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很擅长讲故事，而他也利用这种能力反复灌输“外乡人”这一主题。他最喜欢讲的故事是：一个开豪华轿车的男人把车停在了汉斯工作的农场，司机问他去下一个小镇怎么走，汉斯回答道：“在防畜栏（cattle guard）处右转，然后沿着马路走。”笑点出现在当司机又问道：“可是‘牲畜卫士’（不懂得州特有事物）穿的是什么颜色的制服呢？”西得克萨斯人很喜欢这个笑话。汉斯会继续刺痛你，再来一句：“我不知道这辆轿车挂的是马萨诸塞州还是康涅狄格州的车牌。”
我和劳拉临时搬到了拉伯克市，这是该选区最大的城市，位于米德兰以北115英里。拉伯克是重要的棉花产业中心，也是得克萨斯理工大学的所在地。我们把这座城市当做我们争取该选区农村选票的基地。我和劳拉需要乘坐好几个小时的车，长途跋涉来到利弗尔兰、普莱恩维尤、布朗菲尔德等小镇，进行巡回演说。对于一个没有特别关注过政治的人来说，劳拉生来就是一名优秀的竞选者。她态度真诚，亲和力强，很快就能和选民打成一片。我们曾经在婚礼之后去墨西哥的科兹莫岛度了一个短暂的蜜月，但是我们开玩笑说竞选才是我们的蜜月之旅。
7月4日美国独立日当天，我们正在选区北部的缪尔舒拉选票。在5月的预选中，我在贝利县仅获得了230票中的6票。我看待这个现实的态度是，选票少说明我有很高的提升空间。我和劳拉站在白色的皮卡车后向着围观的人群微笑招手，但是没有人为我们欢呼，甚至没有人向我们挥手。人们看着我们，好像我们是外星人。最后，我发觉我在缪尔舒的唯一支持者就是坐在我旁边的人。
大选之夜到来，选举结果印证了老州长希弗斯的预言。虽然我在米德兰县和选区南部领先优势明显，但是仍不足以超过汉斯在拉伯克和其他地方赢得的票数。最后的结果是53%：47%。
我厌恶失败，但我对这次竞选经历仍感高兴。我喜欢政治工作的辛劳，与不同的人见面，向大家阐述我的观点。我的教训就是：不要让对手给你下定论，此乃竞选之大忌。我发现我能够接受失败，继续前行。这对于争强好胜的我来说实属难得，这也正是促使我不断成熟的主要原因。
至于肯特·汉斯，他的胜利实至名归，之后我们成为了好朋友。我之后参加了两次州长竞选和两次总统竞选，都取得了胜利，人生中唯一一次竞选失败就是拜汉斯所赐。此后，他在众议院连任了三届众议员，但在竞选参议员时落选。之后他成为了一名共和党人，为我的几次竞选提供捐款。肯特如今是得克萨斯理工大学的校长。他说当初若不是因为他，我永远都不会成为美国总统。此话不假。
在我的竞选结束6个月后，我又考虑参加另外一场竞选。父亲宣布他将成为1980年总统选举的候选人。比起当时大热的罗纳德·里根，他获胜希望渺茫。但是他在艾奥瓦的形势大好，并在该州的党团会议中出乎意料地获胜。然而，他连胜的势头在新罕布什尔的冷风中戛然而止。里根在那里击败了他，然后一路高歌，最终获得了共和党的提名。
外界纷纷猜测里根将选择谁作为他的副总统。在底特律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里根与杰拉尔德·福特多次讨论联合执政的事，但双方最后均认为这样不可行--这个决定很好。然后里根致电父亲，请他担任自己的竞选搭档--这个决定更好。
大选之夜，在选举人团的投票中，里根|布什组合以489：49彻底击垮了吉米·卡特|沃尔·蒙代尔的组合。1981年1月20日，我和劳拉飞往华盛顿参加就职典礼，那是第一次在庄严的国会大厦的西侧举行的就职典礼。当波特·斯图尔特（Potter Stewart）大法官宣布父亲就职时，我们都露出了喜悦的笑容。接着，罗纳德·里根在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Warren Burger）的主持下宣读誓言。
作为学历史出身的人，坐在头排座位让我激动万分。作为一个儿子，我心中充满了骄傲。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某一天自己也会站在台前，在两届总统就职典礼上，举起右手宣誓。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历经了诸多艰难时刻--从经济急剧衰退到美国海军在黎巴嫩遭遇炸弹袭击，但是里根|布什政府却履行了竞选时的承诺。他们实施了减税政策，在“冷战”中重新获得优势，恢复了美国人的士气。在1984年连任竞选中，当里根总统和父亲把他们的成绩展示在选民面前时，他们赢得了50个州中49个州的选票。
时隔4年后，父亲理所当然地成为1988年总统提名的热门候选人，但是他的竞选难度不减。他担任副总统期间对里根总统忠心耿耿，以至于没有为自己做任何宣传。他也要打破范布伦（Van Buren）怪圈。自从1836年马丁·范布伦紧随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的脚步入主白宫之后，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名副总统成功接任总统的职位。
在里根总统的第二任期，他慷慨地让父亲在总统度假的戴维营举行自己的竞选会议。父亲很悉心地邀请了他所有的兄弟和孩子。我非常喜欢和他团队的人见面，但我对团队中的某些人持保留意见。父亲的王牌战略顾问是一个叫李·阿特沃特（Lee Atwater）的年轻男士。他是南卡罗来纳人，语速很快，爱弹吉他。李在当时被视为美国最热门的政治顾问之一。毫无疑问，他聪明机智，经验丰富。但我不确信他是否忠心耿耿。
当父亲问家庭成员是否想提问时，我马上举手问道：“李，我们怎么才能信任你呢，因为你的政治咨询公司的合伙人也同时在为其他候选人工作。”杰布马上补充：“如果有人朝我们的父亲扔了一枚手榴弹，我们期待你能扑上去。”我们的语气严厉，但也体现了我们对父亲的爱和对他下属的期待：他们要以候选人为重，个人野心次之。
李说他是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上认识父亲的，他非常敬佩他，希望他能够获胜。他还说他打算与我们存在利益冲突的业务关系划清界限。但是很显然我们的疑虑触动了他。那天晚些时候，他找到我和杰布，说如果我们对他不放心，我们其中一个为什么不搬到华盛顿助选，同时还可以监督他和竞选班子其他成员。
这份邀请令我神往，时机非常适宜。在石油行业遭遇市场不景气后，我和我的合伙人把自己的勘探公司与其他公司合并，并为所有的雇员找到了新工作。父亲很赞同这个想法，而且劳拉也愿意做此尝试。
在华盛顿市区的竞选办公室里，我没有任何头衔。但父亲说我已经有一个好头衔了：儿子。我主要负责募集资金，奔赴全国各地代表父亲发表演讲，提升志愿者的士气，并代表父亲感谢他们的辛勤工作。我也经常提醒一些高级工作人员，他们进入这个团队是为了共同推进乔治·布什的选举，而不是他们自己的事业。在华盛顿，我学习到了一条宝贵的经验：接近权力就会被赋予权力。我为父亲充当耳目方便了我的工作开展。
我的任务之一是妥善处理记者做人物特写的请求。当《新闻周刊》的玛格丽特·沃纳（Margaret Warner）告诉我们她想做一次采访的时候，我建议我们可以合作。玛格丽特颇有才华，似乎愿意写一篇观点公正的文章，于是父亲同意了。
那期杂志发行的当天早晨，母亲打电话问我：“你看了这期的《新闻周刊》没有？”我说还没有呢。她生气地叫道：“他们说你父亲是一个懦弱的人！”
我立刻找到一本杂志，看到头条上赫然写着：“与懦弱作斗争”。我简直无法相信。这本杂志含沙射影地说我的父亲，“二战”轰炸机飞行员是一个懦弱的人。我气得火冒三丈。我给玛格丽特打了个电话。她礼貌地问我对文章有什么看法。我不客气地告诉她我认为她在搞政治伏击。她支支吾吾地说封面是她的编辑们负责的。我毫无保留，直接把编辑痛骂了一顿，然后摔掉了电话。从那以后，我对于政治记者和他们背后的编辑都充满怀疑。
虽然在艾奥瓦仅得到排名第三的票数，但父亲随后在新罕布什尔重振旗鼓，打了一个翻身仗，最终获得了总统提名。他在大选中的对手是马萨诸塞州的自由派州长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父亲在新奥尔良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精彩演讲开辟了自己的大选之路。我被他语言的力量所震撼，他的用词精妙，表达铿锵有力。他谈到了要用美国人民的激情与慷慨打造一个“更和善”的国家，并把它称之为“一千束光”。他勾勒出一套完善的施政方针，包括一项掷地有声的承诺：“听好了，我绝不加税。”
我非常佩服父亲对时机的把握。他成功地从一个忠诚的副总统完美转型为一名总统候选人。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他在民意调查中领先，并一路进入冲刺阶段。1988年11月8日，在我们朋友查尔斯·尼布利特位于休斯敦的家中，我们全家观看了选票结果报告。当得知父亲已经赢得了俄亥俄和新泽西这两个关键的州，我就知道父亲胜券在握了。那天晚上，他已经拿下了40个州和426张选举团投票。乔治·H·W·布什，这位我毕生崇拜的人，成功当选第41任美国总统。
我和劳拉在华盛顿度过了愉快的一年半。有人建议我留在华盛顿，利用自己的人脉开拓事业，但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我对于成为说客或依附父亲政府的兴趣为零。因此，大选后不久，我们就收拾行李，返回得克萨斯。
我回家还有一个原因。在父亲竞选接近尾声的时候，我接到前商业合作伙伴比尔·德威特的电话，他向我拋出了一个诱人的邀请。比尔的父亲是辛辛那提红人队的老板，在棒球界拥有广泛的人脉关系。他听说得克萨斯游骑兵队的老板埃迪·奇利斯（Eddie Chiles）准备卖掉球队，于是问我是否感兴趣购买？我当时几乎兴奋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拥有一只棒球队犹如一场美梦，我决心让这个梦想变成现实。
我的策略是让自己成为首选买家。我和劳拉搬到了达拉斯，在那里，我经常登门拜访埃迪和他的妻子弗兰。我向他保证自己一定会掌管好这支球队，让他满意。他说：“你拥有响亮的名字和巨大的潜力。我愿意把球队卖给你，但是孩子，你没有钱买啊。”
于是我就开始寻找潜在的投资人，主要对象是全国各地的朋友。球队主席彼得·尤伯罗思（Peter Ueberroth）认为我们需要更多本地的人，于是我就去拜访了沃思堡市当地一名显赫的投资人理查德·雷恩沃特（Richard Rainwater）。我以前就找过理查德，但是他拒绝了我的请求。而这次，他的态度发生了大转变。理查德同意为球队募集一半的资金，但条件是我必须募集到另外一半，并答应让他的朋友罗斯提·罗斯担任球队的合伙人，联合管理。
于是，我在达拉斯的溪谷高尔夫俱乐部与罗斯提见面。他看上去非常腼腆。他从来不关注棒球比赛，但擅长财务。我们计划：他负责公司内部事务，与数字打交道，我在外部，负责与公众打交道。
不久之后，我和劳拉参加了一次黑领带慈善活动。我们计划购买球队的风声走漏，一个熟人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道：“你知道罗斯提·罗斯是个疯子吗？你最好留个神。”我起初把这仅当成一句玩笑，之后我开始担忧了。“疯子”是什么意思？
我给理查德打了电话，告诉他我从别人那儿听到的话。他建议我自己去问罗斯提。这么做有些奇怪。我对这个人知之甚少，难道让我去质疑他的精神稳定性？我在那天下午的一次会议上见到了罗斯提。我一跨进会议室，他就走到我身边对我说，“你担心我的精神状况，我能理解。我在看心理医生。我一直有病在身，但那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罗斯提并不是疯子。他用尴尬的方式袒露了事实。事实是他患上大脑化学物质失衡，如果不能得到合适的治疗，他聪明的大脑就会变得焦虑。我非常惭愧，于是向他道了歉。
在之后的日子里，我和罗斯提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他帮助我了解如何通过合适的治疗控制焦虑，我之后才知道原来母亲也曾有一段时间受到这种疾病的困扰。20年后，在椭圆形办公室，我与参议员皮特·多梅尼西（Pete Domenici）和泰德·肯尼迪一道，签署了一份法案，要求保险公司把精神疾病纳入病人参保的范围之内。在签署法案的那一刻，我想到我的朋友罗斯提·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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