子里的真实与凛冽。

　　这么沧浪刻薄的笔触，好像在20岁刚出头这样的年龄，真的本不该，实在不应该出现这样凌厉的文字，实在不应该拥有这样悲凉的心境。就像最近《中国好声音》里面出现的也是一位刚刚成年的女子——吴莫愁，很多人在批判，她的《痒》怎么能和《天涯歌女》混合在一起呢？连音乐泰斗也在诧异和质疑，这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唱腔？如若真的妄加猜透里面的故事，我们真的会在故事里一败涂地。就像张爱玲的文章，一出手，就是文坛里的琵琶音，描摹，洞察，撰写，无一不刻尽冷暖。吴莫愁是大篷车里长大的女子。那么张爱玲呢？我们在好奇，她到底出自什么样的家庭呢？是什么样的血液、荣辱造就这绝世的女子呢？文字，真的不只是情绪的一种简单的抒发……

　　曾朴曾经写了著名的《孽海花》，里面出现了曾经响当当的男主角：李鸿章，也就是张爱玲的外曾祖父。那时，那风，那月，那也曾是一段不菲的传奇。

　　励精图治，奋发图强，李鸿章在晚清的地位自然不容忽视，他克人克己，在朝纲上自有威严。他的确是历史上的弄潮儿，然而，这么一个大人物，在自己的私生活上却很少下文章，娶了一房太太，一个姨太太，生了二子二女。

　　都说“母亲爱儿子，父亲爱女儿”。父亲，自古跟女儿有着先天的接近，无论基因，无论脾性，无论环境，无论爱好。父亲，总是爱着自己的女儿，这个世界上唯一和自己有着相似基因的女子。

　　不贪婪，不色情。只是看见她笑，自己也笑；只是看见她伤，自己也伤。绝大多数父亲，可能都这样吧。李鸿章，也是。

　　李鸿章，经常留自己的女儿和自己一起看公文。大女儿李菊耦，23岁才出嫁。在那时显然已经是大龄剩女。可是，再是如何剩，也早已经够得上“白富美”了。

　　可是说来真的奇怪，大女儿嫁谁不好，偏偏嫁给一个年长她二十来岁、死过两个太太、革职充军的老头儿——张佩纶。这算什么呢？

　　然而，生在清末，就不要多说了。现世安稳，比什么都好！

　　于是，大女儿嫁给张家，他们便在南京盖了大花园偕隐，真正过起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自在生活。

　　清末的事情暂且作罢。

　　只是在后辈们看来，大家都不喜欢这位年老的父亲，在张爱玲姑姑——张茂渊的心里，这位父亲仿佛从来没有英雄过，只是依靠自己的老婆在吃着“残羹剩饭”。英雄往往是要靠历史的衬托。时年已过，英雄成为最最不过的平凡老头了，谁还会在乎他的过往？只是，想想秋风落叶，已经没有人记得“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了。

　　大起大落，最后不过平平淡淡。说来，是历史真正的悲哀呢。

　　那时候，姑姑是位年轻的女子。她常对张爱玲说起：“我想奶奶是不愿意的。”“这老爷爷也真是——！两个女儿一个嫁给比她大二十来岁的做填房，一个嫁给比她小六岁的，一辈子嫌她老。”

　　写文字的人，从小就表现出比别人更大的好奇心。仿佛冥冥当中，这时间的美丽与丑恶总是要深刻见底。航行再远的船只，总要靠岸。当小爱玲向姑姑打听有关祖父更多信息时，姑姑只是摇摇头：“一点都不记得了。”

　　张佩纶，那么大一个英雄。真的，在小辈这里就是几句讥讽的话，草草了事。想想真够叫人伤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