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想，当时我应该坚持更仔细地考虑杰瑞的命令，尤其是解散军队会释放出何种信息，反复兴社会党的立场会影响多少逊尼派教徒。在曾长期流亡的艾哈迈德·沙拉比监督之下，反复兴社会党计划的影响范围比我们想象得更深，甚至包括一些中级党员，比如教师。不管怎么说，我们可能还是要发布这些命令。它们是艰难的抉择，任何一个选项都会带来一连串不同的问题。如果什叶派认为我们并不想完全终结复兴社会党的统治时代，他们可能会转而反对整个联盟，拒绝建立一个统一、民主的伊拉克，转而同伊朗结盟。我们没法预知未来到底会发生什么，但是讨论起码会让我们为接下来的情况做更好的准备。
整个夏天，安全局势持续恶化。伊拉克正在变成极端主义滋生的温床--复兴社会党叛乱分子、萨达姆敢死队、同基地组织有关系的外国恐怖分子，和后来出现的好战的什叶派教徒、伊朗间谍。这些团体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把美国赶出伊拉克。他们知道自己不可能面对面地击败我们的部队，于是就埋设路边炸弹，袭击像约旦大使馆和巴格达的联合国设施这样的非军事目标。另外的手段是绑架重建工作人员，把残忍杀害他们的视频上传到互联网上。他们的策略是，通过塑造一个毫无希望、不可能获胜的伊拉克图景，煽动美国公共舆论反对战争，迫使我们像在越南那样撤退。
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功了。对于普通美国人来说，区分心理扭曲的恐怖分子和数百万为得到自由而喜悦的伊拉克人民并不容易。我们尝试选出好消息--相对平静的库尔德人的北部地区和什叶派教徒的南部地区，正在得到重建的学校和医院，正在接受训练的新的伊拉克军队。但是用媒体的眼睛来看--公众的关注点也被其左右--这些无声无息的进步根本不能跟炸弹和斩首之类的暴行相比。
6月上旬，一位记者就军队遭袭询问我。“有些人觉得，只要来袭击我们，我们就会过早撤退，”我说，“我的答案是：让他们继续来吧。”
每次我谈起伊拉克，都会有不同的受众，每一类受众都有不同的观点。我把这些观点总结成四类。
第一类受众是美国人民。他们的支持对于筹措战争所需的资金和采取打击行动是必不可少的。我认为大多数美国人都想在伊拉克获得胜利。但是如果代价看上去过高，或者胜利似乎过于遥远，他们会逐渐厌烦。对我来讲，重申这一事业的重要性和我们必胜的决心非常重要。
第二类受众是我们的战士们。他们自愿服役，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冒着生命危险在战斗。他们和他们的家庭需要知道，我信任他们，在他们执行任务时坚定地站在他们身后，不会基于政治理由做出任何军事方面的决策。
第三类受众是伊拉克人民。他们中有些希望我们离开，但我坚信，大多数伊拉克人民都希望我们能尽可能久地留在伊拉克，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民主社会。我必须表示出对于完成我们业已开始的事业的决心。如果伊拉克人猜疑我们也许会拋弃他们，他们就会去寻找其他的保护。
最后一类受众是敌人。他们相信自己的野蛮行为会影响我们的决策。我得向他们解释清楚，他们不可能做到。
我所说的那句“让他们继续来吧”，是要显示对我们军队的信心，也标志了敌人不可能动摇我们的决心。但是疾风骤雨般的批评证明，我给其他三类受众留下了错误印象。我从这件事中吸取了教训，在以后的几年里，我更加小心地同每一类受众沟通。
到了2003年秋天，在伊拉克的盟国力量包括了30多个国家组成的地面部队，其中有两个归英国和波兰指挥的多国师，从其他许多国家获得后勤保障。盟国部队发现了行刑室、强暴室和埋着成千具尸体的万人坑。他们发现了一处设施，里面存放着最先进的防化服和填装着VX神经毒气解毒剂的注射器。但是他们没有在库存中发现生化武器，而几乎所有世界上的主要情报机构都认为，萨达姆一定有生化武器。
萨达姆没有对我们的军队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使我感到紧张的情绪有所缓解。攻占巴格达以后，当我们没有发现这种武器的库存，我又感到很惊讶。整个夏天过去了，一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都没找到，我开始紧张起来。各种媒体经常问这样的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哪儿呢？”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军方和情报部门向我保证他们在不断寻找。他们搜查了萨达姆在海湾战争中使用过的隐蔽设施，将搜集到的情报传达给行动末端。有一次，中情局听说在幼发拉底河的一座桥下发现了一个大罐子。海军蛙人前往现场，但是一无所获。一位阿联酋的高级官员带来一张地下隧道的地图，他认为萨达姆把军火藏在了这些隧道里。我们挖地三尺，什么都没发现。
乔治·特内特任用戴维·凯领导一个新的搜索小组，后者是1991年联合国在伊拉克的首席武器核查员。凯在伊拉克全境展开了细致搜查，发现了确凿证据，可以证明萨达姆欺骗了全世界并违反了联合国第1441号决议。“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持续了20年以上，动用了几千人和数十亿美元，即使在‘自由伊拉克行动’结束之后，也被精心隐藏在安全的欺骗性的措施之下。”2003年，他在国会讲话中这样说。但是凯没有找到每个人都认为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左翼组织喊出一个新口号：“布什撒谎，人民死亡。”这个指控完全不合乎逻辑。如果我想引导这个国家误入战争，为什么要发表一个在进攻之后很快就会被公众证明是谎言的论断？这个指控也是不诚实的。一些原先的政府成员，像约翰·克里、约翰·爱德华兹和大多数国会议员，再加上全世界所有的情报机构，他们都和我读到了一样的情报，从而得出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结论。没人说谎，只是我们全都判断错了。萨达姆没有储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能改变他是一个巨大威胁的事实。2004年1月戴维·凯表示：“伊拉克是迫在眉睫的威胁，这在当时是合理的结论……同我们在战前所设想的伊拉克相比，我们在搜查中发现的东西，使我们认识到，这个国家是一个更具潜在危险性的地方。”
不过，我明白未能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改变公众对于战争的看法。没有萨达姆的世界固然更加安全，但是我将美军送上战场所依据的情报很大一部分是虚假的。这是对我们的信誉--我的信誉--的巨大打击，几乎会动摇美国人民的信心。
我们没找到那些武器时，没人比我更震怒了。每次想到这件事，我就有一种恶心的感觉，直到现在还是这样。
尽管在伊拉克的战斗比我预想中困难，我依然很乐观。我的信心来自于10万名自愿加入安全部队的伊拉克人民，来自于那些勇敢站出来接替被暗杀的管理委员会成员的官员们，来自于渴望自由的普通百姓。
我们的军队给了我最大的信心。在他们的努力下，到2003年年底，萨达姆政权的大多数高级军事将领都被逮捕或者处决。6月，我们的一条情报显示，萨达姆的两个儿子正在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地区活动。在戴维·彼得雷乌斯将军指挥下，第一〇一空降师和特种部队的士兵们一起对萨达姆的儿子乌代和库赛藏身的楼房进行围攻。6个小时的交火过后，两个人都被击毙。后来我们得到的情报表明，为了给他死去的儿子报仇，萨达姆曾下令暗杀芭芭拉和詹娜。
攻占巴格达两天后，劳拉和我拜访了位于华盛顿的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和位于贝塞斯达的国家海军医疗中心。我们见到了将近100名负伤士兵和他们的家人。有些从阿富汗回来，还有的从伊拉克回来。看着一张张医院病床，接触到将美国人送上战场的后果，是一段令人痛心的经历。他们将得到专业而友善的军方医疗系统所提供的先进治疗，这让我感到些许宽慰。
在沃尔特·里德，我见到了我们最优秀的特种部队之一，三角洲部队（Delta Team）的一名队员。出于保密的原则，我不能在这里给出他的姓名。他失去了半条腿。“我非常感激你在军中服役，”我一边和他握手一边说，“你受伤了，这让我很遗憾。”
“别为我遗憾，总统先生，”他回答道，“给我接上条新腿，我还能回去打仗。”
在国家海军医疗中心，我见到了42岁的陆战队军士长瓜达卢佩·迪诺吉安。几周前他刚刚受伤，一枚火箭弹击中了他的车辆。火箭弹炸掉了他的一部分头盖骨和整只右手，弹片贯穿了他的后背上半部和两条腿，他的耳膜也被震破。
当被问到有什么要求时，瓜达卢佩说他有两个。他请求晋升那位救了他性命的下士，还希望成为一名美国公民。“9·11”事件之后，我发布了行政命令，宣布所有在军队服役的外国公民都有资格立即获得美国国籍。
瓜达卢佩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从墨西哥来到美国。在加入海军陆战队之前，他靠采摘水果给家里赚钱。在服役了25年之后--参加了两次对伊战争--他希望自己制服上的国旗成为他的国旗。那天，劳拉和我在医院参加了他的入籍仪式，仪式由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局长爱德华多·阿吉雷主持。瓜达卢佩举起他缠着绷带的右手，宣读公民誓词。
几个月后，菲律宾裔海军陆战队代理下士桑塔马里亚也加入了美国国籍。他只有21岁，在伊拉克战场上受到严重创伤。他一边接受静脉输血一边参加仪式。在仪式中途，他泣不成声。他坚持着读到誓词的最末，我骄傲地回应道：“亲爱的美国同胞。”
2003年秋天，安迪·卡德告诉我一个想法。他问我：想不想去一趟伊拉克，表达对战士们的谢意？你可以跟人打赌，押注在“我想”上面。
旅程会十分危险，不过一直同特勤局以及白宫军事办公室合作的白宫办公厅副主任乔·哈京有个办法让计划成行。我会在感恩节周末前往克劳福德，对媒体声称我将在那里度过整个假期。然后，在周三晚上，我会溜出农场，飞往巴格达。旅行之前几周，我把计划告诉劳拉。得知一旦消息被媒体披露，我们就会取消安排，劳拉也放松下来。在我出发前半个小时才把消息告诉芭芭拉和詹娜。“爸爸，我害怕。”芭芭拉说，“一定要安全回来！”
赖斯和我钻进一辆没有任何标志的雪佛兰萨博班厢型车，我们把棒球帽压得很低，直奔机场。为了保守秘密，没有随行车队。我都快忘了交通堵塞是什么样子了，在感恩节前一天乘坐I-35唤起了我从前的回忆。我们匍匐前进，避开一组载满安全特工的巡逻车，终于按时到达了空军一号。准确及时非常重要，我们必须在日出时候到达巴格达。
我们从得克萨斯飞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更换了另一架一模一样的空军一号飞向伊拉克。飞机上只有很少的工作人员、军人和特勤局成员，另外还有一队发誓要保守秘密的媒体人员随行。在10个半小时的飞行中我只睡了一小会儿。当我们靠近巴格达，我冲了个澡，刮了胡子，来到驾驶舱观看降落。马克·蒂尔曼上校负责驾驶飞机。我完全信任他。就像劳拉经常说的那样，“让马克降落这架飞机就没问题”。
在太阳光映入眼帘时，我能辨认出巴格达地平线上的尖塔。从天空中俯瞰，整个城市如此静谧。但是我们仍然担心会有地对空导弹发射。尽管乔·哈京向我们保证，军方已经在巴格达国际机场清理出了一大片空域，机上气氛还是十分紧张。当我们降落时，飞机的影子在地面上划出螺旋状的轨迹，一些工作人员开始一同祈祷。在最后一刻，蒂尔曼上校拉平飞机，让它亲吻跑道，小事一桩。
在机场等待我的是杰瑞·布雷默和驻伊部队最高指挥官里卡多·桑切斯将军。杰瑞说：“欢迎来到自由的伊拉克。”
我们前往食堂，那里有600名士兵正准备一起享用感恩节大餐。战士们猜测杰瑞是神秘嘉宾。他告诉大家，他带来了总统的节日问候。他说：“让咱们来看看有没有更高级别的大官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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