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大臣中，无不蒙恩，独有帝师李鸿藻例外，只是皇帝又赏李鸿藻的生母姚太夫人匾额一方，御笔“锡类延龄”四字。这意思就很明白了，皇帝对李鸿藻颇致不满，赏那方匾额，无非“面子帐”，同时也是隐隐讥责：自己尽孝不可阻拦皇帝尽孝。凡是谏阻园工者，皇帝和内务府的那班人，都认为是在打击皇帝的孝心。
为此，李鸿藻不能不格外谨言慎行。这虽是明哲保身之计，实在也是为了大局。如今近臣之中，能够对皇帝剀切陈词而使得皇帝无可如何，不能不稍存忌惮之心的，还只有这么一位为他开蒙的师傅。倘或操之过急，师弟之间破了脸，就更难进言了。
当然，李鸿藻不肯说，自有人肯说，不久，张，王二人蒙皇帝“特达之知”的来历，传播人口，已不成其为秘密。有跟张英麟、王庆祺熟识的，直言相询，张英麟觉得颇为受窘，而王庆祺却不在乎，笑笑不答。
由于两人的想法不同，所以张英麟一到弘德殿，便觉局促不安，特别是看见徐桐那副道貌俨然，总是瞟着眼看他和王庆祺的样子，更如芒刺在背，迫不得已，只好常常告病假。
王庆祺则当差当得很起劲，对李鸿藻和徐桐，坦然执后辈之礼，而遇到侍读时，却当仁不让。他是代替翁同龢的一部分职司，为皇帝课诗文，每次入值，总有些题外之话，形迹相当亲密，使得徐桐既妒且羡，就越发没有好脸嘴给王庆祺看了。
“稗官说部，虽小道亦有可观焉！”皇帝有一天跟王庆祺说，“采风问俗，亦宜浏览。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没有？”
“是！”王庆祺答道，“容臣到琉璃厂访查回奏。”
“好！”皇帝又叮嘱一句：“明天就要回话，有话你跟他们说好了。”他们是指小李及乾清宫的总管太监张得喜等人。
王庆祺名为“师傅”，其实已成佞臣，因而已无法保持翰林的清望，与皇帝左右的太监常有交往。当时体会得皇帝的意思，是觅几部谈风花雪月的小说，交给太监转呈。于是便又到琉璃厂去溜了一趟，买了一部《花月痕》、一部《品花宝鉴》，等小李来讨回话时，随手带了进去。
皇帝如获至宝，当天就看到深夜，还不肯释手。第二天起，得晚了，误了“书房”，索性又看，看到七点钟，才看奏折，第一个就是文祥销假请圣安的折子，心里便有些嘀咕，怕这天军机见面时，他有一番令人不入耳的话要说。
正在发愣，小李用银盘托进一根“绿头签”来，是内务府大臣明善请见。皇帝便问：“他有什么事？”
“听说是为双鹤斋的工程。”
双鹤斋限期一个月内修好，是皇帝在十天以前所下的手谕，明善为此有所奏请，不能不见，点点头说：“叫他来吧！”
这一召见，使得皇帝大不痛快。明善奏报京内外报效园工的款子，一共才得十四万八千两，而双鹅斋虽是小修，亦需二十万两银子。因为限期赶修，特向户部商量借款，那知户部一口拒绝，有了“难处”，所以来面奏取旨。
“当初你们是怎么说来的？”皇帝厉声诘责，“如今左一个‘有难处’，右一个‘有难处’，教我怎么办？”
“不是奴才敢于推诿，实在是大家不肯同心协力，奴才几个商量，总要皇上有一道切实的上谕，事情才会顺利。”明善又说：“至于双鹤斋的工程，奴才那怕倾家荡产，也要上报鸿恩，赶在皇上万寿之前先修出来。”
因为有后面这段输诚效忠的话，皇帝的气平了些，想了想说：“你先下去！等我看看再说。”
等明善退下，就到了御养心殿接见军机的时刻。对文祥自然有一番慰问，文祥久病衰弱，说不动话，只说：“奴才有个折子，请皇上鉴纳。”
他的奏折，当天下午就递了进来，是文祥的亲笔：
“上年十月间，奴才在奉天恭读邸抄，‘修理圆明园’谕旨，仰见我皇上奉养两宫太后，曲尽孝思，无微不至。奴才虽知此举工程浩大，难以有成，惟业经明降谕旨，自不容立时中止。而中外臣民皆以当兹时势，不宜兴此巨工，众论哗然，至今未息。伏查御史德泰，前曾奏请加赋修理圆明园工程，当经恭亲王及奴才等与内务府大臣会议后，于召对时蒙两宫皇太后圣明洞鉴，以及加赋断不可行，即捐输亦万难有济，是以未经举行。天下臣民，恭读谕旨，莫不同声称颂；兹当皇上亲政之初，忽有修理圆明园之举，不独中外舆论以为与当年谕旨，迥不相符，即奴才亦以为此事终难有成也！盖用兵多年，各省款项支绌，现在被兵省分，善后事宜及西路巨饷，皆取给于捐输抽厘，而厘捐两项，已无不搜括殆尽，园工需用浩繁，何从筹此巨款？即使设法捐输，所得亦必无几，且恐徒伤国体而无济于事也。”
读到这里，下面是两句什么话，不用看也就知道了。皇帝叹口气，把文祥的奏折一丢，站起身来，往外走去，殿廷高敞，而在他的感觉中，沉闷得令人透不过气来，几乎不可片刻居了。
后院中月色溶溶，从梨花、玉兰之间，流泻在地，映出浓浓淡淡的一片暗阴，春夜的风味如酒，皇帝静静地领略了一番，忽然想到瑜嫔。正想开口，只听交泰殿的大钟响了起来，缓重宽宏的钟声，共是九下，宫门早已下钥，而且召幸瑜嫔得要皇后钤印，辗转周折，过于费事，不由得意兴阑珊，叹口气仍旧回到东暖阁。
“万岁爷歇着吧！”小李这样劝说。对于皇帝的百无聊赖的情状，他自然看得很清楚，心里也很难过，只是想不出可以为皇帝遣愁破闷的方法。
这一夜皇帝依然是看小说消磨长夜。文祥的奏折，留中不批，明善的面奏，自然亦无下文。这样等了两天，才由太监口中传出话去，要皇帝向军机面谕，或者降旨明定由户部设法拨款兴修圆明园，是决不可能的事，因为皇帝已经很清楚，说了也无用，无非徒惹一场闲气！
这对内务府来说，自是令人沮丧的消息，然而事情并未绝望，京里不行，京外还有办法可想。明善等人原来就有打算，凡是富庶的省分，都得报效，只是第二步的办法，不能不提前来用而已。
于是仍旧由明善进宫面奏，请求皇帝授权内务府，行文两湖、两广、四川、浙江各省，采办楠木、柏木、陈黄松等大件木料各三千根，所需工料款，准各省报部作“正开销”，并在一个月内报明启运日期，以资急用。
这当然可行。明善回到内务府立即办理咨文，开明清册，到兵部请领了火牌，用专差分递。一个月限期将到，浙江巡抚杨昌浚首先有了复文，但不是报明启运日期，是说“浙省无从采办，请饬内务府另行设法。”他说：“浙省向无大木，例不责令办解”，如果浙江有大木可办，“断不敢饰词诿卸，无如限于地利，穷于物产，实非人力所能强致。”同时又举了一个实证，上年奉准建造“海神庙”，所用梁柱，是在上海采办的洋木，倘或浙江出产大木，戋戋之数，何必外求？又说：“杭州省城内外，向多宽大庙宇，为列圣南巡临幸之所，军兴以后，尽成焦土，迄今十余年之久，并无一处起造，虽因民力未充，而其购料之难，亦可概见。”言外余音，大有此时不宜兴修园林之意。
接着是四川总督吴棠的奏折。他说，道光初年，奉旨采办楠柏四百余根，是在距省城数十站的打箭炉，一处“老林”中开厂砍伐，那里离水路甚远，中间隔着崇山峻岭，披荆斩棘，开辟运道，费了好几年的工夫才能搬运出山。这一次所需的数量，比前次多出数倍，而深山之中，因为经过兵火，烧的烧，砍的砍，成材巨木，极为罕见。必须多派干员，分赴夷人聚居之处，带同樵夫向导，深入老林寻觅，如有合适的木料，又要勘查道路，倘或中间隔着悬崖深涧，插翅难渡，便不得不加以放弃。即令能够运出山去，还要顾虑水路，嘉定雅州以上，都为山溪小河，舟楫不通，大木必须逐根漂放到嘉定大河，方能扎筏东下。
这两个折子，皇帝左看右看，找不出可以驳斥的地方，只好批了个“着照所请”。与务府的人，得到消息，急得跳脚，都是这样一通奏折，便轻轻卸除了千钧重担，圆明园拿什么来修？尤其是四川总督吴棠，身受慈禧太后天高地厚之恩，内务府谅他说什么也要竭诚报效，所以抱着极大的希望，那知亦来这么一套推诿的说词。所谓“恳请展缓限期”原是句试探的话，如果严限办理，则吴棠掏私囊现买大木料，当亦在所不惜，如今“着照所请”，这一“展限”就遥遥无期，不用指望了。
皇帝到底年轻，处事不够老练，明善等人，忧心忡忡，发觉此事做得相当冒失，大有难乎为继之势，然而已是骑虎难下！于是几个堂官召集得力的司官，悄悄聚会，密筹应付之道。
“事情到了头上了，说不上不算，只有硬顶着！”总司园工监督的贵宝，心中抱着孤注一掷的想法，希望把园工搞大，到不可收场之际，能把慈禧太后搬动出来，主持大计，所以这样极力主张。他说：“前年大婚，开头那会儿，不也是困难重重，这个哭穷，那个不肯给钱，到临了儿，还不是照样轰轰烈烈办得好热闹！”
崇纶比较稳重，摇着头说：“大婚是大婚，而且有六爷跟宝中堂在那儿主持，各省督抚说什么也得买面子。如今，这两个主儿，”他做了一个六、一个七的手势，意指恭王和醇王，“都在等着看热闹，咱们别弄得不好收场！”
“二大爷！”贵宝就象那恃宠的子侄，放言无忌，“你老这话可说得远了！奉旨办事，上头还有两宫太后，难道说大家真的一点儿不管？如果打咱们自己这儿就打了退堂鼓，还能指望人家起劲吗？”
“起劲也得看地方，瞎起劲，管什么用？”崇纶又说，“咱们先得看看，到底有那几处款子跟木植是靠得住的？量入为出，稳扎稳打。”
“要稳住就很难了。”明善接口说道：“广东瑞中堂那儿是靠得住的，粤海关也是靠得住的，不过就是那么一碗水，这会儿喝了，回头就没了！”粤海关的收入，向例拨充内务府经费，所以明善这样说。
“回头再说回头的。”春佑出了个主意，“我看用不着百废俱举，咱们先修一两处，弄出个样儿来，有现成的东西摆在那里，就比较容易说话了。”
这个建议，在座的人，无不首肯。决定先集中全力，兴修两处，一处是皇帝限期赶修的双鹤斋，一处是供奉列代御容的安佑宫。
“那个李光昭怎么样了？我看有点靠不住吧？”崇纶这样问说。
“不管靠得住，靠不住，反正有这么一个人替咱们出去张罗，总是好的。”
贵宝这话说到头了，崇纶默然。于是当天就把工程范围，重新安排了一下。到了三月初，双鹤斋和安佑宫，大致就绪，奏报皇帝，由小李传谕：定于三月十二日，赴安佑宫行礼。当然，这是一个借口。
到了那天，皇帝命驾出宫，带了“御前行走”的一班少年亲贵，内务府的官员和小李等人，在圆明园很周详地视察了一番，在双鹤斋传晚膳之前，召见崇纶、春佑、明善、贵宝，有所垂询。
巡视的时候，都是皇帝的话，这里的装修要奇巧玲珑，那里的楼梯要藏而不露，扈从的内务府官员，无不郑重其事地表示“遵旨”。但到了召见时，就尽是跪在皇帝面前的那四个人的话了。
说来说去还是钱，捐款总数还不到三十万，各处的硬装修，用花梨木或紫檀雕花，一堂称为一槽，总计五十二槽，向粤海关“传办”三分之二，其余三分之一的小件，在京招商承办。此外的木植，除了四川总督吴棠，有一句口惠而实不至的“展缓限期”的承诺以外，其余各省，无不胪举理由，表示“非敢饰词推诿，实为室碍难行”。估算要几百万银子的工料款，从何着落？
皇帝越听越心烦，最后只有这样吩咐：“你们瞧着办，那一笔款子可以动用，只要跟各该衙门说通了，我一定照准。”
这话等于未说，如果各该衙门说得通，又何必上烦宸衷？内务府三大臣一司官回城以后，赶紧又召集会议，将内务府及工部每年例修的经费，一笔一笔仔细估量，能够动用的都列了出来，也不过二十万两银子，戋戋之数，无济于事，只有尽量先用在慈禧太后常在查问进度的“天地一家春”上面。
※ ※ ※
过了皇帝万寿，贵宝听说成麟已经回京，刚要派人去找，成麟自己到内务府报了到，带来了一段吕宋洋木的样子，说是李光昭已经在香港定购了三万二千尺的洋木。这自然是一个好消息，三万二千尺洋木，比实际需要的，还差得很多，但有这样一个急公好义的商人，能报效数万银子，足以杜塞悠悠之口，拿他作个榜样，劝令捐输，所以贵宝非常兴奋。
延入室内，略作旅途安好的寒暄，成麟未谈正题，先要求贵宝左右回避，同时脸色阴郁，一看就知事情不妙。
“贵大爷，”成麟第一句话就是：“咱们上了那个姓李的当了！”
由于心理上先有准备，贵宝不致于大吃一惊，沉着地问道：“怎么呢？你慢慢儿说。”
“姓李的话，十句当中只好听一句，简直就叫荒唐透顶！”成麟哭丧着脸说，“贵大爷，我可真不得了！将来绳子、毒药，不晓得死在那一样东西上头。”
这一说，贵宝不能不吃惊，“何致于如此？”他强自镇静着，“你说说，那姓李的是怎么一个人？”
李光昭是广东客家人，寄居海口多年，倒是认识好些洋人，但专以诈骗为业，骗到了一溜了之，打听到洋人已离海口，才又出现。
两年前李光昭跟洋人做了一笔生意，把襄河出口之处的一片荒地，卖了给洋人，洋人上了当，心有不甘，跟李光昭提出交涉，要求退回原款。李光昭骗来的钱，一半还债，一半挥霍，早已光光大吉。于是跟洋人商量，说可以筑一道堤，使得那片低洼荒地，不生水患，而且也带了洋人实地去勘察过，只要能把堤筑起来，这片荒地确可成为有用之地。
等他装模作样，雇了几名土工，打线立桩，立刻便有人出面干涉，这个人是当地的绅士，名叫吴传灏。
吴传灏是受地方委托，向李光昭提出交涉。那片滨水荒地，是襄水宣泄之区，根本没有什么人承粮管业，等于是无主公地，如果筑上一道堤，襄水大涨时，没有出路，必致泛滥成灾，汉阳三镇的老百姓，岂不大受其害？
李光昭何尝不明白这番道理，但为了对洋人有所交代，仰起脸大打官腔，非要筑堤不可，当时几乎动武，还是洋人劝架，才不曾打得头破血流。而李光昭的这些近乎苦肉计的做作，吴传灏当然不会了解，只觉得此人不可埋喻，唯有控之于官，于是由汉阳县到汉阳府，再从汉黄德道告到巡抚、藩司、臬司“三大宪”那里，无不贴出煌煌告示，严禁筑堤，以保民生。
“我们大清国是有国法的，”李光昭对洋人说，“朝廷是讲道理的，地方官吏一定敷衍地方士绅。不要紧，我到京里去告，非把官司打胜了不可。”
李光昭就此借“京控”为名，摆脱了洋人的羁衅，也是他如何到了京师的来龙去脉。贵宝一听，倒抽一口冷气，不过内务府的人做事，向来顾前不顾后，所以贵宝转念一想，这个李光昭倒有些本事，且听听下文再说。
“李光昭是早就打听好了的，知道洋人已经认倒霉回了国，才敢回汉口。”成麟又说，“在路上他印了一张衔条：‘奉旨采运圆明园木植李’，又做了两面旗子，要在船上挂出来。我看这样子要出事，把当年小安子让丁宫保砍了脑袋的事一说，才算把他拦住。这个人的花样真多，胆也真大，跟洋人极熟，也许闯得出什么名堂来。”
事多话长，成麟讲得又不甚有条理，因此贵宝一时颇感茫然，但最后这句话却是很清楚，成麟见闻所及，对李光昭的信心未失。但何以前面又说得他那样不堪？前后对照，成麟到底是什么意思，倒要问他一问。
“到汉口一打听，木植如果现伐，得三年才能出山。”成麟未待贵宝开口，先就讲他回京的原因：“李光昭跟我说，不如到香港买洋木。到了香港，跟一个洋商定了三万二千尺洋木，就是我带回来的样子，李光昭付了定洋，说要两下凑钱，我特地赶回京来筹款。贵大爷，”老实的成麟以一种十分难看奇异的表情说，“为了补缺，我也顾不得了，我能凑多少就买多少洋木，作为我的报效，那时要贵大爷作主，别埋没了我的苦心。若是我叫李光昭骗了，也要请贵大爷替我伸冤。”
贵宝一听这话，只觉得他可怜，便安慰他说：“不致于那样！你的辛苦，上头都知道，小心谨慎去办吧！”
得了这两句微带嘉许的话，成麟的勇气又鼓了起来。便下了个帖子，约请了几个至亲好友，在西河沿的龙源楼便酌，预备请大家帮忙，凑一笔整款借给他去报效木植，好补上笔帖式的实缺。
约的是下午五点钟，一到那里，发觉情形有异，两三个便衣壮汉，在门口靠柜台站着，双目灼灼，只是注意进出的食客。接着澂贝勒到了，直接上楼，有个壮汉便拦着成麟，不许他踏上楼梯，成麟越觉困惑。
一样地，楼上伺候靠东雅座的跑堂也大惑不解，澂贝勒他是认得的，却不知另一个华服少年是谁？看澂贝勒弯腰耳语，似乎此人来头不小。
正在张望得起劲，那位贵客随带的俊仆，一扭脸发现了跑堂，立刻就把眼一瞪，其势汹汹地奔了过去。
“你懂规矩不懂？”他将跑堂的往外一推，低声喝问。
跑堂的偷窥顾客的动静，是饭馆里的大忌，那人自知理屈，赶紧陪笑哈腰地道歉：“二爷别生气！是我看得刚才进来的那位大爷眼熟……。”
“什么眼熟眼生的！”他抢着说道，“你这儿如果打算要这个主顾，就少噜苏。拿帐来！”
跑堂答应着到柜上算了帐，用个小纸片写个银码，回到楼上，只见那俊仆还在等着，便请教“主家”尊姓，以便挂帐。那俊仆摇摇头付了现银。跑堂的再三说好话不肯收。那是京里的风俗，非得这样才能拉住主顾，主顾虽持付现，便是看不起那家饭馆，不屑往来之意。所以跑堂的相当着急，以为真是为了刚才的行动失检，得罪了贵客。
就这一个要给银子，一个不肯收的当儿，只见澂贝勒已陪着华服少年出了雅座，俊仆随即跟在后面，一引一从，径自下楼。龙源楼门前停着一辆极其华丽的后档车，等华服少年上了车，澂贝勒亲自跨辕，丝鞭扬处，绝尘而去，惹得路人无不侧目。
到这时候，那些壮汉才扬长而去，成麟亦方得上楼，心里只是猜疑，估不透那华服少年是谁？倒把自己的正事都忘掉了。
他来得太早了些，虽经此耽搁，客人尚还一个未到，跑堂的沏上茶来，成麟便跟他闲聊，问起华服少年。由于他是熟客，跑堂的掀开门帘，看清没有人偷听，才凑到他身边，用极低的声音说道：“我跟你老说了吧，你老可千万放在肚子里。
那位十八九岁，长得极清秀的小爷，是当今皇上。”成麟吓一大跳，“你别胡说！那有个皇上下馆子吃饭的？”话是这么说，他也并不是坚决不信，因为想到澂贝勒已加了郡王衔，而竟替那人跨辕，则身分的尊贵，起码是个亲王，如今那有这么一个皇子？
“一点都不假。”那跑堂又说：“是鸿胪寺的立五爷说的。立五爷还在西头那间雅座，他常在宫里当差，不知见过皇上多少回，错不了！”
成麟舒了口气，心里异常好奇，看样子是不假，但皇上溜出宫来，微服私行，总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看他还似不信，跑堂的便又举证：“宣德楼的那段新闻，你老总该知道？”
“宣德楼出了什么新闻？”成麟问道：“我去年出京，这两天刚回来，一点都不知道。”
“那就怪不得了！”跑堂的说，“翰林院的张老爷、王老爷，在那儿遇见了皇上，皇上还让王老爷唱了一段白门楼，夸他赛似活吕布。一过了年都升了官了。”
愈说愈奇，也愈教成麟不能相信，然而无法再往下追问，因为他所请的客人，已陆续来赴约了。
这些客人包括成麟的表兄巴颜和在内，听得成麟相邀，当他跟李光昭出京，大功已成，设宴庆贺，所以一见面纷纷道贺。越是恭维得好听，成麟心里越难过，也越着急，因为借钱的话，更难出口了。
好不容易，成麟才把话引入正题，说是自己也打算买一批洋木报效，希望大家先凑一笔钱出来。
“老三，”巴颜和不等他毕其词，就性急地问，“那李知府不是说，能凑十几万银子买洋木吗？”
“不错！”成麟赶紧接口，“不过他是他的，我是我的。”
“这话就不对了！”巴颜和疑云大起，“当初原是这么说的，一起出京办木植，他出钱，你出力，将来劳绩的保案上去，优叙大家有分，只要他补上了实缺知府，你起码也能补上一个九品笔帖式，何用你花钱报效？”
这话把成麟问得张口结舌，原形毕露。于是有人敷衍着说：“成三哥犯不上花这钱。即使真要报效，等李知府的木植运到，匀出多少，归你的名下，该多少价款，我们想法子凑了还他。”
成麟心里有数，这还是人家顾他面子的说法，倘不知趣，再说下去，就要盘诘李光昭的底细，会弄得很难堪。所以装作很感激地拱手说道：“这样也很好。到时候真要那么办，我再请各位帮忙。”
这顿饭，在客人自是吃得索然寡味，做主人的则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但官梦震醒，而且还得应付巴颜和的索债：
他经手替李光昭代借的五百两银子。
这里所谋成空，李光昭却还在广州盼望。看看资斧不继，后路茫茫，一不做，二不休，悄悄在广州置办了动用物品，带着他那名十分玲珑的跟班，名叫李贵的到了香港。
一到就住进香港最大的得利客栈，包了两间房，一间作卧室，一间作起坐，房门上贴出一条梅红长笺，大书“钦派圆明园工程监督李寓”，命李贵在跟别人谈到他时，称为“钦差”。又弄了几口大皮箱，里面不知道装的什么东西，外面贴着“奉旨采办圆明园木植李”的衔条，放在起坐间里，进门客人，一望而知。同时雇了一顶绿呢大轿，每天穿起公服，戴一副大墨晶眼镜，招摇过市。
这一下，立刻便有人来兜生意，因为两广总督衙门和粤海关有圆明园工的“传办事件”，是香港商场都知道的，所以都不疑李光昭假冒。谈生意照例先拜会，后邀宴，有此一番酬酢，才讲到正题，李光昭便天高皇帝远地大吹特吹，提到木植，说是既买洋木，便得跟洋商直接打交道，免得中间剥削。别人不知道他是骗惯了洋商的，都当他精明能干，便真的替他找洋商的路子。
结果找到一个法国人，名叫安奇，一谈之下，十分契合。李光昭决定买三万尺的洋木，谈好价钱，要付定金的时候，李光昭连连冷笑，说是象这样的生意，只有买主先孝敬经手人的，如何先要定金？大清皇帝买洋木，还怕少了他的价款？等木植运到天津，验明货样，自然照价发款，内务府办事的规制一向如此。
于是签了约。自然，安奇有安奇的打算。
安奇在中国已有多年，但运气不好，经商迭遇风险，在广州和香港，欠下了好些债，能有这笔大生意，可以一苏涸辙，所以格外迁就。至于李光昭的来历，他虽也怀疑，却认为不致遭受任何损失，因为他对中国的官场，极其了解，天津教案发生时，曾亲历其境，看透了中国人办洋务，只讲保住虚面子，暗地里多大的亏都肯吃的。如今李光昭所签的约，有“圆明园李监督代表大清皇帝立约”字样，果然属实，则等货到天津，一经验收，不怕拿不到钱，倘或假冒，则可请求领事提出交涉，一口咬定大清皇帝悔约。他深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是最会做官的，必不肯为了上十万银子，闹出大清皇帝悔约的纠纷，贻笑列国，颜面不保。
在李光昭，也有一个如意算盘。他在广州的时候，已经知道圆明园工程欲罢不能，而最困难的是，缺乏木料，慈禧太后万寿期近，需求甚亟，只要有一船洋木到了天津，不怕内务府的人不听自己的话。他预备这样说：洋木总值是三十万，自己答应过报效十万银子，扣除以外，应找二十万两。付掉安奇的价款，起码还能多十万银子。拿这笔钱在吏部加捐一个“大花椽”，把没有“部照”的候选知府，弄成个真的，等奖叙的旨意下来，再打点打点，搞个“不论双单月”，遇缺尽先补的名堂，然后走路子指明分发到湖北，那就扬眉吐气了。
两个人各有打算，彼此凑合，签下了一纸英文的合同。安奇认为照商场的惯例，不付定金，合同无效，坚持要“意思，意思”，那怕一块钱都行。李光昭倒也慷慨，付了十块银光闪亮的墨西哥鹰洋。
合同很简单，口头谈得详细。安奇表示他在小吕宋有人替他办货，由香港打电报到加尔各答，再由伦敦转到小吕宋，至多半个月工夫，货色就可运到香港，然后一起随船到天津，交货领价。
这笔交易一做，李光昭成了香港商场上的知名人物，有人想做内务府的生意；有人想捐官；有人为打官司准备“京控”要找路子，都来拜托。李光昭来者不拒，无不拍胸保证，一定帮忙。于是有人为他惠客栈的帐，有人送“程仪”，真有如鱼得水，左右逢源之乐。
那知乐极生悲，就在洋木将到香港的前一天，安奇喝酒大醉，在九龙到香港的渡船上，失足落海，等捞救上船，已经一命呜呼，债主闻讯齐集，分掉了那一船洋木。
李光昭得到信息，大惊失色，赶到安奇的洋行里去打听，得知大家分配洋木抵偿债务的经过，还想挽救，劝安奇的债主们，仍旧把洋木运到天津，照约行事，保证所得到的现款，比此刻瓜分木料来得划算。无奈合同的一方已经亡故，契约责任，自然归于消灭，倘或出了纠纷，打官司不能传安奇到案，必输无疑。所以任令李光昭说得舌敝唇焦，大家只是摇头不允。
这一下害得李光昭进退维谷，大为狼狈。绕室徘徊了一夜，终于恍然大悟，“安奇死了，还有别人。洋商不曾死绝，何妨照样再来一次！”他欣喜地自语着，“对！就是这么办。”
这一次找到的也是一个法商，名叫勃威利，洋行设在福州，因而谈妥了便到福州去签约。
勃威利专门经营木材，在中国的业务，委托福州美商旗昌洋行代理，所以这张合同，亦由旗昌洋行出面代订，勃威利连带签署负责。合同中载明订购洋木三船，共计三万五千英尺，连运费在内，每尺银圆一元五角五分，总计五万四千二百五十元，在三十天内运到天津，立即验收给价，每船每迟延一日，津贴泊船费用五十元。至于定金，照安奇的成例，只付了十块鹰洋。
办好手续，李光昭携带英文合约和木样，坐海轮北上，一到天津，先禀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根据内务府奏准的原案，请求饬令天津海关，免税放行，一面向内务府呈报，说是“亲自航海，运来大木，将抵天津大沽，请派员点收”，同时附呈木样。至于木植数量价格，李光昭因为京中官员不懂英尺大小，也不晓得洋木价格，索性滥报，说第一船洋木共有五万五千五百余洋尺，总值三十万两。
正好，两广总督瑞麟，亦专差解到一批洋木的木样，摆在内务府内，看着能否合用，如果合用，“即行购买运解”，内务府的官员，拿李光昭的木样，放在一起验看，认为统通合用，分呈奏报皇帝“请旨”。
对广东的处置，比较简单，只是说明情形，请旨饬令两广总督、广东巡抚，迅速购办，解运进京。关于李光昭的那一部分，却有些疑问，因为有懂洋木行情的，说洋尺比中国的“三元尺”来得小，而五万五千多洋尺的木植，也不须三十万银子。因此，内务府大臣决定请旨“饬下直督，就近派员，按李光昭所禀根件数目尺寸，验收造册咨送臣衙门，一面由该督迅速设法，运赴圆明园工程处查收，再由臣等查验，是否与所报相符，核实估计价值，奏明请旨，格外恩施，以昭激励。”
这样做法，另有深意，首先是一笔运费，着落在李鸿章身上，不管他将来如何报销，内务府可以不必花钱。再是在李光昭身上留下一个伏笔，就凭“核实估计价值”这句话，就有许多好处。
皇帝自然“依议”。于是内务府抄录原奏及李光昭的原呈，办公文咨请直隶总督衙门照办。经此周折，已是一个月过去，勃威利运到天津的第一船洋木，已经在码头上停泊了二十天，而且洋商跟勃威利已经发生纠纷了。
在福州，李光昭可以吹得天花乱坠，一到天津，不见码头上有任何官员，来照料这批由大清皇帝派人代表立约订购的木料，押运的洋商，便起疑心。催着李光昭收货给价，李光昭只是支吾敷衍，几天以后，连他的人影子都见不到了，于是向美国驻天津领事署申诉，提出交涉。
就在这时候，神武门出了一个乱子，皇帝微服游幸，日暮归来，拉车的一匹马不知怎么受了惊吓，由神武门狂奔入宫，直到景运门，才经守卫宫门的护军拦住。这件事被当作新闻一传，皇帝的荒唐行径，连带地也播传人口了。李鸿藻忍无可忍，决定犯颜直谏，而造膝密陈，因为体制攸关，毕竟不能畅所欲言，所以亲自缮了一通密折，当面递给皇帝。
李鸿藻跟皇帝是师生的情谊，十三年来，除却母丧守制那三年，几于无日不见。所以皇帝的性情如何，只有他最了解。外和而内刚，好面子，重感情，秉性又极其机敏，谏劝之道，只有相机开陈，或者取瑟而歌，暗中譬喻。这年会试，李鸿藻以副主考入闱，第三场文题：“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以及试贴诗，“赋得无逸图，得勤字五言八韵”的题目，就出于他所拟，而意在讽劝。此刻所上的密折，措词仍是浅明而宛转。首先引用上年皇帝亲政，两宫太后在养心殿召见亲贵大臣，面谕辅助皇帝，知无不言的训谕，作为建言的根据，接着便“沥陈愚悃”，说的是：
“伏思皇上亲政以来，一年有余矣！刻下之要务，不可不亟讲求者，仍不外读书、勤政二端，敢为我皇上敬陈之：前数年皇上日御弘德殿读书，心志专一，经史记诵甚熟，读书看折，孜孜讨究，论诗楷法，亦日见精进；近则工夫间断，每月书房不过数次，且时刻匆促，更难有所裨益，不几有读书之名，而无读书之实乎？夫学问与政事相为表里，于学问多一分讲求，即于政事多一分识见，二者诚不可偏废也。伏愿我皇上懔遵皇太后懿旨，每日办事之后，仍到书房，计真讨论，取从前已读已讲之书，逐日温习，以思其理；未读未讲之书，从容考究，以扩其识，诗论必求其精通，字画必求其端整。沉心静气，涵养圣德，久而久之，自受益无穷矣。皇上亲政之初，凡仰蒙召对者，莫不谓天禀聪明，清问周至，钦佩同深，气象为之一振。迩来各部院值日诸臣，未蒙召见，人心又渐懈矣！咸丰年间，文宗显皇帝每日召见多至八九起，诚以中外利弊，非博采旁咨，无以得其详细也。若每见不过一二人，每人泛问三数语，则人才之贤否，政事之得失，何由得悉乎？夫臣下之趋向，视朝廷为转移，皇上办事早，则诸臣莫敢不早；皇上办事细，则诸臣莫敢不细！不如是则相率偷安，苟且塞责，其流弊有不可胜言者。伏愿我皇上仰法祖宗定制，辨色视朝，虚心听言，实事求是；于披览章奏之际，必求明其所以然，则事理无不贯通矣。而又勤求法制，屏无益之游观；轸念时艰，省无名之兴作。”
通篇文章，要紧的就是最后这两句话，但摆在数百言论读书勤政之道以后，文字就显得不够力量。皇帝看完，不以为忤，却也没有摆在心上。
李鸿藻则是一心盼望着，皇帝会虚己以听，或者召见，或者见诸行动，有改悔的迹象，结果什么都没有！自然大感失望。他所听到的是许多流言，其中最离奇的一说是，皇帝曾出现在陕西巷，韩家潭一带，那里是有名的“八大胡同”，犹如唐朝长安的平康坊，“苏帮”的“清吟小班”集中之区，岂是万乘天子所能驻驾的地方？因此，李鸿藻说什么也不能相信。然而惊疑莫释，只好去请教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荣禄，跟李鸿藻是至交，他由工部侍郎调任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但始终是醇王手下的一员“大将”，负着保护京师的重任。
“有这回事。”荣禄对李鸿藻无所顾忌，直言相告，“不但到了八大胡同，还有下三滥的地方。”
李鸿藻大惊失色，话都说不俐落了：“那，那是什么地方？”
言语便给的荣禄，迟疑未答，因为一则李鸿藻不会知道那些地方，解释不明白，再则亦真不忍言！想了想，这样答道：“四哥，你就甭问了！”
李鸿藻心如刀绞，坐在那里，半晌作声不得，思潮激荡之下，挤出一句话来：“怎么跑到那些地方去了呢？”
“不能老逛八大胡同啊！”荣禄答道：“清吟小班是内务府那班阔大爷的天下，多在内廷当过差，全都认得，撞见了怎么办？”
“你遇见过没有？”
“没有。”荣禄答道：“我也不敢！四哥，你想，真要遇见了，我怎么办？只有暗中保护，不敢露一点儿痕迹。”
“唉！”李鸿藻长叹一声，不知不觉地滚出来两滴眼泪。
“园工非停不可了！”荣禄面色凝重地说，“日本人居心叵测，如果不免一战，军费就很为难，那经得住再兴大工？”
粉墨春秋汪精卫缇萦风尘三侠(高阳)乾隆韵事任公与刁间正德外记慈禧全传八大胡同艳闻秘事大浪淘沙李鸿章丁香花荆轲明朝的皇帝清官册、假官真做汉宫名媛王昭君草莽英雄买命红顶商人胡雪岩全传乞女临邛卓家吕不韦为此，李鸿藻不能不格外谨言慎行。这虽是明哲保身之计，实在也是为了大局。如今近臣之中，能够对皇帝剀切陈词而使得皇帝无可如何，不能不稍存忌惮之心的，还只有这么一位为他开蒙的师傅。倘或操之过急，师弟之间破了脸，就更难进言了。
当然，李鸿藻不肯说，自有人肯说，不久，张，王二人蒙皇帝“特达之知”的来历，传播人口，已不成其为秘密。有跟张英麟、王庆祺熟识的，直言相询，张英麟觉得颇为受窘，而王庆祺却不在乎，笑笑不答。
由于两人的想法不同，所以张英麟一到弘德殿，便觉局促不安，特别是看见徐桐那副道貌俨然，总是瞟着眼看他和王庆祺的样子，更如芒刺在背，迫不得已，只好常常告病假。
王庆祺则当差当得很起劲，对李鸿藻和徐桐，坦然执后辈之礼，而遇到侍读时，却当仁不让。他是代替翁同龢的一部分职司，为皇帝课诗文，每次入值，总有些题外之话，形迹相当亲密，使得徐桐既妒且羡，就越发没有好脸嘴给王庆祺看了。
“稗官说部，虽小道亦有可观焉！”皇帝有一天跟王庆祺说，“采风问俗，亦宜浏览。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没有？”
“是！”王庆祺答道，“容臣到琉璃厂访查回奏。”
“好！”皇帝又叮嘱一句：“明天就要回话，有话你跟他们说好了。”他们是指小李及乾清宫的总管太监张得喜等人。
王庆祺名为“师傅”，其实已成佞臣，因而已无法保持翰林的清望，与皇帝左右的太监常有交往。当时体会得皇帝的意思，是觅几部谈风花雪月的小说，交给太监转呈。于是便又到琉璃厂去溜了一趟，买了一部《花月痕》、一部《品花宝鉴》，等小李来讨回话时，随手带了进去。
皇帝如获至宝，当天就看到深夜，还不肯释手。第二天起，得晚了，误了“书房”，索性又看，看到七点钟，才看奏折，第一个就是文祥销假请圣安的折子，心里便有些嘀咕，怕这天军机见面时，他有一番令人不入耳的话要说。
正在发愣，小李用银盘托进一根“绿头签”来，是内务府大臣明善请见。皇帝便问：“他有什么事？”
“听说是为双鹤斋的工程。”
双鹤斋限期一个月内修好，是皇帝在十天以前所下的手谕，明善为此有所奏请，不能不见，点点头说：“叫他来吧！”
这一召见，使得皇帝大不痛快。明善奏报京内外报效园工的款子，一共才得十四万八千两，而双鹅斋虽是小修，亦需二十万两银子。因为限期赶修，特向户部商量借款，那知户部一口拒绝，有了“难处”，所以来面奏取旨。
“当初你们是怎么说来的？”皇帝厉声诘责，“如今左一个‘有难处’，右一个‘有难处’，教我怎么办？”
“不是奴才敢于推诿，实在是大家不肯同心协力，奴才几个商量，总要皇上有一道切实的上谕，事情才会顺利。”明善又说：“至于双鹤斋的工程，奴才那怕倾家荡产，也要上报鸿恩，赶在皇上万寿之前先修出来。”
因为有后面这段输诚效忠的话，皇帝的气平了些，想了想说：“你先下去！等我看看再说。”
等明善退下，就到了御养心殿接见军机的时刻。对文祥自然有一番慰问，文祥久病衰弱，说不动话，只说：“奴才有个折子，请皇上鉴纳。”
他的奏折，当天下午就递了进来，是文祥的亲笔：
“上年十月间，奴才在奉天恭读邸抄，‘修理圆明园’谕旨，仰见我皇上奉养两宫太后，曲尽孝思，无微不至。奴才虽知此举工程浩大，难以有成，惟业经明降谕旨，自不容立时中止。而中外臣民皆以当兹时势，不宜兴此巨工，众论哗然，至今未息。伏查御史德泰，前曾奏请加赋修理圆明园工程，当经恭亲王及奴才等与内务府大臣会议后，于召对时蒙两宫皇太后圣明洞鉴，以及加赋断不可行，即捐输亦万难有济，是以未经举行。天下臣民，恭读谕旨，莫不同声称颂；兹当皇上亲政之初，忽有修理圆明园之举，不独中外舆论以为与当年谕旨，迥不相符，即奴才亦以为此事终难有成也！盖用兵多年，各省款项支绌，现在被兵省分，善后事宜及西路巨饷，皆取给于捐输抽厘，而厘捐两项，已无不搜括殆尽，园工需用浩繁，何从筹此巨款？即使设法捐输，所得亦必无几，且恐徒伤国体而无济于事也。”
读到这里，下面是两句什么话，不用看也就知道了。皇帝叹口气，把文祥的奏折一丢，站起身来，往外走去，殿廷高敞，而在他的感觉中，沉闷得令人透不过气来，几乎不可片刻居了。
后院中月色溶溶，从梨花、玉兰之间，流泻在地，映出浓浓淡淡的一片暗阴，春夜的风味如酒，皇帝静静地领略了一番，忽然想到瑜嫔。正想开口，只听交泰殿的大钟响了起来，缓重宽宏的钟声，共是九下，宫门早已下钥，而且召幸瑜嫔得要皇后钤印，辗转周折，过于费事，不由得意兴阑珊，叹口气仍旧回到东暖阁。
“万岁爷歇着吧！”小李这样劝说。对于皇帝的百无聊赖的情状，他自然看得很清楚，心里也很难过，只是想不出可以为皇帝遣愁破闷的方法。
这一夜皇帝依然是看小说消磨长夜。文祥的奏折，留中不批，明善的面奏，自然亦无下文。这样等了两天，才由太监口中传出话去，要皇帝向军机面谕，或者降旨明定由户部设法拨款兴修圆明园，是决不可能的事，因为皇帝已经很清楚，说了也无用，无非徒惹一场闲气！
这对内务府来说，自是令人沮丧的消息，然而事情并未绝望，京里不行，京外还有办法可想。明善等人原来就有打算，凡是富庶的省分，都得报效，只是第二步的办法，不能不提前来用而已。
于是仍旧由明善进宫面奏，请求皇帝授权内务府，行文两湖、两广、四川、浙江各省，采办楠木、柏木、陈黄松等大件木料各三千根，所需工料款，准各省报部作“正开销”，并在一个月内报明启运日期，以资急用。
这当然可行。明善回到内务府立即办理咨文，开明清册，到兵部请领了火牌，用专差分递。一个月限期将到，浙江巡抚杨昌浚首先有了复文，但不是报明启运日期，是说“浙省无从采办，请饬内务府另行设法。”他说：“浙省向无大木，例不责令办解”，如果浙江有大木可办，“断不敢饰词诿卸，无如限于地利，穷于物产，实非人力所能强致。”同时又举了一个实证，上年奉准建造“海神庙”，所用梁柱，是在上海采办的洋木，倘或浙江出产大木，戋戋之数，何必外求？又说：“杭州省城内外，向多宽大庙宇，为列圣南巡临幸之所，军兴以后，尽成焦土，迄今十余年之久，并无一处起造，虽因民力未充，而其购料之难，亦可概见。”言外余音，大有此时不宜兴修园林之意。
接着是四川总督吴棠的奏折。他说，道光初年，奉旨采办楠柏四百余根，是在距省城数十站的打箭炉，一处“老林”中开厂砍伐，那里离水路甚远，中间隔着崇山峻岭，披荆斩棘，开辟运道，费了好几年的工夫才能搬运出山。这一次所需的数量，比前次多出数倍，而深山之中，因为经过兵火，烧的烧，砍的砍，成材巨木，极为罕见。必须多派干员，分赴夷人聚居之处，带同樵夫向导，深入老林寻觅，如有合适的木料，又要勘查道路，倘或中间隔着悬崖深涧，插翅难渡，便不得不加以放弃。即令能够运出山去，还要顾虑水路，嘉定雅州以上，都为山溪小河，舟楫不通，大木必须逐根漂放到嘉定大河，方能扎筏东下。
这两个折子，皇帝左看右看，找不出可以驳斥的地方，只好批了个“着照所请”。与务府的人，得到消息，急得跳脚，都是这样一通奏折，便轻轻卸除了千钧重担，圆明园拿什么来修？尤其是四川总督吴棠，身受慈禧太后天高地厚之恩，内务府谅他说什么也要竭诚报效，所以抱着极大的希望，那知亦来这么一套推诿的说词。所谓“恳请展缓限期”原是句试探的话，如果严限办理，则吴棠掏私囊现买大木料，当亦在所不惜，如今“着照所请”，这一“展限”就遥遥无期，不用指望了。
皇帝到底年轻，处事不够老练，明善等人，忧心忡忡，发觉此事做得相当冒失，大有难乎为继之势，然而已是骑虎难下！于是几个堂官召集得力的司官，悄悄聚会，密筹应付之道。
“事情到了头上了，说不上不算，只有硬顶着！”总司园工监督的贵宝，心中抱着孤注一掷的想法，希望把园工搞大，到不可收场之际，能把慈禧太后搬动出来，主持大计，所以这样极力主张。他说：“前年大婚，开头那会儿，不也是困难重重，这个哭穷，那个不肯给钱，到临了儿，还不是照样轰轰烈烈办得好热闹！”
崇纶比较稳重，摇着头说：“大婚是大婚，而且有六爷跟宝中堂在那儿主持，各省督抚说什么也得买面子。如今，这两个主儿，”他做了一个六、一个七的手势，意指恭王和醇王，“都在等着看热闹，咱们别弄得不好收场！”
“二大爷！”贵宝就象那恃宠的子侄，放言无忌，“你老这话可说得远了！奉旨办事，上头还有两宫太后，难道说大家真的一点儿不管？如果打咱们自己这儿就打了退堂鼓，还能指望人家起劲吗？”
“起劲也得看地方，瞎起劲，管什么用？”崇纶又说，“咱们先得看看，到底有那几处款子跟木植是靠得住的？量入为出，稳扎稳打。”
“要稳住就很难了。”明善接口说道：“广东瑞中堂那儿是靠得住的，粤海关也是靠得住的，不过就是那么一碗水，这会儿喝了，回头就没了！”粤海关的收入，向例拨充内务府经费，所以明善这样说。
“回头再说回头的。”春佑出了个主意，“我看用不着百废俱举，咱们先修一两处，弄出个样儿来，有现成的东西摆在那里，就比较容易说话了。”
这个建议，在座的人，无不首肯。决定先集中全力，兴修两处，一处是皇帝限期赶修的双鹤斋，一处是供奉列代御容的安佑宫。
“那个李光昭怎么样了？我看有点靠不住吧？”崇纶这样问说。
“不管靠得住，靠不住，反正有这么一个人替咱们出去张罗，总是好的。”
贵宝这话说到头了，崇纶默然。于是当天就把工程范围，重新安排了一下。到了三月初，双鹤斋和安佑宫，大致就绪，奏报皇帝，由小李传谕：定于三月十二日，赴安佑宫行礼。当然，这是一个借口。
到了那天，皇帝命驾出宫，带了“御前行走”的一班少年亲贵，内务府的官员和小李等人，在圆明园很周详地视察了一番，在双鹤斋传晚膳之前，召见崇纶、春佑、明善、贵宝，有所垂询。
巡视的时候，都是皇帝的话，这里的装修要奇巧玲珑，那里的楼梯要藏而不露，扈从的内务府官员，无不郑重其事地表示“遵旨”。但到了召见时，就尽是跪在皇帝面前的那四个人的话了。
说来说去还是钱，捐款总数还不到三十万，各处的硬装修，用花梨木或紫檀雕花，一堂称为一槽，总计五十二槽，向粤海关“传办”三分之二，其余三分之一的小件，在京招商承办。此外的木植，除了四川总督吴棠，有一句口惠而实不至的“展缓限期”的承诺以外，其余各省，无不胪举理由，表示“非敢饰词推诿，实为室碍难行”。估算要几百万银子的工料款，从何着落？
皇帝越听越心烦，最后只有这样吩咐：“你们瞧着办，那一笔款子可以动用，只要跟各该衙门说通了，我一定照准。”
这话等于未说，如果各该衙门说得通，又何必上烦宸衷？内务府三大臣一司官回城以后，赶紧又召集会议，将内务府及工部每年例修的经费，一笔一笔仔细估量，能够动用的都列了出来，也不过二十万两银子，戋戋之数，无济于事，只有尽量先用在慈禧太后常在查问进度的“天地一家春”上面。
※ ※ ※
过了皇帝万寿，贵宝听说成麟已经回京，刚要派人去找，成麟自己到内务府报了到，带来了一段吕宋洋木的样子，说是李光昭已经在香港定购了三万二千尺的洋木。这自然是一个好消息，三万二千尺洋木，比实际需要的，还差得很多，但有这样一个急公好义的商人，能报效数万银子，足以杜塞悠悠之口，拿他作个榜样，劝令捐输，所以贵宝非常兴奋。
延入室内，略作旅途安好的寒暄，成麟未谈正题，先要求贵宝左右回避，同时脸色阴郁，一看就知事情不妙。
“贵大爷，”成麟第一句话就是：“咱们上了那个姓李的当了！”
由于心理上先有准备，贵宝不致于大吃一惊，沉着地问道：“怎么呢？你慢慢儿说。”
“姓李的话，十句当中只好听一句，简直就叫荒唐透顶！”成麟哭丧着脸说，“贵大爷，我可真不得了！将来绳子、毒药，不晓得死在那一样东西上头。”
这一说，贵宝不能不吃惊，“何致于如此？”他强自镇静着，“你说说，那姓李的是怎么一个人？”
李光昭是广东客家人，寄居海口多年，倒是认识好些洋人，但专以诈骗为业，骗到了一溜了之，打听到洋人已离海口，才又出现。
两年前李光昭跟洋人做了一笔生意，把襄河出口之处的一片荒地，卖了给洋人，洋人上了当，心有不甘，跟李光昭提出交涉，要求退回原款。李光昭骗来的钱，一半还债，一半挥霍，早已光光大吉。于是跟洋人商量，说可以筑一道堤，使得那片低洼荒地，不生水患，而且也带了洋人实地去勘察过，只要能把堤筑起来，这片荒地确可成为有用之地。
等他装模作样，雇了几名土工，打线立桩，立刻便有人出面干涉，这个人是当地的绅士，名叫吴传灏。
吴传灏是受地方委托，向李光昭提出交涉。那片滨水荒地，是襄水宣泄之区，根本没有什么人承粮管业，等于是无主公地，如果筑上一道堤，襄水大涨时，没有出路，必致泛滥成灾，汉阳三镇的老百姓，岂不大受其害？
李光昭何尝不明白这番道理，但为了对洋人有所交代，仰起脸大打官腔，非要筑堤不可，当时几乎动武，还是洋人劝架，才不曾打得头破血流。而李光昭的这些近乎苦肉计的做作，吴传灏当然不会了解，只觉得此人不可埋喻，唯有控之于官，于是由汉阳县到汉阳府，再从汉黄德道告到巡抚、藩司、臬司“三大宪”那里，无不贴出煌煌告示，严禁筑堤，以保民生。
“我们大清国是有国法的，”李光昭对洋人说，“朝廷是讲道理的，地方官吏一定敷衍地方士绅。不要紧，我到京里去告，非把官司打胜了不可。”
李光昭就此借“京控”为名，摆脱了洋人的羁衅，也是他如何到了京师的来龙去脉。贵宝一听，倒抽一口冷气，不过内务府的人做事，向来顾前不顾后，所以贵宝转念一想，这个李光昭倒有些本事，且听听下文再说。
“李光昭是早就打听好了的，知道洋人已经认倒霉回了国，才敢回汉口。”成麟又说，“在路上他印了一张衔条：‘奉旨采运圆明园木植李’，又做了两面旗子，要在船上挂出来。我看这样子要出事，把当年小安子让丁宫保砍了脑袋的事一说，才算把他拦住。这个人的花样真多，胆也真大，跟洋人极熟，也许闯得出什么名堂来。”
事多话长，成麟讲得又不甚有条理，因此贵宝一时颇感茫然，但最后这句话却是很清楚，成麟见闻所及，对李光昭的信心未失。但何以前面又说得他那样不堪？前后对照，成麟到底是什么意思，倒要问他一问。
“到汉口一打听，木植如果现伐，得三年才能出山。”成麟未待贵宝开口，先就讲他回京的原因：“李光昭跟我说，不如到香港买洋木。到了香港，跟一个洋商定了三万二千尺洋木，就是我带回来的样子，李光昭付了定洋，说要两下凑钱，我特地赶回京来筹款。贵大爷，”老实的成麟以一种十分难看奇异的表情说，“为了补缺，我也顾不得了，我能凑多少就买多少洋木，作为我的报效，那时要贵大爷作主，别埋没了我的苦心。若是我叫李光昭骗了，也要请贵大爷替我伸冤。”
贵宝一听这话，只觉得他可怜，便安慰他说：“不致于那样！你的辛苦，上头都知道，小心谨慎去办吧！”
得了这两句微带嘉许的话，成麟的勇气又鼓了起来。便下了个帖子，约请了几个至亲好友，在西河沿的龙源楼便酌，预备请大家帮忙，凑一笔整款借给他去报效木植，好补上笔帖式的实缺。
约的是下午五点钟，一到那里，发觉情形有异，两三个便衣壮汉，在门口靠柜台站着，双目灼灼，只是注意进出的食客。接着澂贝勒到了，直接上楼，有个壮汉便拦着成麟，不许他踏上楼梯，成麟越觉困惑。
一样地，楼上伺候靠东雅座的跑堂也大惑不解，澂贝勒他是认得的，却不知另一个华服少年是谁？看澂贝勒弯腰耳语，似乎此人来头不小。
正在张望得起劲，那位贵客随带的俊仆，一扭脸发现了跑堂，立刻就把眼一瞪，其势汹汹地奔了过去。
“你懂规矩不懂？”他将跑堂的往外一推，低声喝问。
跑堂的偷窥顾客的动静，是饭馆里的大忌，那人自知理屈，赶紧陪笑哈腰地道歉：“二爷别生气！是我看得刚才进来的那位大爷眼熟……。”
“什么眼熟眼生的！”他抢着说道，“你这儿如果打算要这个主顾，就少噜苏。拿帐来！”
跑堂答应着到柜上算了帐，用个小纸片写个银码，回到楼上，只见那俊仆还在等着，便请教“主家”尊姓，以便挂帐。那俊仆摇摇头付了现银。跑堂的再三说好话不肯收。那是京里的风俗，非得这样才能拉住主顾，主顾虽持付现，便是看不起那家饭馆，不屑往来之意。所以跑堂的相当着急，以为真是为了刚才的行动失检，得罪了贵客。
就这一个要给银子，一个不肯收的当儿，只见澂贝勒已陪着华服少年出了雅座，俊仆随即跟在后面，一引一从，径自下楼。龙源楼门前停着一辆极其华丽的后档车，等华服少年上了车，澂贝勒亲自跨辕，丝鞭扬处，绝尘而去，惹得路人无不侧目。
到这时候，那些壮汉才扬长而去，成麟亦方得上楼，心里只是猜疑，估不透那华服少年是谁？倒把自己的正事都忘掉了。
他来得太早了些，虽经此耽搁，客人尚还一个未到，跑堂的沏上茶来，成麟便跟他闲聊，问起华服少年。由于他是熟客，跑堂的掀开门帘，看清没有人偷听，才凑到他身边，用极低的声音说道：“我跟你老说了吧，你老可千万放在肚子里。
那位十八九岁，长得极清秀的小爷，是当今皇上。”成麟吓一大跳，“你别胡说！那有个皇上下馆子吃饭的？”话是这么说，他也并不是坚决不信，因为想到澂贝勒已加了郡王衔，而竟替那人跨辕，则身分的尊贵，起码是个亲王，如今那有这么一个皇子？
“一点都不假。”那跑堂又说：“是鸿胪寺的立五爷说的。立五爷还在西头那间雅座，他常在宫里当差，不知见过皇上多少回，错不了！”
成麟舒了口气，心里异常好奇，看样子是不假，但皇上溜出宫来，微服私行，总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看他还似不信，跑堂的便又举证：“宣德楼的那段新闻，你老总该知道？”
“宣德楼出了什么新闻？”成麟问道：“我去年出京，这两天刚回来，一点都不知道。”
“那就怪不得了！”跑堂的说，“翰林院的张老爷、王老爷，在那儿遇见了皇上，皇上还让王老爷唱了一段白门楼，夸他赛似活吕布。一过了年都升了官了。”
愈说愈奇，也愈教成麟不能相信，然而无法再往下追问，因为他所请的客人，已陆续来赴约了。
这些客人包括成麟的表兄巴颜和在内，听得成麟相邀，当他跟李光昭出京，大功已成，设宴庆贺，所以一见面纷纷道贺。越是恭维得好听，成麟心里越难过，也越着急，因为借钱的话，更难出口了。
好不容易，成麟才把话引入正题，说是自己也打算买一批洋木报效，希望大家先凑一笔钱出来。
“老三，”巴颜和不等他毕其词，就性急地问，“那李知府不是说，能凑十几万银子买洋木吗？”
“不错！”成麟赶紧接口，“不过他是他的，我是我的。”
“这话就不对了！”巴颜和疑云大起，“当初原是这么说的，一起出京办木植，他出钱，你出力，将来劳绩的保案上去，优叙大家有分，只要他补上了实缺知府，你起码也能补上一个九品笔帖式，何用你花钱报效？”
这话把成麟问得张口结舌，原形毕露。于是有人敷衍着说：“成三哥犯不上花这钱。即使真要报效，等李知府的木植运到，匀出多少，归你的名下，该多少价款，我们想法子凑了还他。”
成麟心里有数，这还是人家顾他面子的说法，倘不知趣，再说下去，就要盘诘李光昭的底细，会弄得很难堪。所以装作很感激地拱手说道：“这样也很好。到时候真要那么办，我再请各位帮忙。”
这顿饭，在客人自是吃得索然寡味，做主人的则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但官梦震醒，而且还得应付巴颜和的索债：
他经手替李光昭代借的五百两银子。
这里所谋成空，李光昭却还在广州盼望。看看资斧不继，后路茫茫，一不做，二不休，悄悄在广州置办了动用物品，带着他那名十分玲珑的跟班，名叫李贵的到了香港。
一到就住进香港最大的得利客栈，包了两间房，一间作卧室，一间作起坐，房门上贴出一条梅红长笺，大书“钦派圆明园工程监督李寓”，命李贵在跟别人谈到他时，称为“钦差”。又弄了几口大皮箱，里面不知道装的什么东西，外面贴着“奉旨采办圆明园木植李”的衔条，放在起坐间里，进门客人，一望而知。同时雇了一顶绿呢大轿，每天穿起公服，戴一副大墨晶眼镜，招摇过市。
这一下，立刻便有人来兜生意，因为两广总督衙门和粤海关有圆明园工的“传办事件”，是香港商场都知道的，所以都不疑李光昭假冒。谈生意照例先拜会，后邀宴，有此一番酬酢，才讲到正题，李光昭便天高皇帝远地大吹特吹，提到木植，说是既买洋木，便得跟洋商直接打交道，免得中间剥削。别人不知道他是骗惯了洋商的，都当他精明能干，便真的替他找洋商的路子。
结果找到一个法国人，名叫安奇，一谈之下，十分契合。李光昭决定买三万尺的洋木，谈好价钱，要付定金的时候，李光昭连连冷笑，说是象这样的生意，只有买主先孝敬经手人的，如何先要定金？大清皇帝买洋木，还怕少了他的价款？等木植运到天津，验明货样，自然照价发款，内务府办事的规制一向如此。
于是签了约。自然，安奇有安奇的打算。
安奇在中国已有多年，但运气不好，经商迭遇风险，在广州和香港，欠下了好些债，能有这笔大生意，可以一苏涸辙，所以格外迁就。至于李光昭的来历，他虽也怀疑，却认为不致遭受任何损失，因为他对中国的官场，极其了解，天津教案发生时，曾亲历其境，看透了中国人办洋务，只讲保住虚面子，暗地里多大的亏都肯吃的。如今李光昭所签的约，有“圆明园李监督代表大清皇帝立约”字样，果然属实，则等货到天津，一经验收，不怕拿不到钱，倘或假冒，则可请求领事提出交涉，一口咬定大清皇帝悔约。他深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是最会做官的，必不肯为了上十万银子，闹出大清皇帝悔约的纠纷，贻笑列国，颜面不保。
在李光昭，也有一个如意算盘。他在广州的时候，已经知道圆明园工程欲罢不能，而最困难的是，缺乏木料，慈禧太后万寿期近，需求甚亟，只要有一船洋木到了天津，不怕内务府的人不听自己的话。他预备这样说：洋木总值是三十万，自己答应过报效十万银子，扣除以外，应找二十万两。付掉安奇的价款，起码还能多十万银子。拿这笔钱在吏部加捐一个“大花椽”，把没有“部照”的候选知府，弄成个真的，等奖叙的旨意下来，再打点打点，搞个“不论双单月”，遇缺尽先补的名堂，然后走路子指明分发到湖北，那就扬眉吐气了。
两个人各有打算，彼此凑合，签下了一纸英文的合同。安奇认为照商场的惯例，不付定金，合同无效，坚持要“意思，意思”，那怕一块钱都行。李光昭倒也慷慨，付了十块银光闪亮的墨西哥鹰洋。
合同很简单，口头谈得详细。安奇表示他在小吕宋有人替他办货，由香港打电报到加尔各答，再由伦敦转到小吕宋，至多半个月工夫，货色就可运到香港，然后一起随船到天津，交货领价。
这笔交易一做，李光昭成了香港商场上的知名人物，有人想做内务府的生意；有人想捐官；有人为打官司准备“京控”要找路子，都来拜托。李光昭来者不拒，无不拍胸保证，一定帮忙。于是有人为他惠客栈的帐，有人送“程仪”，真有如鱼得水，左右逢源之乐。
那知乐极生悲，就在洋木将到香港的前一天，安奇喝酒大醉，在九龙到香港的渡船上，失足落海，等捞救上船，已经一命呜呼，债主闻讯齐集，分掉了那一船洋木。
李光昭得到信息，大惊失色，赶到安奇的洋行里去打听，得知大家分配洋木抵偿债务的经过，还想挽救，劝安奇的债主们，仍旧把洋木运到天津，照约行事，保证所得到的现款，比此刻瓜分木料来得划算。无奈合同的一方已经亡故，契约责任，自然归于消灭，倘或出了纠纷，打官司不能传安奇到案，必输无疑。所以任令李光昭说得舌敝唇焦，大家只是摇头不允。
这一下害得李光昭进退维谷，大为狼狈。绕室徘徊了一夜，终于恍然大悟，“安奇死了，还有别人。洋商不曾死绝，何妨照样再来一次！”他欣喜地自语着，“对！就是这么办。”
这一次找到的也是一个法商，名叫勃威利，洋行设在福州，因而谈妥了便到福州去签约。
勃威利专门经营木材，在中国的业务，委托福州美商旗昌洋行代理，所以这张合同，亦由旗昌洋行出面代订，勃威利连带签署负责。合同中载明订购洋木三船，共计三万五千英尺，连运费在内，每尺银圆一元五角五分，总计五万四千二百五十元，在三十天内运到天津，立即验收给价，每船每迟延一日，津贴泊船费用五十元。至于定金，照安奇的成例，只付了十块鹰洋。
办好手续，李光昭携带英文合约和木样，坐海轮北上，一到天津，先禀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根据内务府奏准的原案，请求饬令天津海关，免税放行，一面向内务府呈报，说是“亲自航海，运来大木，将抵天津大沽，请派员点收”，同时附呈木样。至于木植数量价格，李光昭因为京中官员不懂英尺大小，也不晓得洋木价格，索性滥报，说第一船洋木共有五万五千五百余洋尺，总值三十万两。
正好，两广总督瑞麟，亦专差解到一批洋木的木样，摆在内务府内，看着能否合用，如果合用，“即行购买运解”，内务府的官员，拿李光昭的木样，放在一起验看，认为统通合用，分呈奏报皇帝“请旨”。
对广东的处置，比较简单，只是说明情形，请旨饬令两广总督、广东巡抚，迅速购办，解运进京。关于李光昭的那一部分，却有些疑问，因为有懂洋木行情的，说洋尺比中国的“三元尺”来得小，而五万五千多洋尺的木植，也不须三十万银子。因此，内务府大臣决定请旨“饬下直督，就近派员，按李光昭所禀根件数目尺寸，验收造册咨送臣衙门，一面由该督迅速设法，运赴圆明园工程处查收，再由臣等查验，是否与所报相符，核实估计价值，奏明请旨，格外恩施，以昭激励。”
这样做法，另有深意，首先是一笔运费，着落在李鸿章身上，不管他将来如何报销，内务府可以不必花钱。再是在李光昭身上留下一个伏笔，就凭“核实估计价值”这句话，就有许多好处。
皇帝自然“依议”。于是内务府抄录原奏及李光昭的原呈，办公文咨请直隶总督衙门照办。经此周折，已是一个月过去，勃威利运到天津的第一船洋木，已经在码头上停泊了二十天，而且洋商跟勃威利已经发生纠纷了。
在福州，李光昭可以吹得天花乱坠，一到天津，不见码头上有任何官员，来照料这批由大清皇帝派人代表立约订购的木料，押运的洋商，便起疑心。催着李光昭收货给价，李光昭只是支吾敷衍，几天以后，连他的人影子都见不到了，于是向美国驻天津领事署申诉，提出交涉。
就在这时候，神武门出了一个乱子，皇帝微服游幸，日暮归来，拉车的一匹马不知怎么受了惊吓，由神武门狂奔入宫，直到景运门，才经守卫宫门的护军拦住。这件事被当作新闻一传，皇帝的荒唐行径，连带地也播传人口了。李鸿藻忍无可忍，决定犯颜直谏，而造膝密陈，因为体制攸关，毕竟不能畅所欲言，所以亲自缮了一通密折，当面递给皇帝。
李鸿藻跟皇帝是师生的情谊，十三年来，除却母丧守制那三年，几于无日不见。所以皇帝的性情如何，只有他最了解。外和而内刚，好面子，重感情，秉性又极其机敏，谏劝之道，只有相机开陈，或者取瑟而歌，暗中譬喻。这年会试，李鸿藻以副主考入闱，第三场文题：“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以及试贴诗，“赋得无逸图，得勤字五言八韵”的题目，就出于他所拟，而意在讽劝。此刻所上的密折，措词仍是浅明而宛转。首先引用上年皇帝亲政，两宫太后在养心殿召见亲贵大臣，面谕辅助皇帝，知无不言的训谕，作为建言的根据，接着便“沥陈愚悃”，说的是：
“伏思皇上亲政以来，一年有余矣！刻下之要务，不可不亟讲求者，仍不外读书、勤政二端，敢为我皇上敬陈之：前数年皇上日御弘德殿读书，心志专一，经史记诵甚熟，读书看折，孜孜讨究，论诗楷法，亦日见精进；近则工夫间断，每月书房不过数次，且时刻匆促，更难有所裨益，不几有读书之名，而无读书之实乎？夫学问与政事相为表里，于学问多一分讲求，即于政事多一分识见，二者诚不可偏废也。伏愿我皇上懔遵皇太后懿旨，每日办事之后，仍到书房，计真讨论，取从前已读已讲之书，逐日温习，以思其理；未读未讲之书，从容考究，以扩其识，诗论必求其精通，字画必求其端整。沉心静气，涵养圣德，久而久之，自受益无穷矣。皇上亲政之初，凡仰蒙召对者，莫不谓天禀聪明，清问周至，钦佩同深，气象为之一振。迩来各部院值日诸臣，未蒙召见，人心又渐懈矣！咸丰年间，文宗显皇帝每日召见多至八九起，诚以中外利弊，非博采旁咨，无以得其详细也。若每见不过一二人，每人泛问三数语，则人才之贤否，政事之得失，何由得悉乎？夫臣下之趋向，视朝廷为转移，皇上办事早，则诸臣莫敢不早；皇上办事细，则诸臣莫敢不细！不如是则相率偷安，苟且塞责，其流弊有不可胜言者。伏愿我皇上仰法祖宗定制，辨色视朝，虚心听言，实事求是；于披览章奏之际，必求明其所以然，则事理无不贯通矣。而又勤求法制，屏无益之游观；轸念时艰，省无名之兴作。”
通篇文章，要紧的就是最后这两句话，但摆在数百言论读书勤政之道以后，文字就显得不够力量。皇帝看完，不以为忤，却也没有摆在心上。
李鸿藻则是一心盼望着，皇帝会虚己以听，或者召见，或者见诸行动，有改悔的迹象，结果什么都没有！自然大感失望。他所听到的是许多流言，其中最离奇的一说是，皇帝曾出现在陕西巷，韩家潭一带，那里是有名的“八大胡同”，犹如唐朝长安的平康坊，“苏帮”的“清吟小班”集中之区，岂是万乘天子所能驻驾的地方？因此，李鸿藻说什么也不能相信。然而惊疑莫释，只好去请教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荣禄，跟李鸿藻是至交，他由工部侍郎调任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但始终是醇王手下的一员“大将”，负着保护京师的重任。
“有这回事。”荣禄对李鸿藻无所顾忌，直言相告，“不但到了八大胡同，还有下三滥的地方。”
李鸿藻大惊失色，话都说不俐落了：“那，那是什么地方？”
言语便给的荣禄，迟疑未答，因为一则李鸿藻不会知道那些地方，解释不明白，再则亦真不忍言！想了想，这样答道：“四哥，你就甭问了！”
李鸿藻心如刀绞，坐在那里，半晌作声不得，思潮激荡之下，挤出一句话来：“怎么跑到那些地方去了呢？”
“不能老逛八大胡同啊！”荣禄答道：“清吟小班是内务府那班阔大爷的天下，多在内廷当过差，全都认得，撞见了怎么办？”
“你遇见过没有？”
“没有。”荣禄答道：“我也不敢！四哥，你想，真要遇见了，我怎么办？只有暗中保护，不敢露一点儿痕迹。”
“唉！”李鸿藻长叹一声，不知不觉地滚出来两滴眼泪。
“园工非停不可了！”荣禄面色凝重地说，“日本人居心叵测，如果不免一战，军费就很为难，那经得住再兴大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