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八近午时分，轿马喧阗，仪从云集，总理衙门里里外外，从没有那么热闹过。
这天是醇王主持会议，与议的是李鸿章、礼王世铎、庆王奕劻，以及军机大臣阎敬铭、张之万、额勒和布、许庚身、孙毓汶，总理衙门行走的户部尚书福锟、刑部尚书锡珍、工部右侍郎徐用仪、兵部右侍郎廖寿恒、顺天府府尹沈秉成、内阁学士续昌。还有一个总理大臣，鸿胪寺正卿邓承修，奉旨派到云南、广西去会勘中越边界，上谕就是这天一早下来的，邓承修闹脾气故意不出席。
一到总理衙门先吃饭，饭罢品茗，然后闲谈。等到开议，已经三点钟了。
第一件事是议海军。醇王首先宣明懿旨，先就北洋办一大支。其实，这是大家都早已知道了的。而且，李鸿章在这几天拜客的时候，跟阎敬铭、许庚身、孙毓汶都已经谈过，是怎么一个办法，已有成议。此时会商，只要剩下的一些枝节能够安排妥当，就可以会衔出奏了。
不过，施政用人，自有不可逾越的体制，所以尽管已经决定专设海军衙门，由醇王主持，奕劻和李鸿章会办，善庆和曾纪泽帮办，但在会衔的奏折上，不能写明，必得请旨简派。
“倒是有个折子，得好好核计。”醇王说道：“彭雪琴上折告病，请开各项差使。这当然是因为海军与长江水师有关，知道一定得有一番整顿，所以退让贤路。上头交代：彭玉麟是有功之人，不要让他面子上太下不去。照这样看，整顿长江水师，只有缓一缓再说了。”
醇王说完，从东面看过去。东面坐的是军机大臣，领班的礼王世铎，眼观鼻、鼻观心，作菩萨低眉之状；其次是额勒和布，欠一欠身，表示无话可说；再次是阎敬铭，他自己不说，却问许庚身：“星叔，你看如何？”
“慈圣体恤勋臣的德意，为臣下者，自然奉行惟谨。照我想，现在既奉懿旨，先从北洋精练一支。而长江水师与南洋密不可分，跟北洋的关系不大，稍缓整顿，在道理上亦是讲得通的。”
“对了。”醇王欣然作了决定：“就这样吧！彭雪琴当然亦不必开缺，给他几个月假就是了。少荃，你看这样子处置，是不是妥当？”
“妥当之至。”李鸿章深中下怀。如果要他对整顿水师，提出意见，反倒是一大难题了。
“七王爷，”孙毓汶看时候不早，下面还有两件棘手的大事要议，所以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径自将奉命撰拟的“遵筹海防善后事宜”奏稿，取出来双手捧上，“请署衔吧！”
这个稿子，醇王是早就过目了，无须再看，顺手递向西面。紧挨着他坐的是奕劻，但醇王却越过他背后交给李鸿章：
“少荃，你看看！”
“请王爷先看。”李鸿章跟奕劻客气。
“我已经看过了，七爷是总理全局，北洋归你专司其事，你得仔细看一看。”
李鸿章领受了他的忠告，果然很仔细地从头看到底，对于南北洋经费归海军衙门统筹统支这一点，很想有所主张。然而转念一想，争亦无用，反倒伤了和气，不如不争，所以看完以后，连连称善。
连他都没有意见，旁人自然更不会有话。于是依次在这个奏稿上署名，表示同意。这样一件大事，就很顺利地定议了。
※ ※ ※
第二件大事是议铁路。“这件事，”醇王将身子往后仰一仰，带着点置身事外的意味，“我没有成见，请各位公议吧！”
于是奕劻以主持会议的姿态说：“盛杏荪的说帖，不为无理。不过，兹事体大，言路上的态度很激烈，未筹铁路，先得安抚此辈。我看，先从这方面谈起吧！莱山，这段铁路，造在贵省，你总有话说？”
孙毓汶不但有话说，而且他也是反对造铁路的。因为这段铁路起自东阿，迄于临清，虽跟他老家济宁，发了几代的祖坟风水无关，但山东同乡都要求他“主持正论”，不得不然。
只是他也不肯公然得罪李鸿章，所以想了个圆滑的办法，关照军机章京，检出旧档，将言路上反对铁路的折子，作成一个抄件，此时取出来扬了一下说：“这是去年秋冬之交，言官的议论，请李中堂过目。”
李鸿章知道不是好话，便不肯接那个抄件，“莱山，”他说，“请你念一念，让大家都听听。”
于是孙毓汶数了数说道：“一共六个折子，内阁学士徐致祥，先后上了两个，就先念他的吧。”
徐致祥的第一个奏折，是上年九月十三日所上，那时已有用铁路运漕之议；又有一说，铁路将从京城造至清江浦；再有一说，借洋债五百万两，修一条从西山到芦沟桥的铁路。传说纷纭，人心惶惑，因而徐致祥的议论，甚为激切，认为开铁路计有“八害”。
“南漕以铁路转运，工成亦须二、三年，无论缓不济急，而商船歇业，饥寒迫而盗贼兴，其害一。
山东黄河泛滥，连岁为灾，小民颠连困苦，今若举行铁路，以千余万之资，不以治河而以便夷民，将怨咨而寒心，其害二。
清江浦为水陆要冲，南北咽喉，向非通商码头。铁路一开，夷人必要求此地置造洋房、增设侦栈、起盖教堂。以咽喉冲要之地，与夷共之，其害三。
夷之欲于中国开通铁路，蓄念十余年矣！今中国先自创之，彼将如法而行。许之则开门揖盗，拒之则启衅兴戎，其害四。
中国可恃以扼要据险者惟陆路，广开铁路，四通八达，关塞尽失其险，中国将何以自立？其害五。
如谓易于征兵调饷，不知铁路虽坚，控断尺地，即不能行。若以兵守，安得处处防范？其害六。
如谓便于文报，查火轮车每时不过行五十里，中国紧急驿递文书，一昼夜可六七百里，有速无迟……。”
刚念到这里，李鸿章笑了出来，是有意笑得声音极大，表示他的愤懑和鄙视，“这些拿写大卷子当经济学问的翰林名士，我可真服了他了！”他提高了声音说，“列公请想想，一个钟头走五十里，一昼夜二十四个钟头该走多少？不是一千两百里吗？与六七百里比较，说是有速无迟？这不是瞪着眼说瞎话？其欲谁欺！”
由于李鸿章捉住了徐致祥这个近乎自欺欺人的短处，加以词气甚壮，以至于原折“八害”之说不能毕其词，连带山东道监察御史文海的“四害”，陕西道监察御史张廷燎的“不可轻于尝试”，浙江道监察御史汪正元的“六不可开”等等议论，也就不能重提了。
其实，这些议论亦不必重提，李鸿章早就听说了。在他看，所有反对开铁路的理由，都是不知道四海之大，而自井底窥天的阁阁蛙鸣，不值得一驳。唯一成理由的是，要掘平许多坟墓，坏了人家的风水，然而为了富国强兵，也就顾不得那许多。
当然，这话只能在私下谈，不便宣之于这样为朝野所一致瞩目的会议中。李鸿章在想，此日一会既非三公坐而论道，而是讲求经世实用的方略，那么，要塞悠悠之口，最好莫如讲“师夷”的实效。
于是在举座相顾，踧躇沉默之际，李鸿章用微显激动的神态发言：“同治五年，恭亲王跟文文忠创设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天文书算之学，言路大哗，倭文端亦有封奏，请‘立罢前议’。如今看来怎么样？可笑是不是？这不能怪倭文端，当时初讲洋务，究不知效验如何？我奇怪的是，今昔异势，明明师夷之长，已见其利，何以还有倭文端的那套见解？拿陆路电线来说，万里音信，瞬息可通，有事呼应灵便，无事可便商贾，今日之下，那个敢说不该兴办电报？然而当时就有人坚持以为不可，福建百姓，始而呈阻，从而窃毁。我现在要请大家问一问福建的京官，是有电报好，还是没有电报好？记得倭文端为同文馆所上的折子，恭引圣祖仁皇帝的垂谕：‘西洋各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以为‘圣虑深远，虽用其法，实恶其人’，这是倭文端的断章取义！我敢说，如果仁皇帝今日还在，虽恶其人，必用其法。师夷之长，正所以为制夷之地！记得恭亲王驳倭文端的折子有言，‘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竭其樤昧，悉心商办。’又说，‘如别无良策，谨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并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今日之事，我亦是这个看法。请王爷卓裁，诸公同议！”
说到这里，李鸿章已是气喘连连，自有听差替他捶背抹胸，拭汗奉条，益显得老臣谋国之忠。而在座的人，自醇王以次，亦无不为李鸿章这番话的气势所慑，纵有反驳的理由，也都要考虑一下，是不是宜于在此时出口？
他人可以缄默，醇王却不能不说话。他本来是赞成兴修铁路的，但去年预备由神机营出面，借洋债建造西山至芦沟桥的铁路，专为运煤之用，不想为言路大攻，因而有些畏首畏尾，此时为李鸿章的话所激动，不由得又慨然而言，表示支持。
然而亦仅是表示支持而已，“铁路之利，局外人见不到，那些议论亦听不得。”话虽如此，他却作不得主，“这件事，我看要奏请圣裁。”
于是，接下来议第三件，也是这天最后要议的一件大事，筹设银行。李鸿章将克米隆所拟的说帖，作了一个解释：由户部拨银五百万两作为资本，如果一时没有这笔巨款，不妨向汇丰银行举债。接着又列举了许多条银行的好处，善于理财的阎敬铭，倾身绌听，深感兴趣。
“外国的银行，跟我们中国的银号、钱庄，看起来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俗语所说的，在‘铜钱眼里翻跟斗’，其实大不相同，收支出纳，别有法度。所以主事者是否得人，关系成败。”李鸿章说到这里，略停一下，然后挥一挥手加重语气：“我们的银行不办则已，要办，就得要用洋人。拟说帖的克米隆，是上海汇丰银行的总经理，同治十二年接手到现在。汇丰银行本来是赔钱的，经过此人极力整顿，生意蒸蒸日上，现在已成了上海外国银行的领袖，克米隆的声望亦远达东西洋各国。若能得他之助，我敢担保，我们的银行一定办得发达。”
李鸿章说完，又该醇王表示意见。他看看阎敬铭问：“丹初，你看怎么样？”
“我赞成。不过，第一，银行是外国人的叫法，我们不必强与相同，仍旧以称‘官银号’为宜。”
“见得是！”李鸿章赶紧接口，“户部既有‘官钱号’，不妨再设‘官银号’。这个名称改得好，于体制相符。”
“第二，要办就我们自己办，何必用洋人？”
“你不用洋人，人家却不相信你户部。”
这脱口一答，真所谓“语惊四座”。阎敬铭勃然变色，大小眼一齐乱眨，形容丑怪。李鸿章自知失言，赶紧又作解释。
“这决不是人家看不起我们户部，因为在商言商，最要紧的是主事者的信用。我们的官银号设了起来，要跟各国通汇，譬如说，现在我们在伦敦要付一笔款子，需用甚急，照各国银行通汇的规矩，一个电报去，就会如数照付。如果我们官银号的司理，不为洋人所知，人家如何放心？用克米隆就是要利用他的声望信誉。”
这一解释，总算能自圆其说，阎敬铭微微颔首，表示领会。醇王本来怕阎李意见不合，将此一桩好事打翻，如今见此光景，才算放心。
“兹事体大，一时也无法细谈，既然丹初也赞成，那么，这件事就交户部议奏。各位看，这样子办，使得使不得？”
“这是正办！”世铎答说。
“事不宜迟。”醇王向阎敬铭说：“丹初，你此刻跟少荃当面约定日子，在户部会议，有了结果，好早早出奏，这件事，最好能趁少荃在京里，就能定局。”
“是！”阎敬铭向李鸿章讨日子：“爵相，那一天有空？”
“这是大事，除非召见，我都可以抽出空来。丹初，请你跟崇公商量定了，随时通知我。”
崇公是指承恩公崇绮。他倒霉了好几年，是阎敬铭敬重他的理学，在慈禧太后面前力保，才在去年十一月当上了户部尚书。
于是在暮色苍茫中，各自散归府第。李鸿章这天本有七个饭局，因为预知会议会开得很长，所以早就一律辞谢。回到贤良寺途中，心血来潮，就在轿前吩咐材官，拿名帖请阎敬铭到行馆来便酌，又特地叮嘱，请客时要说明，并无他客在座。
回到贤良寺不久，阎敬铭应约而至。见了面彼此欣然，一个固然有话要说，一个也正有话要问，可以把杯倾谈，极融洽。
要谈要问的，正就是设立官银号之事。在阎敬铭面前，李鸿章不敢说没有把握的外行话，而是说了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理财心得。李鸿章认为发行钞票，可以一扫钱谷税厘方面进多出少，病民肥己的积弊，尤其是当他提到“减平”方面的好处，更显得用钞票有实益。
划一减平是阎敬铭所倡议。上年十二月，户部奉旨预为筹划军饷，阎敬铭亲自主持会议，殚思竭虑，拟成开源节流之策各十二条。节流的第一策，各省减平，必须划一。嘉庆年间，为平川楚教乱，军需支出浩繁，得设法弥补部库收支不足之数，于是陕西巡抚毕沅始创“减平”之议。减平就是减低银子的成色，表面银数不减，暗中却已减少支出，估计每年各省由减平所节余的银数，约计有七十四万两，规定应解户部。但是行之既久，利未见而弊丛生，就因为减平的标准不一，易干黹混。
“现在各省支发兵饷，多按减平发给，每两银子，有的扣三分六厘三，有的扣四分九厘三，有的扣四分。上年由你那里议定，一律扣四分，划一是划一了，丹初，你知道不知道，各省是不是实力奉行呢？”李鸿章接着说，“老实奉告，就我直隶各处，亦未见得能够划一。”
“贵省如此，他省可想而知。其实‘减平’之说，自欺欺人，毫无意思，不过积重难返，骤难革除而已。”
“是！”李鸿章说，“其实应革的弊病又岂仅减平一项？我记得大疏中还有两句话：‘他如各省之洋银折合纹银，银价折合钱价，亦漫无定章，徒使中饱。’而漫无定章者，无非币制太乱，有银子、有银洋，银子有各种成色，洋钱亦不止墨西哥鹰洋一种，很难有确切不移的定章。丹初，要讲划一，有个根本而容易的办法，就是发钞票！完粮纳税，收一两就是一两，公款出纳，有一两就是一两，请问从那里去蒙混，从那里去中饱？”
阎敬铭听到这里，拍案称赏。“爵相！”他说，“这件事一定要办成了它！这是千秋的大事业。收粮的‘淋尖’、‘踢斛’一时无法革除，收银子的‘火耗’、‘平余’，从今以后可以一扫而除。快何如之？”
“丹初！”李鸿章说，“这话你只好摆在心里。”
“为什么？”
“革弊必遭人之忌。”李鸿章说，“我们只谈兴利好了！”
“啊，啊！爵相见事真相！”
于是，约定后日在户部集议以后，欢然分手。阎敬铭高兴，李鸿章更高兴，既有醇王的全力支持，又有阎敬铭的力赞其成，何况这件事不比造铁路那样，牵涉广泛，看起来此议必可见诸实行了。
※ ※ ※
在阎敬铭也是这样的想法，此议必可见诸实行，要商议的是如何实行？所以第二天一到衙门，先跟兼管钱法堂事务的右侍郎孙家鼐去谈。孙家鼐是咸丰九年的状元，但丝毫没有状元的骄气，平日处世待人，总说“当体圣人中和之旨”，所以听阎敬铭所谈，虽不知这个仿照外国银行设立的“官银号”，应如何着手筹备？却满口称是，毫无异议。
到得中午，崇绮来了。一谈之下，只见他大摇其头，连连说道：“匪夷所思，匪夷所思！”
阎敬铭颇为不悦。这是仿照西洋行之有效的成法，即令制度与中土不同，或有捍格，亦不致到荒唐的程度，何以谓之为“匪夷所思”？心里在想：“讲理学，或者《朱子大全》不能象你背得那么滚瓜烂熟，讲到理财，难道李鸿章跟我阎敬铭，倒不如你这个‘蒙古状元’？”
心里这样，脸色便有些难看了。“崇公，”他问，“倒要请教，怎么是匪夷所思？”
“用洋人来管我们的银子，这不是开门揖盗？”
“用洋人不过是用这个洋人在各国之间的信用，让他来替我们打开局面。户部仍有监督之权，如何说是开门揖盗？更与管银子何关？”
“怎么没有关系？”崇绮的声音既高且急，“请洋人来当司理，银子由他管，钞票由他发，拿几张不值钱的花纸，换走我白花花的库银，乌乎可？”
阎敬铭一听这话，啼笑皆非，忍气解释：“崇公，银子在库里，他怎么换得走？”
“这个库，不是咱们户部的银库，是他银行里的库。东江米巷你总经过，不见他们的银行，洋兵把门，银子进出，谁也不准干预。你能保他不盗我们的库银？”
“那是人家外国银行。”左侍郎孙治经忍不住插嘴：“户部的官银号，何能会洋兵把门？”
“你要用洋人，就保不定他不派洋兵，倘或拦住他不准用，岂不又别生交涉？”
简直不可理喻了！阎敬铭乱眨着大小眼，与孙治经相顾无语。孙家鼐深怕崇缔还要抬杠，搞成僵局，便顾而言他地，将这件事扯开不谈。
“丹翁！”崇绮却还不肯罢休，凛然表示：“这件事万不可行。我不与议，亦不具奏，倘或朝廷竟行此莠政，我就只好挂冠了。”
竟是以去就力争，真所谓愚不可及。阎敬铭痛悔不已，自己竟是误采虚声，保荐了这样一个不明事理的人来掣自己的肘，夫复何言？
“唉！”他长叹一声：“罢了！”
※ ※ ※
崇绮岂肯善罢？他还真的相信，用了克米隆，户部银库里白花花的银子，会源源流向外洋。所以出了衙门，回家一转，抄了些文件，一直到适园去见醇王。
“七爷！”一见了面，崇绮就说：“我今天要跟七爷来请教，当年跟英国人开衅，究竟是为了什么？”
见他气急败坏的样子，醇王大为不解，“文山，”他摆一摆手，“有话你坐下来说。为什么？气得这个样子？”
“汉奸猖獗，何得不气？”
“汉奸？”醇王更为诧异，“你是骂谁？”
“李少荃、阎丹初全是汉奸。七爷，你可不能受他们的愚！”崇绮大声说道：“洋人不怀好意，觊觎我中土白银，蓄意已非一日。道光二十年跟英国开仗，是为了什么？就为的是纹银外流。”
接着，崇绮从靴页子里掏出一叠纸，先念一段道光九年十二月的上谕：
“联闻外夷洋钱，有大髻、小髻、蓬头、蝙蝠、双柱、马剑诸名，在内地行使，不以买货，专以买银；暗中消耗，每一文抵换内地纹银，计折耗二三分。自闽、广、江西、浙江、江苏渐至黄河以南各省，洋钱盛行。凡完纳钱粮及商贾交易，无一不用洋钱。番舶以贩货为名，专带洋钱至各省海口，收买纹银，致内地银两日少，洋钱日多。
近年银价日昂，未必不由于此。”
“七爷，你再听，这道奏疏，是道光十八年闰四月，鸿胪寺正卿黄爵滋所上。请七爷听听他怎么说？”
崇绮念的一段，又是有关纹银外流的：
“窃见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也。盖自鸦片流入我国，我仁宗睿皇帝知其必有害也，特设明禁，听当时臣工亦不料其流毒到于此极！”
“流毒谓何？就是‘以外洋之腐秽，潜耗内地银两’！”
崇绮接着再念黄爵滋所奏，道光初年鸦片走私入口，纹银走私出口的数目：“粤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用扒龙、快蟹等船，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漏至三千余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
“听先父告诉我，”崇绮是指他的父亲赛尚阿，“当时成皇帝谈到黄爵滋这道奏疏，悚然动容。纹银流入外洋，不知伊于胡底，因而宸衷独断，不惜与洋人一战，以求塞此病国害民的漏卮！如今户部设立官银号，使洋人司理其事，岂不是求他将纹银流入外洋。七爷是宣宗成皇帝的爱子，何忍出此？”
说着，两行眼泪，滚滚而下。
这一下搞得醇王既困扰又不安，“文山，文山！”他惶惑地连声喊着，“何用如此，何用如此！”
“于今当朝一人，一切担当都在七爷肩上，只要七爷力扶正气，一切魑魅魍魉，自然销声匿迹。”
这话使醇王觉得刺心。崇绮反对设官银号，而自己对此事正抱着无穷希望。那么，所谓魑魅魍魉，不也就包括自己在内吗？
这样转着念头，便正色说道：“文山，谋国之忠，谁不如我？总要时刻存一个与人为着的心才好。”
“原该如此。只要于国计民生有益，世道人心不悖，当然应该力赞其成。无奈当今之世，积非成是。语云‘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七爷，崇绮世受国恩，粉身难报，只有做个谔谔一士，尽其愚忠。”
“是的，是的！我知道，我知道。”醇王懒得跟他再说，“你请回吧！这件事，我总审慎就是。”
“请七爷千万审慎！”崇绮又加了一句：“心所谓危，不敢不言。如果言之不行，就只有以去就争了！”
这话迹近要挟，醇王益觉不快，同时也很烦恼。从前总当那班食古不化之士，侃侃正论，是择善固执，这一年以来，经得事多，才知道此辈固执有之，择善未必，只要胸中有了痞块，驱甲兵攻之而不去，真教无可奈何！
※ ※ ※
李鸿章在第二天一早，就知道了有这么横生的一个枝节，不但阎敬铭来信相告：“崇公于此事，成见极深，不易化解，集议一节，暂作罢论。”而且另有他派在京里的“坐探”，传来详细消息，才知道崇绮竟不惜以纱帽相拚，实在太出人意外了。
“此事，我看难了！”正好来访的张荫桓说，“崇文山、徐荫轩相互标榜，以理学自命，专有班恃此为进身之阶的新进追随着在起哄，这班人见解、文采，不如清流，而凌厉之气过之。照我看，马上就会有折子搏击。中堂倒要小心！”
李鸿章对言官也是又恨又怕，不过此事办成，是理财方面一帖起死回生的灵药，当然不肯轻易放弃。因而便向张荫桓问计。
“崇文山反对的是洋人，反对洋人又是怕纹银外流，如果能有保证，纹银包不外流，就没有反对的理由。中堂请想想看，有什么保证？”
“除非不用洋人。”
“不用洋人办得到，办不到？”
“这没有什么办不到。”李鸿章说，“不过不用洋人，我还真不能放心。”
“怎么呢？”
“克米隆跟我详细谈过，发行钞票，要有现银准备。照西洋规矩，准备金不必十足，但有一定成数，公推公正士绅监督，按期检查，以昭大信。现在请克米隆主持其事，当然照他的章程办理，如果是由户部派人，必不能做到这一层。说不定一道中旨，取银若干，你能抗旨不遵吗？”
“照此说来，设官银号是替官里开一条聚敛之道，辟一座方便之门。一旦滥发钞票，蹈咸丰发当百钱的覆辙，其害不可胜言。”张荫桓率直劝道：“中堂并无理财之责，何苦担此骂名？而况勋业如日方中，可办的大事甚多，也犯不着做这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李鸿章想了一下，决定接受他的劝告，“你的话很切实，我犯不着那么傻！”他说，“听其自然吧！反正要办官银号，就得用洋人，不然不如不办。”
※ ※ ※
到这时候，张荫桓方始谈到他的来意。他也是有个极重要的消息，必须告知李鸿章，未谈之前，先问起一个人：“许竹筼的随员王子裳，中堂见过没有？”
“没有。”李鸿章问，“听说是翁叔平的门生。”
“是的。”张荫桓说了此人的简历。王子裳名叫咏霓，浙江人，早年是个名士，骈文做得极好。本来是刑部主事，去年许景澄奉命代李凤苞为出使德国钦差大臣，奏调为随员，以迄于今。
“喔，”李鸿章问道：“他怎么样？”
“他最近来了一封信。这封信是给什么人的？请中堂不必问。我设法录了一个副本在这里，专备中堂参酌。”
不问其事为何？李鸿章先就觉得他的关爱之情可感，深深报以一眼，然后接过抄件来看。信上并无称谓，是有意略去了的，不过从寒暄的套语中，可以看出受信者与王咏霓有相当交谊，而且是常在一起议论洋务的朋友。
这封信就是专论新购镇远、济远两兵舰的得失。他说：西洋的兵舰，近来都用铁甲，铁甲舰又分快船、战舰两类。战舰一类，先为两舷列炮，炮小甲薄，不足攻拒，一变再变而有船而上可以旋转的炮塔，炮巨甲厚，才成为海上利器。
但旋转的炮塔，仍有缺点，未能尽善，于是再改为“露台旋炮之制”。定远、镇远两舰，仿此构造，算是最新的兵舰。但镇远工料不及定远，如平面纲甲，改用熟料，而当时造价反增加十万银子。其故何在？令人不解。
下面谈到快船。王咏霓说：快船专以巡海，亦能深入敌人口岸，辅佐战舰。由于快船的火力不足，因而必须厚甲以自护。其法有二，一是在吃水线下，加厚钢甲；一是在底部装置平面的钢甲，借以防御自上下落的炮弹。而济远舰的构造极不合理，吃水线下无钢甲防护，一遇小炮弹即生危险，吃水不深，易于欹侧。最大的错误是船面加上炮台，形成头重脚轻之势，不但驾驶困难，而且危险特甚。王咏霓断言西洋兵舰，并无这种规制，济远舰是仿照德国不及一千吨的两艘小船所造，而此两艘小船，亦根本没有炮台。
看到“济远造于伏尔铿厂，初次试为，本未尽善，厂中办事人不自讳言”的话，李鸿章脸色一变，抬头望着张荫桓说道：“李丹崖不致如此冒失吧？我看，王某的这封信，仅凭耳食，未免言过其实。”
听他这样说法，张荫桓就知道他还未看完，“不见得全是耳食之言。”张荫桓说：“中堂请先看信！”
于是李鸿章聚精会神往下看，同时小声念道：
“其失如机舱逼窄，绝无空隙，只身侧行，尚虑误触，前日试机已有触手成废者。
暑月炎燠，临战仓皇，并难奏技；水管行折，远达汽锅，历次损修，甚为不便，今尚泊马拉他，不能随定、镇偕行。
其下舱煤柜，只容百吨，盖以限于入水，诸弊丛生。然大沽口浅，已不能近，烟台、旅顺无碍加深，倘增深一尺，可添煤四十吨，何所见不及于此？而炮房之药气闷，令台之布置不密，犹见弊之小者。
今朝廷加意台澎，饬照仿造，而劼侯、傅相，意见不同，劼侯请俟回华察看，自是慎重，合肥谓不必久待，电令速购。岂成功期诸二年，而订定不能迟诸两月邪？此尤弟所未喻者也。”
这是指新订购的两艘兵舰而言。李鸿章看到这里，大为气愤，“胡说八道。不必久待，电令速购，那里是我的意思。六月里，总署有信给我，说台澎孤悬海外，应该从速购备船只，以备不虞。我因为战舰花费太大，所以复信，说暂照济远订购几艘。六月二十四奉到电旨，我还记得全文是：‘着照济远或快船，定购四只，备台澎用。即电商英德出使大臣妥办。船价户部有的款可拨。’你评评，何尝是我错？”
“中堂不错。本为救急之计，自然不能久待，而况户部有‘的款’是指此时而言，迟延日久，‘的款’也许造了三海的御舫，岂不落空？”
“着啊！你这才是深知甘苦之意。”李鸿章又说：“至于我给劼侯的信，将来可以问他，我只说：炮不可小于八九口径；甲不可薄于十二寸，如用铁面不可薄于十寸；船速不可低于十五里；吃水不可深于十八尺，这都是相度实情，期望快船能得战舰之用。谋国如此，自觉不为不忠，而局外人横加非议，实在令人灰心。”
“中堂谋国，有识者无不倾服。不过，言路上的传闻，虽说空穴来风，到底也还另有说法。”
“什么说法？”李鸿章张大了眼问。
“如无‘空穴’，何有‘来风’？”
李鸿章一愣，接着换了副沉着的脸色，“此言有味！”他说，“你听到什么风声？”
“听说驻德使馆中人，另有信来。盛伯熙就接到一封，预备动折子参李丹崖。”张荫桓说，“盛伯熙的笔锋，中堂是知道的，不动弹章则已，一动必不为人留余地。”
“噢！”李鸿章问：“还有呢？”
“总还有人要借此生风。据说，目前有一公论，‘定远船质坚而价廉；镇远船质稍次而价稍涨；济远船质极坏而价极昂！’总而言之，照他们说，一船不如一船！”
“这些话是从那里听来的呢？”
“上海《申报》上就载得有。”
“局外人的浮议，未必可信。”李鸿章不屑地说，“好在李丹崖已经交卸回国，奉旨交北洋差遣，定、镇、济三舰，也快到大沽口了。是是非非，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是！”张荫桓的本意是来报告消息，原意既达，不必词费，所以起身告辞。
李鸿章却不愿放他走。李凤苞的毛病在李鸿章自然不是一无所知的，所以话虽说得坦然，心里却不免嘀咕，希望张荫桓能替他想个化解之方。只是言语之中，袒护李凤苞在先，一时改不得口，唯有先拿张荫桓留了下来，再作计较。
“如果没有事，你再坐一会……我还有话跟你谈。或者，”他沉吟了一下说：“托你再去打听一下，还有什么人从德国写信来？”
“是！我晚上再来跟中堂回话。”
※ ※ ※
从张荫桓辞去以后，便是接连不断的访客。李鸿章本来是不想见的，但就这一天之间，发觉京中的各种迹象，都对他不利，为了听听消息，也为了笼络朝士，一改本心，尽量延见。
访客是来巴结的多。因为听说朝廷要大办新政，用人必多，或者想兼差、或者想外放，都得要走手握实权的“李中堂”的路子。此辈见识有限，但消息灵通，所以李鸿章倒听了许多想听的话。
到了四点多钟，贴身跟班悄悄来提醒，该赴庆王的饭局了。这天，奕劻为李鸿章接风，陪客是总署、军机两方面的大臣，所以等于又一次会议，李鸿章当然要早到。
果然到得早了，在座的陪客，还只有一个孙毓汶。谈到铁路，他告诉李鸿章说，反对的人很多，不过事在人为，最好准备一份详细的图说，再奏请懿旨定夺。
“那方便。我三五天以内就可以预备好。”李鸿章答道，“洋匠已经勘查了好几次，每一次都有详细禀帖，不过用的是洋文，我关照他们加紧赶译就是。”
“是的。等中堂一交来，军机上立时呈递。”孙毓汶略停一下问道：“中堂的意思是从陶城埠到临清，沿河兴造铁路，如果阿城一带河水漫决，向北冲刷，不会把铁路冲断？”
“不要紧！洋匠已经顾虑到这一层，近河之处，路基筑高六尺，漫水从没有高过六尺的。”
孙毓汶点点头又问：“倘或奉旨准行，中堂意中想派什么人督办？”
李鸿章心目中已经有人，决定派盛宣怀去办。话到口边，忽然警觉，说不定孙毓汶想保荐什么人，倘或落空，难免失望，或者会故意阻挠，这时以敷衍为妙。
于是他摇摇头说：“此刻那里谈得到此？将来是不是交北洋办，亦未可知。就是交北洋办，派什么人经理，也得请教诸公的意思。”
“那当然请中堂一力支持。”孙毓汶说，“我看盛杏荪倒是适当的人选。”
听得孙毓汶称赞盛宣怀，李鸿章不能不留意。因为孙毓汶固然一言一行，无不隐含心计，而对盛宣怀更不能不防。北洋幕府中两类人才，一类讲吏治、论兵略，还保留着曾国藩开府的流风遗韵，论人，大多正人君子；论事，亦多罕言私利。另一类办洋务、辟财源，此中又有高下两等，上焉者如张荫桓，下焉者就是盛宣怀之流，李鸿章在他们面前，就象在贴身侍仆面前一样，毫无秘密可言。事实上李鸿章也是要靠盛宣怀等辈，才有个人的秘密，此所以不能不防。
他防人的手段，因人而施，对于淮军将领，是造成他们彼此的猜忌，免得“合而谋我”；对于盛宣怀这些人，在陷之以利以外，就是严禁他们另投靠山。不过，盛宣怀固然不必，也不敢出卖自己，就怕孙毓汶别有用心，将盛宣怀拉了过去，自己的秘密如果都落在此人手中，却是大可忧之事。为此，他试探着问：“多说盛杏荪是能员，莱山，照你看，他的长处，到底何在？”
“盛杏荪是中堂一手提拔的人，难道还不知道他的长处？”
照这话看，孙毓汶或者已经猜到自己要委盛宣怀办铁路，有意说在前面，以为试探。李鸿章心想，言路上对盛宣怀深恶痛绝，如果自己承认有此意向，一传出去，先招言官反感，益增阻力，还是先瞒着为妙。
“盛宣怀的长处，我当然知道。不过，知人甚难，要听听大家对他的批评，尤其是阁下的批评。”
“为什么呢？”
“那还不容易明白？军机为用人行政之地，何能不听听你对人物的品评？”
“中堂太看得起我了！”孙毓汶忽然问道：“听说盛杏荪到杭州去了？”
“他老翁在浙江候补，请假去省亲。”李鸿章又说，“也要去整顿整顿招商局。”
谈到这里，客人陆续至，而且非常意外地，正要开席的时候，醇王亦作了不速之客。不过他一进来就先声明，他不是来闯席，只是听说大家都在这里，顺路进来看看。
这一下，使得做主人的奕劻很为难。不留醇王，于礼不合，留下醇王，自然是坐首座，便委屈了李鸿章。想一想只有口中虚邀，暗地里关照，暂缓开席。
醇王自知不便久坐，觑个便将孙毓汶拉到一边，有一句要紧话关照：“你们跟少荃同席，不必再谈铁路。这件事，八成儿吹了！”
“怎么呢？”
“这位，”醇王揸开五指伸了一下，意思是指惇王，“今天不是‘递了牌子’？我刚刚才知道，为的是反对造铁路，当面力争。有几句话说得很厉害，说是铁路造来造去，怕动了西陵的龙脉。上头一听这话吓坏了！派了传谕，明天一早，让我头一起递牌子，说是要问铁路。多半会作为罢论。”
孙毓汶不即回答，问到另一件事：“那么，官银号呢？”
“这又是件棘手的事！崇文山到我那里痛哭流涕，真正愚忠可悯！看样子，除非不用洋人，不然就办不成。”
“合肥迷信洋人。听说他有过后，不用洋人，宁可不办。现在铁路再作罢论，所议的三件大事，倒有两件不成功，而这两件又是合肥的献议，一点结果都没有，似乎于他的面子上不好看。”
“说得是啊！”醇王倒未曾想到，此刻一被提醒，才觉得十分不妥。
“而况现在还有求于他！”
这话，醇王也能深喻，有求于李鸿章的，不止于先办北洋一大支海军，还要靠他遮掩着拿海军经费移作别用。这样，就必得设法圆他的面子，否则，他未必肯乖乖听话。
“王爷，”孙毓汶低声说道：“办不办，王爷在心里拿主意，眼前先不必说破，尽管照合肥的意思降旨。横竖这又不是三天两天便得见分晓的事，且等崧镇青跟陈隽丞复奏了再说。”
这是指漕运总督崧骏跟山东巡抚陈士杰。修造铁路事关南漕，地在山东，当然要征询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的复奏，认为窒碍难行，将来就可以搪塞李鸿章。倘或复奏赞成，也不妨示意言路上折反对。总之要打消此事的手段多得很，眼前能保住李鸿章的面子，不教他怀怨于朝廷，便是上策。
“你的话不错。一准照此而行！”醇王欣然答应。
风尘三侠(高阳)丁香花八大胡同李娃吕不韦草莽英雄明末四公子灯火楼台 胡雪岩传三买命八大胡同艳闻秘事风尘三侠大浪淘沙李鸿章董小宛清末四公子明朝的皇帝恩怨江湖临邛卓家乾隆韵事任公与刁间清朝的皇帝这天是醇王主持会议，与议的是李鸿章、礼王世铎、庆王奕劻，以及军机大臣阎敬铭、张之万、额勒和布、许庚身、孙毓汶，总理衙门行走的户部尚书福锟、刑部尚书锡珍、工部右侍郎徐用仪、兵部右侍郎廖寿恒、顺天府府尹沈秉成、内阁学士续昌。还有一个总理大臣，鸿胪寺正卿邓承修，奉旨派到云南、广西去会勘中越边界，上谕就是这天一早下来的，邓承修闹脾气故意不出席。
一到总理衙门先吃饭，饭罢品茗，然后闲谈。等到开议，已经三点钟了。
第一件事是议海军。醇王首先宣明懿旨，先就北洋办一大支。其实，这是大家都早已知道了的。而且，李鸿章在这几天拜客的时候，跟阎敬铭、许庚身、孙毓汶都已经谈过，是怎么一个办法，已有成议。此时会商，只要剩下的一些枝节能够安排妥当，就可以会衔出奏了。
不过，施政用人，自有不可逾越的体制，所以尽管已经决定专设海军衙门，由醇王主持，奕劻和李鸿章会办，善庆和曾纪泽帮办，但在会衔的奏折上，不能写明，必得请旨简派。
“倒是有个折子，得好好核计。”醇王说道：“彭雪琴上折告病，请开各项差使。这当然是因为海军与长江水师有关，知道一定得有一番整顿，所以退让贤路。上头交代：彭玉麟是有功之人，不要让他面子上太下不去。照这样看，整顿长江水师，只有缓一缓再说了。”
醇王说完，从东面看过去。东面坐的是军机大臣，领班的礼王世铎，眼观鼻、鼻观心，作菩萨低眉之状；其次是额勒和布，欠一欠身，表示无话可说；再次是阎敬铭，他自己不说，却问许庚身：“星叔，你看如何？”
“慈圣体恤勋臣的德意，为臣下者，自然奉行惟谨。照我想，现在既奉懿旨，先从北洋精练一支。而长江水师与南洋密不可分，跟北洋的关系不大，稍缓整顿，在道理上亦是讲得通的。”
“对了。”醇王欣然作了决定：“就这样吧！彭雪琴当然亦不必开缺，给他几个月假就是了。少荃，你看这样子处置，是不是妥当？”
“妥当之至。”李鸿章深中下怀。如果要他对整顿水师，提出意见，反倒是一大难题了。
“七王爷，”孙毓汶看时候不早，下面还有两件棘手的大事要议，所以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径自将奉命撰拟的“遵筹海防善后事宜”奏稿，取出来双手捧上，“请署衔吧！”
这个稿子，醇王是早就过目了，无须再看，顺手递向西面。紧挨着他坐的是奕劻，但醇王却越过他背后交给李鸿章：
“少荃，你看看！”
“请王爷先看。”李鸿章跟奕劻客气。
“我已经看过了，七爷是总理全局，北洋归你专司其事，你得仔细看一看。”
李鸿章领受了他的忠告，果然很仔细地从头看到底，对于南北洋经费归海军衙门统筹统支这一点，很想有所主张。然而转念一想，争亦无用，反倒伤了和气，不如不争，所以看完以后，连连称善。
连他都没有意见，旁人自然更不会有话。于是依次在这个奏稿上署名，表示同意。这样一件大事，就很顺利地定议了。
※ ※ ※
第二件大事是议铁路。“这件事，”醇王将身子往后仰一仰，带着点置身事外的意味，“我没有成见，请各位公议吧！”
于是奕劻以主持会议的姿态说：“盛杏荪的说帖，不为无理。不过，兹事体大，言路上的态度很激烈，未筹铁路，先得安抚此辈。我看，先从这方面谈起吧！莱山，这段铁路，造在贵省，你总有话说？”
孙毓汶不但有话说，而且他也是反对造铁路的。因为这段铁路起自东阿，迄于临清，虽跟他老家济宁，发了几代的祖坟风水无关，但山东同乡都要求他“主持正论”，不得不然。
只是他也不肯公然得罪李鸿章，所以想了个圆滑的办法，关照军机章京，检出旧档，将言路上反对铁路的折子，作成一个抄件，此时取出来扬了一下说：“这是去年秋冬之交，言官的议论，请李中堂过目。”
李鸿章知道不是好话，便不肯接那个抄件，“莱山，”他说，“请你念一念，让大家都听听。”
于是孙毓汶数了数说道：“一共六个折子，内阁学士徐致祥，先后上了两个，就先念他的吧。”
徐致祥的第一个奏折，是上年九月十三日所上，那时已有用铁路运漕之议；又有一说，铁路将从京城造至清江浦；再有一说，借洋债五百万两，修一条从西山到芦沟桥的铁路。传说纷纭，人心惶惑，因而徐致祥的议论，甚为激切，认为开铁路计有“八害”。
“南漕以铁路转运，工成亦须二、三年，无论缓不济急，而商船歇业，饥寒迫而盗贼兴，其害一。
山东黄河泛滥，连岁为灾，小民颠连困苦，今若举行铁路，以千余万之资，不以治河而以便夷民，将怨咨而寒心，其害二。
清江浦为水陆要冲，南北咽喉，向非通商码头。铁路一开，夷人必要求此地置造洋房、增设侦栈、起盖教堂。以咽喉冲要之地，与夷共之，其害三。
夷之欲于中国开通铁路，蓄念十余年矣！今中国先自创之，彼将如法而行。许之则开门揖盗，拒之则启衅兴戎，其害四。
中国可恃以扼要据险者惟陆路，广开铁路，四通八达，关塞尽失其险，中国将何以自立？其害五。
如谓易于征兵调饷，不知铁路虽坚，控断尺地，即不能行。若以兵守，安得处处防范？其害六。
如谓便于文报，查火轮车每时不过行五十里，中国紧急驿递文书，一昼夜可六七百里，有速无迟……。”
刚念到这里，李鸿章笑了出来，是有意笑得声音极大，表示他的愤懑和鄙视，“这些拿写大卷子当经济学问的翰林名士，我可真服了他了！”他提高了声音说，“列公请想想，一个钟头走五十里，一昼夜二十四个钟头该走多少？不是一千两百里吗？与六七百里比较，说是有速无迟？这不是瞪着眼说瞎话？其欲谁欺！”
由于李鸿章捉住了徐致祥这个近乎自欺欺人的短处，加以词气甚壮，以至于原折“八害”之说不能毕其词，连带山东道监察御史文海的“四害”，陕西道监察御史张廷燎的“不可轻于尝试”，浙江道监察御史汪正元的“六不可开”等等议论，也就不能重提了。
其实，这些议论亦不必重提，李鸿章早就听说了。在他看，所有反对开铁路的理由，都是不知道四海之大，而自井底窥天的阁阁蛙鸣，不值得一驳。唯一成理由的是，要掘平许多坟墓，坏了人家的风水，然而为了富国强兵，也就顾不得那许多。
当然，这话只能在私下谈，不便宣之于这样为朝野所一致瞩目的会议中。李鸿章在想，此日一会既非三公坐而论道，而是讲求经世实用的方略，那么，要塞悠悠之口，最好莫如讲“师夷”的实效。
于是在举座相顾，踧躇沉默之际，李鸿章用微显激动的神态发言：“同治五年，恭亲王跟文文忠创设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天文书算之学，言路大哗，倭文端亦有封奏，请‘立罢前议’。如今看来怎么样？可笑是不是？这不能怪倭文端，当时初讲洋务，究不知效验如何？我奇怪的是，今昔异势，明明师夷之长，已见其利，何以还有倭文端的那套见解？拿陆路电线来说，万里音信，瞬息可通，有事呼应灵便，无事可便商贾，今日之下，那个敢说不该兴办电报？然而当时就有人坚持以为不可，福建百姓，始而呈阻，从而窃毁。我现在要请大家问一问福建的京官，是有电报好，还是没有电报好？记得倭文端为同文馆所上的折子，恭引圣祖仁皇帝的垂谕：‘西洋各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以为‘圣虑深远，虽用其法，实恶其人’，这是倭文端的断章取义！我敢说，如果仁皇帝今日还在，虽恶其人，必用其法。师夷之长，正所以为制夷之地！记得恭亲王驳倭文端的折子有言，‘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竭其樤昧，悉心商办。’又说，‘如别无良策，谨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并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今日之事，我亦是这个看法。请王爷卓裁，诸公同议！”
说到这里，李鸿章已是气喘连连，自有听差替他捶背抹胸，拭汗奉条，益显得老臣谋国之忠。而在座的人，自醇王以次，亦无不为李鸿章这番话的气势所慑，纵有反驳的理由，也都要考虑一下，是不是宜于在此时出口？
他人可以缄默，醇王却不能不说话。他本来是赞成兴修铁路的，但去年预备由神机营出面，借洋债建造西山至芦沟桥的铁路，专为运煤之用，不想为言路大攻，因而有些畏首畏尾，此时为李鸿章的话所激动，不由得又慨然而言，表示支持。
然而亦仅是表示支持而已，“铁路之利，局外人见不到，那些议论亦听不得。”话虽如此，他却作不得主，“这件事，我看要奏请圣裁。”
于是，接下来议第三件，也是这天最后要议的一件大事，筹设银行。李鸿章将克米隆所拟的说帖，作了一个解释：由户部拨银五百万两作为资本，如果一时没有这笔巨款，不妨向汇丰银行举债。接着又列举了许多条银行的好处，善于理财的阎敬铭，倾身绌听，深感兴趣。
“外国的银行，跟我们中国的银号、钱庄，看起来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俗语所说的，在‘铜钱眼里翻跟斗’，其实大不相同，收支出纳，别有法度。所以主事者是否得人，关系成败。”李鸿章说到这里，略停一下，然后挥一挥手加重语气：“我们的银行不办则已，要办，就得要用洋人。拟说帖的克米隆，是上海汇丰银行的总经理，同治十二年接手到现在。汇丰银行本来是赔钱的，经过此人极力整顿，生意蒸蒸日上，现在已成了上海外国银行的领袖，克米隆的声望亦远达东西洋各国。若能得他之助，我敢担保，我们的银行一定办得发达。”
李鸿章说完，又该醇王表示意见。他看看阎敬铭问：“丹初，你看怎么样？”
“我赞成。不过，第一，银行是外国人的叫法，我们不必强与相同，仍旧以称‘官银号’为宜。”
“见得是！”李鸿章赶紧接口，“户部既有‘官钱号’，不妨再设‘官银号’。这个名称改得好，于体制相符。”
“第二，要办就我们自己办，何必用洋人？”
“你不用洋人，人家却不相信你户部。”
这脱口一答，真所谓“语惊四座”。阎敬铭勃然变色，大小眼一齐乱眨，形容丑怪。李鸿章自知失言，赶紧又作解释。
“这决不是人家看不起我们户部，因为在商言商，最要紧的是主事者的信用。我们的官银号设了起来，要跟各国通汇，譬如说，现在我们在伦敦要付一笔款子，需用甚急，照各国银行通汇的规矩，一个电报去，就会如数照付。如果我们官银号的司理，不为洋人所知，人家如何放心？用克米隆就是要利用他的声望信誉。”
这一解释，总算能自圆其说，阎敬铭微微颔首，表示领会。醇王本来怕阎李意见不合，将此一桩好事打翻，如今见此光景，才算放心。
“兹事体大，一时也无法细谈，既然丹初也赞成，那么，这件事就交户部议奏。各位看，这样子办，使得使不得？”
“这是正办！”世铎答说。
“事不宜迟。”醇王向阎敬铭说：“丹初，你此刻跟少荃当面约定日子，在户部会议，有了结果，好早早出奏，这件事，最好能趁少荃在京里，就能定局。”
“是！”阎敬铭向李鸿章讨日子：“爵相，那一天有空？”
“这是大事，除非召见，我都可以抽出空来。丹初，请你跟崇公商量定了，随时通知我。”
崇公是指承恩公崇绮。他倒霉了好几年，是阎敬铭敬重他的理学，在慈禧太后面前力保，才在去年十一月当上了户部尚书。
于是在暮色苍茫中，各自散归府第。李鸿章这天本有七个饭局，因为预知会议会开得很长，所以早就一律辞谢。回到贤良寺途中，心血来潮，就在轿前吩咐材官，拿名帖请阎敬铭到行馆来便酌，又特地叮嘱，请客时要说明，并无他客在座。
回到贤良寺不久，阎敬铭应约而至。见了面彼此欣然，一个固然有话要说，一个也正有话要问，可以把杯倾谈，极融洽。
要谈要问的，正就是设立官银号之事。在阎敬铭面前，李鸿章不敢说没有把握的外行话，而是说了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理财心得。李鸿章认为发行钞票，可以一扫钱谷税厘方面进多出少，病民肥己的积弊，尤其是当他提到“减平”方面的好处，更显得用钞票有实益。
划一减平是阎敬铭所倡议。上年十二月，户部奉旨预为筹划军饷，阎敬铭亲自主持会议，殚思竭虑，拟成开源节流之策各十二条。节流的第一策，各省减平，必须划一。嘉庆年间，为平川楚教乱，军需支出浩繁，得设法弥补部库收支不足之数，于是陕西巡抚毕沅始创“减平”之议。减平就是减低银子的成色，表面银数不减，暗中却已减少支出，估计每年各省由减平所节余的银数，约计有七十四万两，规定应解户部。但是行之既久，利未见而弊丛生，就因为减平的标准不一，易干黹混。
“现在各省支发兵饷，多按减平发给，每两银子，有的扣三分六厘三，有的扣四分九厘三，有的扣四分。上年由你那里议定，一律扣四分，划一是划一了，丹初，你知道不知道，各省是不是实力奉行呢？”李鸿章接着说，“老实奉告，就我直隶各处，亦未见得能够划一。”
“贵省如此，他省可想而知。其实‘减平’之说，自欺欺人，毫无意思，不过积重难返，骤难革除而已。”
“是！”李鸿章说，“其实应革的弊病又岂仅减平一项？我记得大疏中还有两句话：‘他如各省之洋银折合纹银，银价折合钱价，亦漫无定章，徒使中饱。’而漫无定章者，无非币制太乱，有银子、有银洋，银子有各种成色，洋钱亦不止墨西哥鹰洋一种，很难有确切不移的定章。丹初，要讲划一，有个根本而容易的办法，就是发钞票！完粮纳税，收一两就是一两，公款出纳，有一两就是一两，请问从那里去蒙混，从那里去中饱？”
阎敬铭听到这里，拍案称赏。“爵相！”他说，“这件事一定要办成了它！这是千秋的大事业。收粮的‘淋尖’、‘踢斛’一时无法革除，收银子的‘火耗’、‘平余’，从今以后可以一扫而除。快何如之？”
“丹初！”李鸿章说，“这话你只好摆在心里。”
“为什么？”
“革弊必遭人之忌。”李鸿章说，“我们只谈兴利好了！”
“啊，啊！爵相见事真相！”
于是，约定后日在户部集议以后，欢然分手。阎敬铭高兴，李鸿章更高兴，既有醇王的全力支持，又有阎敬铭的力赞其成，何况这件事不比造铁路那样，牵涉广泛，看起来此议必可见诸实行了。
※ ※ ※
在阎敬铭也是这样的想法，此议必可见诸实行，要商议的是如何实行？所以第二天一到衙门，先跟兼管钱法堂事务的右侍郎孙家鼐去谈。孙家鼐是咸丰九年的状元，但丝毫没有状元的骄气，平日处世待人，总说“当体圣人中和之旨”，所以听阎敬铭所谈，虽不知这个仿照外国银行设立的“官银号”，应如何着手筹备？却满口称是，毫无异议。
到得中午，崇绮来了。一谈之下，只见他大摇其头，连连说道：“匪夷所思，匪夷所思！”
阎敬铭颇为不悦。这是仿照西洋行之有效的成法，即令制度与中土不同，或有捍格，亦不致到荒唐的程度，何以谓之为“匪夷所思”？心里在想：“讲理学，或者《朱子大全》不能象你背得那么滚瓜烂熟，讲到理财，难道李鸿章跟我阎敬铭，倒不如你这个‘蒙古状元’？”
心里这样，脸色便有些难看了。“崇公，”他问，“倒要请教，怎么是匪夷所思？”
“用洋人来管我们的银子，这不是开门揖盗？”
“用洋人不过是用这个洋人在各国之间的信用，让他来替我们打开局面。户部仍有监督之权，如何说是开门揖盗？更与管银子何关？”
“怎么没有关系？”崇绮的声音既高且急，“请洋人来当司理，银子由他管，钞票由他发，拿几张不值钱的花纸，换走我白花花的库银，乌乎可？”
阎敬铭一听这话，啼笑皆非，忍气解释：“崇公，银子在库里，他怎么换得走？”
“这个库，不是咱们户部的银库，是他银行里的库。东江米巷你总经过，不见他们的银行，洋兵把门，银子进出，谁也不准干预。你能保他不盗我们的库银？”
“那是人家外国银行。”左侍郎孙治经忍不住插嘴：“户部的官银号，何能会洋兵把门？”
“你要用洋人，就保不定他不派洋兵，倘或拦住他不准用，岂不又别生交涉？”
简直不可理喻了！阎敬铭乱眨着大小眼，与孙治经相顾无语。孙家鼐深怕崇缔还要抬杠，搞成僵局，便顾而言他地，将这件事扯开不谈。
“丹翁！”崇绮却还不肯罢休，凛然表示：“这件事万不可行。我不与议，亦不具奏，倘或朝廷竟行此莠政，我就只好挂冠了。”
竟是以去就力争，真所谓愚不可及。阎敬铭痛悔不已，自己竟是误采虚声，保荐了这样一个不明事理的人来掣自己的肘，夫复何言？
“唉！”他长叹一声：“罢了！”
※ ※ ※
崇绮岂肯善罢？他还真的相信，用了克米隆，户部银库里白花花的银子，会源源流向外洋。所以出了衙门，回家一转，抄了些文件，一直到适园去见醇王。
“七爷！”一见了面，崇绮就说：“我今天要跟七爷来请教，当年跟英国人开衅，究竟是为了什么？”
见他气急败坏的样子，醇王大为不解，“文山，”他摆一摆手，“有话你坐下来说。为什么？气得这个样子？”
“汉奸猖獗，何得不气？”
“汉奸？”醇王更为诧异，“你是骂谁？”
“李少荃、阎丹初全是汉奸。七爷，你可不能受他们的愚！”崇绮大声说道：“洋人不怀好意，觊觎我中土白银，蓄意已非一日。道光二十年跟英国开仗，是为了什么？就为的是纹银外流。”
接着，崇绮从靴页子里掏出一叠纸，先念一段道光九年十二月的上谕：
“联闻外夷洋钱，有大髻、小髻、蓬头、蝙蝠、双柱、马剑诸名，在内地行使，不以买货，专以买银；暗中消耗，每一文抵换内地纹银，计折耗二三分。自闽、广、江西、浙江、江苏渐至黄河以南各省，洋钱盛行。凡完纳钱粮及商贾交易，无一不用洋钱。番舶以贩货为名，专带洋钱至各省海口，收买纹银，致内地银两日少，洋钱日多。
近年银价日昂，未必不由于此。”
“七爷，你再听，这道奏疏，是道光十八年闰四月，鸿胪寺正卿黄爵滋所上。请七爷听听他怎么说？”
崇绮念的一段，又是有关纹银外流的：
“窃见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也。盖自鸦片流入我国，我仁宗睿皇帝知其必有害也，特设明禁，听当时臣工亦不料其流毒到于此极！”
“流毒谓何？就是‘以外洋之腐秽，潜耗内地银两’！”
崇绮接着再念黄爵滋所奏，道光初年鸦片走私入口，纹银走私出口的数目：“粤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用扒龙、快蟹等船，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漏至三千余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
“听先父告诉我，”崇绮是指他的父亲赛尚阿，“当时成皇帝谈到黄爵滋这道奏疏，悚然动容。纹银流入外洋，不知伊于胡底，因而宸衷独断，不惜与洋人一战，以求塞此病国害民的漏卮！如今户部设立官银号，使洋人司理其事，岂不是求他将纹银流入外洋。七爷是宣宗成皇帝的爱子，何忍出此？”
说着，两行眼泪，滚滚而下。
这一下搞得醇王既困扰又不安，“文山，文山！”他惶惑地连声喊着，“何用如此，何用如此！”
“于今当朝一人，一切担当都在七爷肩上，只要七爷力扶正气，一切魑魅魍魉，自然销声匿迹。”
这话使醇王觉得刺心。崇绮反对设官银号，而自己对此事正抱着无穷希望。那么，所谓魑魅魍魉，不也就包括自己在内吗？
这样转着念头，便正色说道：“文山，谋国之忠，谁不如我？总要时刻存一个与人为着的心才好。”
“原该如此。只要于国计民生有益，世道人心不悖，当然应该力赞其成。无奈当今之世，积非成是。语云‘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七爷，崇绮世受国恩，粉身难报，只有做个谔谔一士，尽其愚忠。”
“是的，是的！我知道，我知道。”醇王懒得跟他再说，“你请回吧！这件事，我总审慎就是。”
“请七爷千万审慎！”崇绮又加了一句：“心所谓危，不敢不言。如果言之不行，就只有以去就争了！”
这话迹近要挟，醇王益觉不快，同时也很烦恼。从前总当那班食古不化之士，侃侃正论，是择善固执，这一年以来，经得事多，才知道此辈固执有之，择善未必，只要胸中有了痞块，驱甲兵攻之而不去，真教无可奈何！
※ ※ ※
李鸿章在第二天一早，就知道了有这么横生的一个枝节，不但阎敬铭来信相告：“崇公于此事，成见极深，不易化解，集议一节，暂作罢论。”而且另有他派在京里的“坐探”，传来详细消息，才知道崇绮竟不惜以纱帽相拚，实在太出人意外了。
“此事，我看难了！”正好来访的张荫桓说，“崇文山、徐荫轩相互标榜，以理学自命，专有班恃此为进身之阶的新进追随着在起哄，这班人见解、文采，不如清流，而凌厉之气过之。照我看，马上就会有折子搏击。中堂倒要小心！”
李鸿章对言官也是又恨又怕，不过此事办成，是理财方面一帖起死回生的灵药，当然不肯轻易放弃。因而便向张荫桓问计。
“崇文山反对的是洋人，反对洋人又是怕纹银外流，如果能有保证，纹银包不外流，就没有反对的理由。中堂请想想看，有什么保证？”
“除非不用洋人。”
“不用洋人办得到，办不到？”
“这没有什么办不到。”李鸿章说，“不过不用洋人，我还真不能放心。”
“怎么呢？”
“克米隆跟我详细谈过，发行钞票，要有现银准备。照西洋规矩，准备金不必十足，但有一定成数，公推公正士绅监督，按期检查，以昭大信。现在请克米隆主持其事，当然照他的章程办理，如果是由户部派人，必不能做到这一层。说不定一道中旨，取银若干，你能抗旨不遵吗？”
“照此说来，设官银号是替官里开一条聚敛之道，辟一座方便之门。一旦滥发钞票，蹈咸丰发当百钱的覆辙，其害不可胜言。”张荫桓率直劝道：“中堂并无理财之责，何苦担此骂名？而况勋业如日方中，可办的大事甚多，也犯不着做这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李鸿章想了一下，决定接受他的劝告，“你的话很切实，我犯不着那么傻！”他说，“听其自然吧！反正要办官银号，就得用洋人，不然不如不办。”
※ ※ ※
到这时候，张荫桓方始谈到他的来意。他也是有个极重要的消息，必须告知李鸿章，未谈之前，先问起一个人：“许竹筼的随员王子裳，中堂见过没有？”
“没有。”李鸿章问，“听说是翁叔平的门生。”
“是的。”张荫桓说了此人的简历。王子裳名叫咏霓，浙江人，早年是个名士，骈文做得极好。本来是刑部主事，去年许景澄奉命代李凤苞为出使德国钦差大臣，奏调为随员，以迄于今。
“喔，”李鸿章问道：“他怎么样？”
“他最近来了一封信。这封信是给什么人的？请中堂不必问。我设法录了一个副本在这里，专备中堂参酌。”
不问其事为何？李鸿章先就觉得他的关爱之情可感，深深报以一眼，然后接过抄件来看。信上并无称谓，是有意略去了的，不过从寒暄的套语中，可以看出受信者与王咏霓有相当交谊，而且是常在一起议论洋务的朋友。
这封信就是专论新购镇远、济远两兵舰的得失。他说：西洋的兵舰，近来都用铁甲，铁甲舰又分快船、战舰两类。战舰一类，先为两舷列炮，炮小甲薄，不足攻拒，一变再变而有船而上可以旋转的炮塔，炮巨甲厚，才成为海上利器。
但旋转的炮塔，仍有缺点，未能尽善，于是再改为“露台旋炮之制”。定远、镇远两舰，仿此构造，算是最新的兵舰。但镇远工料不及定远，如平面纲甲，改用熟料，而当时造价反增加十万银子。其故何在？令人不解。
下面谈到快船。王咏霓说：快船专以巡海，亦能深入敌人口岸，辅佐战舰。由于快船的火力不足，因而必须厚甲以自护。其法有二，一是在吃水线下，加厚钢甲；一是在底部装置平面的钢甲，借以防御自上下落的炮弹。而济远舰的构造极不合理，吃水线下无钢甲防护，一遇小炮弹即生危险，吃水不深，易于欹侧。最大的错误是船面加上炮台，形成头重脚轻之势，不但驾驶困难，而且危险特甚。王咏霓断言西洋兵舰，并无这种规制，济远舰是仿照德国不及一千吨的两艘小船所造，而此两艘小船，亦根本没有炮台。
看到“济远造于伏尔铿厂，初次试为，本未尽善，厂中办事人不自讳言”的话，李鸿章脸色一变，抬头望着张荫桓说道：“李丹崖不致如此冒失吧？我看，王某的这封信，仅凭耳食，未免言过其实。”
听他这样说法，张荫桓就知道他还未看完，“不见得全是耳食之言。”张荫桓说：“中堂请先看信！”
于是李鸿章聚精会神往下看，同时小声念道：
“其失如机舱逼窄，绝无空隙，只身侧行，尚虑误触，前日试机已有触手成废者。
暑月炎燠，临战仓皇，并难奏技；水管行折，远达汽锅，历次损修，甚为不便，今尚泊马拉他，不能随定、镇偕行。
其下舱煤柜，只容百吨，盖以限于入水，诸弊丛生。然大沽口浅，已不能近，烟台、旅顺无碍加深，倘增深一尺，可添煤四十吨，何所见不及于此？而炮房之药气闷，令台之布置不密，犹见弊之小者。
今朝廷加意台澎，饬照仿造，而劼侯、傅相，意见不同，劼侯请俟回华察看，自是慎重，合肥谓不必久待，电令速购。岂成功期诸二年，而订定不能迟诸两月邪？此尤弟所未喻者也。”
这是指新订购的两艘兵舰而言。李鸿章看到这里，大为气愤，“胡说八道。不必久待，电令速购，那里是我的意思。六月里，总署有信给我，说台澎孤悬海外，应该从速购备船只，以备不虞。我因为战舰花费太大，所以复信，说暂照济远订购几艘。六月二十四奉到电旨，我还记得全文是：‘着照济远或快船，定购四只，备台澎用。即电商英德出使大臣妥办。船价户部有的款可拨。’你评评，何尝是我错？”
“中堂不错。本为救急之计，自然不能久待，而况户部有‘的款’是指此时而言，迟延日久，‘的款’也许造了三海的御舫，岂不落空？”
“着啊！你这才是深知甘苦之意。”李鸿章又说：“至于我给劼侯的信，将来可以问他，我只说：炮不可小于八九口径；甲不可薄于十二寸，如用铁面不可薄于十寸；船速不可低于十五里；吃水不可深于十八尺，这都是相度实情，期望快船能得战舰之用。谋国如此，自觉不为不忠，而局外人横加非议，实在令人灰心。”
“中堂谋国，有识者无不倾服。不过，言路上的传闻，虽说空穴来风，到底也还另有说法。”
“什么说法？”李鸿章张大了眼问。
“如无‘空穴’，何有‘来风’？”
李鸿章一愣，接着换了副沉着的脸色，“此言有味！”他说，“你听到什么风声？”
“听说驻德使馆中人，另有信来。盛伯熙就接到一封，预备动折子参李丹崖。”张荫桓说，“盛伯熙的笔锋，中堂是知道的，不动弹章则已，一动必不为人留余地。”
“噢！”李鸿章问：“还有呢？”
“总还有人要借此生风。据说，目前有一公论，‘定远船质坚而价廉；镇远船质稍次而价稍涨；济远船质极坏而价极昂！’总而言之，照他们说，一船不如一船！”
“这些话是从那里听来的呢？”
“上海《申报》上就载得有。”
“局外人的浮议，未必可信。”李鸿章不屑地说，“好在李丹崖已经交卸回国，奉旨交北洋差遣，定、镇、济三舰，也快到大沽口了。是是非非，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是！”张荫桓的本意是来报告消息，原意既达，不必词费，所以起身告辞。
李鸿章却不愿放他走。李凤苞的毛病在李鸿章自然不是一无所知的，所以话虽说得坦然，心里却不免嘀咕，希望张荫桓能替他想个化解之方。只是言语之中，袒护李凤苞在先，一时改不得口，唯有先拿张荫桓留了下来，再作计较。
“如果没有事，你再坐一会……我还有话跟你谈。或者，”他沉吟了一下说：“托你再去打听一下，还有什么人从德国写信来？”
“是！我晚上再来跟中堂回话。”
※ ※ ※
从张荫桓辞去以后，便是接连不断的访客。李鸿章本来是不想见的，但就这一天之间，发觉京中的各种迹象，都对他不利，为了听听消息，也为了笼络朝士，一改本心，尽量延见。
访客是来巴结的多。因为听说朝廷要大办新政，用人必多，或者想兼差、或者想外放，都得要走手握实权的“李中堂”的路子。此辈见识有限，但消息灵通，所以李鸿章倒听了许多想听的话。
到了四点多钟，贴身跟班悄悄来提醒，该赴庆王的饭局了。这天，奕劻为李鸿章接风，陪客是总署、军机两方面的大臣，所以等于又一次会议，李鸿章当然要早到。
果然到得早了，在座的陪客，还只有一个孙毓汶。谈到铁路，他告诉李鸿章说，反对的人很多，不过事在人为，最好准备一份详细的图说，再奏请懿旨定夺。
“那方便。我三五天以内就可以预备好。”李鸿章答道，“洋匠已经勘查了好几次，每一次都有详细禀帖，不过用的是洋文，我关照他们加紧赶译就是。”
“是的。等中堂一交来，军机上立时呈递。”孙毓汶略停一下问道：“中堂的意思是从陶城埠到临清，沿河兴造铁路，如果阿城一带河水漫决，向北冲刷，不会把铁路冲断？”
“不要紧！洋匠已经顾虑到这一层，近河之处，路基筑高六尺，漫水从没有高过六尺的。”
孙毓汶点点头又问：“倘或奉旨准行，中堂意中想派什么人督办？”
李鸿章心目中已经有人，决定派盛宣怀去办。话到口边，忽然警觉，说不定孙毓汶想保荐什么人，倘或落空，难免失望，或者会故意阻挠，这时以敷衍为妙。
于是他摇摇头说：“此刻那里谈得到此？将来是不是交北洋办，亦未可知。就是交北洋办，派什么人经理，也得请教诸公的意思。”
“那当然请中堂一力支持。”孙毓汶说，“我看盛杏荪倒是适当的人选。”
听得孙毓汶称赞盛宣怀，李鸿章不能不留意。因为孙毓汶固然一言一行，无不隐含心计，而对盛宣怀更不能不防。北洋幕府中两类人才，一类讲吏治、论兵略，还保留着曾国藩开府的流风遗韵，论人，大多正人君子；论事，亦多罕言私利。另一类办洋务、辟财源，此中又有高下两等，上焉者如张荫桓，下焉者就是盛宣怀之流，李鸿章在他们面前，就象在贴身侍仆面前一样，毫无秘密可言。事实上李鸿章也是要靠盛宣怀等辈，才有个人的秘密，此所以不能不防。
他防人的手段，因人而施，对于淮军将领，是造成他们彼此的猜忌，免得“合而谋我”；对于盛宣怀这些人，在陷之以利以外，就是严禁他们另投靠山。不过，盛宣怀固然不必，也不敢出卖自己，就怕孙毓汶别有用心，将盛宣怀拉了过去，自己的秘密如果都落在此人手中，却是大可忧之事。为此，他试探着问：“多说盛杏荪是能员，莱山，照你看，他的长处，到底何在？”
“盛杏荪是中堂一手提拔的人，难道还不知道他的长处？”
照这话看，孙毓汶或者已经猜到自己要委盛宣怀办铁路，有意说在前面，以为试探。李鸿章心想，言路上对盛宣怀深恶痛绝，如果自己承认有此意向，一传出去，先招言官反感，益增阻力，还是先瞒着为妙。
“盛宣怀的长处，我当然知道。不过，知人甚难，要听听大家对他的批评，尤其是阁下的批评。”
“为什么呢？”
“那还不容易明白？军机为用人行政之地，何能不听听你对人物的品评？”
“中堂太看得起我了！”孙毓汶忽然问道：“听说盛杏荪到杭州去了？”
“他老翁在浙江候补，请假去省亲。”李鸿章又说，“也要去整顿整顿招商局。”
谈到这里，客人陆续至，而且非常意外地，正要开席的时候，醇王亦作了不速之客。不过他一进来就先声明，他不是来闯席，只是听说大家都在这里，顺路进来看看。
这一下，使得做主人的奕劻很为难。不留醇王，于礼不合，留下醇王，自然是坐首座，便委屈了李鸿章。想一想只有口中虚邀，暗地里关照，暂缓开席。
醇王自知不便久坐，觑个便将孙毓汶拉到一边，有一句要紧话关照：“你们跟少荃同席，不必再谈铁路。这件事，八成儿吹了！”
“怎么呢？”
“这位，”醇王揸开五指伸了一下，意思是指惇王，“今天不是‘递了牌子’？我刚刚才知道，为的是反对造铁路，当面力争。有几句话说得很厉害，说是铁路造来造去，怕动了西陵的龙脉。上头一听这话吓坏了！派了传谕，明天一早，让我头一起递牌子，说是要问铁路。多半会作为罢论。”
孙毓汶不即回答，问到另一件事：“那么，官银号呢？”
“这又是件棘手的事！崇文山到我那里痛哭流涕，真正愚忠可悯！看样子，除非不用洋人，不然就办不成。”
“合肥迷信洋人。听说他有过后，不用洋人，宁可不办。现在铁路再作罢论，所议的三件大事，倒有两件不成功，而这两件又是合肥的献议，一点结果都没有，似乎于他的面子上不好看。”
“说得是啊！”醇王倒未曾想到，此刻一被提醒，才觉得十分不妥。
“而况现在还有求于他！”
这话，醇王也能深喻，有求于李鸿章的，不止于先办北洋一大支海军，还要靠他遮掩着拿海军经费移作别用。这样，就必得设法圆他的面子，否则，他未必肯乖乖听话。
“王爷，”孙毓汶低声说道：“办不办，王爷在心里拿主意，眼前先不必说破，尽管照合肥的意思降旨。横竖这又不是三天两天便得见分晓的事，且等崧镇青跟陈隽丞复奏了再说。”
这是指漕运总督崧骏跟山东巡抚陈士杰。修造铁路事关南漕，地在山东，当然要征询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的复奏，认为窒碍难行，将来就可以搪塞李鸿章。倘或复奏赞成，也不妨示意言路上折反对。总之要打消此事的手段多得很，眼前能保住李鸿章的面子，不教他怀怨于朝廷，便是上策。
“你的话不错。一准照此而行！”醇王欣然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