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天才尘梦(1)

　　导言——天才梦

　　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视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加上一点美国式的宣传，也许我会被誉为神童。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清朝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七岁时我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悲剧。遇到笔画复杂的字，我常常跑去问厨子怎样写。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失恋自杀的女郎。我母亲批评说：如果她要自杀，她决不会从上海乘火车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为西湖诗意的背景，终于固执地保存了这一点。

　　我仅有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与少量的童话，但我的思想并不为它们所束缚。八岁那年，我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快乐村》。快乐村人是一好战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国皇帝特许，免征赋税，并予自治权。所以快乐村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耕自织，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

　　我特地将半打练习簿缝在一起，预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我就对这伟大的题材失去了兴趣。现在我仍旧保存着我所绘的插画多帧，介绍这种理想社会的服务、建筑、室内装修，包括图书馆、“演武厅”、巧克力店、屋顶花园。公共餐室是荷花池里一座凉亭。我不记得那里有没有电影院与社会主义——虽然缺少这两样文明产物，他们似乎也过得很好。

　　九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做我终生的事业。看了一张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当我弹奏钢琴时，我想象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如“珠灰”“黄昏”“婉妙”“splendour”（辉煌，壮丽），“melancholy”（忧郁），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看《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

　　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坚强，直到我16岁时，我母亲从法国回来，将她暌违多年的女儿研究了一下。

　　“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我，“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

　　我母亲给我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她教我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

　　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惊人的愚笨。我的两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试验。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的影响。

　　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风笛），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顶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港大

　　【爱玲说】成名要趁早。

　　腹有诗书的女子，并非一开始就得到上天的无限眷顾，仿佛这世界的恩宠独有一身。实际上并非如此。尽管张爱玲在很多人眼里被奉为天才，连她自己也觉得。其实，只不过是上天让这女子过多地知道，并且感受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亲情冷漠……

　　离开父亲的张爱玲，逃到了母亲那里，母亲给了她两条路让她选择：“要么嫁人，用钱打扮自己；要么用钱来读书。”为了自己的未来，张爱玲毅然选择了后者。然而，母亲的经济状况一直不好，而母女间的矛盾也在一天天地，以一种不易察觉的形式在慢慢地激化。张爱玲说：“这时候，母亲的家亦不复是柔和的了。”

　　在跟随母亲期间，张爱玲同样被视为天才，并且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入学试。然而，天才的命运总是这样坎坷：1939年的夏天，迫于战乱，张爱玲不得不离开上海这个再熟悉不过的地方，并放弃远赴伦敦的机会，而选择了香港大学。

　　初来香港，张爱玲先是一惊，看到香港的海，浓烈而阴郁，并不像其他地方的大海那样蔚蓝。这不禁勾起爱画画的张爱玲内心波澜壮阔和歇斯底里的联想——多像明信片上一抹色的死蓝色的海。

　　这对于年轻的张爱玲来说，其实是一种心情的写照。毕竟，入香港大学学习并非她的理想。美丽的英格兰之梦才是她所向往的，红色的小房子，饱满的诗情画意，下点儿小雨，让人有迷离的感觉。

　　虽然英格兰梦就这样破灭了，但值得欣喜的是，总算离开了上海这个让张爱玲伤心的地方。希望，就在不远处……

　　对于一个从小在上海待惯了的女子，这是第一次出远门，母亲和姑姑便托了在英国认识的老朋友——李开弟先生（爱慕张爱玲的姑姑，后来成为张爱玲的姑父）做张爱玲的监护人。

　　那是一个战乱的年代，能够来香港大学求学的人大多家境算是特别好的。其中不乏东南亚各国有钱华侨的子女，也有本地以及上海的一些学生，家里也都是富裕的。但张爱玲例外，也是没有办法跟他们比的。这怕就是一些出奇的人才，总是在逆境中一直成长，一直成长。爱玲，已经慢慢青年了，可是生活的寒酸在日复一日当中已经让爱玲对金钱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了。

　　然而，所谓穷人的孩子早懂事儿。张爱玲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用优异的成绩来换取相应的奖学金，这样的话，最直接的益处，便是可以节省妈妈的开支。

　　当然，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张爱玲对自己的英格兰梦始终未曾破灭，学校承诺成绩优秀的学生，毕业后可以送到英格兰去留学。张爱玲殷切地希望能获得这个机会。这样，梦不残！

　　而在此刻，外面的世界已经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政局的变化，正在一步步逼近香港。但在此时，香港还是已经支离破碎的中国文学的洞天福地。

　　1939年3月26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在香港成立，由许地山担任主持工作。当时，许地山也是香港大学的教授。

　　“七七事变”之后，很多内地的知名作家夏衍、茅盾、萧红、于伶、骆宾基、戴望舒、郭沫若等都活跃在香港，或办报纸，或从事独立创作。总之，香港这个时候的文学是空前的繁荣，成为中国抗战前期主要的文化中心之一。在香港，随处可见大量文艺刊物：《文艺阵地》《立报·音林》《星岛日报·星座》《华商报·灯塔》《大公报·文艺》《时代批评》《大风》《时代文学》等。

　　有时候，我们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但是宿命总不会让我们过早地相遇，只为了那轻轻一句：“噢，你也在这里。”貌似波澜不惊，实则千山万水。

　　这时，在张爱玲生命中最重要的男子胡兰成也出现在香港，以“流沙”的笔名在大名鼎鼎的《南华日报》担任主笔。然而，那时候，这小女子与这大丈夫并不认识。

　　张爱玲始终是专一的女子，或者也叫单一的女子吧。那段时间，张爱玲“两耳不闻窗外事”，为了实现自己小小的理想，她沉浸在“象牙塔”里，芬芳、美艳。只有她懂得。教西方文学的是位先生，具有很浓的绅士气味。他偏好莎士比亚。一般讲着，便会顺手掏出雪茄来点燃，当烟圈袅袅上升的时候，他的感觉也来了。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似乎真的很投入。教古典文学的是一位长须飘然的老先生，长袍是他的钟爱，颇有仙风道骨的味道。张爱玲很喜欢他念楚辞，“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而当他念唐诗宋词的时候，也是长安风情，汴梁遗韵……

　　张爱玲已经完全沉浸在学习当中了，自然对很多老师比较痴迷。这里面有位名叫弗朗士的历史教授。他有孩子似的红肉脸，瓷蓝眼睛，伸出来的圆下巴，头发已经稀了，脖子上一块黯败的蓝绸作为领带。上课的时候他抽烟倒像是安了个偌大的烟囱，一团黑柱，青烟直冒。即便说话，嘴唇上也永远叼着一根似有若无的香烟，翘板似的一上一下，仿佛有着高明的技术，虽然险峻，却怎么也不会落下来。烟蒂子，往外一甩，一不小心掉到女同学的蓬松的卷发上，像是“森林”快要着火。不过，幸好每次都是有惊无险。

　　张爱玲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图书馆，仿佛那里总有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人间冷暖。她如一个欣喜的孩子，发现了新大陆，扑向广阔的海洋。那乌长台，那沉得说不上来的书架子，那些精装的厚厚书籍，摸在手里有彻骨的寒。几间旧书库里显然是很久没有人来过了，一吹，灰烟四起。那些象牙签，锦套子里装着规整的清代礼服五色版图，大臣们的奏章……她甚至还找出了马卡德耐爵士出使中国谒见乾隆的相关记载。

　　她是惊！是喜！她爱旧书库里那阴冷的空气。她爱这些经年不见光日的，而略微有些霉味的书，轻轻翻动，当真是握住了古人那瘦骨嶙峋的手臂，触摸到了古中国一脉滚滚流动的血源……

　　那时，张爱玲似乎隐隐感觉到了，没有什么可以陪自己很久，要么是生离，要么是死别，唯有这些古老的文化在她弱小的血管里汩汩前行……仿佛，已经注定！一生一世！

　　张爱玲的同学来自世界各地。张爱玲自己虽然不善言辞，但是她发自内心地喜欢听同学们讲各自的故事和观点，说着各自的方言，跳家乡的舞蹈。小小寝室，充满欢乐。

　　当然在这里，张爱玲也认识了自己最好的朋友——炎樱。她有意思极了。

　　这个时候，爱玲已经向很多报纸、杂志试着投稿，《我的天才梦》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小姑娘的惊人笔法随着稿费的一次次到来，已经获得肯定。

　　天才，就是天才——天那边才刚刚亮，惊艳已经涂满云霞。

　　港战

　　【爱玲说】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过分的注意，在情感的强烈照射下，竟变成下流的、反常的。

　　有人说，面对战争可以让全部物质与琐碎追求渺小下来。对于女子来说，我们在极力撇开与战争的任何关系，然而，身于尘世，好像真的很难……

　　年轻的张爱玲一直在极力履行自己的求学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心性，似乎在有所指向的成就某些东西。

　　每天除了文字，就是画画，仿佛这女子就是为这而生的。此外，与自己的好友——炎樱插科打趣，那该是最快乐、最希望的时间。

　　然而，战争是不具备任何同情心的。1942年的腊月，惨无人道的日本帝国主义还是将铁爪赤裸裸地伸向了中国的香港这美丽的地方。张爱玲那种埋首苦读的生活常态，自然也被这场战争无情地粉碎。

　　然而，学生终归还是逃不了学生的原本心思。战争来了，我们可以不用上课，不用作业，不用挨老师的训了。于是，战争刚来，孩子们还觉得庆幸。因为12月8日正是大考的第一天，考试对于学生来说多少有点排斥。能够免考，那是千载难逢的喜事，就像是美丽的流星雨，几十年才会一见的绚丽场面。

　　当然对于真正的战争，每个人都还是抱着不同的态度。张爱玲宿舍里的一位女同学，面对战争拉起的警报，像是热锅上的蚂蚁，焦虑而着急，谁都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天哪！这位可爱的女同学，在残酷的战争面前还是不忘对衣服的热忱。叫人情何以堪呢？

　　毋庸置疑的是，这女子毕竟是有钱人家的小姐，对于社交是相当计较的。在不同的场合，她总是要找出相匹配的服装，优雅、性感、可爱……她总是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外表华丽。之后，她终于如愿以偿借到了一件宽大的黑色棉袍，这对于像苍蝇一样在头上飞舞的军机，大约是没有任何吸引力的。

　　女孩子们真是有趣极了。有位叫苏雷迦的女孩，来自马来半岛一个偏僻小镇。瘦小、略黑，有着睡意沉沉的眼睛，白牙微微外露。张爱玲觉得她“天真得可耻”。真是一个笑料百出的女孩。

　　苏雷迦曾经为这个问题困惑了好久：她选了医科，当然是要有解剖的，可是解剖的人体穿不穿衣服？

　　她，对于衣服也是情有独钟的。

　　一个炸弹掉在了宿舍隔壁，宿舍管理员不得不督促学生们到山下避避。在急难当中，她并不能忘掉自己的衣服，虽然很多人苦口婆心地劝阻：“保命要紧！”可她还是不管不顾烽火连天，硬是将自己的箱子搬到了山下。

　　那时，她参与防御工作，在红十字会充当临时看护，穿着赤铜底绿的寿字织锦缎棉袍，蹲在地上劈柴生火。

　　虽可惜，但也值了。当然，那一身装扮给了她空前的自信心，不然，她不会同那些男护士混得如此风生水起。同他们一起吃苦、开玩笑、担风险，渐渐习惯，话多了，人也干练了。

　　战争对于她，显然是难得的教育。可是，生死关头，衣服重要！可见，女人之于衣服，有着天生的嗜好。

　　人们对于战争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情绪，张爱玲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睡，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

　　是的，几十个青年死里逃生，聚在一起，有着往常的生气：有吃的，有住的，没有外界的娱乐分心。没有教授，可是有《诗经》、《论语》、诸子百家、莎士比亚等，这些大师的精髓等着他们去挖掘。

　　在这样的环境下，就像是刚解剖了一具死尸，让你吃嫩肉的感觉一模一样。

　　对于他们来说，这只是一个沉闷的过渡期。

　　在炮火连天的日子里，港大停止办公，学生被迫离开宿舍，不得不参加守城工作来解决膳宿问题。张爱玲去防空总部报了名。然而对于她来说，并不懂得什么叫“防空员”，更不知道具体要做些什么。加入防空工作后，张爱玲在冯平山图书馆住下了，在这里她找到了一部《醒世姻缘》，马上得其所哉，一连几天看得不亦乐乎。

　　看完《醒世姻缘》，张爱玲又读了《官场现形记》。或许，“谴责小说”的魅力正是让人觉得欢乐有趣，可是，里面仍有读不尽的辛酸。张爱玲被中国古代文学所倾倒。她一边愉悦地翻着，一边又担心，炸弹来了，能不能读完。好生矛盾的心理呢！

　　字印得相当小，灯光又是昏暗的，但张爱玲又想，要是真的炸弹来了，还要眼睛作甚？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或许只有在生死面前，人们才会表现出赤裸裸的最本质的东西——“饮食男女”。

　　很久以前，孔爷爷就说：“食色，性也。”虽然人类文明的教化，是为了跳出远古时期兽性的圈子。可是，一旦遇到生死问题，人的精神会失去，文明也会失去，空虚，无助！

　　休战后，张爱玲又在“大学堂临时医院”做了看护，每天看着许多生命离去，并不觉得害怕和伤感。也许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待得太久的缘故吧！即便如此，张爱玲也没有忘记看书，只要有空她便躲在屏风后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