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伊拉克 (6)

　　乔治·特内特和科林·鲍威尔随时向我汇报伊拉克最新进展。我们的最后一线希望，是萨达姆接受流亡。有一次，一个中东政府提议，给萨达姆十几亿美元，然后把他送到白俄罗斯去，这种解决办法可能会吸引他。可是，在萨达姆最近所做的那些事情中，就包括刚刚割掉一个不同政见人士的舌头，让他孤独地流血致死。伊拉克的独裁者做出了决策，他选择战争。

　　周三早上，我将国家安全委员会所有成员召集在形势分析室开会，下令开始“自由伊拉克行动”。6小时后，我意料之外地接到了唐·拉姆斯菲尔德的电话。他说他有相当重要的事情要和我商议。他和乔治·特内特正在去椭圆形办公室的路上。

　　他们到达时，我问道：“怎么了？”

　　“总统先生，”乔治说，“我们认为现在有机会刺杀萨达姆·侯赛因。”

　　随之而来的，是我总统任期中最不寻常的会议之一。整个国家安全小组都聚集在椭圆形办公室，顾问们进进出出，带来前线发来的最新战报。在伊拉克的情报网络报告说，萨达姆和他的家人可能会在巴格达郊外一处叫做多拉农场的建筑群中度过今晚。如果炸掉那处建筑，我们就能对这个政权进行斩首。

　　我很怀疑。如果我下令发动空袭，将背离我们做出的周密计划，这个计划本来需要在大规模空袭之前，先进行两天的秘密行动。我设想所有可能出差错的地方。两架F-117轰炸机将在没有护航的情况下飞越一个戒备森严的城市。我最大的担忧是，整个情报就是一个陷阱。如果在多拉农场的不是萨达姆，而是整车厢的孩子们呢？战争发回的第一组照片可能会是，我们杀死了一群无辜的伊拉克儿童。

　　最稳妥的办法是坚持原有计划。但是一个念头不断浮现：如果能斩首成功，战争在没开始时就会结束了，这能拯救很多人的生命。我感到必须抓住机会。迈尔斯将军向我汇报说，飞机已经加油完毕，战斧式对地导弹也设定好了。我转身向椭圆形办公室里所有的小组成员说：“咱们就这么办。”48小时最后期限刚过，轰炸就开始了。

　　赖斯第二天很早就打电话来。一位目击者曾看见一名长相酷似萨达姆的男性从多拉农场的废墟中被带走。但是几天过去之后，报告就改变了。这个行动是未来事态发展的预兆。我们意图明确，飞行员们表现英勇，但情报是错误的。

　　多拉农场打响第一枪之后的那天，一系列军事行动陆续开始。在伊拉克南部同科威特的边境，第五军和海军陆战队第一远征军一起向巴格达进军。同时，我们的空军轰炸了首都。在第一波攻击中，超过300枚巡航导弹--紧随其后的是隐形轰炸机--打击了萨达姆的大多数军事司令部和政府总部。我们的攻击几乎没有针对巴格达平民和公共设施，这一点与在德累斯顿的燃烧弹袭击、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袭击和在越南的凝固汽油弹袭击不同。这不仅仅是震慑与吓阻，也是历史上最精准的空中打击之一。

　　部署在伊拉克南部的海军陆战队负责重要油田的保卫工作。波兰特种部队和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的战士们则负责海上石油设施的安全。一个英国装甲师攻下了南部城市巴士拉和重要港口乌姆盖斯尔。我们所害怕的石油大火等破坏活动从未发生，我们也设法开辟了向伊拉克输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通道。

　　在伊拉克北部，空降兵控制了交通要冲，帮助建立了一条用于运输后勤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的空中路线。有赖于库尔德人武装的帮助，扎卡维的营地被摧毁。在伊拉克西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特种部队于沙漠中搜寻飞毛腿导弹，以保证萨达姆没有机会使用导弹攻击沙特阿拉伯、约旦、以色列或者我们的其他盟国。

　　第二周的末尾，我们的军队已经到达了巴格达郊区。他们忍受着刺眼的沙尘暴、火一般的温度，佩戴着沉重装备，以防御我们担忧会发生的生化武器攻击。他们面临着最忠于萨达姆的武装力量猛烈的反抗，这些守军从民用车辆中开火，躲在平民身体构成的盾牌后面。我们的战士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完成了战争历史上最快的装甲进军。一路上他们向儿童分发糖果和药品，为保护伊拉克平民，他们不惜让自己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4月4日，保罗·雷·史密斯士官和他的战友们在巴格达机场附近的一个院落做保卫工作。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伏击了他们，击伤了不少史密斯士官的手下。史密斯士官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抓过机枪继续射击直至遭到致命打击。陆军的作战报告称，他消灭了50个敌人，挽救了整整100个美国人的性命。由于其英勇行为，保罗·雷·史密斯成为了第一个在反恐战争中获得荣誉勋章的士兵。2005年4月，我在白宫将勋章授予他的遗孀比吉特和他年轻的儿子。

　　史密斯士官为了守卫机场牺牲之后的那天，第三步兵师到达巴格达城外，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两天后与他们会合。在4月9日早上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汤米·弗兰克斯汇报说，伊拉克首都随时有可能被攻陷。接下来，我会见了斯洛伐克总统鲁道夫·舒斯特。他所领导的年轻民主国家是48个为伊战提供军事和后勤支持的国家之一，曾部署军队以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袭击。因为他的国家帮助解放了伊拉克，舒斯特总统的眼中含着骄傲的泪水。当有人批评美国是在单方面行动时，我总是回想起那一瞬间。这些不实指责诋毁了我们的盟国，也让我很生气。

　　会见结束的时候，丹·巴特利特告诉我，应该打开电视看看。椭圆形办公室没有电视，所以我走到办公室外面我的私人助理那里。我看到在巴格达天堂广场上，当一辆海军陆战队车辆拉倒一尊40英尺高的萨达姆雕像时，一群伊拉克人欢呼雀跃。

　　20天来，我一直被焦虑所困扰。现在我如释重负，心中充满自豪。我并未忘记前方的挑战。萨达姆的军队仍然控制着伊拉克的北部，包括他的老家提克里特。有一些残忍的复兴党武装分子，即“萨达姆敢死队”，仍在进行零星抵抗。萨达姆和他的儿子们依然在逃。就像我打电话给何塞·马里亚·阿斯纳尔通报进展时说的：“你不会看到我们因为胜利高兴得手舞足蹈，或者做其他这类事情。”

　　我本该坚持自己的意见。汤米·弗兰克斯觉得我们应该阐明，战争的新阶段已经开始。为了做出这种姿态，我决定在“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上发表演说，这艘军舰已经出海10个月，目前正在归国途中。船上的5000名水手、飞行员和海军陆战队员参与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的行动。

　　2003年5月1日，30多年来，我第一次爬进一架军用飞机。海军飞行员斯科特·泽勒姆，因为其外号为“Z超人”而广为人知，他在圣迭戈北岛的海军航空站为我们介绍安全守则。指挥官约翰·“蹦蹦”·路西尔，简历上有500多次舰上安全着陆记录，操纵我们的S-3B型“北欧海盗”起飞。有一阵，他把操纵杆交给我，让我在太平洋上空飞了一会儿。我对飞行技术很生疏，不过几次纵向摆动后我就稳住了阵脚。指挥官在我们着陆时明智地重新掌控飞机。他引导飞机降落在甲板上，挂住了最后一根捕获缆。

　　着陆小组带着我在林肯号上参观，我在用来起降飞机的飞机弹射器区域内发出惊叹，和水手、陆战队员一起吃饭。“我亲爱的美国同胞们，”我在演讲中说，“在伊拉克的主要作战行动已经结束……独裁到民主的过渡需要时间，但是它值得我们尽最大努力。我们的盟国将留在这里，直到任务结束，那时我们才会离开。我们离开的时候，会留下一个自由的伊拉克。”

　　我没注意到工作人员挂在船桥上的巨大横幅，那是为电视转播准备的。条幅上面写着“任务完成”。这是送给所有林肯号舰上人员的礼物，他们刚刚完成了同级别航母中最长的一次任务部署。可是，横幅看起来像是在表现我因为胜利而喜形于色，就像我曾经警告并反对的那样。后来在伊拉克很多事情出现了问题，“任务完成”就成为了一个可供批评的把柄。我在演讲中明确指出，我们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但是世界上的任何解释都不能扭转固有的看法。我们在对外宣传方面出了偏差，这是个巨大的错误。

　　现在萨达姆失去了权力，我们的主要目标变为，帮助伊拉克人建立一个可以自我管理、自我维持、自我保护，同时也是反恐战争盟友的民主政府。目标似乎定得遥不可及，但是我很乐观。战前我们担心会有很多极端突发事件，还准备了计划应对，可是这些意外都没有发生。没有出现所谓的巴格达堡垒，没有大规模油田火灾，没有大范围饥荒，萨达姆没有屠杀平民，我们的军队没有遭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袭击，也没有发生针对美国或其盟国的恐怖袭击。

　　不过还是有一个重要的变化，而我们并未对此做好充足准备。推翻萨达姆政权之后几周，巴格达陷入了一种无政府状态。当我看到抢劫者从伊拉克国家博物馆中掠夺珍贵文物，读到有关绑架、谋杀和强奸的消息简报，我深感震惊。对这一情况部分的解释是，萨达姆在即将开战时释放了几万名罪犯；但是深层原因不止于此。萨达姆把伊拉克的社会心理扭曲成了我们不能理解的形态。他数十年来在社会中制造的猜忌和恐惧现在正一点点浮出水面。

　　“到底发生了什么？”4月下旬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我问。“为什么就没人能阻止这些强盗？”

　　简而言之，巴格达的人手不够。伊拉克警察部队随着政权垮台而崩溃，军队也无影无踪。由于土耳其的坚持，许多参与攻占巴格达的美军士兵被要求继续北上，全面推毁旧政权。这些在初期造成的破坏，变成了会持续多年的问题。伊拉克人民在寻找能保护自己的人。因为没法保证巴格达的治安，我们失去了证明自己能够保护伊拉克人民的第一个机会。

　　安保真空同政治真空一起出现。我想任命一位美国官员，在我们建立一个合法政府的同时负责维持社会秩序。这个想法最终产生了联盟临时管理当局（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由联合国决议授权，由杰出的外交官员和反恐专家L·保罗·“杰瑞”·布雷默领导。

　　一开始杰瑞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是个有进取心的领导者，和我一样确信伊拉克具备实行民主的基础。他知道，人民制定宪法，准备选举都需要时间。在我们的最初会面中，他告诉我，自己参考了许多从前的战后行动，认为我们需要在伊拉克增派军力。

　　我向唐·拉姆斯菲尔德和军方高层提出了增强军力水平的问题。他们告诉我已经足够了。他们寄望于盟友派出更多军队，相信我们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训练出伊拉克人自己的军队和警察部队。他们同样担心，表现得像占领了这个国家，会激起伊拉克人的民族情绪。

　　我同意唐和军方的判断。我们所目睹的混乱和暴力是一个警告，但我们仍有时间。这种局面让我想起在阿富汗最初的日子。我拒绝在我们的计划还没有机会收到效果时就放弃它。

　　2003年5月12日，布雷默抵达伊拉克。他的首要任务之一，是组建一个伊拉克管理委员会，这个组织将负责关键部门的运作，同时准备正式移交政权。协调伊拉克的部落、宗教和族群政治的工作极其复杂，但是杰瑞和他的团队完成了非常出色的工作。在旧政府被推翻仅4个月后的6月份，管理委员会正式组建。委员会包括25名不同背景的伊拉克人。伊拉克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他们已经向着代议制政府迈出了第一步。

　　建立委员会是证明萨达姆暴政一去不复返的重要方法。考虑到这个因素，杰瑞在来到巴格达不久便下达了两个命令。一是宣布萨达姆的复兴社会党党员无权在伊拉克新政府中任职；另外一个则是正式解散伊拉克军队，虽然这一组织很大程度上已经自我消失。

　　从某种角度来看，命令达到了预想效果。伊拉克的什叶派教徒和库尔德人--占人口大多数--对切断同萨达姆的一切联系表示欢迎。但是我没有料到命令有一种心理上的影响。许多逊尼派教徒把命令理解成为，在未来的伊拉克他们将没有立足之地。这对于军队事务尤为危险。几千名武装人员刚刚得知他们没用了，其中许多人没有到新军队报到，转而加入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