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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全传》 作者:高阳

玉座珠帘(30-2)

    既说拖日子,则总还有几天,不致于危在旦夕。荣禄这样思量着,也就不再多问。那知道当天下午,皇帝的病势剧变,入于昏迷。荣禄赶紧派出人去,分头通知,近支亲贵、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弘德殿行走的师傅以及南书房翰林,纷纷赶到,这时也顾不得什么仪制了,一到就奔养心殿。但见昏黄残照,斜抹殿角,三两归鸦,栖息在墙头,“哇哇”乱叫,廊上阶下,先到的脸色凝重,后到的惊惶低问。李德立奔进奔出,满头是汗。
    忽然,有名太监匆匆闪了出来,低沉地宣旨:“皇太后召见。”
    进入西暖阁,跪了一地的王公大臣,两宫皇太后已经泪如泉涌,都拿手绢捂着嘴,不敢哭出声来,只听得李德立在说:“不行了!人都不认得了!”
    “怎、怎么办呢?”慈禧太后结结巴巴地问。
    跪在后面的翁同龢,抬起头来,看着李德立,大声问道:
    “为什么不用‘回阳汤’?”
    “没有用。只能用‘麦参散’。”
    就这时候,庄守和奔了进来,一跪到地,哭着说道:“牙关撬不开了!”
    听得这话,没有一个人再顾得到庙堂的礼节,纷纷站起,踉踉跄跄奔向东暖阁。入内一看,只见皇帝由一名太监抱持而坐,双目紧闭,有个御医捧着一只明黄彩龙的药碗,另外一个御医拿着一双银筷,都象傻了似的,站在御榻两旁。
    见此光景,一个个也都愣住了。群臣相见,有各种不同的情形,或在殿廷,或在行幄,都知道何以自处,唯有象这样子,却不知道该怎么做?有的跪下磕头,有的想探问究竟,独有一个人抢上前去,瞻视御容,这个人是翁同龢。
    这一看,一颗心便悬了起来,他伸出一只发抖的手去,屏息着往皇帝口鼻之间一探,随即便一顿足,双手抱着头,放声大哭。
    这一哭就是报丧。于是殿里殿外,哭声震天,一面哭,一面就已开始办丧事,摘缨子、卸宫灯、换椅披,尚未成服,只是去掉鲜艳的颜色。而名为“大丧”,实非大事,大事是嗣皇帝在那里?
    大清朝自从康熙五十一年十月间,第二次废太子允礽,禁锢咸安宫以后,从此不建东宫,嗣位新君,在大行皇帝生前,亲笔书名,密藏于“金匮玉盒”之中。一旦皇帝驾崩,第一件大事就是打开这个“金匮玉盒”,但是同治皇帝无子,大清朝父死子继,一脉相传的皇帝系,到此算是中断了!“两位皇太后请节哀!”一直在养心殿照料丧事的荣禄,找个机会到西暖阁陈奏:“国不可一日无君,如今还有大事要办!”
    这一说,慈禧太后放下李德立进呈的,“六脉俱脱,酉刻崩逝”的最后一张脉案,慢慢收了眼泪,看着养心殿的总管太监说,“都出去!”
    “是!”
    太监宫女,一律回避,西暖阁内就是荣禄为两宫太后密参大计。这样过了半个钟头,才见他匆匆出殿,回到内务府朝房,用蓝笔开了一张名单,首先是近支亲贵:惇亲王奕誴、恭亲王奕、醇亲王奕譞、孚郡王奕譓、“老五太爷”绵愉的第五子袭爵的惠郡王奕详、宣宗的长孙贝勒载治、恭亲王的长子贝勒载澂,奕详的胞弟镇国公奕谟;然后是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南书房翰林、弘德殿行走的徐桐、翁同龢、还有个红得发紫,现在紫得快要发黑的王庆祺,一共二十九个,算是皇室的“一家人”。
    名单开好,荣禄派出专人去传懿旨,立召进宫。这二十九个人,起码有一半还留在宫内,要宣召的,几乎全是汉人,满洲大臣中,只有一个文祥,因为病体虚弱,又受了这“天惊地坼”的刺激,支持不住,回家休息去了。
    不用说,这是商量嗣立新君。仓卒之间,不知如何定此大计?亦没有私下商量的可能,拥立诚然是从古以来保富贵的绝好机会,但却苦于无人可拥。一个个只是不断在猜测,两宫太后不知道可有看中了的人,如果有了,那是谁?大清朝并无兄终弟及的前例,然则一定是为大行皇帝立嗣,看起来载治的两个儿子,必有一个是大贵的八字。
    这时的西暖阁,已换了个样子,一片玄素,点的是胳膊般粗的白烛,光焰为门缝中钻进来的西北风,摇晃得不停。也不知是由于严冬深宵的酷寒,还是内心激动所致?只是一个个的身子都在哆嗦,牙齿震得格格有声。
    ※  ※ ※
    就在这象雪封冰冻的气氛中,听得太监递相击掌,一对白纸灯,导引着两宫太后临御,只听见“花盆底”踩着砖地的声音越来越近,最后还能听得“息率、息率”擤鼻子的声音,两宫太后并排出现,一式黑布棉旗袍,光秃秃的“两把儿头”,没有花,也没有缨子,眼睛都肿得杏儿般大。
    站班迎候的王公大臣,随着两宫太后进了西暖阁,由惇王领头行了礼。慈禧太后未语先哭,她一哭,慈安太后自然更要哭,跪在地下的,亦无不欷歔拭泪。
    慈禧太后在一片哭声中开口:“如今该怎么办?大行皇帝去了,我们姐妹怎么再办事?”
    这一问大出意外,不谈继统,先说垂帘,似乎本末倒置。惇王、恭王和醇王,都不知如何回奏,首先发言的是伏在垫子上喘气的文祥。
    “邦家不幸,宗社为重。唯有请两位皇太后,择贤而立,然后恳请垂帘。”
    这意思是在载治的两个儿子中,选一个入承大统,这时恭王才想到,正是该自己说话的时候了。
    就在皇帝驾崩到奉召入西暖阁的这段时间中,他在军机大臣直庐中,已经跟人商量过,反复辩诘,为了替大行皇帝立嗣,也为了维持统绪,唯有在载治的两个儿子中,挑一个入承大统,所以这时便磕头说道:“溥伦、溥侃为宣宗成皇帝的曾孙,请两位皇太后作主,择一承继大行皇帝为子……。”
    他的语气未完,惇王便紧接着说:“溥伦、溥侃不是宣宗成皇帝的嫡曾孙,不该立!”
    不该立,该立谁呢?若论皇室的溥字辈,除了载治的两个儿子,此外就更疏远了,惇王向来是想到就说,不问后果的脾气,而这一说恰好逢合着慈禧太后的本意。
    “溥字辈没有该立的人。”她的声调显得出奇地沉着,“文宗没有次子,如今遭此大变,要为文宗承继一个儿子。年纪长的,不容易教养,实在有难处,总得从小抱进宫的才好。现在当着大家在这里,一句话就定了大局,永无变更。”她指着慈安太后说:“我们姊妹俩商量好了,是一条心,姐姐,是不?”
    慈安太后一面拿块白雪绢擦眼睛,一面点了点头。
    “我现在就说,你们听好了!”
    说着,双眼中射出异常威严的光芒,被扫到的人,不由得都俯伏了。在理应该如此,因为宗社大计,生民祸福,就在她这句话中定局。
    “醇亲王的儿子载湉,今年四岁,承继为文宗的次子。你们马上拟诏,商量派人奉迎进宫。”
    话还没有完,肃然跪聆的王公亲贵、元老大臣中突然起了骚动,只见醇王连连碰头,继以失声痛哭,是绝望而不甘的痛哭,仿佛在风平浪静的湖中,突然发觉自己被卷入一个湍急的漩涡中似的。本性忠厚的醇王,一直以为“家大业大祸也大”,如今片言之间成为“太上皇”,这祸是太大了!
    忧急攻心,一下子昏迷倒地,他旁边就是他的同母弟孚王,同气连枝,休戚相关,急忙上前搀扶,而醇王形同瘫痪,怎么样也不能使他好好保持一个跪的样子。
    于是匆匆散朝,顾不得慰问醇王,都跟着恭王到了军机处。一面准备奉迎四岁的新皇帝进宫,一面商量,如何将这件大事,诏告天下。
    有的说用懿旨,有的说应该在皇帝的遗诏中先叙明白。结果决定即用懿旨,也该在遗诏中指明。而新皇帝到底是以什么身分继承皇位,又要先说明白,不然就会象明世宗以外藩继统那样,搞出尊崇“本生”的“大礼议”,遗患无穷。
    “一定要说明白,新君承继为文宗之子。”潘祖荫说,“这样子统绪就分明了。”
    “还要叙明是‘嗣皇帝’,诏告天下,皇位由继承大行皇帝而来。”翁同龢说,“这才不负大行皇帝的付托。”
    大行皇帝临终并无一句话,何尝有所付托,但大家都明白,这是为了永除后患,不得不有所假托的说法,尤其是在醇王震动、大失常态的景象,记忆正新之际,无不觉得潘、翁两人的见解,十分正确。
    “就这样吧,”恭王作了结论:“承继文宗为子,接位为嗣皇帝。”
    于是分头动笔,潘祖荫、翁同龢受命撰拟遗诏;“钦奉懿旨”的“明发”,则是军机所掌的大权,他人不便参与,同时也不便由值班的“达拉密”动笔,所以恭王嘱咐文祥拟旨。
    这样分派定了,一屋子的人分做三处,翁、潘二人与南书房翰林在西屋商酌遗诏,文祥由荣禄陪着在东屋执笔写旨,其余的都在正屋商量丧仪。
    “我不行!”病后虚弱,兼且受了重大的刺激的文祥,搁笔摇头:“简直书不成字了。”
    “中堂!”荣禄自告奋勇,“你念我写。”
    “好吧!你听着。”文祥把座位让给荣禄,自己在另一张椅子上坐下,略想一想,慢慢念道:“‘钦奉懿旨: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着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
    写到一半,进来一个人,是沈桂芬,起先诧异,不知荣禄在写什么?及至看清楚是在拟旨,顿时变色,心里是说不出的那股不舒服,同时也有无可言喻的气愤,觉得荣禄擅动“‘枢笔”,是件“此可忍、孰不可忍的事”!
    然而此时何时?皇帝初崩,嗣君未立,为了荣禄擅动枢笔而闹了起来,明明自己理直,亦一定不为人所谅,说是不顾大局。看起来竟是吃了个哑巴亏。
    沈桂芬的气量小是出名的。一次五口通商大臣崇厚从天津奉召入京,带了好些海鲜,分赠军机大臣及总理大臣,独独漏了沈桂芬一份,事后发觉,深为惶恐,赶紧又备了一份补送,沈桂芬拒而不纳。
    又有一次是翁同龢宴客,陪客中有一个来自外省,京朝大老,素不识面,主人为双方引见时,那陪客一时忽略,未曾意会到“沈尚书”是“大军机”,礼貌上不是如何了不得的尊重,沈桂芬亦大为不快,竟致悻悻然不终席而去。
    礼节细故,尚且如此,何况擅动“枢笔”?要发作实有未便,不发作心里堵得发慌,所以在东屋坐立不安。而荣禄一向干练机警,这时因为新逢大丧,心里有许多大事在盘算,竟不曾发觉沈桂芬的神色有何异状?至于文祥,体力衰颓,心神受创,当然更顾不到了。
    “行了!”文祥还将旨稿递了给沈桂芬,“经笙,托你拿去跟六爷,还有几位商酌一下,就递了上去吧!”
    到底找到了一个机会,沈桂芬答道:“仲华的大笔,自然是好的。何用再斟酌?”
    坏了!荣禄恍然大悟,自己越了军机的权,但此时不是解释的时候,更不能说要回来撕掉,请沈桂芬执笔重写,只好以后等机会再说。
    于是扶着文祥走到外屋,只见恭王正与大家在字斟句酌,但不是“懿旨”是“遗诏”,最后定了稿,为大行皇帝留下的话是:“朕蒙皇考文宗显皇帝覆载隆恩,付畀神器;冲龄践祚,寅绍不基。临御以来,仰蒙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宵旰忧劳;嗣奉懿旨,命朕亲裁大政。仰维列圣家法,一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为本,自维德薄,敢不朝乾夕惕,惟日孜孜?
    十余年来,禀承慈训,勤求上理,虽幸官军所至,粤捻各匪,次第削平;滇黔关陇苗匪回乱,分别剿抚,俱臻安靖,而兵燹之余,吾民疮痍未复,每一念及寤寐难安。各直省遇有水旱偏灾,凡疆臣请蠲请赈,无不立沛恩施。深宫兢惕之怀,当为中外臣民所共见。
    朕体气素强,本年十一月适出天花,加意调摄,乃迩日以来,元气日亏,以致弥留不起,岂非天乎!
    顾念统绪至重,亟宜传付得人。兹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着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特谕!’嗣皇帝仁孝聪明,必能钦承付托。‘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惟日矢忧勤惕励,于以知人安民,永保我不基;并孝养两宫皇太后,仰慰慈怀。兼愿中外文武臣僚,共矢公忠,各勤厥职;思辅嗣皇帝郅隆之治,则朕怀藉慰矣!
    丧服仍依旧制,二十七日而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这一道懿旨,一道遗诏,性质都重在为文宗承继次子,为国家立新君,算是喜事,而且又有御名在内,所以用黄面红里的护封。等安排妥当,御前大臣所拟的奉迎嗣皇帝的礼节,亦已用红单帖写就,于是递牌子请起,面奏两宫太后定夺。
    当文祥与荣禄拟懿旨,南书房翰林拟遗诏的时候,恭王与亲贵大臣,曾有成议,大行皇帝无子,将来嗣皇帝生了皇子,承继大行皇帝为子。这个打算与两宫太后的意思,完全相同,因此懿旨重新修改,特为加上了这一笔。
    “奉迎嗣皇帝的礼节,臣等公议,”惇王面奏:“嗣皇帝穿蟒袍补褂,进大清门,由正路入乾清宫,到养心殿谒见两位皇太后,然后在后殿成服。”
    “可以!”慈禧太后问,“派谁去接?你们商量过没有?”
    “商量过了。想请旨派孚郡王率领御前大臣,到‘潜邸’
    奉迎。”
    “那就快去吧!”慈禧太后又说,“天气太冷,可当心,别让孩子着了凉。”
    慈禧太后口中的孩子,就是嗣皇帝,今年才四岁,是醇王福晋,也是小名“蓉儿”的慈禧太后的胞妹所出,虽然行二,实同长子。他生下地不久,就被赏了头品顶戴,一个月前又以大行皇帝的“天花之喜”,加恩亲贵近臣,赏食辅国公俸。公爵是宝石顶,醇王福晋特为替他做了一顶小朝冠,全套的小蟒袍、小补褂,预备新年进宫贺节之用,这时却先派上了用场,老早将他打扮得整整齐齐,等候宫中派人来接。
    ※  ※ ※
    奉迎新君的仪仗,是午夜时分出宫的,由孚王率领,直往太平湖的醇王府。这座曾为八旗女词人西林太清春吟咏之地的园林,人杰地灵,龙“潜”于此,如今得改称“潜邸”,钦使到门,只见大门洞开,灯火辉煌,孚王捧诏直入,先宣懿旨,后叙亲情。
    “七嫂!”孚王请着安说:“大喜!”
    醇王福晋不知道怎么说了?又淌眼泪、又露笑容,自己都不分辨心中是何感觉。
    “皇上呢?”孚王不敢耽搁,放下手里的茶碗,站起身来说:“请驾吧?”
    “奶妈呢?”醇王福晋问,“可是一起进宫?”
    “内务府已经传了嬷嬷了。”孚王答道,“一起进宫也可以,请懿旨办吧!”
    “千万请九爷面奏皇太后,还是得让奶妈照料孩子……。”
    “嗐!”一句话不曾完,醇王大声打断,“什么孩子?皇上!”
    “一时改不过口来。”醇王福晋很费劲地又说:“皇上怕打雷,离不得他那奶妈。”
    “是了!我一定拿七嫂的话,代奏两位太后。”孚王回身吩咐:“请轿!”
    等一顶暖轿抬了进来,醇王福晋亲手抱着睡熟了的“孩子”交与孚王,嗣皇帝就这样睡在孚王怀中,进入深宫。
    进宫叫门,交泰殿的大钟正打三下,两宫太后还等候在养心殿西暖阁,嗣皇帝熟睡未醒,所谓“谒见”也就免了。慈禧太后自道心绪不宁,四岁的新君,便由钟粹宫的太监抱着,暂时归慈安太后抚养。潜邸来的奶妈,跟着到钟粹宫当差,可以教醇王福晋放心了。
    这一夜宫中灯火错落,许多人彻夜未眠,身有职司,忙忙碌碌在料理丧事的,固然甚多,枯坐待命,只好以闲谈来打发漫漫长夜的,却也不在少数。于是,有个离奇的传说,便在这些太监的闲谈中,很快地传播开来。
    传说中皇帝的“内陷”,是由受了惊吓所致。那天——十二月初四午后,皇后到养心殿东暖阁视疾。皇帝见她泪痕宛然,不免关切,问起缘故,皇后一时忍耐不住,把又受了慈禧太后责备的经过,哭着告诉了皇帝。
    那知慈禧太后接得报告,已接踵而至,摇手示意太监,不得声张,她就悄悄在帷幕外面偷听。听得皇帝安慰皇后:“你暂且忍耐,总有出头的日子!”慈禧太后勃然大怒,忍不住要“出头”了。
    据说她当时的态度非常粗暴,民间无知识的恶婆婆的行径无异,掀幕直入,一把揪住皇后的头发,劈面就是一掌!
    皇后统率六宫,为了维持自己的尊严,当此来势汹汹之际,但求免于侮辱,难免口不择言,所以抗声说道:“你不能打我,我是从大清门进来的。”
    这句话不说还好,一说却如火上加油。慈禧太后平生的恨事,就是不能正位中宫,皇后的抗议正触犯她的大忌,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厉声喝道:“传杖!”
    “传杖”是命内务府行杖。这只是对付犯了重大过失的太监宫女的办法,岂意竟施之于皇后!皇帝大惊,顿时昏厥,这一来才免了皇后的一顿刑罚,而皇帝则就此病势突变,终于不起。
    这个传说,悄悄在各宫各殿传布,没有人敢去求证,所以其事真伪,终于不明。但慈禧太后在皇帝崩逝以后,定策迎取嗣皇帝进宫,始终不曾让皇后参与,却是有目共见的事实。今后皇后以新君的寡嫂,住在宫中,算是什么身分?统摄六宫的权职,究竟还存在不存在?这些都是绝大的疑问。
    内廷如此,外间的议论,自然更多。就事论事,懿旨颇费猜疑,说是“皇帝龙驭上宾,未有储贰,不得已以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子”,则将来此一皇子,是继嗣而不一定继统。因此有人以宋初皇位递嬗的经过为鉴,忧虑着大行皇帝会成为明武宗第二,而嗣皇帝就象明世宗那样,自成一系,这一来将会生出无数纠纷。同时,居孀的皇后,也就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因为嗣皇帝将来生有皇子,承继大行皇帝为后,同时承受大统,接位为帝,则此时的皇后阿鲁特氏,便是太后,否则便仅仅只有一个儿子,而不是有一个做皇帝的儿子。
    这些是稍微多想一想就能明白的道理,等想明白了,便不免为皇后不平。前朝帝皇,英年崩逝的例子不能算少,大致新寡的皇后总能受到相当的尊重,象这位同治皇后那样,仿佛有罪被打入冷宫似的,却是绝无仅有,特别是与醇王一家相比,荣枯格外明显。在王公亲贵中,颇有人存着这样一个疑问,文宗的胞侄有好几人,何以偏偏选中醇王福晋所出的这一个?因而怀疑慈禧太后与醇王早有联络一样,就象十三年前,慈禧太后与恭王早有联络一样。而居间传话的人,自然是荣禄,醇王与荣禄的关系之深,是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
    不知是由于真的怀疑,还是妒嫉,或者迁怒,一时从亲贵到朝士,对醇王持着反感的,大有其人。妒嫉与迁怒,都可以置之度外,如果是有所怀疑,醇王就无法保持缄默了。
    不说前代,只谈本朝,现成就有个“皇父摄政王”的称呼在,醇王与多尔衮情况不同,但论身分,却是名符其实的皇父。眼前虽由两宫太后垂帘,但嗣皇帝总有亲政的一日,如果他是象明世宗那样“孝思不匮”,授以“皇父”的名号,畀以摄政的实权,那时就谁也不能想象醇王会如何生杀予夺,但凭爱憎地作威作福?
    这些疑虑别人想得到,醇王本人当然也想得到,从西暖阁初闻懿旨的那一刻,他就想到了,因此才会震惊而致昏迷。事后越想越不安,深怕从此多事,决定自己先表明心迹,情愿闲废终身,不闻政事,所以写了那样一道奏折:
    “臣侍从大行皇帝十有三年,时值天下多故,尝以整军经武,期睹中兴盛事,虽肝脑涂地,亦所甘心。何图昊天下吊,龙驭上宾,臣前日瞻仰遗容,五内崩裂,已觉气体难支,犹思力济艰难,尽事听命。忽蒙懿旨下降,择定嗣皇帝;仓猝间昏迷,罔知所措。迨舁回家,身战心摇,如痴如梦,致触犯旧有肝疾等病,委顿成废。惟有哀恳皇太后恩施格外,洞照无遗;曲赐于全,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使臣受幈幪于此日,正邱首于他年,则生生世世,感戴高厚鸿施于无既矣。”
    这在醇王是篇大文章,亲笔写成初稿,特为请了几位翰林来替他润饰,情哀词苦,看过折底的人,都觉得可以看出醇王的胆小、谨慎、忠厚——他就是要给人这样一个印象。
    奏折上达慈禧太后,提笔批了一句:“着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悉心妥议具奏。”交到军机,转咨内阁。
    从十二月初六起,内阁天天会议。首先是议垂帘章程,这有成案可循,不费什么事,议到醇王的这个折子,是由恭王亲自主持。其实醇王的这个奏折,主要的,亦是为恭王而发,彼此心里都明白,恭王是个很爽快的人,不作惺惺之态,率直说道:“醇王所有的差使,宜乎都开去。以亲王世袭罔替。”
    与议群臣,相顾默然,只有礼部尚书万青藜说了话,但与开去醇王所有的差使无关。他问:“醇亲王的称谓如何?”
    这一问绝不多余,相反地,正要有此一问,才能让恭王有个表达意见的机会,他加重语气答道:“但愿千百年永远是这个名号。”
    这就是说:醇亲王永远是醇亲王。生前既不能用“皇父”的称号,身后亦不会被追尊为皇帝。如果有此一日,那便是蹈了明朝“大礼议”的覆辙,决非国家之福。
    定议以后,少不得还有许多私下的议论,特别是翁同龢的话多。自从皇帝一病,连番召见。每每与军机、御前“合起”,俨然在重臣之列,而且又新奉懿旨,与近支王公、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一起为皇帝穿孝百日,这更是太后把他看作皇室的“自己人”的表示。因此,翁同龢不肯妄自菲薄,觉得遇到自己该说话,可说话的时候,应该当仁不让。
    他要说的话是:醇王别项差使可开,管理神机营的差使不可开。因为神机营是醇王一手所经理,如果改派他人,威望够的,未见得熟悉,熟悉的威望又不够。然而这话他又不肯在阁议中说,怕恭王不高兴,只在事后预备上一个奏折,专门陈述这个建议。
    这天晚上正在灯下写折子,听差来报,说“崇公爷来拜。”这没有不见的道理,于是翁同龢具衣冠,开正门,亲自出迎。
    崇绮贵为公爵,但论科名比翁同龢晚,所以在礼节上彼此都很恭敬,吃腊八粥的日子,滴水成冰,大厅上太冷,延入书房款待。
    崇绮新丧“贵婿”,心情自然不好,决不会无因而至,翁同龢意会到此,便很率直地动问来意。
    “听说老前辈预备建言,留醇王在神机营?”崇绮这样问说。
    翁同龢很机警,话说半句:“有是有这个想法,还待考虑。”
    “我劝老前辈打消此议。”崇绮说道,“神机营的情形,没有比我再清楚的。”
    接着,他便滔滔不绝地大谈神机营的内幕,章程如何荒谬、人材如何芜杂?他在他父亲赛尚阿因贻误戎机被革职时,连带倒霉,以后在神机营当过文案,所说的话,虽不免张大其词,却非无的放矢,所以翁同龢不能不重视。
    但是,崇绮的攻击醇王,所为何来?却费猜疑。以他此刻的处境而论,真叫“没兴一齐来”,韬光养晦,犹恐不及,无缘无故开罪醇王,岂非不智之至?
    这就见得内中必有文章了。翁同龢便把那个未写成的折子搁了下来,第二天进宫,找着荣禄,把崇绮夜访的经过,略略一提,向他征询意见。
    如果说神机营腐败,醇王固然不得辞其咎,荣禄却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他一直是醇王最得力的助手。然而荣禄却深沉得很,笑笑答道:“你等着看吧!”
    听得这样说,翁同龢自不便深问,敷衍了些闲话,已离了内务府朝房,预备回弘德殿时,荣禄却又喊住了他。
    “平翁,平翁!”荣禄将他拉到一边,“我给你看一篇文章。”
    说完,他从靴页子里取出一张素笺,递到翁同龢手里,打开来一看,是一份折底,写的是:
    “窃维立继之大权,操之君上,非臣下所得妄预。若事已完善,而理当稍微变通者,又非臣下所可缄默也。大行皇帝冲龄御极,蒙两宫皇太后垂帘励治,十有三载,天下底定,海内臣民,方将享太平之福。
    讵意大行皇帝皇嗣未举,一旦龙驭上宾,凡食毛践土者,莫不吁天呼地;幸赖两宫皇太后,坤维正位,择继咸宜,以我皇上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并钦奉懿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仰见两宫皇太后宸衷经营,承家原为承国;圣算悠远,立子即是立孙。不惟大行皇帝得有皇子,即大行皇帝统绪,亦得相承勿替,计之万全,无过于此。
    惟是奴才尝读宋史,不能无感焉!宋太祖遵杜太后之命,传弟而不传子,厥后太宗,偶因赵普一言,传子竟未传侄,是废母后成命,遂起无穷驳斥。使当日后以诏命,铸成铁券,如九鼎泰山,万无转移之理,赵普安得一言间之?
    然则立继大计,成于一时,尤贵定于百代。况我朝仁让开基,家风未远,圣圣相承,夫复何虑?我皇上将来生有皇子,自必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接承统绪;第恐事久年湮,或有以普言引用,岂不负两宫皇太后诒厥孙谋之至意?
    奴才受恩深重,不敢不言,饬下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奏议,颂立铁券,用作奕世良谟。”
    翁同龢一气读完,对这道奏折,虽不同意其中的看法,但觉得文字雅洁,立言有法,颇为欣赏。自称“奴才”,可知是旗人,随即问道:“是那位的折子?”
    “请你先不必问。我要请教,你看这个折子怎么样?”
    “递了没有?”
    “没有。”
    “没有递,最好不递。”翁同龢说,“如今颇有引用宋太宗、明景帝的故事的,其实情形不同,今上生有皇子,承继大行皇帝为子,则将来继统的,仍是今上的皇子。传子传侄,是一回事。那天拟懿旨,我主张加上‘嗣皇帝’字样,即是继文宗的统绪之意,应该很明白了,无须有此一折,反成蛇足。”
    “高明之至。”荣禄很欣慰地说了这一句,又悄悄嘱咐:
    “不足为外人道!”
    “是的。”
    “还有,你可知道王某人,这两天作何光景?”
    “不知道。”翁同龢说,“懒得提他。”
    翁同龢是懒得提他。王庆祺,而茶坊酒肆,却正拿他作为话题,成了众矢之的,因此,王庆祺不敢出门,只坐在家里发呆。
    皇帝的致命之疾,在十二月初五以前,是个绝大的忌讳,等一摘缨子,号咷痛哭之余,少不得要问一声,究竟是什么病而致“弃天下”?这一来就瞒不住了,首先太监喜谈是非,内务府的官员好谈宫禁以自诩其消息灵通。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添枝加叶,把王庆祺说得异常不堪。
    太监跟内务府的人说话,向来夸大其词,所以比较持重的人,还是存疑的态度,及至有个人说了一句话,连持重的人都不能不信,皇帝的送命,原来是由“寡人之疾”上来的!
    这个人就是李德立。在龙驭上宾的第二天,就有个姓余的御史,奏劾“将医员立予屏斥治罪”,屏斥则其势有所不能,治罪却不可免,降旨说是:“大行皇帝天花,李德立等未能力图保护,厥咎甚重!太医院左院判李德立;右院判庄守和均即行革职,戴罪当差。”
    “大行皇帝驾崩,如果真的是我不曾将天花治好,那怕拿我绑到菜市口,没有话说!列公也有在东暖阁瞻仰过御容的,天花不是落痂了吗?”李德立在南书房发牢骚,“人人晓得,天花共是十八天,三天一期,到了落痂,已保平安。何尝是我请脉不谨?”
    “那么,”有人问了一句:“‘六脉俱脱’,总有个缘故在里头?”
    “自然有缘故。”李德立指着南书房翰林孙诒经说:“最好请孙老爷去问贵同年。”
    这就是指王庆祺。孙诒经跟王庆祺是同年,但鄙其为人,不甚来往。当然,也有人跟他相熟,深知他的底细的,私下闲谈,谈出来一副对联,上联是:“宣德楼、弘德殿,德业无疆,幸喜词臣工词曲。”下联是:“进春方、献春册,春光有限,可怜天子出天花!”
    ※  ※ ※
    这副刻薄的对联,隐括大行皇帝与王庆祺的一番“君臣遇合”,很快地传遍九城的茶坊酒肆,连王庆祺自己都已听到,那班“都老爷”自然不会不知道。颇有人早就想弹劾王庆祺,但这道奏章,就跟李德立的脉案一样,有难言之隐,因而都踌躇未发。
    有个湖广道的御史叫陈彝,字六舟,扬州人,却想出来一条路子。他是同治元年翁曾源一榜的翰林,有个同年叫谢维藩,在同治九年放过广东副考官,正考官叫王祖培,就是王庆祺的父亲。王祖培也是“词臣”,道光二十年点了庶吉士,一直当穷翰林,爬到内阁学士,才放了一任广东的考官。广东的乡试,因为赌“闱姓票”的缘故,考官是个有名的美差。王祖培眼看儿子亦已点了翰林,并且先于他当过湖南考官,这一次广东试差再满载而归,后半辈子就大可享享清福了。打算得倒好,无奈大限已到,走到江西地方,暴疾而亡。江西巡抚刘坤一飞章奏告,王庆祺得到消息,自然连夜奔丧。
    谢维藩告诉陈彝的,就是王庆祺奔丧的故事:“父子两翰林,又是考官,地方上照钦差接待,刘岘庄很替他敛了一笔奠仪。那知王某人贪心还是不足。”
    父母之丧是名教中的大事,尤其是衣冠中人,更应尽哀守礼,照规矩说,就该立即由江西盘柩北上,径回直隶宝坻原籍,谁知王庆祺北辙南辕,到了广东。
    “到广东干什么?”听到这里,陈彝问道:“告帮?”
    “你想还有什么别的事?”
    “难道,”陈彝有些不信,“热孝在身,就一点不怕人家忌讳,到广州去乱闯辕门?”
    “怕什么?打着翰林的招牌,少不得都要卖帐。瑞制军的慷慨你是知道的……。”
    瑞制军是指瑞麟,他一生的笑话甚多,但一生官运亨通,得力在宽厚慷慨。凡有京官过广州,一定应酬,何况是放到广东来的考官病故,且“孝子”又是翰林?当时除掉自己致送一份丰厚的奠仪以外,又叫人授意这年办“闱姓”,出身“十三行”的南海伍家,敛了一笔钱送给王庆祺。
    “忘哀嗜利,一至于此!光凭这段劣迹,我就可以参他了。”
    “光凭这一段是不够的。”谢维藩说:“还有荒唐的事。”
    “那就索性请教了!”
    “我只知大概,不敢瞎说。你最好去请教请教河南的京官。”
    “河南的京官?”
    陈彝略想一想明白了。王庆祺同治九年夏天丁忧,三年之丧,照例只算二十七个月,同治十一年秋天服阙赴京,补上了翰林院检讨,这年冬天就有宣德楼的奇遇,第二年正月奉旨在弘德殿行走。夏天有“考差”,以近水楼台之便,放了一任河南考官。所以谢维藩所说的去问河南京官,必是指王庆祺上年在河南乡试中玩了什么花样?若是出卖关节,则有咸丰八年柏葰的前例在,是砍头的罪名。生死出入,关系太大,陈彝倒有些踌躇了。
    一打听之下,并没有那么严重,但确是少见的荒唐。好几个河南京官,异口同声地告诉陈彝,说王庆祺在开封入闱,撤棘以后,微服冶游,在什么地方,招呼的那个姑娘,真所谓“指证历历”,看来丝毫不假。
    这一下陈彝可不必再踌躇了。字斟句酌地写好一道奏折,邀请至好公同商酌,无不大为称赏,认为措词得体,必可成为一篇名奏议。
    这道奏折送到慈禧太后那里,一看之下,觉得是从十二月初五以来,少有的痛快之事,当时就将慈安太后请了来,拿陈彝的奏折念给她听:
    “侍讲王庆祺,素非立品自爱之人,行止之间,颇多物议。同治九年,其父王祖培典试广东,病故于江西途次;该员闻丧之后,忘哀嗜利,复至广东告助。去年王庆祺为河南考官,撤棘后公然微服冶游。举此二端,可见大概;至于街谈巷议,无据之词,未敢渎陈,要亦其素行不孚之明验。”
    念到这里,是一个段落,趁慈禧太后停顿之际,慈安太后问道:“‘街谈巷议’,指的是什么呀?”
    “你想呢,指的是什么?”慈禧太后紧皱着眉说,“你再听下去,就更明白了。”
    下面一段是陈彝自叙心境,语意涵蓄,慈禧太后怕慈安太后听不明白,念得很慢:
    “臣久思入告,缘伊系内廷行走之员,有关国体,踌躇未发;亦冀大行皇帝聪明天亶,日久必洞烛其人,万不料遽有今日!”
    念到这里,慈安太后的泪珠,已一滴滴往下掉,慈禧太后的眼圈也红了,擤一擤鼻子,继续念道:
    “悲号之下,每念时事,中夜忧惶。嗣主冲龄,实赖左右前后,罔非正人,成就圣德。如斯人者,若再留禁廷之侧,为患不细!应请即予屏斥,以儆有位。”
    念完,慈禧太后咬牙切齿地说:“王庆祺这个人!就要了他的脑袋都不为过。想不到咱们大清朝吃亏在他手里。这些日子,我一直在琢磨,怎么样才能治得了他?为来为去,为的是‘有关国体’这四个字,竟拿他没奈何。如今好了,到底拿住了他的短处!咱们得狠狠儿的办他!”
    “怎么办呢?还能要他的脑袋吗?”
    慈禧太后沉吟着说:“论他‘忘哀嗜利’、‘微服冶游’这两款罪,当然不能处他的死,也不能交刑部议罪,只能革他的职,还是便宜他了。”
    “我看,跟六爷他们商量商量……。”
    “有了。”慈禧太后突然说道:“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也够他受的了。”
    慈安太后不置可否,把陈彝的奏折拿起来看了一下,指着一处问道:“这句话怎么讲,‘左右前后,罔非正人。’”
    “这是说,在皇上身边的人,要个个都是正派的,才能成就圣德。”
    “这么讲就对了。”慈安太后说,“也不能全怪王庆祺一个人。”
    “当然!”慈禧太后的那种目光如电,额间青筋隐隐跃动的,能令人不寒而栗的威颜又出现了,“小李那班人,都要严办!”
    “内务府的人,何尝不应该办?”慈安太后痛心疾首地说:
    “祸都是由修园子闹起来的!三海的工程停了吧?”
    慈禧太后默然半晌,终于点头同意,而且举一反三,很冷静地察觉到,陈彝的奏折中的所谓“街谈巷议,无据之词”,包括着许多不堪闻问的话。外头可能认为皇帝咎由自取,甚至死不足惜。搞出这种荒唐事来,真正是天威扫地!如今再度垂帘,责任都在自己身上,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收拾民心,重建威信。
    因此,第二天召见军机时,她自动提到:三海一切工程,无论已修未修,尽皆停止。恭王自然唯命是从。
    “进贡也停了吧!等三年以后再说。”
    各省督抚、盐政、织造、关监督,照例每年要进贡当地名产,称为“方物”,而进贡的又不仅仅止于御用的一份,由县而府、由府而道、由道而省,层层骚扰分润,送到京里,还要应酬王公大臣,都派在百姓头上,是一笔很大的负担。因此这道上谕,可以说是恩诏。
    接着便是谈陈彝的那个奏折,慈禧太后问道:“陈彝是什么出身?”
    陈彝在李光昭那个绝顶荒唐的骗案中,曾经严劾过内务府的官员,已是响当当的“都老爷”,这一次搏击天下隐憾所聚于一身的王庆祺,谏草未焚,传遍都下,越发声名大起。恭王早知其人,这两天更听好些人谈过,对他的生平,颇有了解,此时扼要奏陈了他的履历,接着又说:“他是同治元年壬戌的翰林,是先帝手里造就的人才。”
    提到先帝,便要垂泪,亦就因为恭王的这句话,慈禧太后对陈彝更有好感,“他这个折子写得很好。”她将原折交了下来,“看得出来是个忠臣!”
    “是!”恭王趁机答道:“言官当中,固然有不明大义、为人‘买参’,或者不明大势,胶柱鼓瑟的,不过读书人到底可佩服的居多。如今人心郁塞,大行皇帝之崩,天下臣民,更有难言之痛,臣请俯纳陈彝一奏以外,更要请两位皇太后,广开言路,择善而从,庶几收拾人心,重开盛世,不负‘光绪’的年号。”
    “是的!”慈禧太后深深点头,“回想同治初年,上下一心,到底也办成了两件大事。到后来——唉!”她仿佛不忍言似的,只用一声长叹作结。
    军机大臣都能默喻得到她的意思,国事是坏在大行皇帝手里,再从深一层看,自然是大行皇帝年轻不懂事之故!如果不是那么早亲政,仍旧是垂帘之局,就不致于有今天。
    懂是懂了,却没有谁敢附和“颂圣”,因为女主听政,始终是国之大忌。也就因为这个原因,无论英察敏锐如恭王,老谋深算如文祥,细密谨微如沈桂芬,不约而同地有这样一个看法,禁军的兵权,不能再归入慈禧太后的掌握,只有书生而躁进的翁同龢,看不到此。
    这一天要谈的大事,醇王交出神机营,正是其中之一。但首先要对陈彝的奏折有个了断,王庆祺革职永不叙用,恭王完全赞成,只是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这一节,他认为是蛇足。当然,这是不能率直而言的。
    “王庆祺品谊有亏,已是本朝的废物!”恭王这样措词,“臣以为不如随他自生自灭,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反倒留下一个痕迹。数年以后,万一有那不知轻重的地方官,为他奏请起复,反倒难于处置。”
    “说得不错!”慈禧太后很服善,“这一案就这么了掉了,倒还落个耳不闻、心不烦。”
    “是!”恭王接着从怀里取出一张单子,“醇王奏请开去所有差使,已蒙两位皇太后,念其至诚,准如所请。空出来的各项差使,臣等公议,分简王公大臣接替,现在开了个单子,请两位皇太后的旨意。”
    单子呈了上去,慈禧太后先拿手按着不看,向慈安太后用征询的语气说道:“醇王的差使,只有一个顶要紧,神机营得好好找一个人管。”
    “是啊!”慈安太后顺口回答。
    “我看倒不如六爷自己管。”
    这句话中,就有些分量了。慈安太后未及答言,恭王抢先回奏:“臣实在分身不开,而且军务方面,臣亦隔膜。臣等公议,由伯彦讷谟诂跟景寿管理神机营,伯彦讷谟诂佩带印钥。”
    这是获得亲贵重臣一致支持的一个决定,作用是防微杜渐,不让慈禧太后有假手醇王,掌握禁军的机会。伯彦讷谟诂是僧王之子,家世资望都还相当,而最重要的是籍隶蒙古,由他来掌管神机营,一则地位超然,彼此都可免于猜疑,再则是对蒙古人的一种安慰,表示他们虽失“贵婿”,朝廷依然优礼尊重。事实上在京的蒙古大臣,对此亦颇重视,由崇绮出面来向翁同龢疏通,不必坚持留醇王,正可以看出他们的公意。
    其实慈禧太后自己,倒并没有想掌握禁军之意,她只不愿意将神机营交给恭王一系,如今由伯彦讷谟诂佩带印钥,是个很妥当的安排,所以当时便表示同意,不过却为醇王留下了卷土重来的余地。
    “醇王经管神机营多年,很有成效,一切情形也都熟悉。”她说,“以后应兴应革,比较有关系事,仍旧该跟他商量。这一层意思,也写在上谕里头好了。”
    恭王口中答应,心中冷笑,醇王好武,自命会带兵,其实不懂刚柔相济之道,对部下但以恩结,不用峻法,以致军纪废弛,简直成了笑柄。这正也是恭王和一班比较有远识的重臣,认为不能再让醇王管理神机营的原因之一。当然,伯彦讷谟诂受命之先,是有承诺的,答应一到了差,立即开始切实整顿。
    诏谕一下,少不得还有一番谦让,伯彦讷谟诂复奏,“请简派近支亲王佩带印钥”。慈禧太后心里明白,这是指惇王而言。换了别的近支亲王,还有考虑的余地,这位“五爷”,连慈安太后都觉得他的脑筋不甚清楚,自然仍持原议,“毋庸固辞”。
    伯彦讷谟诂原来管着“火器营”,这也是很要紧的一个差使,改由亲贵中正在走红的礼亲王世铎和贝勒奕劻管理。交了那面的差使,接这面神机营的差使,由荣禄代表醇王,移交印钥。伯彦讷谟诂接了事,随即下了一张条子:神机营官兵嗣后出操,不准随带闲杂人等。所谓“闲杂人等”其实是那些“黄带子”、“红带子”的“伺候大爷下操”的听差,有的牵马,有的管鹰,还有带着鸦片烟枪的。
    从这上头,最可以看出新君嗣位所带来的新气象。不过此时中外所瞩目的,还在整肃宫禁,王庆祺革职以外,严办了好些太监,然后是御史参奏贵宝和文锡,“承办公事,巧于营私”,亦都被革了职。
    宫中还有件事,为大家所注意的,那就是同治皇后的身分,从来兄终弟及,最尴尬的事,无过于处置这寡居的皇嫂。臣下亦曾议及,只是慈禧太后态度冷漠,大家就不敢多言,预备等到大行皇帝的尊谥和庙号议定了再说。
    庙号的第二字,自然称“宗”,第一个字,在阁议中,原来拟的是“熙”或“毅”,宝鋆和翁同龢都表示反对,说前朝只有一位金熙宗,酗酒妄杀,人人危惧,以后为完颜亮所弑。至于“毅宗”,则是崇祯帝的庙号,亡国之主,更不可用。结果庙号拟的是“熙、肃、哲”三字,尊谥拟的是“顺、穆”二字,奏请两宫太后裁定。
    这是一件大事,而且慈禧太后自觉不甚在行,所以召集军机、弘德殿、南书房等处的臣子,公同商议。于是徐桐建议:庙号“穆宗”,尊谥则用“毅”字。
    明朝也有个穆宗,年号隆庆,明世宗的第三子。这位皇帝,起用建言得罪诸臣,优恤死难,减赋息民,边境宁静,大体说来,是个继体守文之主,可惜在位只有六年。与大行皇帝的不永年,情况相似。但明穆宗传位神宗,却享国四十余年之久,这对当今的嗣君来说,是个好兆头。而且神宗初年,太后垂帘,与张居正内外相维,重用戚继光,荡平倭患,在历史上颇露光采。这些故事,慈禧太后曾经在以前南书房翰林许彭寿、潘祖荫编纂的《治平宝鉴》中读到过,所以欣然首肯。
    ※  ※ ※
    穆宗毅皇帝的称号是定了,穆宗皇后,亦须有一封号,这用不着臣下参赞,慈禧太后在内阁拟呈的字样中,用朱笔圈定了“嘉顺”二字。熟悉宫闱的人说,这是对“嘉顺皇后”的一个警告,顺从始可嘉。但又有人说,即使顺从,嘉顺皇后以后的日子也很难过。直须逆来顺受,熬到慈禧太后宾天,才有出头之日。
    在体顺堂日夕以泪洗面的皇后,得此封号,不但不足以为慰,而且别有一件伤心之事。在大行皇帝生前,皇后若有比较舒畅的心情,便是跟她的两个大姑子相聚的那片刻,荣寿公主跟她同年,荣安公主比她小一岁,但仍旧得称姐姐。两个姐姐中,皇后又比较跟荣安公主更来得亲近,因为她娇憨随和,不似荣寿公主那样有棱角。
    由于舍不得她的生母丽贵太妃,荣安公主虽早已指婚给世袭一等雄勇公苻珍,却直到上年八月,十九岁才下嫁。这年夏天传出喜讯,当大行皇帝病重时,因为身怀六甲,竟未能亲临探视。凶信一传,姊弟情深,也不知哭了多少场,悲痛过度,竟致早产,婴儿夭折。说也奇怪,产后跟大行皇帝一样,得了天花,到了十二月二十八,医生不肯开方子了。两宫太后得报,亲临公主府视疾,荣安公主已经昏迷不醒,连一声“皇额娘”都不会叫。延到除夕上午咽了气,府里的人传说:病中呓语,道是文宗相召,命她与大行皇帝同行,一起追随于泉台——从此世间就没有文宗的亲骨血了。
    于是愁云惨雾的宫中,又添一个伤心人:丽贵太妃,与嘉顺皇后相拥号咷,哭得死去活来。当然,这也须瞒着慈禧太后,因为这一天大年三十,不论如何,也得讨个吉利。
    这个年当然是过得满目凄凉。到了二月二十,恰是四岁的嗣君,登极后的整整一个月,忽然传出消息,说嘉顺皇后在这天寅初,也就是半夜三更时分,香消玉殒。因何崩逝?却不分明,问起来,说是嘉顺皇后因为大行皇帝之崩,哀伤过甚,缠绵病榻已久。然则何以不见御医请脉的药方?这又有个解释,说嘉顺皇后拒绝医疗。这样看起来,她是抱着必死之心的了。
    翁同龢因为奉旨相度陆地,尚未复命,不便入宫,但这天去拜了几处客,每一处都在谈着嘉顺皇后,私底下的说法各有不同,一种说法是嘉顺皇后在十二月初五,就曾吞过金屑自尽,遇救不死,所以判断此番崩逝,依然是自裁。
    另一种说法是,从大行皇帝一崩,慈禧太后就归罪于嘉顺皇后,甚至诬赖她房帷不谨,以致大行皇帝发生“痘内陷”的剧变。嘉顺皇后遭遇了这样难堪的逆境,无复生趣,恹恹成病,终于不治。
    再有一说是慈禧太后决心置嘉顺皇后于死地,尤其是广安的奏折一上,继嗣继统之争,于大行皇帝是“身后是非谁管得?”而在嘉顺皇后,则有一天或将会有个做皇帝的儿子,一为太后,总可以想出办法来发号施令。慈禧太后从《治平宝鉴》中,听过宋朝宣仁太后被诬的故事,所以持着戒心,认为嘉顺皇后在世一日,便有一日的隐忧后患,因而秘密下令,断绝嘉顺皇后的饮食。
    后妃的母家,照例是可以进食物的,嘉顺皇后的得以不死,据说就因为靠崇绮进奉食物,得以苟延残喘。然而处境越来越艰困,嘉顺皇后悄悄写了一张纸条,秘密传到母家,问她父亲,她应该如何自处?
    传言中说:皇后绝命的那一天,接到母家的食物,掰开一个饽饽,里面有一张小纸条,看得出是承恩公的亲笔,写的是:“皇后圣明”四个字。这是让嘉顺皇后自己拿主意。于是她方始恍然于孤立无援,因而拿定主意,追随大行皇帝的在天之灵,也是跟她最谈得来的大姑子大公主去作伴了。
    大丧百日之内,又逢皇后之丧,这在以前还不曾有过这样的例子,体顺堂不是办丧事的地方,内务府的官员,搞得手足无措,无可奈何之中,只好将大行皇后的“吉祥轿”先移到慈宁宫以西的寿康宫。这座宫与它后面的寿安宫,是专门安置先朝年老妃嫔之处,两宫太后商量了一下,决定传旨,就在寿康宫敛奠办丧事。
    除了乾清宫门外,如果左右各悬一面白幅,忒嫌丧气,所以西首不再悬旐以外,大行皇后的丧仪算是隆重的,当天便有内阁发抄的一道上谕,一道懿旨。上谕是这样说:
    “嘉顺皇后于同治十一年作配大行皇帝,正位中宫,淑顺柔嘉,坤仪足式。侍奉两宫皇太后,承颜顺志,孝敬无违。上年十二月,大行皇帝龙驭上宾,毁伤过甚,遂抱沉疴,于本日寅刻崩逝,哀痛实深。着派礼亲王世铎,礼部尚书万青藜,总管内务府大臣魁龄,工部右侍郎桂清,恭理丧仪。”
    另外一道懿旨,所叙的内容相仿佛,却另有深意:
    “两宫皇太后懿旨:嘉顺皇后孝敬性成,温恭夙著,兹于本日寅刻,遽尔崩逝。距大行皇帝大丧,未逾百日,复遭此变,痛何可言!着于寿康宫行敛奠礼,择期移至永思殿暂安。所有一切事宜,着派恭亲王会同恭理丧仪王大臣,暨各衙门,查照例案,随时妥筹具奏。”
    同为治丧一事,何以又发上谕,又发懿旨?而且既然派了礼王世铎领头办理,何以又忽然加派恭王主持?因此又有许多议论和猜测。
    一派是往好的方处去看,说加派恭王治丧,正见得两宫皇太后重视嘉顺皇后的身分地位。而另一派不以为然,认为正以事出非常,所以必得恭王照料。懿旨中不说“毁伤过甚,遂抱沉疴”,却用“遽尔崩逝”的字样,可见其中大有文章。而且皇后之丧,既然“查照例案”,又何必再“随时妥筹具奏”?这也是其中必有隐情的明证。
    这是永远莫可究诘的宫闱秘密,而宫闱的秘密是永远不会终止的,终止的只是一个年号——“同治”结束了,代之而起的是慈禧太后的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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